来到波茨坦的时候，天微微地下起了雨，柔细得好像五月风中漂浮的花粉，把人轻轻笼在淡淡的迷惘中。我知道，这不是造访无忧宫的好日子。无忧宫的主人喜欢晴朗的，蓝得一望无际的天空，温和的风送来青草的芳香，他便可以骑着马，自由自在地驰骋。这样的天气，他会坐在壁炉前，尽可能地把火烧得旺些，在法语诗歌中倾诉他的忧郁。

Sans Souci无忧宫也许是欧洲唯一不以本身的宏伟壮观，装饰的金碧辉煌而名闻遐迩的宫殿，只因她和她的主人，Friedrich der Grosse，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已成为欧洲不朽的传奇。日本人到德国，柏林可以不去，博物馆可以不参观，波茨坦的无忧宫却不可以不游。宫以主贵。而在《银英》中，田中不但借用了无忧宫的名，更借用了她的主人为原型。令人惊讶，甚至难以置信的是，伟大的弗里德里希不是《银英》中的某一个人的原型，而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莱茵哈特与杨威利的原型。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1740-1786年普鲁士国王，是德国近代史上唯一有“伟大”称号的君主。过去，他的名号也被译作“腓特烈大帝”，然而这个译名却不合适宜，因为他统治的是一个王国，而非帝国。也有译作“腓特烈大王”的，但“大王”这个称呼在先秦古汉语中只是一种尊称，而在所有欧洲语言中，在名字后面加一个称号der Grosse，the Great，le Grand都表示名字的主人功业的伟大。所以斟酌后还是译作伟大的弗里德里希。

对历史学家来说，为弗里德里希作传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他的性格，作为，政治方略等等对一位国王来说都太复杂了些，以至于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斥之为矛盾。他深受当时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想，多方改革，在他的王国里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废除酷刑，减轻刑罚，促进科学与艺术，教育的发展，为当时法国的启蒙哲学家们冠以roi philosophe“哲人王”的美名。欧洲历史上仅有的另一位哲人帝王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同时他又野心勃勃，在1740年发动侵略西里西亚的战争，后果是从1756年起不得不对抗法国，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和俄国的联军达七年之久，普鲁士王国沦为各国联军蹂躏的战场。

人文王国的理想与马基雅维利式的强权政治和扩张政策，使得历史学家们难以轻易下结论，更奇怪的是，他在国外受到的肯定多于在德国。英国历史学家们积极肯定他，卡莱尔，十九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为他写了七卷本的传记，称他是最后一位当得起“英雄”称号的国王。法国人为他的个人魅力倾倒，他的历史著作《七年战争史》被认为是唯一可媲美《凯撒战记》的作品；拿破仑在《评述凯撒，图尔内，伟大的弗里德里希的战役》中称，仅他在洛伊顿的战役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德国历史学家们却难找到统一的认同点，争论至今。

毫无疑问，正是历史学家们的争论给了田中以灵感，使他将弗里德里希性格的矛盾性干脆化为两个人，两个因为政治理想迥异而相互敌对的人，莱茵哈特与杨威利。

莱茵哈特移植了他少年时的美貌和优雅，对姐姐深切的感情，对父亲的憎恨，对帝国——在弗里德里希时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憎恨，野心勃勃，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头脑，专横固执和一意孤行的性格，敏感丰富的感情，——田中甚至没忘记让莱茵哈特继承他尖刻的毒舌。杨威利则移植了他中年以后的不修边幅，邋遢，他的学者气质，对历史的热爱和深刻的思考，对战争的反感，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容易相处的性格，以及幽默。

少年弗里德里希有一双很大的，光彩四溢的蓝眼睛，一个高挺的鼻子，线条柔美，仿佛总在微笑的嘴唇，轻盈的动作，优雅的风度。他还有非常美丽，令无数人为之倾倒，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赞叹不已的声音。异常清朗而柔和，伏尔泰形容那是塞壬女妖般迷人的声音。这幅纤细娇柔，有几分女性化的外表，或许对日本漫画家们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然而却首先给人一种迷惑的感觉，不会有人预料到，这样的容貌下隐藏着怎样的心灵。

第一个深受迷惑的人，是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对父亲来说太优雅，太柔弱，太法国式的萎靡了。他打猎戴着手套！他把头发梳成法国式的卷儿！他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他热爱音乐和诗歌，用暗中借来的钱为自己购置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到他十八岁时已经有3500本藏书。父亲的回应是暴戾的。从耳光，拳打脚踢，到棍棒，从烧毁他的书籍，禁止他读《圣经》以外的书，到赶走他的老师。有着相同天赋与爱好的姐姐威廉敏娜，与他一起承担这些与日俱增的虐待。父亲甚至罚两个还在发育中的孩子挨饿！威廉敏娜的健康毁了，弗里德里希成年后身高只有五尺七寸。在所有这些不幸中隐藏着父亲日益加深的恐惧：弗里德里希似乎不相信上帝，而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君主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而且，他的气质似乎并不适合做一个君主，至少，这些表面柔弱，太过文人气的特征不适合。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并不是个坏人，相反，他心肠软弱，长期受一种新陈代谢系统综合症的折磨，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英国与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在普鲁士宫廷中的斗争加深了弗里德里希与父亲的矛盾。普鲁士王后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妹妹，父亲对妻子无可奈何，就把怒气发泄在两个孩子身上。一天，父亲在对弗里德里希殴打后，把他拖到窗前，用拉窗帘的绳子结成一个套……弗里德里希只来得及抓住父亲的手，大声呼救，冲进来的仆人救下了他。威廉敏娜悲伤地写道：“他的生活再悲惨不过”。这次事件之后，弗里德里希决定出逃。

1730年八月，弗里德里希伴随父亲巡视边境，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实施他的逃跑计划。国王安插在他身边的耳目很快发现了他的企图，他还未来得及骑上马背就被发现了。盛怒的国王逮捕了协助他逃跑的侍从赫尔曼·冯·卡特，为两人设立了军事法庭，准备以“逃兵罪”将两人处以极刑，弗里德里希的职务是中校，卡特是少尉。信件雪片似地从德国的诸侯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飞来，劝阻国王的行动。军事法庭也不同意死刑判决。最终的牺牲者是卡特，国王以“欺君罪”宣判了他的死刑。

国王命令，弗里德里希必须观看行刑。一开始，弗里德里希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他向行刑官苦苦哀求：“请您不要行刑，让我给国王写信，我放弃王位继承权，我甘愿被他处死，只要他赦免卡特！”然而没有人敢违抗国王的命令。

卫兵把弗里德里希押到窗前，强迫他抬起头，看着卡特被送到断头台上。弗里德里希苍白的嘴唇在手上迅速地印下一吻，透过铁栅栏送出：“亲爱的卡特，是我害了你，原谅我吧！噢，上帝！但愿死的是我！”

卡特的眼睛宁静而安详，他回报以一个飞吻，最后一次向弗里德里希屈膝致敬：“不需要原谅，阁下，为您这样一位王子，我情愿死一千次！”

行刑官宣读卡特的死刑判决，他却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弗里德里希的眼睛。

刽子手的剑落下之前，弗里德里希已昏死过去。当他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朋友鲜血淋漓的尸体，这也是国王的命令之一：他必须看。可怖的景象彻底摧毁了他的神经，他陷入高热，拒绝服药，几乎发疯。威廉敏娜在回忆录中悲伤地写道，如果他不是被人看管着的话，很可能就这样死去了。

卡特被田中用作吉尔艾菲斯的原型。卡特出身很好的军人世家，与弗里德里希在军队中相识，两人都热爱音乐，诗歌和法国文化，因而结成好友。他的祖父是普鲁士王国元帅，然而这也没能救得了他。很可能他也像吉尔艾菲斯默默爱着莱茵哈特的姐姐那样，真的爱着威廉敏娜，因为弗里德里希曾经送给他两幅威廉敏娜的肖像。《银英》中莱茵哈特为好友的死深深内疚，正如弗里德里希，不过弗里德里希的遭遇比莱茵哈特还要惨痛得多；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那之后，如同一位传记作家写到的那样，他的灵魂破碎了。

哲学，诗歌和音乐拯救了他，理性的光辉在他生命最阴暗的日子里慰藉着他的心灵。后来，在七年战争中，他无数次地再度经历了因战争局面不利而来的煎熬，失去亲人的痛苦，找不到出路的绝望。他在军帐里阅读拉辛的悲剧，研讨形而上学问题，作诗，作曲，给他的亲友写信。这样他又能平静地指挥行军，制定出巧妙的作战计划。少年时，让他吃尽苦头的，老国王的担忧显然一点也没有实现，他极有天赋，是位卓越的军事统帅。可惜他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过世，否则拿破仑是否有机会横扫欧洲，尚未可知。1806年，在他逝世二十年后，拿破仑来到他的墓前，对法兰西帝国的将军们说：“脱帽致敬，先生们，若他仍活着，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弗里德里希文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尽管他为此比任何人都遭受了更多的不幸。正是他的坚韧，使他度过了几乎毁掉勃兰登堡王室的七年战争，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岁月和战争残忍地摧残了他的容貌，他的健康，他的身体几乎从未完全健康过，时常发着高热。然而他却极少描述他的痛苦，甚至拒绝用药，只要不至于无法站立，他就骑在马背上。晚年的他齿落，驼背，惨不忍睹，然而国民们对他的崇敬丝毫不曾减弱。

没有比这更能折磨一个生性爱美的人了。1742年，在弟弟奥古斯特·威廉的婚礼上，他穿着一件金银线织成的衣服，是那样的优雅，那样的光耀夺目，以至于一位参加婚礼的客人感叹道，如果我是女人的话，一定会无可救药地爱上他。那时他天蓝色的军装上总是考究地缀着金线刺绣。七年战争后，他再也不曾脱下简陋的，然而让他看起来更威严的军装：如果他不能保持美貌，那么至少要保持庄严。他唯一剩下的，是美丽的声音。

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是他即位前在莱茵斯堡度过的四年。然而代价是，他服从父亲的命令，娶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的侄女。订婚典礼时，他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跌落在订婚戒指上，从此，爱情与他无缘。那位不幸的妻子其实是个美人儿，有着白金色的头发，矢车菊般的蓝眼睛，孩子气的神情，深深地爱着他，崇拜他，却无法赢得他的一丝关注。即位后，他把她安置在柏林夏洛特堡，自己却住在波茨坦，1944年起，他为自己修建了无忧宫。

无忧宫建于一座小丘上，是一座小巧的，仅有一层，十四个房间，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小丘下是六层阶梯，每一层都在台阶两边种着葡萄藤，橘子树，以温室玻璃护着。这样看来，无忧宫仿佛矗立在一道绿色的瀑布之上。弗里德里希亲自参与了无忧宫的设计。在这里，每晚忙完政务后，他享受和朋友们晚餐的乐趣：他的朋友们都是欧洲才华横溢，机智过人的学者，伏尔泰，达朗贝等等，是他的座上客。他甚至为伏尔泰亲自设计了一间充满中国瓷器，用中国风格的梅兰竹菊等浮雕装饰的房间，只因后者是个中国迷。有时他也开一个小型音乐会，演奏笛子。

最初，宫殿被命名为“快乐城堡”，熟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弗里德里希，在一次视察工地时，沉思道：“等我躺在这里泥土下的那一天，我就没有忧虑了！”无忧宫之名的由此而来，最后，整个宫苑，除无忧宫之外的，包括一座中国茶室，一处罗马浴室，一座巴洛克式花厅，一座磨房，一座庞大的新宫……等十余处建筑在内，都被称为无忧宫苑。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保持宁静祥和的心境，无忧，就是最大的快乐。

多么可悲！最向往宁静生活的人，却得不到宁静。弗里德里希早年的不幸，中年的忧虑，造就了他多疑，尖刻的性格。他是个非常珍视友谊的人。他的才华为他赢得了许多朋友，然而他的尖刻又使他失去了这些朋友。他极爱恶作剧，玩笑，挖苦戏弄他的大臣，将军和朋友们是他乐此不疲的爱好，而他的玩笑如此犀利，就连专擅讽刺的天才伏尔泰有时都无法招架而致失去控制，勃然大怒。然而他同时又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乐于原谅你的缺点，所以也请你原谅我的。”

弗里德里希逝世时，可以告慰祖先了：他在位期间，普鲁士领土和人口扩张了一倍。童年时预言家的话实现了：他会征服许多土地，像皇帝那样死去。实际上，他虽然没有皇帝的头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着一个不大的王国，不曾越过欧洲，甚至不曾将旗帜像拿破仑一样插遍整个欧洲，却仍赢得“伟大”的称号，——在欧洲历史上绝无仅有。

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的灵柩并没有如他所愿的葬在无忧宫，而是安放在波茨坦的卡尼松教堂内。1943年，出于对战乱的忧虑，退位的普鲁士王子将其灵柩运往西南部霍恩佐伦家族的城堡内。

1991年，在他逝世两百多年后，这位伟大的哲人王终于长眠在他的无忧宫。

无忧宫

抱歉，我以为这篇文是发在“英雄论坛”上的才回了贴，没注意到已经转到杂志社来了。不知为何又删不了，麻烦管理员帮忙删一下吧。



不太同意“原形”的说法。作者本身就说过，他在最开始的时候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想写的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不然就不会出现齐格飞令作者悔恨万分的过早死掉，“双璧”与莱因哈特关系的叙述前后矛盾这类事情了。从文字本身看，作者至少是写到第三卷尾声时才对想把莱因哈特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而“双璧”性格经历在作者脑海中的完全成型最少也是第五卷以后的事。莱因哈特身上的不少特点在历史上许多开明专制统治者暨征服者身上都可以找到影子，这只能说作者将这类人物的某些共通特点提炼浓缩后以寓言化的方式灌注在这个人物上身，却不因此断言这个人物与某个特点历史人物之间是原型的关系，因为如果要找莱因哈特和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不同点，那也绝对不会少于相似点。至于杨威利这个人物虽然一早就被定为历史爱好者，但其所谓的表面懒散的个性则完全是作者一念之差的改变。

此外，不太赞同说莱杨两个人“两个因为政治理想迥异而相互敌对”的说法，这两个人在作者笔下具有明显的对立统一性，即从政治理念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作者用来探讨实现相同政治理想之不同途径的工具，具有殊途同归的性质。以所谓马基维里主义为例，莱虽然有时会借鉴马基维里主义的原则，却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基维里主义贯彻者，尤其是他和杨的对决，可以说根本就是对马基维里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另一方面，杨的很多策略马基维里主义特色也绝不弱于莱，比如亚姆立扎会战后拟定的利用帝国内乱的策略，“诸神的黄昏”前拟订费沙攻略，退役期间拟订的卷土重来的秘密策略等等。

对于杨莱之间对立的性质，在《常胜与不败》中有这样的概括：

“他们都厌恶鲁道夫大帝以来统治人类长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无论是莱因哈特或杨威利，都深恶痛绝门阀贵族的支配体制，并致力消弭财富独占的不平等。他们都期望废除“高登巴姆式的社会制度”，改革桎梏人类、侮辱人性尊严的邪恶秩序。政治的目的不外乎消除不公正，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关于这点，两人的立场完全一致。当时，大概没有像他们这般彼此尊敬对方的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必须用血来实现贯彻各自的主张。

……两者之所以水火不容，非战不可，是因为他们之间那唯一相左的观点——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权力，应该集中或应予分散？——为了这个唯一不同的观点，使得当时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两位军事天才互相攻击，导致数百万的官兵在伊谢尔伦回廊内外留下鲜血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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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恩，本话题在英雄论坛留有行踪，意思就是整理着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请各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