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之大海俱乐部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文献]海权论（三）亚洲的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亨利-杨 时间: 星海历07年6月21日 10:39 标题: [文献]海权论（三）亚洲的问题

三亚洲的问题
1 三强俄英美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无论在个人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在逻辑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实践与影响而言却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只有在两者同时存在之时，才能求得判断和决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学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上述情形实际上只是对此的一个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力地去调和它们，我们才能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航线沿着成功之途前行。一个公认的政治信条是：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上述论点的一个实际证明。所以，只有在详细地掌握了细节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用于立论的坚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避开所有其他的运动形式以及集团乃至国家的体验不谈，世界的变化展示了多种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思想必须要和它们相交锋，而且要在面临其压力的情形下确立对策且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外的东西。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虽然这一切看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他们自身这一代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在其时代是后来人的保护者，他们不能躲避其责任。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不过，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虑，要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尽管追溯美国扩张主义冲动的起源与演化远不是本文的正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兴趣。这种扩张在最近时期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要充分地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描述扩张的几个阶段的关键脉胳的要点。但是，这样做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扩张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情绪的一个片断。我们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产生，并有怎样的前景，但我们耳闻目睹着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与外部国家及种族的关系。不管上述运动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了解它是件颇费心力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不会忽视现实。他们会以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双手去做此时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如何特别地反映了长期和短期观点或许是有趣且.适当的。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要用大众的言行来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过姑且置偶然性的细节于不顾，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就可清楚地了解一二。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当美国把扩张看成是自己的天职时，上述关注也就成为了信念般的东西。尽管它在美国内战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发挥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就笔者本人的观察，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从我国早期历史个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条：地理上的邻近是国家间麻烦的一个源泉。由于受惠于位置上的偏于一隅，我们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这个想法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决心和欧洲内部事务脱离干系。总之，我们利用了有利的环境给予我们的机会，持守着一份清静。但是，在地理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内，国家的利益会相互交遇、掺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也未妨碍我们按我们的职责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们从未希望通过占据欧洲人的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打乱局势既无好处，也无道理，而局势的稳定正取决了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的平安延续；但我们对于在西半球扩张领土并无什么关于合理与否或好坏与否的顾虑，我们对西半球的调整也并未最终实现。如今，在亚洲，我们正遭遇着和我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采取情势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如我们在和欧洲列强的任何国际分歧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从保全现有体制或抵御在更强有力国家的推动下的世界变化所必定带来的对体制的侵蚀出发。美国将对某些领土实施占领和控制。不过，美国根本不想承担别的任务，这是和它的传统与现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应被想到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尸体除了用于解剖或当作食物外别无他用；秃鹰要聚集在死尸身上是条自然法则。怨天尤人毫无意义。世界的向前运动应被看成是实际存在，人们只能尽力引导它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对，更不应为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劳地悲泣。
　　在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传统、一种保守的东西，虽然好坏各有。传统倾向于赋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质，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我们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象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世界的变化业已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国家的没落可能会迅即、直接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或避免灾难本身，或减缓其后果。从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这受国民性格及政府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来自各个部分的，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而且代表着象种族这样较大集团利益的各股影响力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关于亚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依照诸如位置、幅员、自然特点等因素来广泛地探讨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点。随后再涉及政治状况，以及来源于上述两者的可能情景。为实现这些设想，也需要注意将亚洲大陆包围于其中的环境，这包括其他亚洲或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陆军及海军力量和亚洲大陆进行联系的便捷程度——来往交通、联络线路的长度、质量与设施，以及各国在亚洲占据的要点——政治或军事影响从这儿产生。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但敏感并不等同于理解，就如症状和诊断并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举，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多有共同之处。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找到一个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关各国的地缘状况，它是各国力量与行动的基础，甚至当它们处于和平状态时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不能自由转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实际上，正是运输质量与设施使海上强国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与效率。
　　如果从长与宽两个方面观察亚洲大陆，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几乎完全处在赤道北部，而且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不过要是由此推断亚洲的气候，就会弄出错误，因为自然状况会引起一些变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分别是特别的寒冷与特别的炎热。主要由于大陆幅员的辽阔，海洋不能发挥对气候的广泛调节作用。区域广大对温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季风上，这是随季节而改变的周期性的风，就象陆地和海上的微风随昼夜的改变而变一样。不过季风在其持续期间是如恒定的信风那样稳定的，季风现象主要存在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的时而变热与时而变冷造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是东北风，夏天是西南风。
　　就大致轮廓而言，亚洲大陆沿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的延伸所致。大致说来，在这两条平等线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以及政治分立——其动荡未定的特点使今天的亚洲问题令人为难且十分紧迫。在上述带状地区内有着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众多高山是这两个国家的特点，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和这条位于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阿勒坡、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这里，没有哪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稳定是依赖于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邻邦的不干涉。喜马拉雅山链只是向南稍许偏出前述区域之外。尽管日本是在大陆之外，人们也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它的领土的大部分及权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带之内，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说来，这是个争执不断的地区。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状况相对固定，尽管并非绝对不变。而南北两边的边界则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动荡与妒嫉、入侵与防御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目前说来还多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论其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冲突的动机的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东西延伸，而亚洲的运动是南北向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运动的特性及其前景。鉴于利害关系的巨大以及形势的相对平静，可以相信它要持续进行下去，直至某种调整实现为止。这种调整或是符合每个人的心愿，或是完全由处于最高位置的竞争参与者所决定。就实际而非理论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可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正常的道理。
　　简要地查看—下地图，可以断定沿着上述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这条线沿南北向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读新闻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单单听见突厥斯坦、基发、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就能意识到上述事实，满洲和旅顺港这些名称同样有这般功用。在亚洲的西半部及远东都可看到上述摆动，探求历史会更充分地明白这点。事实上，不可能依照着精确预测把亚洲沿南北向分割开来。把东西方分开考察，将一个地区的环境与事件与另一地区的割裂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应该探究它们相互间以及各自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暂且把对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的认识看成分析过程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再考察这条线上力量的特点与分布是颇为有益的。这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的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反对俄国扩张的人对俄国并无恶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们只是认为，在任何政体之内，不适当的主宰现象都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就国内议会还是就国家间议会而言。如果世界联邦成为现实，政治的健康运行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型。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入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我们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在把现代方式应用于处于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那些亚洲国家和民族以促进其发展时，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业性的途径，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扰。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不过，分析结果仍表明，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就当前而言，论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还无太大关连，这种发展结果或许并不能将‘四亿人民’这几个字所寓示的对贸易的乐观期望化为现实。由于远在未来故而不好作准确的预测，发展结果对涉及的问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如一个变量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影响。不过，就考察过程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时显示出的状态又是根本不同的。变量——发展结果——无论大小.都会导致众多的可能，故而在讨论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当主宰局面这个政治问题时，必须将发展的结果考虑进去。
　　与此相联，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这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仅仅是亚洲发展国内交通所需的劳力和资本的使用，就足够产生值得重视的国家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更大到何种程度，对关于现阶段的必要预测并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包括在考虑之内，上述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上的。其级数大小取决于未知的变量之值，即有关国家的潜在财富，如它们将真正成为国际团体中的发达成员的话。
　　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备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如果暂且接受了刚才讲的关于数值的可变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观察并持续地追溯英俄间的长期竞争，这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前的复杂，并在两个对手之间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维持的那种协调。借助于这种协调，英国和俄国的各自权力——不管各自的组成是怎样的——在大小与性质上都应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它们间的摩擦应被尽力减少。假如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从其中就很难再萌生出破坏和平的企图了。
　　不论其出发点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这样人为力量并不决定着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着对它们的运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陆上运输既受制于地形对交通的巨大阻碍，也受制于面对这些阻碍而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的开支，它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不可比拟。铁路根本不能与河运竞争，它在速度上的优势不能弥补运量上的劣势。由于简便易行且载运量大，在相同距离内，水上运输更为便宜，并因此更为普遍的运用。这些特点不是偶然、暂时的，而是本质上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运距离比陆运太过遥远以至于前者的固有优点尽被抵销之时，陆运在价格与运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竞争力。很有必要强调这些事实，因为铁路运输快得多的速度给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们容易忘记铁路运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说物资交换——的好坏不只是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够被稳妥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固有优势可能会使它在促进所讨论地区的发展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不过，如前所说，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是体现在单纯的海上海军力量上，二是体现在海陆交界地带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协调上。在海陆交汇地带，由于陆军力量传统上是政治权力基础的缘故，必然会有海陆力量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故需要达成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周边地带。依托于海权的领土控制的性质、范围及坚固性是政治影响的本质所在，这和根据地在陆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来自这些根据地的影响辐射远至内陆地区，并在那里发挥着在范围和程度上和始发点同样的作用。
　　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象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的是，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备加关心。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实际上说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他们既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也是支持获取财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其间的斗争如‘自然选择’这个词所表示的包含着冲突与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评估发挥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更适当的协商和妥协这些人为方式来求得自然的协调，这些也许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
　　
2 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能变化，按形势的需要做好准备，国家就会更普遍地具备承受心理，彼此间也更多地相互考虑，这样一来行动就会更为正确，从而和平将因对战争局势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对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接下来，在已经考察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那些本能地要对俄国的排他性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进行同样的考察。在这个工作中，需要不时涉及自然状况以及实际存在的人为的联合或同盟。不过建立联盟对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虽然会简单地谈及它。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它对应并反作用于陆权对无法由水路抵达的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单纯据有海洋的表面——这是海权的所在——并不能补偿无法在大陆立足的损失。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决无可能的。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它们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因为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们有必要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私人’一词是颇值得商榷的。给象‘战时违禁品’这样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赞成。在研究这个概念时，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它使对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的代价又是极小的。
　　前面说到，如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而且将继续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也是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而这必然由力量强大且占据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现在，让我们再考察一下俄国侧翼的形势：首先，由于它们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大家对其都心有属意；其次，各国根据其在该地区的地缘状况，或是推进或是阻止他国的推进，并由此根据自身力量发挥作用。
　　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俄国的这些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激起后者的强烈而且合理的敌对情绪，它们将利用一切强有力的手段去对抗俄国。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海权。不过，海权除非得到认真加强，否则不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况而具备的陆上霸权相抗衡。另外，由于俄国的政治一统及领土的绵延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影响或许散乱无章。然而，有关国家已认识到，它们由于在维护争执地区的商业和运输自由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从而有着一致的要求。这些国家政策的正确，其间协调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到上述利益并准确评估自身的力量。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共同利益导致的必要性。所以，对利益及其实现条件认识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稳固、长久。
　　陆上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决定这些前景的是各强国施于该地区人民身上的影响。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指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互相毗邻，其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起不到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它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几至波斯湾。由于没有铁路，该地带从现代角度来看商业比较落后。其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是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五百英里，相当于纽约至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修建一条铁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湾顶点连接起来，再另建一条铁路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样一条干线得以投入运营，它自然会随后得到扩展。
　　在上述地区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同样地安于现状，不知道也不期望发展进步。因此，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进步国家确实需要处理它们时再说。不过，现在针对中国而言，鉴于各国对问题的迫切有着现实的认识，且都在为从中国获得一块用以施加控制或影响的地盘而努力，它们已经十分重视关系到自身将来的需要了。不管各国想建树什么影响，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求获得某种优势，实实在在地据有某些权力和地盘。这就是一些亚洲本地人所认为的强国想要得到某种特许权的唯一原因。假如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这种动机十分强烈，它显然会左右各国的行为。当然，完全用不着剥夺当地人民的权利，这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合理的打算只应是诱导他们接受一种能促进他们的进步、增进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象在埃及那样对保持名义上的统治的政府进行鞭策，是一个尚无法预测的细节问题。对它的回答与其说是事先设定的，不如说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演变。
　　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况存在于印度过去的历史之中——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时代也有大量表现。在埃及，不同国家影响的抗衡过程刚刚结束，与人们一开始的估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一国主宰局面形成了，这和印度的情形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干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放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3 以中国为中心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是秘密，但层层外罩掩盖了它的轮廓，直至揭幕日这天，它不会为人过于注意。过去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只有在帐幕落下，长期被掩盖的事实一览无遗时，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知道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影响又是如何。没有怎么移动脚步，我们就已跨越了多年的变化。原先可被无限推迟的行动现在看来已被耽搁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机遇今天看来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粗心大意或懒懒散散，我们已错过了许多东西。不过，如前所说，争执地带也非仅有中国。只要稍作修改，对中国的评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土耳其身上。
　　在考虑如何行动之时，必须重申的是，应将对于亚洲国家民众的关注置于外部国家利益之上。这不是对于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掩饰或托词。自身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么虚伪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不过，从有备而来的角度来说，为了正确处置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防止践踏各国的普遍利益并危及它们的存在或独立的侵略的发生。在现实情况下，相当地存在着现存政府的崩溃可能，其原因可内可外，不过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他国家或会利用现在的统治者，或会将他们取代。不用说，这两种作法都是和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的。美国或许希望在东方倡导一种并非出于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独占或势力范围制度的扩展对其公民利益的明显伤害。
　　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种令人向往的情形会更快出现，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份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象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具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许多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趋向于促成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使平衡得以保持。多个国家的介入会导致彼此有着不同特点的多种影响，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在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影响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有益的。即使这会促动政治分裂，这对中国的内部管理及世界的总体政治均衡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说，作为人类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仅仅为一种精神、一个人所驾驭并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国不会有多个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现体现着不同的政策观念的反对派别，这有利于中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当外在制约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使罗马沉沦于腐败之中时，一些古人对迦太基的灭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消失表示痛心，这并非毫无道理的。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象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在其他国家中，可认为法国由于和俄国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和后者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其性质则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来看，法俄同盟首要针对的是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无论是作为彼此邻近的历史结果，还是从目前它们在地中海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来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语国家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进展和完成抱有浓厚的兴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有关国家相互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纽带，该纽带是因法国令他国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权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眼前危急，再求助于像共同的拉丁性这样的虚幻字眼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形下。对法国来说，拉丁的不完美是在体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国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么长处，明显缺乏的是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上述的敌对关系主要会有这两个后果：首先，法国在地理上对于西地中海的控制会被大大削弱；其次，不会有第三种种族文明能在亚洲发挥可与斯拉夫与条顿文明相比的政治影响。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显的重要性，因为它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亚洲国家，但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已说到，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而且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和邻近的大陆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象美国，日本国土的狭小使它不能希翼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在所拥有权力的类型和运用方法以及当前利益方面，条顿国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发挥的影响的性质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我们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作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一时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就存在着困难产生的根源。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将它们视为待消除的困难所在而非进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废除它们——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不凭借武力强制这样的敌对方式来扩散自己。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会促成和任何有关国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协调。如无视本质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统替代强调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及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应追求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不是废弃亚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将欧洲文明引入其中。而这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环境将保证欧洲文明的传播，只要后者具备我们所认为的优越性。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的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及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坚持机会的平等，以及采取足以让人关注的方式以支持自己的要求。充分的准备是任何设想的前提保证，而任何设想也必须以谨慎为本，离不开研究的充分和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地理、力量、种族、性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全面、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会促进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这个唯一稳妥的结果。
　　真正的筹划意味着如实接受所有因素并耐心地分析它们。这个过程有着大量细节，因而某种程度上相当复杂，不过认清较少的几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将其简练为观念性的东西。首先，必须对于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断与预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并认识到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其次，要恰到好处地将对国家的首要使命感置于心中，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危险与他国的需要。这两者就是对上述过程的部分表达。另外，国家和个人都应有一种公共精神，以使它们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认识，让我们从有待接受的长期观点出发，考察一下当今的需要。当前亚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最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词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它们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本质上，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周内，绝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基于自然因素的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据。它决定或左右国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力求协调。
　　例如，很清楚，俄国对于当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自如的坚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如果它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根本变化。对此我十分强调，所以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我还是更愿意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变。两地区中，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是中国海岸，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象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道理展开的关于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的讨论已有很多，不过在此再就门罗主义说一两句也并非不合时宜。将持续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势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其走上了扩张之路，但这并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不能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波及。举个例子，如果某些人预计的一个变化确实会发生，也就是说荷兰并入了德意志帝国，最好让人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也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将库拉索岛也并入德国。巴拿马地峡对我们的特殊意义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另外它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如我们也不会考虑获得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以作为我们打赢和西班牙的战争的一个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虽然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我们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我们反感。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整个人类正趋于统一，这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而不能为强力或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倔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集合为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范围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则在推动并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同样，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也需要战争的压力，需要在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能予它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为镇压由自己几个世纪的压迫和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诺言激起的反抗而采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我们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他们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的政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竞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都从没有参战的另一方，且仅从这一方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部分因为南非的问题不是非常明朗，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对于美国利益的认识的影响。
　　不过，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我们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们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充满希望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细，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对其至关重要的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性的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能继续发展与对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贡献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的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

4 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

　　自写完上面的文字以来，作为对政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的分析预测已逐渐为对于当前因时而变的局势的更具体形象的认识所取代。一场将导致巨大破坏的巨大灾难将要到来的共同危险迫使欧洲国家去认清它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为止，由于固守陈腐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其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以来的进步之中达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其血缘和观念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人民无疑和欧洲大家庭紧密相连。更有意义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诚心诚意地实行这种转变实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的事。日本没有忽视或贬斥它自己的种族特点和历史传统，与此同时它明智地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点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日本业已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认识到，日本已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浸渗着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观念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适合芥末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的土壤。看到日本的变化，亚洲大陆的国家也会寻求依靠同样的变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的转变是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的欧洲文明给日本及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文明并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之中。这种衰败曾发生在罗马身上，而在当时已开始扩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显地对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我们和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是再好不过的。不过，和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不过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进步与个人的完善；二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缺乏这一点即使不表明衰败业已开始，也预兆着它的即将到来。
　　在日本，目前也仅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亚洲对欧洲文化的欢迎。如果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之中我们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实现最能增进其幸福的条件方面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和适当的法律约束相结合就能够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的使其接纳性与大陆上的亚洲人迥然不同的特性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促进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个性的演进。在同样的环境中，还可找到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已经采纳并从中受益甚多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的发展中学到很多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只有岛国地位带来的安全和孤立才能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而这比其他的品质对一个国家更具影响。不应将个性强等同于僵滞不前，更不能将坚定和偏执混为一谈。但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倾向则是消极有害的。石头尽管可以是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趋于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用开花结果，但侵蚀却使它们处于自我变化之中。
　　尽管在所有欧洲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都同样关注着中国，当前形势的紧迫十分明显并且限制了列强为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为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偏离。在本质上，局势并无什么决定性变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指义和团运动。——译注）只不过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显露了潜伏在表层之下但为人所知的可能。更无可置疑的是东方无论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东方发生，因为东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将人人潜藏的残忍之性暴露于世。不过，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会得到宽谅，也不可能是属于政府以及我们社会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为。它们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不完全罕见；不过，和古旧的、停滞的亚洲相比，这种漠视在这些地区的分布要窄得多，也没有成为自政府以下的整个社会的普遍氛围。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并对各国的行为产生了暂时影响，决定着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为通过实施正义的惩罚来达到当前紧急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各国中止了利益竞争，并用共同的方针遮掩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这些成为过去，各国又肯定不会对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势所取代，而今又继续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各国不无裨益的是不忘记过去的经历，显然它有力地教导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于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进步。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相互矛盾的两个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这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来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颇具意义，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的态度。该态度是对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象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从而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而赋予了什么任务。我们需要履行这些责任，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般大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在欧洲和美洲区域内，总体而言，领土占有状况已经定形并有所保证，而且任何可能的疆界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全球商业态势。澳洲大陆也已被占据，其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也被文明国家间的安排所确定。非洲大陆除了极少的例外地区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之中，该大陆的商业关系由业已在那儿有着稳固且不受挑战的权利的国家所操纵。不过，在商业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非洲无足轻重。
　　因此，现在只剩下亚洲了。前文已经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亚洲的形势，对包含在不同的结论中的讨论结果应在此作一总结，以便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考察，尤其是围绕着美国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目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从而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深刻改变；在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六百英里宽的地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问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对我国的现行政策可做如下阐述：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透过具体行动和基本趋向而表露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作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影响的因素而加以考虑。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使我们的基本原则或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发生动摇；而是表现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分准备，并判断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对外问题不值得过于较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毫无必要地过于投入是自我麻烦，由此而生的枝节只会妨碍我们或普遍人类的利益。
　　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到尊重，除非我们不仅愿意发挥道义影响，而且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物力反击任何会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是发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并尽可能地发扬光大自己的信仰之权利的国家。不过，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离。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他人普遍了解。我国政府最近向外国政府发送声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要告诉那些收到上述声明的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已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当然，外来压力也确实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然继续反对吸纳那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应允许将水带入它的家门。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只不过我们对其没有尽一份力罢了。不过，我们能够无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何况，我们对于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使我们能够提供公正无私的支持，并且以充分的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伪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即在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这条通道又极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象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有的军事价值。而依托这种价值，一支布署于中央的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就既对直布罗陀，又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道路是相对畅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而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不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地势天然平缓，比依赖于船闸的中美洲运河更不容易遭受长期切断之苦。
　　为了在东方发挥我们的商业和道义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和东方缩短距离，为此我们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我们的海军地位以确保运河的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至，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我们所用。首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着由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海军所体现的强大实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我们作对的海军力量，我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而是为了使即便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和我们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我们。这样，我们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是和我们直接作对的，而我们也确信，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利益不可调和。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事件已经改变了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如今也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印度在十九世纪初叶曾是英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的来源，而现在它则相对无足轻重了。南美尽管对英国来说还没有尽失往日的意义，但英国在该地区的进展和在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见绌了。
　　这样，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那里，我们已发现了允许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处于海权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倾向；而且该倾向会继续上升，因为决定它的是两个在远远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仍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一，英国在其他地区有着如此众多的利益以至于它必须放弃加勒比地区；其二，英国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们的极为符合，因而我们双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针，这样做有利于英国。所以，我们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着关键利益的我们则可以谨慎地指望在任何与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冲突中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除非我们的立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赖的权威人士曾向我保证，对于要英国参加一个旨在限制美国使用力量的国际联合的建议，英国的答复不仅是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还包括坚决地积极反对任何业已开始的此类活动。如果英国人重视行动胜于言词，上述情况比即使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的关于未来诸多可能的连篇累牍说明都更有份量。尽可以把这种态度看成友谊或策略，叫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基础上的。诚然，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每句话在现在看来都如当初说出时那样正确，有些还被误用了；但这一句却永不可能有错：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它无理由如此去做，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主人。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讨论。当然，就这支力量的特点和运用说上几句还是可行的。特性和数量不同，它是由总体考虑决定的；而总体考虑是言简意赅的东西，可以被很容易地归纳和理解。
　　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临的是古老的欧洲文明社会；从我们的观点看，正是它决定着人类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之内，大体而言，大国之间的边界状况已非常确定而且得到承认。不管大国在外部利益方面会发生什么冲突，领土拥有和随此而来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则不同，它才刚刚进入各国利益关系的视野。四个世纪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经据有的中心地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也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它也象哥伦布面前的美洲那样，向人们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为人知的状态。但随着亚洲的发现而来的也有一种担心，那不知道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与精神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蕃篱被摧毁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情景。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强调我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华以及对于公认的法律的一丝不苟的遵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体现在大致被称为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身上，它们的生命力和价值业已为它们在其位于北海大陆一侧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国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及随后在今天已成为美国和英帝国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区的扎根所证明。过去的几百代人不断地将这些传统应用于自身的活动之中，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它们也就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并在今天在原则和应用方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而英国和美国共有的责任就是给它们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对未来发挥健康的影响。美国人民是多种族融合而成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和同样是多种族之聚合的英国人民的情况一样，美国人民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才得以坚强有力。这些传统在几近于岛国那样的孤立状态中得以保持和发展，同时继续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先辈所生息的古老家园不断地吸取营养。它们以其强大的改造力量，不仅使所有其他与其有着政治联合关系的社会或种族传统处于颓势，而且还将它们消融于自身之中。尽管埃及法老跟前有着不少巫师，但最后还是亚伦（圣经中人物，犹太教第一祭司长。——译注）的权杖支配了一切。
　　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竞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

欢迎光临星之大海俱乐部 (http://bbs.seaofsta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