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未来的战争和作战的基本原则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基本作战原则  
基本作战原则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问题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军事部门和军事将领们一直是头脑灵敏的知识界讽刺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新闻界人士更喜欢揭露将军们的所谓短处，说他们愚蠢，思想上固步自封，不注重严格执行军队的规章等等。自命不凡的军事批评家总爱这样的格言：“战争太重要了，决不能让那些将军们随意行事。”“军事将领们一直在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  
　　就军人来说，从将军到下级官兵，他们都是人，难免不犯错误，因此对他们的批评通常也带有一定的真实成份。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公正的。虽然人与人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绝大多数战功卓著的军人是勤奋的有才华的职业军人。他们在努力掌握军事这门半是技艺半是科学的极难掌握的学科方面竭尽了全力。  
　　那些共同性批评的最大不公也许是关于他们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的说法。翻开上个世纪许多文种的军事报刊就会发现，许多不同年龄、背景和国籍的职业军人都曾认真地试图将过去的军事经验跟现代军事技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以便搞清未来战争的打法。  
　　倘若两次战争的间隔越长，那末就越难预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还剩有多大的实际价值。然而，对于那些狂热分子来说，却很容易沉迷于脱离实际不着边际的思想。在上两次世界大战前发行的军事报刊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些狂热分子常常引用一些实际上错误的历史实例、说法或概念，来证明他们种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的情况确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它对军事史的研究不如德国那样严肃认真。从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回顾1914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可知当时交战双方都未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确切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性质。不过德国人的见解要比法国人更加客观、现实和符合逻辑。  


基本作战原则  
　　未来的战争究竟将会怎样，人们现在是不可能做到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去努力了解通过历代战争形成的一些带共性的基本作战特性。虽然兵器和军队的特点改变了，由此也引起了战术的变化，但是，作战的基本特点，我称之为“基本的作战原则”则丝毫未变。下面我列举其中的十三项并未改变的作战特性或作战思想，并加以必要的说明。  
　　 (1)要取得积极的战果必须实施进攻战。这好比是说，“足球赛中，球队只有控制球才能射门得分。”虽然下面的一些作战原则强调了兵力、战斗力以及防御的重要性，但决没有贬低进攻战对赢得战斗最后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使有时采取防御战略可以取得胜利(如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所采取的战略)，但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如果有可能取胜的机会，则必须有选择地实行进攻战术和进攻作战。  
　　 (2)防御的作用要大于进攻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说过，“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如果我们将许多战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比较，那末就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对的。军队利用地形和防御工事，无论是仓促修建的简易工事还是精心构筑的复杂工事，都会对它的战斗力起到成倍增长的功效。在许多著名战例中，进攻的一方为了战胜地势优越工事坚固的防御的一方，就必须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只要回顾一下塞莫皮莱、阿拉莫、安堤塔姆、彼得堡以及阿拉曼等战役，人们就可以看到，防御的一方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防御设施，因此仍然拥有着作战的优势。 [ 注：参见《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第12至15页。 ]  
　　 (3)当进攻不能取胜时就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虽然进攻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手段，但在对付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军事指挥官除了采取防御态势外别无其它选择。由于防御态势实际上可以起到增强部队实力的作用，因此防御一方的指挥官至少可以部分地弥补实力的不平衡状态。他至少可以减慢敌人进攻的速度，甚至能够袭击它。这样(利用相反的作战效果)防御的一方就有希望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从而由最初的相对劣势转化为相对的优势，最终采取攻势以赢得积极的战果。  
　　如果总指挥官抽调数量占优势的进攻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以便在关键阵地上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取得绝对优势，此时剩余的部队就应采取防御态势。虽然部队总的作战态势是进攻，但兵力减少了的部队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而另一支部队则实际上正利用优势的兵力实施着进攻。  
　　 (4)从侧翼或背后进攻比正面进攻更容易取胜。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进攻部队从侧翼和背后实施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更大；而防御的一方不可能同时加强其各处的防守力量，正面常常是防守的重点；当明显出现可能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时，防御一方的士气就会动摇。历史上这种战例很多。那种认为实施包围或“迂回战略”的作战思想，是由于现代化作战武器的使用或是现代军事著述家思维的产物，这种观点都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对早期军事思想家的贬低。  
　　 “寻找敌人侧翼”是自古以来的一条重要军事格言。从19世纪中叶，后装线膛步枪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后，从此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由此毛奇在1867年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兵器火力的杀伤力大大提高，战略进攻必须跟战术防御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一种依靠包围来达成目的的战术思想。图四说明了1870年法国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略上的应用，图五则是梅斯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术上的体现。在梅斯战役中，巴赞元帅的军队通向巴黎的交通线被德军包围而切断，因此被迫发动进攻，结果失败了。

图5 毛奇战略防御态势图(1870年8月18日下午6点时的战场形势)  
　　 (5)只有掌握作战主动权才能充分运用优势的战斗力。这一原则一直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军事将领成功的秘诀。麦克阿瑟、亚历山大、格兰特以及拿破仑概无例外。有些苏联的现代军事理论家认为，与早期相比，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里，这一原则更显得重要，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可以肯定，抓住并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丝毫没有减少，到将来也决不会降低。  
　　 (6)防御一方取胜的机会跟防御设施的坚固性成正比。对某些近代军事思想家来说，这是自明之理，毋需解释与说明。但是，有的人却认为防御工事不过是诱人上当的陷阱，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去搞此类设施。这种观点不是无视就是看错了历史上的战例。历史是变化无常的，历史学家不应使用“总是”或“永不”之类的词汇。但我想斗胆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历史上作战防御永远不会因为有了防御工事而遭到削弱，防御工事总是只会增强战斗力。防御工事起码可以挡住进攻的敌人并增加敌人的伤亡，甚至可使防御的一方击败进攻的敌人。  
　　有人认为，在近代史上防御阵线曾被多次突破，从而说明采取防御态势或防御工事总要破产，这是严重的自欺欺人。我读了大量近代的官方和专业军事著作，使我相信当今美军内部普遍存在着这种观点。这个问题(跟8、9两条原则一起)比本书阐明的内容更值得人们给于极大的注意。  
　　有人可能会引用马其诺防线、曼纳海姆防线、齐格菲防线和巴列夫防线被突破的历史实例，从而得出结论说那些防御设施是不成功的。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确实，这些防御设施都被攻破了，其原因是强大的敌军甘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马其诺防线不是1940年攻破的，德军深知该防线的坚固程度，因此采取了迂回进攻的办法。)所有这些防御设施都为防御一方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重新部署兵力，建立起后备队或动员新的兵力。它们的目的就在于阻挡敌人，使防御部队能够惩罚进攻部队，特别是阻滞敌人。在这些方面，上述所有的防线都取得了成功，而且巴列夫防线还使以色列免遭惨败。  
　　 (7)进攻的一方只要不惜代价总能攻破最坚固的敌人防御设施。无论防御的一方如何戒备森严，也不管它为防止或减缓敌人的突然袭击以及对其侧翼、后背进攻的影响而作了多么巧妙的部署，高明的进攻部队总能在他选择的进攻点上取得一定时间的暂时优势。(这就是拿破仑以及别的军事家总是力争抓住和保持作战主动权的一个原因。)在1864年和1865年弗吉尼亚州的多次大战中，李将军始终充分利用了他的防御优势，而格兰特将军也同样总能在他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取得暂时的进攻优势。但是联邦军并没有因此而总是获胜(尽管李将军防御巧妙)，却仍然被迫一再撤退，最后他又借助强大的野战防御工事再次跟敌人进行了暂时的对峙。  
　　 (8)防御要获成功必须实施纵深防御并运用好后备队。有人认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无法抵挡敌人强大的火力，因而只好甘居挨打的态势。历史表明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其实不然的观点。线式防御极易被敌攻破。拿破仑在他第一次战役中胜利渡过波河(位于意大利)可说是线式防御失败的典型例证。  
　　防御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全部火力投入预定的作战区域，但掌握着作战主动权的进攻一方则常能使防御的许多火力变得毫无用处。那些认为现代技术能转移作战火力的人忽略了以下三个因素：1．进攻一方能采取直接和间接手段阻止或防止这种火力的转移；2．倘若防御一方在对付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的有限进攻时毫无战果，那末他们在身心上都不能协调一致地实施侧翼机动(即使敌人并不预防也不阻止这种调动，也不行)。3．如果(即使可能)从防线上撤回部队，那末处于高度戒备的进攻部队就会将进攻的矛头对准防线上出现空隙的地段。  
　　拿破仑认为，硬仗的胜利往往是由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一方取得的。马伦戈、博罗季诺和林尼等战役是拿破仑取胜的典型战例，说明利用各种手段来扭转战局的重要性。而他遭到的两次最大的失败——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则是由于在他投入了全部后备军后，敌人仍然拥有后备力量。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重要性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安堤塔姆战役中显得更为突出，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库尔斯克战役则可称是最典型的例子。  
　　 (9)优势的兵力总能取胜。近年来，通过对两三次近代作战经验的考察研究，人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如一份近代战争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用力量对比的办法来判断战争谁胜谁负是缺乏说服力的。”  
　　表9列出了近代史上的十次战例。从兵力和兵器的数量上看，上面所引的结论似乎表面上可以成立。表中有7次战役是由数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取胜的，3次是兵力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赢得了胜利。表10同样列举了这几次战例，只不过它的格式可供人们分析当时的作战条件和双方的实力情况而已。如果我们将战斗的突然性(如果有的话)、相对的作战效能、地形特点和防御态势的有利因素等考虑进去，并象前面提到的数字化典型分析法那样，以某种统一的方式用数字来表示这些因素对作战的影响，那末，每次战例中胜方的实力就会增大。若别的条件都不相上下，那末上帝总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这在将来也是这样。  
表9．1805年至1944年部分战例胜负情况  
战役  时间(年)  攻方  守方  攻方对守方兵力比  胜方  胜方对败方兵力比  
奥斯特利茨  1805  法国  联军  0.84  攻方  0.84  
滑铁卢  1815  联军  法国  1.79  攻方  1.79  
安提纳姆  1862  联邦军  南部同盟军  1.77  守方  0.56  
葛底斯堡  1863  南部同盟军  联邦军  0.85  守方  1.18  
佩罗内  1918  德国  协约国  2.40  攻方  2.40  
蒙特底迪尔  1918  德国  协约国  1.20  守方  0.83  
乌克兰  1941  德国  苏联  0.88  攻方  0.88  
库尔斯克-奥布扬  1943  德国  苏联  0.69  攻方  0.69  
安齐奥  1944  德国  美国  2.05  守方  0.49  
韦莱特里  1944  美国  德国  1.19  守方  0.84  

表10．1805年至1944年间部分战例QJM [ 注 ] 分析结果一览表  
战役  时间(年)  攻方对守方兵力比  攻守双方试验场兵器总效能之比  攻守双方基本战斗力之比 [ 注 ]  突袭效果  精确比 [ 注 ]  战果 [ 注 ]  攻守双方有效战斗力之比 [ 注 ]  攻守双方相对作战效果 [ 注 ]  
奥斯特利茨  1805  0.84  0.87  0.94  1.73  1.63  13.46  3.69  2.26  
滑铁卢  1815  1.79  1.97  1.86  2.82  5.25  11.67  3.33  0.63  
安提纳姆  1862  1.77  1.78  1.16  --  1.16  -2.02  0.71  0.61  
葛底斯堡  1863  0.85  0.85  0.55  --  0.55  -4.15  0.55  1.00  
佩罗内  1918  2.40  2.55  1.33  1.12  1.49  8.20  2.64  1.77  
蒙特底迪尔  1918  1.20  0.95  0.60  --  0.60  -1.61  0.76  1.27  
乌克兰  1941  0.88  1.98  0.82  1.33  1.09  11.90  3.38  3.10  
库尔斯克-奥布扬  1943  0.69  0.79  0.49  --  0.49  1.60  1.32  2.68  
安齐奥  1944  2.05  1.31  0.49  --  0.49  -3.47  0.59  1.21  
韦莱特里  1944  1.19  2.18  1.59  0.60  0.95  -1.48  0.77  0.81  

　　 (10)采取突然袭击可以大大增强战斗力。作战中实施突然袭击的重要性是一直为人们所公认的。许多人，包括本书作者和现代苏联军事决策者都认为这一原则在当今比以往更重要。表10中的数字说明了突然袭击是如何在这些交战中增强军队战斗力的。突然袭击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条作战原则，至少跟集中兵力和机动作战等原则同样重要。  
　　 (11)火力能够给分散的敌人以杀伤、破坏和压制，并造成兵力的进一步分散。如果正在书写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对战争带来什么影响的著作的人，却不同意上述论点，恐怕不会吧。但许多人把以下情况说成是一条定理，即火力的杀伤力越大，那末给敌人造成的伤亡、破坏和打击就越大。正如第30章中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定理是不正确的。1973年战争中兵员和坦克的损失率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激烈的战斗中坦克的损失率。因此人们通常认为1973年战争的伤亡损失率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错误的。  
　　 (12)作战行动往往不会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有效和富于成果。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战争中的摩擦”。这是作战火力的破坏、压制以及使敌疏开的直接结果。这一特性的意义就在于，如果相信(正如近来某些军事条令编写人认为的那样)战场试验和训练演习甚至高度真实的演习结果会在未来战场上直接反映出来，那是错误的。要真正符合实际，我们的作战计划必须依照历史经验来反映战场试验和训练的结果。  
　　 (13)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无法简单地用一句格言来加以描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各段里作了充分的说明。所有军事著述家(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应经常提醒自己牢记这一点。在进行军事分析时，必须着眼于战争的一些特殊方面，而且应当用严酷的、多样丰富的战争现实来反复检验和评价这些分析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战争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然而，13条基本作战原则不仅适用于拿破仑时代，适用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成吉思汗、古斯塔夫、弗雷德里克等人的时代，而且也适用于近代150年里的大多数战争。  
　　当然，情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尽管战争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人们从事战争的基本目的没有改变，即运用致命的工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持不同观点的敌对一方。  
　　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未来战争何时发生，怎样进行，它将怎样发展，每次战争结果如何，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会给它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基本作战原则”将完全适用于未来的战争。  


基本作战原则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问题  
　　至于欧洲，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一下广泛流传的新闻报导和军事专业出版物，就可以了解到北约和华约双方的特性和能力、以及双方技术条件的概貌。很明显，(当本书在80年代中期付印时)北约凭借其军事力量还无法采取攻势，而且在今后5年内这种状况也不会有所改变。因此，一旦在欧洲爆发战争，华约将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可能会对北约实施突袭并具有采取进攻态势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局限性。与此同时，从理论上说北约至少也可利用防御态势所应具备的有利条件。根据这一分析，只要北约有着充分的戒备，并能赢得时间展开兵力，特别是要赶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构筑好强固的野战防御工事，那末，华约进攻取胜的机会将是十分渺茫的。  
　　在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里，有许多军职和文职官员认为，依靠现代化的电子监测手段可以确保北约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有充分的时间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作为现代军事史学家应该记住这样两件事：  
　　第一，以色列曾有同样正当的理由确信他们不可能在1973年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偷袭，实际上他们当时手头已经掌握了(假如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表明阿拉伯国家将要对它发动进攻的一切必要情报，并能为此作好充分的防范准备，但是他们未作准备。尽管他们有一套完善的防御系统，又拥有全面作战效能的优势，但却差点儿被击败。  
　　第二，如果说目前战场上已经明显出现了苏军现代作战的特点，并且在苏联的军事学说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那倒是令人惊奇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还不会向欧洲发动突然袭击。但是，他们是有能力象1973年阿拉伯国家那样实施这样的突袭的。这样(请记住“基本的作战原则”)，由于北约现在尚未建成野战防御设施，又不具备以色列对阿拉伯那样高的作战效能的优势，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华约发动突然袭击是会成功的，我们将在这场欧洲战争中败北。

书内容的小结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观点  
建议  



　　本小结旨在将全书内容加以归纳和升华，以指导我们的军事研究，保持并发扬我国军事上的长处。现将本书思想内容之精华以观点和建议的形式陈述于下。我从历史经验中搜集整理这些思想精华，是从事军事研究迈出的第一步。  


观点  
　　 1．在核武器得到发展以前，兵器的杀伤力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提高，使军事战术和编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黑火药兵器的启用；(2)使用圆柱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的启用；(3)自动武器和烈性炸药的实战应用。  
　　 2．由于战斗中士兵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军队不仅必须改进训练方法，增强士兵的纪律性和主动性，搞好相互间的协调，而且要求下级的每一个人注意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和分析判断能力。  
　　 3．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论上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或采用重要得多。  
　　 4．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通常可从以下几项标志中得到体现：(1)兵力部署趋向于分散，因而减少了暴露在敌新兵器下的人数；(2)部队有实施机动的更大自由；(3)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得到加强。  
　　 5．上两个世纪里，军事发明以及新兵器的研制改进的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加快了，因此，从形成新兵器或改进型兵器的思路，到实战中采用新兵器的原型，其中的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  
　　 6．从近代来看，新兵器和重要的改进型兵器，都是在大战结束后约15至20年内投入实战应用的；形成这一时间间隔的部分原因，是军事预算不足和兵器库存过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战时军事将领满足于他们已经熟悉的各种兵器和作战方法，因此(除少数例外)对发展新兵器不感兴趣。除非新一代军事领导人出现，情况才能改观。老一代当中有些人，正因为曾是兵器的革新者才成为军事指挥官的，但一旦地位变化，就不再关心新兵器的发展。  
　　 7．在近代和更早一些时期，从新兵器的采用到被军事体制所吸收，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军事首脑方面的阻力。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而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却一如既往没有变化。当前战术核武器的应用被列入美军作战条令的情况也是如此。  
　　 8．判断新兵器或重大的改进型兵器能否被吸收应用有以下标准：(1)按照条令保证新旧兵器能够配合，从而能充满信心地使用新式兵器。(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充分利用作战指挥和手段上的优势。(3)能够按照条令的要求有效地对付预料到的和未料到的对方反击。(4)能够大大减少使用新兵器人员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9．采用新兵器的先决条件有：(1)要有能干称职而博学多才的军事领导。(2)能够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3)能够进行战场经验的评价和分析。  
　　 10．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这个阶段里，人们尚未找到办法来保证实现上述第一个先决条件，也未能在和平时期利用战场条件，对新兵器进行真正的实战试验。但是，若能设置下列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科研政策，就能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1)设置工业的、开发性的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一般的和技术性的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之间，以及跟政府的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2)这些科研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从事科研、开发和试验活动，以便各科研机构的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3)这些科研机构在兵器技术和学术理论的一切研究课题上，都应朝着一个共同而明确的目标各尽其力。  
　　 11．有迹象表明，通过对军事创造力及其基本性质的全面分析，努力发展用以刺激和加强创造力的各种手段，消除并减少对这种创造力的阻力，就可确保或者至少促进能干称职而又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官的成长。  
　　 12．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军事改革能一贯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哪个种族具有特殊的军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机构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机构跟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都有着正确一致的科学观点。  
　　 13．从1848年到1945年间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国之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它们比别国更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要求它们按照9、10两项提出的办法，采取系统的方法，来实现新兵器跟军事条令的兼容统一。这种由普鲁士-德国军队总参谋部采用的方法使它们能够充分而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德国比别国，或者比那些兵力上处于优势，而科学技术上差不多甚至更强大的盟国，占有重大的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4．和平时期采用新兵器所必备的真实战场试验条件，近期内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因此，和平时期的试验结果，应当参照历史经验进行认真细致的检验，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确保试验结果的分析判断尽量做到真实可靠。  
　　 15．除了最近出现的战略核武器外，历史上还没有哪种新兵器或杀伤力更大的兵器，其本身就能够改变战争的打法，或者改变力量的平衡。除非它们已经被新的战术体制所吸收，从而使其杀伤力得到充分发挥，并能跟其它兵器配合使用。核武器是个例外。它的全部意义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给战争带来的变化，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尚待实战的检验。  
　　 16．直到目前，将合理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指导战争(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门)，要比发明任何新兵器意义重要得多。这种军事思想对于兵器枝术的真正吸收是必要的，在没有新式兵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也能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  
　　 17．计算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应考虑下列兵器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进攻的目标数，每次攻击的相对杀伤效率，有效射程，命中率，可靠性，战场机动性(如有可能)和作战机构的能力(如有可能)等。  
　　 18．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为以下研究分析工作提供了依据：(1)选择历史上兵器的重大发展，供专门性的分析研究；(2)将兵器的杀伤力跟兵力的分散配置及机动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  
　　 19．对军事统计资料，应进行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充分利用那些往往被人们忽视了的大量试验数据。  
　　 20．历史上战斗的杀伤力、兵力分散率和预备队的机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来验证现行的或拟采取的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核战争部队的作战条令，能否经得住战场考验的问题。  
　　 21．要将战术核武器写入实用的军事条令中去，困难很大，有三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值得认真考虑，即士气、生存能力和核战条件下的军事指挥。  
　　 22．必须进一步考察以往战争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以便深入了解未来战争中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23．必须认真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在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里的中级人员中，促进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24．在人类军事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跟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一些胜负难分的战役和伤亡率很高的战斗中，这种不平衡显得更为突出。它多半反映战争中兵器跟使用兵器的方法和战术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协调。近代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的典型例证。  
　　 25．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过六个重要的战术体制，它们的兵器和战术配合得十分协调，它们只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代价，却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这些体制是：  
　　约公元前34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军事体制  
　　约公元前200年古罗马的西庇阿和弗拉米尼纳斯军事体制  
　　约公元1200年蒙古的成吉思汗军事体制  
　　约公元1350年英国爱德华一世、三世和亨利五世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800年法国拿破仑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940年的德国闪电战军事体制  
　　 26．很明显，上述六种军事体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部分原因是出现了军事天才和其它的一些历史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从年代上看，这六个军事体制可以分成三组，每组中的两个军事体制相隔140至150年，第一组跟第二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1500年，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600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历代战争中兵器跟战术之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情况，有必要对这些军事体制的周期性关系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建议  
　　 1．为了更好地吸收未来的新兵器，必须根据战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条令的发展变化，全面考察当前美军的作战方法、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考察的重点是军事预算、组织机构、现行手段的利用以及新的手段的开发，以保证平时和战时能进行最充分的兵器试验和评价。  
　　 2．必须设法开发具有创造精神的军事人才。  
　　 3．必须对军队的战情处理方法进行严格的考察，做好体制分析，确保不断获取、处理、存贮、检索、分析和公布有关作战效能的数据和结果，并及时提供给有关的参谋人员和各级指挥官。  
　　 4．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兵器的发明、采用以及它们被新的战术、编制体制和条令的吸收。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德军总参谋部实际工作效能的官方研究结果，但它是发展现代军事实践的关键因素。有关历代重大战术进步和兵器杀伤力提高的学术性专著，为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制度并提出建议，提供了材料上的依据。  
　　 5．美军应该象现在鼓励人们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提倡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军事参谋机构和制度。  
　　 6．必须着手研究更好的数字化方法，用以表示军事经验及有关统计资料，努力探索新的数字化分析手段和理论。  
　　 7．必须研究人的因素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重点研究战术核战争条件下的士气、生存能力和军事领导等方面的课题。  
　　 8．必须对军事行动中的文化智力因素，特别是战争中心理因素对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广泛的多学科的考察研究。  
　　 9．必须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如可能，应在全国各军兵种之间开展教育)，以增进目前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包括军职和文职)里中级人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10．必须根据新技术的发展和“基本的作战原则”之间合理的相互关系，通过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对未来战争作出预测。  
　　 11．必须对历史上那些兵器和战术取得协调统一的军事体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弄清协调统一的军事和历史上的原因和条件，以指导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兵器与战术之间更好的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