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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献】海权论（二）欧洲的冲突 [打印本页]

作者: 亨利-杨 时间: 星海历07年6月21日 10:38 标题: 【文献】海权论（二）欧洲的冲突

海权论（二）欧洲的冲突

海权论作者：马汉
（二）欧洲的冲突
1 协约与同盟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
　　这种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权能的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应有的认同，是因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借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也就是在独立不仅没有取得、甚至还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时期，一般认为，如果想实现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还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东西。满脑子都充塞着地方自治思想只会使自己与其他地方社团产生疏离。这显然既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何况当时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还弥漫着众所周知的猜忌心理。这样，当时确有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必要，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和国家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虽然它们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地方化’这个词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更适用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然而就其所蕴含的‘思维偏狭’之意而言，用它来形容南北战争前的我国早期历史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偏见和行径是再也贴切不过了。地方主义或者地方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坏处不在于它们可如实反映某个地方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于它们破坏了对于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义，大都市和边远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而无半点悔意，华尔街也可如此，虽然它关连着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同样可看到上述思想。国际社会每位成员的首要考虑无疑在于自身利益，在于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或它是人、社区还是国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对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贡献。不过，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只关注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为了消极的地方主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在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美西战争告终这段时间内的死气沉沉状况正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形势普遍的漠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态威胁到了我们或者破坏了我们信奉的一些原则时，我们才会短暂地表示一下关注。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西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是随机性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名望的一些人关心国际问题，政府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理睬加强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于其他必要事务。一位精明的老国会议员曾就占主导的公众态度告诫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如果你希望保有选民对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来吸引人的外交委员会中任职，因为大众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
　　不过有趣的是，在几块殖民地严格而言象省份一样的殖民时代，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淡漠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考虑到现在还有每天能从全球各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信息的轮船和电话，这点就更引入注目了。当然，早期和后来的美国人兴趣不同的原因不难找到。和现在相比。革命时代以前的美国人和欧洲有着更多的直接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不仅受其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动会给整个欧洲社会以震颤一样。当时，关于欧洲的战争的种种传闻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不安，因为战争的爆发会将他们卷入其中。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的西里西来地区的占领有如下生动评述：‘（这个占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连普鲁士这个名字都罕为人知的这块土地上已可为人感知。由于一个人可以掠夺他曾许诺保护的邻居，黑人们正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争斗，而北美大湖地区的红种人也在互相残杀。’
　　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太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问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组织良好的压迫者的自发性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尽管上述联盟或联合有其弱点，它还是达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来。一百年之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又获得了类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样的联合反击过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仑建立的庞大帝国体系。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1815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1815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1707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住之地，在这些殖民地上可同样亨受英国公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权利。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基本氛围，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促使英帝国之内所有讲英语的成员都把培养相互间合理、真诚的关系看成共同目标。
　　英国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与我们无关。当然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它是以前述的英国具有的优势为后盾。英国在地理及产业上的优势令其可以并且促使其获取殖民地市场，从而开发了大量商业和产业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反对拿破仑皇帝的盟友。这场斗争结束了，而英国的产业和商业优势以及广大的殖民地依然故我。于是英国在紧接而来的欧洲竞赛中仍旧比其他强国领先一步，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不同寻常的十九世纪，最近才消失。尽管近些年来的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与英国有关的战争的增多已使英国的优势大为逊色，但由与其相辅相成的科学进步所促进的产业发展依然是英国的特色所在。由于无论就物质财富而言，还是就由一贯的产业和商业传统所决定的国民才能而言，英国都居于优势，它就轻而易举地占得先机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手。
　　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在1815年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消耗战给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和产业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战争中的牺牲者主要都是作为生活中坚和新一代人的潜在养育者的男子。大量的英国公民也在战斗中丧生，不过英国陆军规模相对较小，作为其特殊军事手段的海上控制也没有引起多少大的海战。对法国而言，拿破仑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这些战争中走出时，它不仅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且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而法国的世界地位一直是与其人口数量相称的。法国的另外一个至今依旧的困扰是，庞大的行政系统、臃肿的官僚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它们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使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和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对外影响大小的因素不在于其政府，而在于个人的才华。
　　当时的德意志仍和法国革命之前一样，是一个多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相互独立但多数都是小国。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存在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基了传统或其他原因的两国间的对立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除非一国令另一国唯其马首是赡。然而就在滑铁卢之战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这事当时看来微不足道，日后却意义重大。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竞争的持续，传统上对于这两国的各自认同将德意志分为了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以奥普这两个君主国家中的一个为凝聚力的来源。但就历史渊源和现有的威望而言，奥地利这个更古老的国家又为德意志之首邦。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为绝对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还使这种制度一时加强了。在这方面，俄国这个第五个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从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威中显现出的是毫不含糊的力量。不过，在俄国也和在德意志一样，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弱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塞进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俄国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加上问题丛生的国家体制更会使俄国本有的巨大力量在未来某个时期丧失殆尽。目前的趋势是俄国正被从欧洲的竞赛中抛离出来，而与亚洲国家为伍，而后者与俄国在政治体制上正有共通之处。
　　以上简要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它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息息相关的主要特点就是，英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优势；而德意志种族处于分裂之中，从而在政治与产业发展方面滞后。用当前的德意志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伟大强国的称谓。法国则有意要使德意志四分五裂，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皆是如此。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作法，只是策略有所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正包含着决定了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因素，而朝向均势的努力也可追溯至此。或许这种努力更准确地讲是争取取得对于敌国集团的压倒优势的斗争，它客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平衡。要想知道这种平稳如何地多变，只需认真考察一下自1908年夏天的土耳其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不是考察这些事情本身，而是考察各国间固有的相互交织的意图、需要和猜忌，它们常常在具体情形中暴露无遗。
　　在很长时期内，德意志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被抛在了后面，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它裹足不前。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德国正开始成为而且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令他国黯然失色的集权的强国。就国际影响而言，德国的兴起可与近代史上著名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相比拟。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相比又有所区别。后两者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主要的兴趣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欧洲政治的全部内容正围绕着这些兴趣而展开；它们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也是由欧洲形势所决定。德国和英国之间也有不同。英国的权力完全以海洋为根据，而且它从未拥有过一支象今天的德奥同盟所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陆军。
　　如今的德国有着权力上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有着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坚定意愿。不过由于这个意愿所取决的环境尚未定型，它的具体特点与方向尚无人估测，即使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更谈不上去预言它的未来变化了。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我见到了近期的一篇令人颇有启发的文章，就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该文说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事物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以致于象边界和商业上的通行权之类的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都会激起冲突；而征服者会因其取得的胜利自然而然地扩展他的国家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不是有意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就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进展而言，其与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看来是德国事先预料到的而且蓄意发动的。不过谈及德国与法国的战争，虽然它也在德国人的大致预料之中，但当时德法敌对状况的急转直下看来还是因为德国人精明地——某种程度上也欠谨慎——决定要抓住时机，而他们事先做好的思想准备也使其能迅捷地采取行动，使局势逆转。
　　在罗马帝国身上能相当地找到现代德国的原型。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即使不是罗马的继承人，也至少和其有着历史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只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摆设，而且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最终消亡了；然而帝国的精神依然存在，并对今天强大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和名称的确定发挥着影响。德意志的将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民族性格也象历史因素一样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和主要体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的更现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相比，这种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可以认为前者是更先进的观念，代表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能最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集体行动也有着相当的实际优点，它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以促进公共的利益。顺便提一句，和德国不处于同一地区、但在自强与扩张方面有着同样迫切需要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从历史上继承了同样的个人应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性格也同样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并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居于这些城邦间的主宰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观念和那些更充分地承认个人权利的思想相比显得陈旧和落后，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和对外关系注入力量的因素，它又有其优越之处。
　　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熟知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无疑共存于任何一地，因此也就需要相互调和。但是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受重视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性质只会导致一种对某个社会有着根本性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有着对立的观念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军队般的整齐划一和大众们的各行其事—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许多小商业公司和一个庞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上。不管最终的情景会是如何，个人第一还是集体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中性力量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因此或许也会造成众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还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不管世界已有多大的进步，它也尚未发展到人或国家自觉自愿地将其利益从属于对于他方利益的合理顾及的阶段。用不着因此陷于悲天悯人之中；也不应否认在‘公众舆论’的名义下道义力量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无疑会使我们的思维比以前更开阔。当然，古老的弱肉强食法则仍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有权力的国家才能在工商业竞争中、在战争中生存，道义力量不足以决定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可倚助。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而公司是没有灵魂的；政府也是受委托者，而不是什么主体，这样它就必须把它的委托人，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
　　德国政府现在怀有什么具体意图并不重要，当今天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事实就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还肯定地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有什么国内的麻烦或对外的企图，由于和德国的邻近、自身实力的差强人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和德国有着利益的一致，它必定要跟着德国跑，就如月亮必定要围绕着地球并且和它构成了太阳系这个行星系统中的一个组合一样。不少国家则和德奥相对立，它们有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近的事件表明了俄国在国际上的虚弱，其国内根源即使对于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也一清二楚。至于意大利，它仍处于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二国同盟之内。不过意大利的亲英倾向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倾向来自于两国历史上的相互间好感以及意大利的海洋国家身份。另外，从前互相疏远的意大利和法国近来也日益接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的利益和奥地利的野心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歧，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以及此前的事态已表露了这点。一份敏锐地预计到了这次合并的奥地利杂志最近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儿座落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一一支援我国陆军的行动、保护我国主要商业港口不受敌人的海上行动的侵犯并防止我们在奥特兰托海峡被锁住咽喉。为实现这些目标，该舰队的实力必须至少和我们可能的敌人的大致力量持平。如果我们在发展我国的海军方面拖拖拉拉，意大利就会占据上风并使我们再也无法超越它。和其他方面相比，在海军方面止步不前更是一种退却，而退却就等于放弃奥地利的历史使命。’奥地利的无畏舰正在建造之中，而上述文字令人们可对三国同盟内的平衡关系略知一二。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意大利没有支持德国，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站在德国一边。
　　这样，通过分析当前欧洲的国际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一方有着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法国、英国和俄国；另一方则是已存在三十年的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意大利的倾向尽管可以根据当前局势对它的压力以及它的正式同盟关系来判断，但仍然是令人迷惑的。形势的焦点看来还是在为德、奥这两个中欧军事君主国家所反对的三国协约身上。将这两方的力量作比较，前者在除海军之外的任何方面都占据优势。在地理上，德、奥紧靠在一起，从而易于在必要之时相互支援。不过这种支援不可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纯粹的防御态势也不可能成功地得以保持，德奥至少已在进攻方面做好了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1908年在巴尔干的兼并行动已明显表明德奥集团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考虑到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存手段，显然它们的进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为它们的工业获得至少说得过去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奥地利朝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这个性质。另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德国也越来越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了一个工业国，这样它也就越来越需要确保它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地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在粮食进口方面的安全——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德国本国的粮食产量日益不敷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必不可少。
　　面对上述众多需要，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国内组织的有力而实力大增的德国开始了它的航程；然而同时它也发现，其边界之外世界的市场和原料产区相当程度上已被其他国家抢先占据或控制。在取得了实现国家统一这项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德国已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并组建了一支大型商业船队，目前这支船队在运载德国的工业产品、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方面正持续地积极发挥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船队，有商业活动，但就交换过程的第三环节，也就是由于本国国内消费不足而必不可少的国外市场而言，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努力进行贸易竞争。而在各国都为其国内经济挂上保护主义标签的时代，他国的随心所欲的规定使这种竞争十分吃力。德国能有效控制的唯一一块有价值的市场就是在其疆界之内。另外，自德国加入围绕着领土的角逐以来，迄今它也握有了丁点殖民地，但这看来也并不足以大大减轻德国在市场方面的压力。
　　于是德国在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它看来，近在咫尺、令其历历在目的争斗将对它的种种不利暴露无遗；也就是说，距离上的接近使德国人有一种活生生的被束缚的感觉。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会有这样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时候的确如此。在诸如国家和个人间关系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官方认识，这些认识所体现的不同的国民特性常常加强各国间的误解与厌恶。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府体制在其他国家受人欢迎，而德国的政体则非如此。在德国我们有着一个辅之以一个民主议会的强有力的、独立的政府，它比在英国让人习以为常的、不断换马的政党执政制度要好。德国的兵役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在实践中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坚信这些连同今天德国的欣欣向荣都和将严格的秩序和自由结合了起来的政府形式密不可分。但是其他国家更青睐相对宽松、有着更大的自由度的英国制度。因此，英国的统治范围和影响的扩展比德国权力的上升更让人乐意接受。’一位长期乘坐德国轮船的官员曾拿德国人作比较，向我谈及了在和乘客说话的方式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礼貌程度。在德国的倚仗军事味的政府干预对个人行为的紧密控制所发散出的不容置疑的味道中，德国人的上述不同可找到并不牵强的解释。尽管如此，德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大可无情地一较高低。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他们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他们热情不倦而且还有着政府的英明支持。这些优点必将和英国已有的优势相交锋并将其消磨殆尽。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固然拥有上述优点，但对于工商业地区、对于贸易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实际拥有以及更不公平的对于大片可用于居住和开发的地带的政治控制使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能在这些地区大显身手。不过德国的个人倒可以前往这些地区并在那受到欢迎。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还可能喜爱上更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任何比他们所脱离的制度有着更少的干预内容的社会体制，尽管他们或许依然热爱着并不存在这些东西的母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促进移居海外的德国人的发展，德国本土上的人们建立一个‘大德国’的心愿也仍然难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有着实现的可能，而且双方正日益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当前，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大德国’体系更能让德国人心满意足；而机会的缺乏又不禁使这个对殖民地的贪欲昭然若揭的国家心烦意乱。
　　德国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不列颠群岛的位置对于德国也有着深刻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的所有内陆河道——它们已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和利用，而且相互间有运河沟通，从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水运系统——都是以这两个海洋中的一个为入海口所在，因而这些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的进出通道，德国的全部对外商业也都集中于这些地区。如果沿着敌国军舰的巡游路线，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六十英里多点；波罗的海海岸要长得多，但从大西洋抵达这里必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到一百英里。战时德国商船可以在中立的区域之内贴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很大危险，因为从德国通往大西洋和其他大洋的所有航线都经由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这两个海峡的一侧完全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四百英里宽，有些地方只有三百英里。在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依照现今的国际法，没有任何德国船只可以经由上述水域而不被劫获，而对于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成功封锁会使德国开展的和中立国对德国开展的贸易都陷入停顿。对英国而言，只需以离德国不到四百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对德国，包括它的两个主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在波罗的海进行封锁则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就清楚了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了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借助这条运河，军用或商用船只可以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海域而不暴露于敌，德国海军也可以进行集结以对付敢于将其舰队一分为二的敌人。另外，虽然基尔运河不能使德国商船在北海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它能使由于封锁不能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船只驶往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它们的货物可通过运河系统转运至许多目的地；而连成一片的水道使得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再在途中将这些货物另行装船。基尔运河在防御上的巨大意义在于，在某敌国海军的规模只是德国海军的两倍不到的情形下，它使前者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它这样做，和因基尔运河而得以集中的德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相比，它一分为二后的任一部分都处于劣势，这样它就只能后撤；而根据既定的国际法，这样的后撤使封锁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封锁得以再次确立，牢牢扎下根基之前，封锁国不可劫获中立国的船只，而且中立国还需有一定的时间以被通报变动后的决定某个航行非法与否的封锁局面。不过，虽然封锁的松缓使中立国船只能出入北海或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德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也还是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在今天的世界商船吨位中都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英德开战，中立国的吨位根本不足以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且和德国舰队的壮大是同步的。这些都表明德国正在做着系统的准备，这很大程度上使德国既显得伟大，又令人害怕。不过，发展威廉港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二十多英里长的、近海多沙洲的危险海岸将它与易北河口分隔开来，某种程度上这削弱了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保险的连接纽带所具有的优点。另外，上述海岸的外围有着战略地位重要的赫尔果兰岛的拱卫。作为和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的交换，该岛于1890年由英国让给德国，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鱼雷艇基地。不过和海岸仅三十海里的赫尔果兰岛的意义远不仅仅在于鱼雷防御上。
　　尽管诸如基尔运河之类防御上的准备意义重大且值得赞赏，但由此获得的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古巴曾具有的对于我国对外政策之意义记忆犹新的美国人不会不明白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德国商业意味着什么。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一百英里海岸都囊括于其中，这种情形使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海军强国将古巴岛据为已有。不过，古巴政治归属状况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已使美国曾有的担心化为历史；古巴的重要性依在，但至少此时已不再有古巴被某个国家用作海军基地的可能。不列颠群岛的对德国重要性和政治归属状况都是长期性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今天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首屈一指，保持这种局面更是英国两大政党的明确目标。
　　提出这个目标是合理和必要的。虽然和德国同为商业国家，但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原材料、粮食和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因而英国在用以支持军事力量的人力资源方面居于劣势，尽管英国也有着较大的人口比例，单靠自己的土地也不易养活它的人口。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四百多人，而德国只有三百。另外，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是绝对的，它不象德国有着能使其得到物资的大陆边界。德国还有着莱茵河，它通过和德国友好的荷兰入海，是德国腹地的一条大运量运输要道，而且根本不可能被英国切断。在另一个方向的边界上，德国和俄国接壤，后者是世界的一大粮仓。1909年的俄国小麦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是二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六英担。美国排在第二位，为一亿九干三百五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英担。
　　就保持一支强大海军的缘由而言，英国在保全自己方面有着更大的需要。它绝不能放弃海上主宰地位，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另外，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而且，由于不列颠群岛的地位，英国在欧洲海域保持海军优势可以对德国商业施以长期的潜在控制。正因为这些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海军在本土海域加强了集结，而从前它多少更具分散性。以往英国海军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对该地区多少有些放弃，这也颇具意义。
　　无疑，上述集结是出于对德国海军的发展和德国陆军世所公认的出类拔萃的考虑。拿破仑就曾梦想将英国舰队诱开，然后再迅即入侵英国，这也是当年英国人怕见到的情景。当然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还不仅仅以微弱的劣势。不过，即使在蒸汽时代之前，入侵英国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尤曾尝试过。今天，蒸汽轮船的运用使跨越英吉利海峡远不象过去那样困难，可以在完全不受风向和天气影响的情形下特别迅速地向英国运送军队。当然，调集船只和载运部队并不会因此就一帆风顺；在英国登陆是一件包含众多细节的行动，没有仔细、适时的考虑就不会成功。英国人对昔日英国为防止奥地利或法国的入侵而作的动员以及导致这些措施的精明政策还有着记忆。不过一些持有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也确实担心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支足以粉碎任何有组织抵抗的军队在英国突然登陆，而他们面对的其实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英国要把其海军集结于本土周围，而这也促使德国努力发展它的海军，不仅增加军舰的数量，还大力修造各类工厂和船坞，以具备大规模的制造和维修海军装备的能力。这些计划总体上看深刻地体现了德国非同一般的进行静悄悄的周密准备的能力。德国并未正式表述过它发展海军的目的，不过或许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这个意图不会有错：壮大德国海军的力量，以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敢对德国冒然挑衅。德尔布吕克也写道：‘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政策目标，但它应该且必须尽力对英国的行动施以限制。’这就是说不能由着英国依靠本国的地理位置对德国的贸易进行控制。不过由于德国的计划是建立一支规模比英国海军还要大的海军，英国不能不和德国展开一场造舰竞赛，以维护它在海军上的领先地位。
　　很明显，英国海军的强大也是对德国在陆军上的优势的抵销。如果英国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它不可能指望拥有一支足以和德国陆军一争高低的陆军。相反，德国在已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同时，还期望拥有一支无故的海军。尽管英国比德国要富有，但英国政府不可能象德国政府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个人自由也许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本性。它使在英国按照德国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绝不可能；这个特征是多少代人造就的，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改变。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和殖民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是个人独自努力或自由合作的结果；这种局面今天依然未变，由个人进行公平竞争仍是其中的规范。在英国，进步的动机来自个人；在德国本质上则是集体行动决定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也反映了上述情况。尽管该计划以德国的作法为蓝本，但其执行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经验和把握全局能力的不足。和在德国一样，根据该计划，个体雇佣者或受雇佣者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所有的养老金负担都是由国家承受。不过该计划没有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作认真的调节，而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简单地将养老金福利一古脑地推向社会。它所依靠的税收政策既不会激励进取精神，也不能促使人们奉行节约。因为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财富中的过多一部分将作为税收被抽走；而即使大手大脚，也能从国家多少得到补助。在采取政府行动方面简单地模仿德国并不能使英国取得德国人经过精心筹划才取得的那种进步。
　　这类进步更加强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和德国对抗；如果某两个或所有的大陆国家连成一气对付德国，它们也不容易解决协调行动的问题，何况无论欧洲强国如何分化组合，奥匈帝国肯定都会站在德国一边。因此英国海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能让德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力量。而英德两国之间的军事态势又是和相互间的工商业竞争掺杂在一起的，这种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左右着两国人民体现在需要和收入方面的福利状况。不时见诸于报端的频繁外交访问正反映了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德国眼中，从这些访问中凸现而出的是一种孤立和限制德国的企图；而这些访问传递给其他国家的则是这样一个共识：应该压制那看来过度膨胀而又甚具侵略性的德国的野心。无论人们有什么看法，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辅助性而非决定性的。

2 德国的崛起

　　德国的目标是求得这样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认识到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状况。奥地利在去年采取的兼并行动，1905年摩洛哥争端的或长期存在、或转瞬即逝的事态等都不时地影响着各国的政策方向。微小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它们也会导致和其重要性相符的反应。这种重要性的大小由有关的政府所估测，但在根本上还是为这些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所决定。当前，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对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它是从前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德尔布吕克还写道，‘英国和德国这两大国之间的角逐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绝不可能被消除。不过，这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至多竭力进行的军备建设使两国保持相互间的力量均等，谁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和某一方站在一起，对这种平衡产生影响。
　　德尔布吕克的思路适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每一个其他国家，也适于被用来分析包括英德之间的争执在内的每一个纠纷背后的原因。战争的情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战方的地理状况，但战争的根源可能远在他处，今天尤其如此。如今，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越来越必须在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寻找原材料，并为它们的工业产品和资本寻找出路，从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中说，从今没有任何欧洲问题会激起欧洲国家间的尖锐冲突。不过他又指出，非洲的刚果问题如不能合理解决，可能造成欧洲国家间的麻烦；这些麻烦和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问题——指奥地利的兼并行动，对此各国迟至1909年4月才明确给予承认——相比，后者只是儿戏而已。德尔布吕克又写道：‘德国给自己规定的明确目标不是获取大片的殖民地，而是求得这样的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无人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面对上述声明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正炫示于其面前；不能不记住德尔布吕克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文字：战争常常并不发端于明确的目标而是受促于偶然的事由，而强者通常在这些事由中占据上风。而且，冲突中的双方能很快就什么是‘条件的平等’达成共识么？在整个世界已经确信德国有关武力上的优势而且企图倚仗这种优势去谋求控制的情形下，它还会为德国鼓吹它有着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欣慰么？世界上的国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普遍存在着与德国有关的竞争，当然门罗主义使南美的情况更为复杂；二是德国海军很快就会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强大。如果英国保持了它现有的在海军方面的支配地位，再加上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海军就可以钳制德国；但如果英国海军没有这个能力，就没有谁还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了。由于英国有着非常自由的体制且因此军事组织不甚发达，另外对殖民地的欲望也已完全得到满足，它没有足够的进行侵略的动机，何况如今它也没有很高的组织效率。就此而言，德国才是当今最适合不过的；无可比拟的典型。
　　如果上述正确，那么在当前由于所有在工业技术和资本拥有方面都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正在世界上的同一地区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国际紧张日益加剧的时刻，英国明显地是国际局势的关键所在。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不仅仅是抽象的名词，它们还体现着实实在在的资源，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决定着大众在衣、食、住、行和合理享受方面得到满足的程度。所以，当前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如果哪个国家在政府体制的效能方面高出一等，以所拥有的工业和商业实力为基础，它就可以作为一股军事化的、组织良好的力量投入角逐，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结成联盟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海军，以及庞大的殖民体系，将国际形势的钥匙抓在了自己手中；不过就武力竞争而言，英国在组织效率与人力物力的集中上又逊于德国。这样，对所有德国之外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如果它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或机会对自己极为重要，它们就有必要考虑应抱着怎样的思想态度、持着对现实的怎样理解、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影响未来的发展。如果某一国的强大令他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和从前一样，平衡只有通过弱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合才能得以保持。
　　顺便还需提及的是，在大多数的工业竞争场合中，海洋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欧洲形势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俄国趋于衰弱且要把一部分力量投向东方，德国完全不受入侵的威胁。而且德国海军能够，或者说很快就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此外只有英国海军可以这样做。一旦英国丧失了这种地位，就当前状况估计，德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海军国家以及欧洲的主宰者。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海军的行动不牵涉英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又未保证在与上相反的形势下给予英国相应的支持，能期望英国行使它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代，美国宣布了门罗主义。尽管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军力量一样可以让人不屑一顾，但英国这个当时有着比今天还相对强大的舰队的国家将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对它的真正支持加以欢迎，而且两国还通过它们的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提出的从欧洲运送军队跨越大海去干预美洲的争端的建议。当时，利益的契合使美国和英国相互间给予了支持。
　　另外，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时，一位在英国极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告诉笔者，对于向英国提出的一项要求它参加一个国际联合以约束美国使用其力量的建议，英国在答复中不仅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而且还保证将积极地反对建立这种联合的尝试。而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就迫使日本——另一个非欧洲国家——放弃对旅顺的占有。我认为英国的上述作法完全是出于利益动机，它正确地认识到了其利益。我不会将其原因归结于情感，情感尽管在国家生活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却是极为靠不住的东西，变动无常。当前的问题是，在目前形势中，英美两国鉴于利益的共同性，在什么领域更可能进行相互支持？当然，英美之间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这很大程度上也使两国相互间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在今天和在华盛顿时代同样地正确、而且将一直正确的一个道理是，期望能有利益之外的动机持续决定一个国家的行动完全是徒劳的。这个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信念已被德国直言不讳地作为国家政策的根据。从这个信念出发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全面正取决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考察；为此，他们需要对眼前现实有着广泛的了解，还应具有对其进行分析的能力。对于一个要在世界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国家来说，这些了解和分析能力也应为其一般大众普遍拥有。只有这样，原先只有着短浅眼光的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国家的长远需要，国家也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今天，美国再一次地需要看清欧洲政治对于自身利益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当前，德国决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正公开地计划建立一支一旦建成将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所希望拥有的海军还要优越的海上力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德国正行使着它的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它也必须为它的行动负责。无论就某个地区的防御、还是就在涉及德国的争端——无论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哪个地区——而言，德国的所作所为已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了德国力量造成的压制。于是，对美国来说，当前正迅速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它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和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从门罗主义的提出到南北战争的结束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一致。
　　因此，如果上述形势完全形成，它也不会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它和昔日的情景相比明显地多了几分不祥之兆，因为现今的国家间竞争远比1860年以前激烈。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自1870年以来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造成的。今天的敌对和以前一样，也是由海洋而起，而海洋正是美国及其他海上国家的边疆。这个世界久已习惯于由一个海军强国起着支配作用，并且毫不含糊地将这个国家和英国这个名称连在了一起；它还注意到，海上霸权总是和商业和工业的优势相维系的。今天，争夺这个优势的斗争正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对这个优势的追求促使各国寻求市场，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场，使其为我所用。这种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占有。这种保护制度目前盛行于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国家权力如何被用来人为地为本国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自诩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而现在这种优势已陷入了疑问之中，自由贸易体系也摇摇欲坠。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占领，尽管当时后者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奥地利一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进行了关税调整，结果英国就被排挤出了当地的市场。‘门户开放’这个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词汇要表达的就是对于通过领土占领或公开、隐蔽的领土控制而在某个地区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抗议。
　　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就在最近，当笔者正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位在德国颇具影响的人物称，如果将来德国在其他国家先行抢占的殖民地盘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国对此只好默认。人们完全应该相信此话的确是由衷而发的。不过，国家实际上是由它遇到的机会所支配而且很乐于应用这些机会。在1898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谁又能想到美国将占有菲律宾呢？当初，这块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预定的战争目标；而且笔者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夺取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无人能预料一个国家将做些什么或感到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争执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也还是谁的力量强，谁就占上风，而且大家都会不失时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国需要的市场大多处于他国法律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着德国的当前意图以及对强大的海军的期望；不过，支配着德国前途的并不是后者，而是无法预测的四周形势。
　　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有海军基地，而土地占有就能带来这方面的好处。作为对德国公民在中国受到伤害的反应，德国向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后者将胶州湾让给德国[1]。不过德国首相告诉议会夺取胶州湾并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预料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确信我们在远东需要一个陆上基地。’这番言论只不过是对于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个具体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着逻辑上的承先起后关系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串链条就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个链条总结了英国海权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成长使美英两国在自门罗声明至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内，围绕着土地占有上的争议，一直处于外交冲突之中，虽然如‘疲倦的巨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当时英国也开始感到管理广大的地盘对它是个负担。那个时代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也远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英国并未摆脱多多益善的习惯，它的工业还继续要求市场，它的海军依旧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权力仍然无人堪与匹敌。令人幸运的是，尽管美国的市场对英国极富价值，两国之间又有着外交争端，但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1812年的英美战争让自己一无所获且还惹得一身烦恼，因此占领美国的想法在英国虽一直存在，但并无多大影响。英美间的和平一直得以维持，美国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为英国人接受了。
　　上述之类的情形在各国政府的行为中随处可见；从中必须看清的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考虑导致了各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权力的针锋相对，无论这种对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调节或是被置于了战时仲裁之下，或是处于两国还是国家集团之间。对权力大小的判断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力量的认识上，更表现为对于所有对行动产生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广泛评估。均势就是指在天平上各处一边的两个秤盘处于一个基于对立关系因而又易于浮动的平衡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从这种局面中崭露头角的是国际协调思想，即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步调一致，以通过妥协或基于应有的权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一旦达成了某种解决，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效能。尽管所有在国家间会议上达成的条约都有着这种性质，不过现今的‘协调’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从而对有关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几大国就是通过协调，才决定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该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之间关系的平静。这两方分别希望和希腊及土耳其实现政治统一并且从后者那儿寻求支持，这种局势恶化了希土两国间的关系并给欧洲和平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德国拒绝参加上述协调，这显然是因为它和刚刚被赶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着特殊关系。此外，五年前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也是一项大国间的协调行动，该会议同意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摩洛哥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的国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这类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体现的是大国间的一致，而不是对抗基础上的平衡。
　　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这种局势不仅表明了在欧洲存在着一个超级军事强国，而且将这个国家造就成了一个和欧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及和这个家庭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美国相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着更出色的组织才能的有机整体。
　　军事组织，也就是陆军，只是德国的组织才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所在。德国对自身力量进行协调、搭配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统辖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性机构，这种广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于是德国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托拉斯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众所周知。在德国，由政府进行集中特别地容易并且有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对于政府的顺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普遍性格，他们将自己置于强大政府的支配之下，与此同时在个人自身的行动范围之内又多少保持着一点主动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的特性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协调促进了德国的强大，而这点并非时时都能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无疑的是，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由于德国政府有着熟练的对社会进行系统组织的能力，而德国人、民对这种组织也能普遍接受，在组织程度方面，德国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独占鳌头。
　　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国内活动方面极富天赋，这使它能够通过将自身力量协调一致而甚为强大。有着无与伦比的效能的德国陆军就集中体现了德国身上所有的军事禀赋。这支军队所依赖的德国人口如今比俄国以西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长率也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半，从四千万达到了六千万，现在还以每年八十万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德国陆军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即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因在地理上处于欧洲中枢而具有公认的军事优势。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那么在其他欧洲强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分布于连成一体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土周围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前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就如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而这自然会使德、奥容易受到多个方向上的攻击。不过军事实践证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位于中心地带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与此同时的经受攻击的危险所给它带来的损失要大，它能够同时对于几个敌人进行连续的打击。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施压，用优势兵力对付薄弱之敌，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着军事上所称的内线调动军队，而内线简而言之就是较短的线路。距离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动，而时间也因此而节省，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胜负就在五分钟之间。
　　由于这些原因，位于一个圆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国家比那些其领土零散分布于圆周之上的国家更易采取协调的行动。目前这种便利是在德奥同盟一边，而且还因铁路系统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处于德奥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且根据战略与商业运输的需要而组织，因而也就使内线调动所带来的军事机会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只会加强德、奥间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当前欧洲局势中的互利互惠关系已被它们自己视为必然。无论就任何一国的具体意图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都不存在任何使分裂能和联合一样给双方带来同等好处的因素。另外，德、奥的领土连成一片，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些军事和商业上的好处。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打算。
　　鉴于上述状况，奥地利一年前的吞并行动和它的建造四艘无畏舰的计划都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在爱琴海边获得了据点，或者借助于海军优势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么它就能以充分的海军力量为依托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企图与意大利的利益相冲突，也和欧洲国家对近东局势普遍具有的敏感不太相称。不能忘记的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有着在意大利半岛进行扩张的传统的奥地利还占据着包括威尼斯和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在1718年与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曾短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推进受到压制之后，奥地利又把扩张传统和对商业优势的期望转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身上。意大利此前对奥地利的抵制也随之自然地转移了过来，因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状况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亚得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于是，从前的和当前的对奥地利的强烈不满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王后的祖国产生亲近之情，而且他们还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特的意大利人依然是奥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赎’出来耿耿于怀。由于上述龃龉，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平衡。人们唯一需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不稳以及这对东西方交汇之地、对于传统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响。后一地区的代表城市就是分别以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
　　由两个中欧国家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几个目标，它们通过德国的海军发展以及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这些近年来的事态都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超级伙伴，它的支持对于奥地利最近行动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奥地利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既是出于眼前需要，也是明显地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针对奥地利对波黑两省的吞并，奥地利首相曾说道，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对奥地利不利。这实际上是指，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或许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如他们面对战争威胁，依然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它要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使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居于适当的地位。除此之外，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贸易扩张也是奥地利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上述目标，它就不再会给人一种瞻前顾后的感觉。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纷争使奥地利人不能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的对外政策则会将全体奥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的国家利益大旗之下。尽管奥地利的财政不太宽裕，但上述目标以及扩张至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将继续促使它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最近的情况已表明对奥地利的抵制软弱无力。自然奥地利也需面对在当前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可现实形势是俄国一蹶不振，而两个中欧帝国却兵强马壮。德、奥的联合行动说明，这两个国家将依然是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
　　德国总是及时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无疑会得到奥匈帝国在将来对于德国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冲突之中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只要世界政治还取决于欧洲局势，一个国家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和德国陷入争吵，它都必须掂量一下奥地利的作用。这一点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了摩洛哥问题上。在克里特岛事务上，德、奥两国至今也是并肩而立，脱身于欧洲协调之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国协约集团中的任何一国沾惹上了与德国的严重麻烦，其他两国如果想要干预，也不能不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一旦在上述形势下法国决定动用自己的海军以支援英国，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将使它不得不留意着不仅是德国、而且有奥地利的对自己陆上边境的威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企图或政策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此时的欧洲局势对德国行为的制约必会因奥地利对德态度的明确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体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均势状况的主要特点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于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赖而聚为一体的力量；而在另一端，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不可阻挡地会向一端倾斜。以往的经验也并不能保证有关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想到应防止他国一时具有的优势所造成危险或消极影响，并且针对将来的可能不测进行稳固的合作。相比于三国同盟，三国协约集团力量的散乱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是强者。
　　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无二致。不过未来的历史进程的两大主角将是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和从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导致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的全面发展。主导国际法的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至于对于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的载体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恰如其分地说道：‘国家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体现于国家主权之中。正是因为国家享有主权，组成各个国家的各国人民才能越来越融为一体。’今天，一直主导着欧洲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立观念已成为了众人共知的东西。对于这种结果的产生，每个国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动作用，因为它们为一种共同的传统所左右。

3 东方和西方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眼前的目标就是阻逼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

　　在欧洲大家庭业已经历了四百年演进的当今发展阶段，看到一种崭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正在东西方之间生成并不令人感到多么吃惊。不久之前的日俄战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上述现象，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国家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击败。这样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下的限制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对造成上述局面的事实有所了解。不管人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出什么结论，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现不能不得到承认。
　　其他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击掌叫好并抱以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都处于对西方支配性影响的抵御地位，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互间因地理和文化存有亲缘之情。自从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东方在二百多年以前开始了紧密的实际接触以来，双方间的态势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将力量高度地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从而相互支持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不好，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无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运用自如的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优势一样。在欧洲还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时，土耳其帝国与其相比俨然是铁板一块；伊斯兰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国家形式和公认的独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既无力在政治和军事效能方面与西方一争高低，也无法做到携手抵制后者，结果只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让土地和权益，它们的独立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及这种统治一旦消失所导致的可能后果也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大众对于外来统治就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未必喜欢但看来也无太大害处的东西。对西方统治的不满以及对独立的追求主要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间，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方法有着较好的了解，但对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无法体味到西方人民为探求和运用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个世纪的辛劳。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这种变化为宗主国所赞允。不过，英国和美国目前也确实正向当地人作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为日本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憾。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区界限，各自操着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实这些也是幅员的广大和交通联络的不发达必然导致的状况。另外，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来外部之光已渗入了中国，以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为手段的自我认知过程已经开始并正结出果实。与此相联系，一个甚有意义且令人颇感兴趣的事件就是，在没有外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正自行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里的铁路。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还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当然，拒绝外来投资会妨碍筑路速度，延长完工期，但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决心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而放眼未来，以求积累自身的力量，将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推行‘门户开放’才对它颇具意义。另外，如密切关注中国的人士告诉我们的，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它们必然会象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它们也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更不会让它们象在1783年至1789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西方统治已给印度带来了许多这类东西——也有助于使强化国家权力的潮流以即使在处于类似时期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可能见到的速度和确定性向前发展。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其前锋曾分别抵至维也纳和马耳他——就是这种联系的为人熟知的具体表现。当时，欧洲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处盛时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自然能轻易地将剑锋刺向欧洲的心脏；而待到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在欧洲结束之时，这种危险也随之消失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仍然继续为一些基督教国家所交结，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外一侧对奥地利后翼的袭扰使后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又成为了欧洲注意的一个焦点，各强国以利凡特为中心的利益冲突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联合起来并和土耳其结成同盟，以反对另一个和它们在土耳其有着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就在两年前，利益的分歧还产生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对美国来说，上述事情过于遥远以至了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可是，只要这些事情影响到了欧洲的平衡，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在这些地区，美国和维系着欧洲平衡的各个强国有着密切的接触。某个事件只要削弱了一个美国可以指望其与己保持一致的国家，且对不太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有利，美国对其就绝不能漠然视之。在最近十年中，东方的事态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均势。据说——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德国已认识到了自俄国败于日本以来，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俄国的失败缓解了德国在某个方向上所受的压力，以至于它对于法俄同盟已无任何严肃的不安；再加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忠心耿耿，德国更显轻松自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陆上负担的减轻会使德国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海军方面。这显然会削弱英国海军的相对强大，或迫使英国也大幅度地增加海军开支，而军费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对一个国家并非好事。
　　英国通过和日本结盟来抑制俄国看来或许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误。当然，俄国深深地卷入远东事务对英国有所好处，因为这会分散俄国的力量，使其无力针对着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采取行动。不过，若俄国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土耳其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所做的那样，向当今的德意志帝国施以某种压力，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是，由于在满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俄国也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了。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却使欧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英国的实质性变化。对此英国人目前不得不尽力弥补。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与其说是对现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估测。不过在日本于日俄战争的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下，倒的确是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所基于的就是英国海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战双方更接近于势均力敌，在财力上都更为举步维艰，而俄国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损害，战争对于围绕着‘门户开放’的外交争论的影响就会大有不同。门户开放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均势精神，它和均势都旨在增进和平，只是后者寓示着独立权利的平等，而它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另外，和均势一样，门户开放的保持也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平衡。这里的各国具体而言是指对于中国的发展及在华商业机会颇感兴趣的那些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针对的就是中国。
　　我尚不知晓‘门户开放’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阐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并坚决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自然人们都希望这个合理的目标会和平地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也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万一迫不得已，只有诉诸强权以维护上述权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地理解这点，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无视他国意愿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吵了。
　　但是，还应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各国一般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看法或认识通常也各不相同。对此可拿铁路作例子。修建铁路是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普遍形式，而且还可以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稳固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分配铁路建设方面的机会。可在最近的一项建路安排中，美国似乎被冷落在了一边，失去了获得德国首相所说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对此美国政府已严正申明了自己立场。在下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将建造大量的铁路，而中华帝国的完整对于门户开放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某一外国通过租借协议对一块中国的土地进行占领或管理——这迄今已屡见不鲜，这块土地就有着有朝一日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今天的朝鲜看来也在劫难逃。另外，上述为他国变相拥有的土地上的商业也可能为他国海关所控制，这样门户开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这类性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门户开放的成败。为了处理它们，美国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要美国单枪匹马地维护门户开放，它就需要建立一个保护国，而这是和蕴含于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种种问题典型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因而也不时地为人们所讨论。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令人不禁提出疑问，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是否能照顾到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关注着在华机会的平等的国家的正当权利。可是也用不着否认，即使各国就门户开放原则达成一致，在依照该原则行事之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免不了竞争。而贸易竞争自然会驱使人们利用任何机会来赢得上风。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更多地通过使用以既有控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而非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商业优势。这样的情形在工业、金融和贸易领域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也显露了类似的倾向。
　　美国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主张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等等，均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欧洲有关国家相对力量的变化和美国也不无关系，任何这方面的变动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肯定会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的利益。当前，俄国处于虚弱状态，德国正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因其政府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对此美国绝不能视若无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对美国一直有着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在1823年，如果当时的英国海军不如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以至于不能阻止后者向南美洲运送联军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对美国来说事态就非常严重了。在1814年也是欧洲的局势使英国不加思索地放弃了因1812年的对美战争而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另外，美国之所以能取得独立也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对于结成同盟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有所下降。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当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此，如果在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达成共识，美国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也将是很成问题的事。
　　均势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它的变化看来的确不是不可能削弱欧洲对远东政治的影响，除非当前争夺海军优势的斗争遭到抑制或大局已定。实施如英国眼下将其海军集中于本土水域这样的集结行动需要将分遣舰队从远方地区撤回，这就原则和实际而言绝对正确，但也自然意味着多少要暂时地失去对撤出地区的控制。不过，只要德国和英国还象今天这样势不两立，英国在北海进行集结从军事上讲还是合理和必要的。当然，如英国出于必要还想在其他地区集结力量，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舰只以建立大的分造舰队。
　　欧洲的力量组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并使欧洲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力为其海军力量所支持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想象的是在英国和德国僵持于北海的情形下，协约国控制地中海的任务可能落在法国的头上，这自然也会引起意大利的严重不安。据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些现有协定中包含着对于西地中海地区的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会象门罗主义那样趋于强化，而有关国家也会从其出发决定如对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否应采取一些将改变该地区海军力量状况的安排之类的事情。在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力量都在北海严阵以待的情况下，一支能够在地中海发号施令的舰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快速纵队，它处于核心位置，有助于针对其他地区采取持续的具体行动。上述的几国海军各有分工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尽管它不免表现出同盟或多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固有的弱点，但也不是不可行的。
　　这些叙述自然都是估测性的，但是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它们又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们的思考。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欧洲如从前一样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军强国，这种情形比当前现实更能直接地影响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海军强国的利益范围。当日本于1902年和英国初次结盟之时，后者还握有海军上的绝对优势；英国海军既可以有力地照应到远东，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两强标准切实得到了贯彻。这样，在1895年，当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干预以迫使日本作出牺牲之时，英国本可以抵制这样的行动，即便日本缺乏战列舰力量令其有所顾虑。可是英国后来还是采取了干涉作法，这对于日本下一次对俄国的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当前的海军竞赛继续发展，上述的干涉是否依然可能？
　　上述例子还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一旦实施会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质的影响。对敌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进攻就产生类似的结果。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虽然英国反对这个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归还的地盘又被中国租借给了俄国，但它当时准备尚不充分，未能下定决心；何况形势也难以逆转，而日本又没有战列舰力量。但到了1904年，英日同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是英国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此时，日本已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海军仍是首届一指，而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的实际政策就是如此，法国则是力不从心。在日俄战争中，如事实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则替它在欧洲一端照应一二。这个情形体现了不同国家海军之间的分工。尽管英国海军当时并无战斗任务，但它的行动却明显是军事性的，起到了威慑作用。前文曾言及，在1898年，对于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英国表示它不仅不支持，而且还要反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英国海军在那时同样是一支威慑力量。
　　上述情况也说明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运用得越是得心应手，越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所在。在当今时代，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参战方比南北战争中的双方还要对战争缺乏事先准备，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了自滑铁卢之战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准备的缺乏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半斤对八两。不过这个局面最终还要消失；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
　　如前文所说，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国可给英国以海军支持。这种安排的一个缺点是，它一旦成为现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且会导致陆上战事；而当前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单独和德国交手于陆上。这不是说法国陆军不堪一击，何况法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精心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实际上，法国针对进攻和防御采取的措施使法国的武装力量虽然确实仍逊于德国，但依然可为法国提供相当的安全。这既可促使法国的对手三思而行，不敢冒然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彻底撕破脸皮；也可通过推迟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或期待有足以扭转局面的事件的发生。
　　法国人认为是德国在1905年迫使法国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法国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为当时法国根本没有作好军事准备——其中原因在此不必提及了。不过，一年之后，面对着同样令己难以忍受的要求，法国采取了抵制态度，绝不退让；而德国也只好降低其调门，当时法国所作的相当的军事准备令其不可小视。由于档案保密制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了解当今的国际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欧洲局势给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将继续推行盛气凌人的外交，只要它一直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这个优势连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奥地利注定要将自己和德国拴在一起，它们组成的陆上同盟在目前是强大无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过，只要知道它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有所动作，那也就够了。
　　上述态势对协约国自然不利，除非战争的代价让德国有所顾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协约国应该增加自身实力，不过目前它们尚远无力量既抵御德国的侵略性海军行动，同时又在陆上和后者周旋。强大到足以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是一回事，能够在冲突发生时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哪个欧洲海军国家能予英国在地中海的现有地位以支持，英国只能自食其力；一旦奥地利有财力将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舰队化为现实，英国会更觉吃力了。
　　上述看法既使英国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更显突出，也表明了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由于和德国不在陆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军力量帮助英国。它们就是日本和美国。放眼未来，这两个国家需要考虑英国的海洋霸权落到德国手中是否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开放海域，美日两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有实际接触；而英国则在每个角落都有其海洋边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军优势的地区都易受攻击——比如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的东方地盘而言。连美国都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国的衰落将德国海军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强大的德国陆军相配合，德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实施远洋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段长的时间内，能够这样做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其原因不在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本身，而在于岛国地位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今天，英国的财政困难、俄国的组织涣散和法国的为人口众多所累都使德国的未来行动能力无形中趋于增强。尽管和德国相比，英国更为富足，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个人自由传统也使英国人或美国人不愿紧紧地受束于组织及对个人行动的规范，而正是这些使德国立于现代国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这不是说不存在其他棘手的问题，相反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突然地引发大火。有火必有柴，隐于英德对抗背后的是双方间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们所基于的就是维系着两个民族的福祉的工业和商业。英德之间激烈的工业和海上竞争不是自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是从荷兰那儿夺得了后者凭借曾经无故的海军而长期把持的商业霸主地位。尽管当今的现实广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以及使其颇具意义的从过去至将来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很多人能认识更遥远的过去，并考虑是怎样的强烈情感伴随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业和商业成就。
　　我们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时也不忘记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进展正使人们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国和法国、俄国——后两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国还处于传统的对立之中———逐渐结成协约国集团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国首相将此谴责为旨在包围和孤立德国，不过三个国家采取上述行动大概确是为了维持欧洲及世界的均势，回应德国的四面出击以加强自己在海洋及商业方面的地位的明显企图。人们不应一成不变地认为这类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国的合理理由，但认为不应对其保持警惕并进行制衡又另当别论了。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只有以强力应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势的维持正一直为欧洲政治家迫切关注。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不自觉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欧洲融为一体，因而欧洲的事情也应为美国人所关注。当美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在欧洲，门罗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而德国据一般的报道应属于后者，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不愉快无疑使这点更显明晰。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它如今正在筹建的强大海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地位会更加有利，而美国的支持者也会面对极为不同的形势。今天，涉及西班牙的争论已成为过去；不过即使在看问题最肤浅的人看来，很明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既和美国、也和整个欧洲世界的利益息息相关。
　　让我们根据德国的历史来考察德国的现状，因为如果不借助于适当的方式，我们不可能理解德国为什么有今天的声势。为了最好地了解这点，不仅需要认清一个国家的利益，还需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找到它可能的历史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作出评判。大众的情感最强烈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根本的动因，但它所激发的情感却有着更大的能量。无论统治者意欲何为，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是非判断来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处于与他国政府的争执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乎情理，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国当前的利益需要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德意志帝国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统治者的一般对外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德国也有着自身内部的争执和利益分歧，它们将人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并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某项国际争端的看法。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团结对德意志民族发挥的重大作用。最近的一篇法国报纸上的文章在以批评的口吻评价德国的外交时，不无道理地说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宗派主义，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义感情的抑制，这种感情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将六千万德国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唤之下，而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应该当心不能将这种精种抛于脑后。’这个告诫虽是单单针对着法国，但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
　　德国人还普遍地认为他们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自1870年以来，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工业需要市场、商业和船运业，从而也使保护主义呼之欲出。德国在1879年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既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也是为了保护德国农业，防止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过量流动。德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关：在1881年是二十二万，如今只有两万了。外来移民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一位德国撰稿人最近甚至说德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军事上，与此相关联的是德国海军的变化。今天，受英国的一个类似组织的启发而诞生的德国海军联盟已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成员。要知道，英国比其他国家对海洋有着更多的依赖，不仅为了自身的繁荣，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积蓄能量，周详地进行筹划以使手段和目标相适应方面有着独特的本领。这种本领体现在了德国的各个领域：军事、教育、工业和商业。当然，不管这个联盟在宣传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张没有什么共鸣，它也不会在一些方面如愿以偿。正因为德国公众对建立强大海军有着赞成性情绪，德国海军联盟才可以尽其所能为这种情绪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使它能积极地产生效果，尽管巨大的海军开支意味着债务和额外税收的增加。所以，这种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该联盟的领导人最近也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含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基于的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中。’
　　德国海军开支在1875年不到一千万美元，如今则是一年一亿美元，而且这种上升势头按计划在未来十年中还将延续。应记住的是，这样大的一笔开销在德国比在美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怪异之处；无论德国的议会在我们看来是如何之小，它还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愿。另外，再补充一句，海军活动及海运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更能够激发起一国的上下一心之感，因为它们在国家疆界之外进行，给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着全体国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与此相联系，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联盟的一百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地处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的工业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队或舰队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上面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德国。在这个国家，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组织，而统一的实现，即从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统一而言，今天的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很相似。在一个洋溢着民族激情的时代，统一自然为人所拥护，尚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国的统一已被写入了成文的德国宪法，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部宪法经过一代人时间的考验，业已为德国人所认同，将来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例外。不过。在依然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国还多少存在着‘独立主义’情绪——这个德语词在我们这儿可理解为强调各州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美国独立之初时，各自为政的几块殖民地之间的猜忌所导致的局面。推动美国宪法的起草与颁布的只是各个殖民地的物质利益考虑，1812年的美英战争及伴此而来的对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集中认识才使美国人形成了国家观念，联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对南北战争之前的动荡年代还有着记忆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简单的词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时，无论是对奴隶制的憎恶还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象国家团结这个观念那样不容置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能带来明显经济利益而得以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一个关税同盟——先于德意志政治同盟出现并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尽管如此，德意志统一的最终完成不能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对其当前国际地位——以前的多个世纪的分裂使德意志一直处于虚弱状态，承受着外来干涉和压迫给自己带来的屈辱——的自豪中看到，并且集中地体现为德国的自我激励精神。这种自我激励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所具有的敏感，它实在是由于初登今日这样的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给予这个地位应有的承认。美国人应认识到曾几何时这种特点也显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它发端于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其他人不会象我们自己那样子我们以充分的估价，从而也不会给我们以应有的重视。
　　因此，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若干年之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我们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远强大。’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的门罗主义在产生之初并不为他国所喜欢，今天的德国对外意图也是如此，该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了当前德国海军的壮大上。一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采取的行动有时在其他国家看来其势也咄咄逼人。防止欧洲国家对美洲大陆的侵吞行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出于再简单不过的、合理的自我保护需要，可是在他国眼中或许就超出了防御的范围而有政治及军事意义上的‘冒犯’之嫌。门罗主义实践的早期历史的确呈现出这种局面；不过，今天各国已经习惯、容忍了美国的主张。在此必须指出，美国巨大的潜在实力使他国不能不对它谨慎有加。
　　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得到适当的调配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财力的大小是一个国家物力的具体表现；勿庸赘言，一个国家也可能象一个人那样滥用其财富，因照顾不周而使其白白浪费或因使用不当而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效力。门罗主义和适用于远东的门户开放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原则。对于欧洲，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不干涉，它是和门罗主义相呼应的。可是，不插手欧洲国家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影响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及权力的欧洲均势的变动漠不关心。这个道理眼下适用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间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虽然仍相当地存在，但正日益缩小。
　　尽管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之间可能有着多种多样的外交议题，但是对于表现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力量抗衡的欧洲体系，我们关心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两项主要对外方针的影响。就这种平衡关系眼下的状况而言，门罗主义不象门户开放原则那样易遭受不利的影响——未来的情形是否如此尚不能肯定，因为美洲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为一些主权国家所拥有，而它们的权利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定，不可被随意侵犯。中国自然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组织方面的无力使它治理不当，缺乏军事威力。这招致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频繁干涉，它的主权也因此不断地遭到侵害，尽管就人口和资源而言，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局面降低了中国所享有之权利的有效价值，它们在实质上已沦若无物，即便在字面上尚非如此。中国的地位究竟会如何既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在中国的利益交锋。这种状况也适用于去年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这场革命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们所知的两个直接后果就是保加利亚的宣布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些情形产生于当地的土耳其统治的不稳定。在土耳其境内，出人意外的事态一直层出不穷，正如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所表明的。克里特岛也是一个难题所在；在这里，居民的天然而成的意愿受到了几个保护国的政策的抑制。克里特的状况由几个强国共同保证是由土耳其当初的一意孤行所致，后者如今对于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只能予以默认；换言之，它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现状。这些情形给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而且它可能突如其来地变得十分强烈。
　　和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原则目前还停留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地步，未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当然它可以被写入某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有约束力，不过它能否得到实际的遵循还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能要求一个不同意门户开放的国家也服从于这个原则，相反它尽可以置之不顾，除非迫于压力不得不遵从之。和美国的其他政策——尤其是门罗主义——相似，门户开放原则也是形势的必然产物；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瓜熟蒂落之时。这两项政策的提出表明，若干长期不受阻碍的过程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对它们说，只应走这么远，不能再远了。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作此告诫，直到后者不再对其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则对更远地区的扩张活动作类似的警示。这种扩张以政治或军事干涉为手段，借助于吞并或以实力为后盾的影响——这简而言之也是对领土的实质性侵占，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以谋求对东方市场——广义上包括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的外来控制。
　　借助吞并或建立势力范围以获取地盘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市场为外来者所把握的状况已沿续了三个世纪。今天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呈现这般情形。昔日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与它们也并无二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眼前目标就是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这个市场只能为对所有外国一视同仁的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所规范。即使中国在无助的情况下无力维护自己的统一，至少中国的完整作为一个原则也会随美国关于中国市场上的平等权利的声明顺应而生。门户开放方针的执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有关国家采取重大行动以支持中国的完整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只有在某些国家以据有的地盘为依托，借助于优势力量或阴谋诡计，无视其竞争对手，以谋取在华主宰地位，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必需的各国间平衡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有了平衡，局势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主张——原则上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才不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与他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会成为一种影响——不管其程度如何不易为人所察——有关国家关于东西方间接触的一般政策的积极的、条理清晰的认识。
　　门户开放是新出现的一项国家政策，它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在当今的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政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因为当今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性的时代。不过，从决定着进步的特征及程度的那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业和商业能否顺利、和平地发展还是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经济状况的好坏左右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做好准备又会使经济运行过程免受外来之扰。海军的保护确保了英国的平安无事，从而铸就了英国经济实力的超群地位。类似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它远离欧洲的你争我夺，何况欧洲国家的行动还受制于其间的均势状况的变动。因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之国。所以，要使门户开放发挥有益作用，作用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间必须达成平衡，以便它能够稳妥地得以贯彻，免受诸多干扰。
　　接下来再考察一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它和门户开放的推行息息相关，看来是令人感兴趣的。对美国来说尤是如此，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太平洋国家及门户开放的倡导者，它对于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另外，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会和优势。就在太平洋的前沿占据的地盘而言，美国和欧洲强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可是后者的地盘尽管有着军事或商业意义，却与本土非常遥远，其间的漫长交通线在多处易受可能的敌人的袭扰。而且，如前所说，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对比正趋于平衡，这使任何一国都越来越难以从本土向远方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考虑在太平洋取得霸主地位——这个多少令人觉得遗憾的词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人们单单听到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确保对自己拥有的地盘及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控制则是美国的合理之举，不对任何他国产生危害。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座落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以至于它的东方领地和其本土港口之间的交通处于美国的强大海军的威胁之下，而英国海军正是这样针对着德国。可是，英国的困难在于它必须用海军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而海军对于作为一个一流国家的英国的自身生存又必不可少。美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出于它与巴拿马运河地区及远东较近，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对于这两个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当今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假如美国能在其太平洋海岸做好必要的长期性准备，必要时它的舰队就能被很快地部署于此，以弥补美国舰队先前的远在他处所导致的损失。这要求美国将其战列舰集结到一处——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这是对它们的唯一适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规模如何，只要它被调配得当，再加上距东方较近不仅便于美国采取行动，而且减少了其派出分遣舰队的必要。它就能够具备某些优势。
　　德国海军的近来发展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有着最积极的影响。八年之前，也就是在英国和日本达成第一次同盟条约前不久及日俄战争前两年，我写了一篇论述各国海军的趋向的文章，探讨了相互对立的英日同盟及法俄同盟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其中，地中海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及其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弱点自然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当时，俄国在远东部署了一支精锐舰队，不过其后对它的使用却令人可悲。如果那时发生了一场不仅仅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就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意向或动作而言，当时的德国舰队不会被认为将对力量平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那时英国还成功地保持着海军的两强标准，而且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它既能控制多条交通线，也能子其盟友以相当的援助，假如需要它做的不仅仅是在欧洲水域抑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述都是八年前的情形。今天的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其实力很快就会仅次于英国海军，而比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他国海军高出一大截。这种局面将使英国海军被锁缚于本土水域。面对这种状况，如英国目前正在做的，它只能在将其海军主力集结于本土周围的情形下在前方采取行动，以保护其后的地带，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间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作为一种军事举措，这样做完全正确。只要这点依然存在，而英国海军又不会为灾祸或懈怠所削弱，这种处置对于英国的防御及旨在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的进攻行动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英国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必须维持这种作用，如果它在本土水域及其他地方之间分配战列舰，其命运不会出人所料。奥地利在1866年和法国在1870年的遭遇都表明，高人一筹的力量和准备才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很明显，在欧洲的紧张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英国和德国都不能将大批的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在议会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1910年3月，英国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连一艘都没有，一级巡洋舰只有四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级巡洋舰。在其他地区，英德两国的海军及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也绝对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比如说，这些因素使另一个国家绝不会采取也许会让这两国暂时联手对付自己的措施。不过，门户开放作为一项政策如能得到遵循，并不会招致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谁企图谋取不合理的国家特权，尤其是借助于强制力或是对其目前的占有权的不公平运用，就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它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违反。该原则也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缘由所在，而贸易机会上的平等的保持就不会激起对抗。体现在了德国和英国间敌对之中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对抗会左右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弱小的海军的行动；这些海军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均势局面正决定着所有的国家能否独立行事。
　　上述状况将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最好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模糊不定的东西，而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现实。美日两国的海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更易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力量的集中，以至于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军事政策是否会使美国的战列舰舰队毋须驻扎在太平洋而是大西洋？当前，欧洲的海军力量平衡使英国和德国的舰队都被保持在了北海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门罗主义的推行因而也得到了保护，其程度是太平洋那边的情形无法比拟的。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英国都不敢——即使它们有心——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政策加以破坏。
　　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已有之感；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上述结论使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实践告一段落。就德国和日本的海军而言，它们都是在距今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崛起的力量；对于它们的国际影响，笔者依其所见已作了论述。只是对于日本海军的意义谈得较简略，而对于德国海军则着墨甚多，这是因为欧洲的体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衡系统，是多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结果。要大致地了解这个体系并不十分困难；不过，它又包含着多种多样的细节，要想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可能的变化作出准确估计，不具备大量的细微知识和对历史的相当了解就不可能做到。
　　掌握这些知识、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生的精力，只有一个专家才可能这么做。这样的专家在欧洲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位，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类人并非迫切之需。不过，尽管国家必须由专家来掌舵，就象军队要由将军来统帅，国家的政策也应象一支军队的行动计划那样被调制得简明有理以使那些处于下属地位的执行者能领会、赞成领导者的意图，并欣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只有通情达理才可以依靠。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它们空前地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我们息息相关。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赋予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1910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7月4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外交行动要求迅速，俄日协定的出台正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该建议主张保证中国领土上由日俄控制的铁路以及其他拟在满洲修建的铁路的中立化。所以，尽管日俄两国向公众明言它们间的协定的实质内容在美国的建议被送达之前就已确定，但该协定的构拟在人看来还是表明了它们携手抗拒和上述美国建议有着同样目的的任何可能干涉的真实意图。其实，除了以外交方式，这种干涉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看来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将对所有的海洋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和十年前一样，对形势的最终的有效控制权实际上还握在这些国家的海军手中，可是欧洲形势的过于微妙使它们无力进行干涉以维护门户开放制度，而德国至少也不会重蹈英国的覆辙，采取任何会使俄国从远东的纠葛中解脱出来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前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压的能力。
　　俄日协定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加思索就能明白一二的。归根结底，该协定会阻滞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这一直受惠于和日本进行灾难性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导致的俄国的衰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英日同盟条约密不可分，它有效地防止了法国和其盟友俄国联手反日，而法国在1895年就曾予俄国以支持。因此，英国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帮助德国卸去了俄国对其的压力，而这使德国可以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扩展之中。不过这种好处一定程度上会因最近的俄日协定而打些折扣。
　　日俄战争之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日结盟的政策就有反对意见。其论点是，俄国出于推进到一个不冻海域的目的在远东陷得越深，它就越无力对英国在利凡特和中东——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利益施加压力。自然，一个国家的扩张总要受到某种制约，通常是在财力方面。当时，俄国在远东不仅和日本相对抗，也和每一个关注着对华贸易自由——这是门户开放这个词的原意——的国家有着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俄国试图在中国谋求独占地位或不正当的控制，它就不可能不和所有的在要求俄国遵守规则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且会因此而合作的海军强国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俄国对远东的投入必然会使它在其他地区，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行动受到掣肘。人们相信，在德国奉行了俾斯麦的寻求与奥匈而不是沙皇结为同盟的政策之后，德国的考虑就是怂恿俄国在远东开疆拓土。德国参加的1895年的干涉行动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明显地使俄国趋向于把远东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直至它后来在日本人面前遭到挫折为止。近来的情形表明，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大丢脸面、一蹶不振的俄国更无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商业及海军国家会发现它们在满洲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此有着依托于领土控制的各自利益的国家。
　　日本和俄国之间最近达成了涉及它们在满洲的地位的协定。这与英国和俄国间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是在欧洲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的分化组合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由德国的无比强大所导致，后者的最具威胁性的体现就是德国海军实力的膨胀。上述两个各不相同的协定的达成就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减轻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压力，以使它们更有能力去制衡两个中欧君主制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运行必然会遇到任何人为的联合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不是基于当前的主要利益的同盟所具有的缺点就是，目标的冲突不时地磨损着凝聚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一直被认为也是如此。如果书面协定能使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全面、持久地得以解决，那再好不过。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更多地是着眼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有关国家缔结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它们间的一些当前的地区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而并没有消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态势。日本和俄国间目前的利益对立程度并不逊于当初，这种对立依然萦绕于各国的意识之中。这两个国家就象一对不时争吵的夫妻，某个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但它们自身间的分歧不会消失，而且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及时地显示力量或许能防止双方大打出手。今天，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俄罗斯议会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诸多缺欠极大地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尽管它在战时处于丁特别的行政监督之下——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这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是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日本吞并朝鲜——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正式地成为现实———也不会是完全出于减轻俄国的敏感的考虑。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俄国眼下愿意和日本合作以防范使其他强国掺和进来从而使局面复杂化，而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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