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西方军事史上的著作，在对于战争本质的阐释和研究上，在当时是具有相当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的，至今仍被军事界所推崇。
　　只是，相当明显的，在暴力和智谋上，克劳塞维茨更倾向于暴力。而这，恰同我国兵家历来重视的“伐谋”相背。而且，在后来李德哈特的《战略论》中，作者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也作了并不能称为“赞同”的评价。

　　我认为，虽然不能说“战争是流血的暴力”这样的说法具有时代意义，但其至少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这样的论点至少告诫人们战争不是游戏，不是仅仅依靠巧妙的方法就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的，谋略的使用是不可以轻视武力的存在的。
　　即使在《战争论》的后面几篇，作者的观点和论述都及不上一开始的明晰有力，我们也不见得有理由责备作者；若要说要责备谁，我想，这个责任多半该由上帝来承担。因为，如果克劳塞维茨不在他写作过程中病逝的话，我们看到的东西至少不会比现在完善。
　　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开始就正确，或是会一直对下去，正确是在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中保存得到的。李德哈特有这样的机会一再重版《战略论》，以随着时代保持相对正确，可惜的是，克劳塞维茨却没有，他甚至没有机会将《战争论》完全结稿。只是，生命的死从来不是可以逃避的。于是，我们只能承认，这是一种遗憾。

　　那些曾一度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包装战争的人，也许从来没有真正去了解作者的意图。作者也在《说明》中承认这也只是些理论的东西，是可能有错误的，而无法辨识这其中内容的评论者，本身的过错可能更大一些。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将这种过错强加在作者身上。
　　不过，即使在像李德哈特这样的战略大师的评论下，克劳塞维茨依旧是西方军事史上的前辈，他的名字被记住了，可许多指责他的人的名字，我们却无从知道。
　　他没有要求任何人将他的话视为公理，随便将这定义为公理而计算错误的人，应该是没有理由怪别人的。
　　这应该是一种普遍的认知。

战争这东西本来就是值得玩味的。关于战争的文献有很多。但有谁是说得清到的明的呢？战争离不开暴力没有暴力战争也就不称之为战争了。然而穷兵黩武就一定是战争的定义吗？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的变化还有地域的变化不是发展出了不少思想吗？在中国被用的快烂的声东击西的战术在日本不就成了武田信玄名躁一时的“啄木鸟”战术了吗？克劳塞维茨和李德哈特都可称为伟大的战术战略大家，对于他们我们是需要一种崇敬。但是，我们这些求学之人只要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便可，就像杨那样在1000杯饮料中去挑选自己的红茶就好。

这是在下在一军事报刊上所摘抄的一篇文章，为原国民党退伍军人所著其中虽有不当，过激之处。但究其根本也是篇不错的文章。望对阁下有所益。
1战争是辩正的： 敌人的军队必须被消灭。 敌人的国家必须被占领. 敌人的意志必须被征服。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的基础上就象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但是我们越想消灭敌人，自己的消耗必然越大。

2“金角银边烂肚皮”
这是围棋术语，它在军事上也是一条重要准则。当年红军在湘赣苏区，多次取得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对于动摇敌方政权没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他是处于包围之中，即使在某一板块取得胜利对另一板块的作用也有限.而它的对手则同他偏偏相反。但是在延安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的斗争方向指向对手心脏。在这一方向的胜利都能给另一仗场和未来的决仗带来积极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长征的意义之伟大 。

4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军取得了主动权。德军前线将领采用橡皮条粘身战术，是符合军事常规的，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疲惫了敌人，消耗了敌人，又拖住了敌人不使敌人有机会组织大规模决战。（这对当时的德军，特别重要）。这就是战争论中的63页所言述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这要付出空间代价和军队士气的代价。难怪希特勒要反对它，其实这种战术是被动中的主动类似于毛泽东的敌疲我打，敌住我扰，敌进我退。

5所谓有智之勇则有完全不同的来源。它是由一种信念产生的，即坚信冒险的必要性或者根据一种较高的见解——坚信自己所冒的风险并不象其他人看来那样大。

6除非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起初的认识有误，否则应坚信自己起初的认识

7事实上，军事理论还不及作战经验来得重要。理论只是刀柄，是一种基础[并不否认基础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军事理论工作者把这种适于人类普通活动的理论看得如此神圣，以至于军事活动的一切都包含再其里面，宗教而不得越雷池一步，因此而设计了种种理论。这样的理论害了一些将帅，当然也有一些能征善战的将帅不为其。拿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来讲吧，他就经常批判这种教条主义。德国的军事先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一部大理论，他的理论注重精神领域方面，而且词句简洁明了，任何一个聪明人看到这本书，都能在克氏的理论基础上，向自己所热爱的事业飞速发展，把握时代命运的脉博，成就一方大事业。而其他军事理论尤其是那些将帅的个人回忆录，大都是一种陈词滥调，炫耀自己，好象整个事件是以他为中心的，由他的智慧所安排的。真正想知道该事件前后的读者却什么也没得到。而那些蠢人却将该书的作者——“伟大的胜利 者”顶礼膜拜。

8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人们内心充满的一切高尚感情中，再没有比荣誉心更强烈和更稳定了，尤其是指挥官。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官敢于挺而走险，想尽一切办法，使劲一切手段而要获取一次战术性的胜利，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用士兵的生命作赌博，象十足的赌徒一样。但是这种战争干劲在现今文明社会，应有所修正为好。主要是使上下同心，即孙子兵法上的原则——同拥有荣誉心。不能在事后的奖赏中过于注重晋升，提拔和宣扬个别战斗英雄，多注重集体表现。还要在平时精心耕耘每个士兵的心田，端正每个士兵的荣誉观，世界观，人生观。使我们每个人成为敢于牺牲，甘于奉献，乐于助人，功成不居的，具有美好品德的战士。不能仅认为这些只属于高级指挥官，或者军官学院士官 生才应掌握的。

9高级指挥官在制定详细计划后，如信心不坚定，往往被实施者报上来的敌方假情报所左右。这是因为他在制订该计划时，对敌人没有做过充分研究，调查。因此，在和平时期对外军的研究是重要的，但这方面的情报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仅满足这点点，而应把目光投向那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意识型态。那个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信仰，年青人的生活观，即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追求，这方面尤其重要。这些资料事实上随手可得，我们一些人往往对随手可得的认为是不重要的，而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事实上很不可信的军事情报认为极为重要，占据了我们许多高级将领脑海中大部分思维空间。这就束缚了我们对敌人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大的甚深了解。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作得好的话，对敌人的了解甚至还将超过敌人的统帅部门。如是这样，我们对战争的进行就游忍有余了。

10二战中德国A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团突破阿登地区，直向法国腹地猛插下去。B集团军群主力也突破了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C集团军群缠住了马奇诺防线里的50万法军,形式一片大好.英法联军虽已开到低地国家,但是荷比两国已纷纷先后投降,所以英法也无心恋战,只想保存实力不想同德军决战，此时德军装甲集团已深入法比边界纵深，法国危在旦夕，最高当局混乱不堪。此时正是歼灭英法联军的好时候。战况正如《战争论》中所言德军正以平行追击的态势，向敦克尔进军。双方如同在赛跑，目标是海峡。此时英军不战自败没，败在毫无斗志，败在不敢截击敌人。但希特勒不这么认为，他害怕英法联军会对德国装甲部队发动一次截击行动，使德军装甲部队陷入危险之中，因此他下令暂停装甲部队的追击。事实上是希特勒错了，而德军前线军官是正确的。此时只有直觉是正确的，可靠的作为统帅，在战役高潮时，要相信自己部下的直觉。此时英法联军哪有斗志，它要有斗志，怎会到今天这种地步。正如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失败的军队的损失会随着伤员和掉队的士兵的增加而增加，士兵随时担心被消灭以至于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战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敌人被俘虏，胜利者不用担心兵力分散，给养困难，可以为所欲为地追击，越是敢做敢为，新的情况--危险情况，出现得越迟。但是我要提醒一下：这必须在敌人后面，有我军强大主力，使敌人时刻感觉着对手在后面，造成心理上不敢 恋战的威慑作用。

11主力会战只能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通常谁就要自食其果。”只有进攻，才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就是进攻的手段。这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三大战役在解放战争中可算是主力会战。国共双方只有共产党在会战中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使国共力量的对比的天平向自己倾斜，只有共产党热中于大会战，因为只有通过大会战才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加快胜利的步伐，只有共产党是扮演积极进攻的角色。而国民党，在大会战的过程中，目的向来很模糊，军队是被派遣去收复日本人占领的土地，而且是同共产党抢占这些地盘的。由于战线太长象条蚯蚓一样，被共产党切成三段，这三段首尾不能相顾，最终被共产党一段段所消灭。这三段分别是东北、平津、淮北。读者不禁要问：国民党为什么不能使自己的角色同共产党换一下。我只想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略上最大的智慧是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共产党集中兵力进攻东北国军，即使自己的给养补给方面有困难，但是国军未必好多少，此时进攻是最好的时机，这是时间上的运用。共产党明白国军战线太长，要占地大中城市太多，兵力分散。只要自己集中兵力消灭东北的国军，然后再消灭华北一带的中原国军，最后再消灭平津一带的国军，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各个击破的目标。这是地点的合理运用。国军每遭一次会战的失败，就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恐怖情绪，可怕地到处全播，最后使失败者完全陷入瘫痪状态，这是主力会战一方对另一方的神经进行闪电般的真正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但不积极的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反而惧怕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踌躇不前，甚至束手待毙，听凭命运摆布一切。这就是共产党利用一次主力会战（辽沈战役）的胜利的结果所取得的战略态势。当然还包括其他因素，如：共产党早在抗战期间就拥有大片以乡村为主的根据地。克劳塞维茨还强调：“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有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地判断各种问题的能力、行动的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如一的精神，在这一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他需要学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要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至于是什么途径，我想可能是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 中，锻炼出来的洞察力。

12.耶律楚才本想讲些部分兵法于成吉思汗，因为他认为蒙军的战法太简单，如能结合中原兵法，将如虎添翼，这是他刚结识成吉思汗的想法。但是跟随成吉思汗一段时间后，他不再有这种想法了。蒙军的战术虽很简单，不是进攻就是后退，且来无影去无踪，攻其不备，迅速异常。从不死守一城一池，以消灭敌人为根本目标。就是这种简单的，不造做的乾坤战术使蒙军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无敌。作为孙子兵法的继承者——汉地将领为什么不及蒙军而亡国呢？是孙子兵法不灵吗？还是在战争中不存在智慧的市场？这种高深莫测的问题，我只能沿用《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的两个论点来回答。第一“没有权利认为，在勇气起主要作用的危险领域内智慧比勇气更重要。”第二：“只要撇开各个战斗的一切的特殊目的，就可以把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敌人，看作是一切战斗的唯一目的。”由此可想而知我汉军失败的原因：第一：战争目的方面，是报效朝廷；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者是收复失地等。而消灭敌人——这最主要的目的，在汗军将领眼里，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而且这一点点思想仅残存在将领脑海里（并非全军上下同仇敌忾）。这种思想已大大落后于蒙军了。第二：建军思想方面过于注重将领的才能，而忽视士兵的素质，尤其是勇气方面的素质。再加上我汉地兵法也是注重智慧，而忽视勇气。这样的兵法，实际运用起来的情况是：造作、无活力、毫无实用价值。可见新时期的建军思想应象美国一样：建立全球战略，任何假想的敌人，都要能战胜之。象我国周边的俄国、印度、越南、日本等，甚至包括 美国。

13.克劳塞维茨在胆量一章中讲过：“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越小。”“在历史上被认为平庸甚至忧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时，几乎各个是以大胆和果断著称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克劳塞维茨归结为：“明确的思想或智力占优势时，感情力量（胆量）就会大大失去威力。”即使见解和理智没有随职务的上升而提高，但是客观事物，各种情况和各种考虑也仍然会从外部施加频繁而强大的压力，越缺乏个人的见解， 就越感到压力沉重。但我还认为，除此之外，以往的荣誉以及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在某些统帅级别人物内心作祟。因此保持荣誉不是靠“谨慎”，而是要端正自己内心的荣誉观，使自己的荣誉同祖国的荣誉结合为一体，彻底抛弃自己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蠢念。克劳塞维茨在其作为太子陛下教官时，曾对王太子说过：即使是国王，也应有牺牲的准备，且认为这是光荣的。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

14.克劳塞维茨在<抵抗的方式>一节中,强调"通过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和通过不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战术成果是决定胜负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这俩个解决问题的结果是不同的。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在二战中，英德俩军在争夺斯堪的纳维亚中北部时，英军明显占优势。

15.中国有句彦语，叫做“和为贵”本人认为，强者虽强，弱者虽弱。这只是一时的。事情的变化，总是使强者变弱，弱者变强。就象高处的水往低处流，最中大家持平一样。克劳塞维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弱者不可持次规律，不求上进。正确的做法应是：时刻提高警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平时期，注重军队建设，建立全球战略体系，战略思想立足于战胜所有的敌人， 但不轻于发动战争。　

16.成吉思汗经常把它的母亲教诲: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不易折。这句话讲给他的子孙们听。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指出空间，时间上集中优势兵 力，要比轮次使用兵力所遭损失要小。这一观点同前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为什么历史上，有许多人强调预备队这一概念呢？这就要设及到统帅的魄力和对己对敌的了解程度，还有整体战略态势。总之克劳塞维茨的结论是正确的，既“战略预备队是没有必要的，战术预备队是有必要的。”前者没有必要是因为可以通过全面，周到的进攻计划 来代替。

17.兵力配置的形式，在《战争论》中称为几何要素，我很赞成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是战斗胜利的次数和规模，而不是联系这些战斗 的几何要素，这是一条已定的真理。历史证明这一点，国共第三次内战（解放战争）过程中，国军之所以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一败涂地。就是过于注重交通要道、铁路、中心城市、港口等，且认为占据这些几何要素对整个战局能起关键作用，而忽视了胜利的次数和规模。变成即要这个，又要那个。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国军将领本想用西方军事学术思想战胜共军，但殊不之，自己被这些西方几何要素式的思想所坑害，可见它方之石并非都能攻玉。而共军所使用战争思想，是延用第二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而这些经营或多或少同西方最先进的战争思想（指《战争伦》）有不谋而合，或相似之处。尤其重要的是，共产党这些经验都是经过实战考验的。好比一座房子，从头到脚都是现浇的，比起国民党东搬西搬，而彻成的房子要牢固（指战争思 想）。
例如：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为了反围剿，共（红）军指挥毛泽东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十六资方针同克劳塞维茨的战术防御思想相似。因为在兵力、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迟滞敌人的进攻、决战时间，干扰敌人的战略布署，是正确的战争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是战术防御即防御中的进攻，而不是别的。如果为了防御敌人地进攻，大打阵地战，大打消耗战，那是坐以待毙（这是指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王明左倾路线就是如此，导致共（红）军被破进行二万五千里长 征。集中兵力在时间、空间上各个击破敌人，这也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相似之处。这些都是共产党在血与火中炼出的真金，且在抗战中使用了多次。可想而知共产党通过跌打滚爬而摸出的真理比起他的对手的那套要强许多倍。总之作为高级指挥官要明白，军队的价值是消灭敌人，如果这一点不具备，不管该军队是否具有其他价值，它都是一个摆设而已。

18在解放战争中，据记载，共军共歼灭国军800万人。而 在主力会战的三大战役中，共军充其量不过歼灭了共军150万 人。而其他650万人的国军在干什么？三大战役是国共生死攸关的决战，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 点，应将所有能用的兵力投入进去。共军是做到这一点的，从数 字上可见国军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强调：“随时随地 注意不把任何兵力搁置不用。”这就是其概括出来的要点。“就 是指挥官智力活动的一切依据”克劳塞维茨同时也强调“有（兵 力剩余）而不用比用而不当更坏。”一旦行动起来，首先就要使 所有的军队行动起来，因为既使最不恰当地行动，也可以牵制或 击败一部分敌人，而完全搁置不用的军队，在那时是完全不起作 用的。这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我认为其完全正确。共军歼灭国军主力后，其余的国军部队就象稻草人一 样，不堪一击，纷纷落败。二战期间日军没有配合德国进攻苏联， 日后，德国战败投降，苏联挥戈南下，结果百万关东军不勘一 击。这两个战例，也像上篇所说的轮次使用兵力的问题，其做法不 可取。 任何一个真理总是同万物相通的，断章取义总是很难令 人信服，但是纵观全局，却一目了然。作为高级指挥官应有这种 起码的辨别是非的素质。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肯定很复 杂，比如800万军队全部投入战场是不现实的，那该怎么办？正确 的做法是裁军，将部队整编成精锐之师。但是问题还没有那么 简单，在当时的情况下裁军，更不现实。要裁军早就要裁了，到 现在已为时已晚。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一些伟大的军事统帅无 须战局后期，早在战局初期甚至战局开始之前，就能判断出胜 负。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个军队的覆灭总是有预兆的。

19克劳塞维茨在强调消灭敌人，打垮敌人的同时，也没 有否认攻城略地。但是他认为这种攻势只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 梯，而不是有效要素的本身。

20“常备军在对民众武装作战时，更需要武德”

21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培养红军武德的土地，因为“只 有在不断活动和劳累困苦的土地上，武德的幼芽才能成长，并且 还需要胜利的肥料去滋润。”

22汉人的兵法都注重诡诈，而蒙古人更依靠直觉所派生 的直接军事行动。克劳塞维茨也不大重视诡诈。虽然诡诈在不妨 害必要的感情力量（荣誉心、不屈服的意志）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对于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重 要。

关于长征：没有任何证据指明在延安共军的攻势是指向国军心脏的。长征后就是中日战争，共军根本就没有发动攻势，而且也没有能力发动攻势。长征真正的好处在与逃到了远离国军主力的地方，再加上正好日本侵华，给了共党宝贵的8年发展大好时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仍然是国军的好局。
关于东北：共军在林彪带了大批干部入关后，直到他发展成规模，跟本没有更多力量进东北。即使是林彪，在初期也被逼得很惨，只能渡到松花江北，最后依靠苏联的支持，4下江南，然后依靠他的奋战，才在东北取得大成果。换言之，共军没有也没有可能集中兵力攻击东北。如果林彪部在入关后便全灭，共军跟本无法派出下一波部队入关。其实国军并不是被打到没信心，在东北一开始是有优势的，非但将林部赶过松花江，在2下江南时，林部也在四平遭到失败，被迫退回。
关于解放战争中国军人数：不可能有800万那么多。在抗战中国军本来就是遭受主要损失，即使是44年的豫湘桂战役，就让国军损失了数十万人。800万应该是夸大了。
而所谓集中部队行动，考虑到运输状况，国军并没有做得很差。如果你把部队都集中起来防守华北，那么共军就会跑江南去了。至于做无意义的运动比不运动好，更是无稽之谈。这样容易被对手集中攻击那支部队。黄维兵团就是做不合战理的运动被包围的。银英中也很多这样的例子。至于什么重新整编之类，与有8年时间慢慢编成训练发展的共军不同，国军处于连战态势，没有时间进行这些工作，否则在东北华北争夺上便处于不利地位。

果然精辟！这些的确是文中的不实之处，多谢指出！在下竟没看出，惭愧！

<战争论>给战争下的定义许多人包括在下就不能认同...

[ Last edited by Vash on 2005-10-21 at 11:46 ]

　　很高兴看到各位的话啊。回复发到比原主题还长还好，那我这个主题作者岂不要自愧死了？

　　关于龙骑士在回复中涉及的问题，我认为是值得讨论的，我会在稍后将我的看法发上来的。
　　对于莱鲁的话，我给一个链接，看看我们的观点怎样。
　　《现实性和时代性》

[ Last edited by Vash on 2005-10-21 at 11:46 ]

版主过谦了！期待版主的回复！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本质的观点我非常赞同,战争永远只是政治的一部分而已啊

终于有人回贴了！！
没有了政治一切的战争或许就该回到原始社会阶段了。

战争本来就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不然谁吃饱了没事跑去打仗？
啄木鸟战法和声东击西是明显不同的。当时兵力对比是谦信公15000对信玄公20000，谦信公据守在山上。
实际上信玄公应该是这样考虑的：本身自己的20000兵力战斗力就参差不齐，所以采用山本勘助的策略，分出12000兵力让山本绕到敌后，一方面威胁谦信公的后方。因为谦信公在后方一个城里做为补给基地（是个叫什么寺的城吧，具体名字忘记了。）同时准备让山本在后方佯攻，扰乱谦信公士气的同时迫使谦信公要么向后方迎击，要么只有下山攻击信玄公的8000精锐。于是在一个大雾的早晨山本出发了。但是谦信公正确的掌握了武田的动向，提前率部冲击武田本阵。如果晚一点的话，就会正好受到前后夹击。山本得知了谦信公的动向后，只得抄小道返回，而且因为是急行军，掉队严重。致使遭到了上杉各个击破，山本勘助阵亡。武田本阵方面，信玄公之第武田信繁阵亡了，传说谦信公在马上连砍了信玄公8刀，被信玄公以扇型分布挡下7刀，但仍然吃了一刀。啄木鸟战法初次使用便遭到惨败，从此便没人用过了。这就是第4次川中岛合战。
其实仔细想想，啄木鸟战法还是太投机了，与一般的分进合击不同，绕到敌后的话，兵力的分散不说，联络方面也较难掌握。一旦被发现，极容易被击破，就算对手实力不够，也给了他机会逃走。

感谢楼上的更正，对此表示感谢。
其实武田虽然以孙子四如真言“风林火山”（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为军旗，并对孙子的兵法特别推崇。但是他没有像孙膑那样在灶上做文章，最后被上杉谦信看出破绽，至此啄木鸟战术就再无见天日之时了。令人扼挽！

不过我好象了解到的是上杉的探子在路上看到了山本勘助的部队行动才发现的。
说起来，武田和上杉之间打了那么多年仗什么都没有搞到，太不该啊。如果能和谦信公结盟，集中精力攻打北条家和德川，武田形势应该会好些吧。即使以割让北信浓的几个城为条件也不亏啊。武田家赖以维持的矿山那时已基本挖尽了，与其费力与军神争夺这片土地，不如干脆地放弃转而谋求富裕的关东平原和三河地方比较划算吧，毕竟北条战力还是没上杉强的，而德川在三方原被信玄公单方面蹂躏证明了他作战能力的缺陷啊。总之我认为花数十年与上杉进行无谓争夺是武田的战略失误，体现了武田在政治眼光上的缺乏。

以在下愚见，信玄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在对织田信长的战争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吧。尾张是其上洛的必经之地，他也许盘算好了灭了上杉就灭织田，（题外话：家康的确无能，要不是到了战国后期丰臣氏暗弱，群龙无首，人才凋零。伊达政宗，真田幸村等不算。天下怎么会是他的）然而上杉毕竟被称之为“军神”啊。信玄小看他了吧。总的来说一切都是上洛的原因。看看信玄死前的话就知道了。
1573年4月12日，武田信玄在返回甲斐途中，死于信浓驹场，时年五十三岁。死前，他把亲子胜赖召到面前，对他说：“胜赖好好听着，就是我死了也不要停止遣军西上。我死后要密而不宣，全力攻陷京都。我之宿愿是让武田旗在京都飘扬。”
哎~~~信玄虽有其志，不得其时也！

怎么变成了日本战国史的研究了啊？
跑题了哈

从另一种方面来了解战争不好吗？虽然跑题但仍然值得讨论。
（似乎是在为自己诡辩）

日本的战争中的战术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有些相似的，虽有谋略但是暴力的层面更多一些！！
稍后，在下会把“克氏理论与日本战国战术理论的比较”一贴发上来的

把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第一目标实在是很不合适的。战争的目标应当（而且永远应当）是获取胜利。消灭敌人应当（而且永远应当）只是获取胜利的一种手段。只有在消灭敌人可以为胜利提供帮助时，那么消灭敌人才是对的。相反，如果消灭敌人对胜利没有大的帮助，那么就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消灭敌人上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对游击战。如果单纯从消灭敌人肉体的角度出发，那么美军在越南的作战简直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但这种“十分成功”的作战根本无法阻止北越源源不断地获得力量（哪怕其受到的损失十分惨重）。只从军事的角度是无法理解这种“不断地胜利，最终却失败”的情况的。过度地把目光集中在军事上，也就等于忽视了军事以外的角度、忽视了克劳塞维茨最主要的论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关于勇气，固然不能否认它在战争中的意义，但没有必要把战争中的智慧和勇气对立起来看待。战争中的智慧并不是演义小说里的锦囊妙计，而是一种对前人和当代的各种实践经验进行充分总结和利用的能力。战争的理论是建立在这种总结之上的，从一个个具体的、分散的案例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如果缺少策略的指导，勇气恐怕很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从人类的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没有比抛弃自己的观点，让自己彻底跟“国家”的荣誉融为一体更可怕的事情了。虽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但一味服从并不能带来好的结果。许多人认为军人、军队应当严守政治中立，应该对政治不闻不问，一心扑在所谓的“国防”上面，这才是军人的本分。但实际上，政治中立也是一种政治立场，政治冷感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机关，军人怎么可能超脱于政治之外呢？我们常常看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理由为自己洗脱战争罪行。但放任战争罪行的发生，并非是一种无罪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确实都出现过军队腐朽的情况。但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军事指导思想问题。就拿这里提到的宋朝来说。饱受后世诟病的宋朝官军冗员问题，看似是浪费军费，但这些被“浪费”的军费事实上是宋王朝的一项维稳支出。宋朝特别注意用招募士兵的手段来收容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比如灾年出现的流民。而宋朝政权架构上具有争议的“崇文抑武”，也是吸取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经验而设计的，旨在彻底消灭武人恣意行事的可能性。

关于预备队的问题。需要认识到现实中没有完美的战争计划。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在指定战争计划时，对敌、我的情况未必能做到了如指掌，对战争的形态未必能做到洞若观火，对战争的模拟未必能做到准确无误；而且也是因为，战争计划的指定是一项庞杂繁琐的事情，需要涉及到许多部门之间的联络协调，这本身就是一项耗费时日的工作。而计划指定之后，它也不会立刻付诸实行，而是作为一种备案被储存起来。而现实的情况却随时都会改变。所以战争计划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刻舟求剑”性质。

既然没有完美的战争计划，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可以完美地实行计划。战略预备队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在于它可以被用来修正这种计划和现实之间的误差。如果完全不留余量，那么一点细微之处的差异就有可能引起全盘崩溃。一战中，由于俄国的动员速度大大超出了德国战前的预计，因此德军不得不从西线抽调军队来填补东线的漏洞。虽然在战术上打败了俄军，但也让整个战争计划彻底脱轨，让自己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两线消耗战中。

事实上，允许战术预备队而不允许战略预备队，这种想法实在是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