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IZE=3][COLOR=skyblue]出非洲记[/COLOR] [/SIZE] [/B]作者：美国，斯宾塞·韦尔斯      杜红译

[SIZE=3]序言

这本书是关于人类起源，更准确的说，是关于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物种在大地上的旅程；从人类的发源地非洲到地球遥远角落，从最早的生命迹象到充分进化的现代人等。我们将沿着基因地图所显现的人类漫游的足迹，和基因之中隐含的人类进程的历史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追踪描述——当然，要完成这一画卷，我们掌握的基因数据要与考古学和气候学的记录吻合一致。每个旅程都有它的开端，而这一旅程却是个例外。可以说，它开始于试图对人类的多样性做出解释的科学研究，正是人类的多样性促使我们寻根溯源。推断人类始于非洲所应用的科学方法。同样帮助我们沿先祖的足迹再次进行“环球施行”。这便是这一旅程的主要路线。沿着这条道路，我们会发现许多被忽略掉的有关原始祖先的细节。


1、        多样的猿

每种宗教的核心都包含着创世纪的神话，它们大多都能回签孩子们这样的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对人的存在和人生存的环境做出解释。尽管这些神话试图解释人的起源，但是它们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环顾世界各地，为什么人们在文化、体形、相貌、肤色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彼此是如此不同？我们从何而来栖息于广袤的大地之上？

希罗多德是约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翔实的希腊——波斯战争的史料，而且他最早以古朴的笔调描述了人类的多样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黝黑神秘的利比亚人、俄罗斯北部野蛮的食人族、模样像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人等。希罗多德充满想像的讲述了“狮身鹰首兽”守护着亚洲群山中的藏宝洞，那个从蚂蚁洞里收集黄金的北部印度人的充满异域色彩的故事至今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总之，他的作品可称为西方第一部人种志，尽管缺陷明显，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部珍贵遗产。

我们假设自己是当代的希罗多德，是生活在某个地区的土著居民，现在我们要平生首次进行环赤道的世界旅行，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多样性会令我们惊叹不已。设想你乘坐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笛卡尔球体”的正中心——经度0、纬度0，在非洲的中西部，距离加蓬首者利伯维尔约1000公里。让我们继续想像飞机向东飞去，想像我们像在科幻小说中那样在高空之上俯瞰地面，我们将得到一幅人类多样性的图谱。

我们首先会遇到非洲人——说班图语的中非人。他们肤色很黑，大多居住在森林中开辟出的小村庄里。再向东走，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黑肤色的人，但与前都有相比有所不同；这些又高又瘦的东非尼罗河人，差不多是地球上最高的人，他们生活在绿色的大草原上，以放牛为生。散居在这两族人之间的是哈德兹人，尽管相距不远，但他们与班图人和尼罗河人都有区别。

继续向东，我们遇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无边无际的河面看似永远不可逾越，仿佛它就是世界的终点。现在我们踏上了马尔代夫群岛，这里的人与我们在非洲遇到的有很大的区别，语言也不同。和那些非洲人一样，他们的肤色也是黑的，但面部与他们有所区别，包括鼻子的形状、头发和其他一些细微的差别。尽管看上去有明显区别，但很明显，他们和非洲际具有某种联系。

在那条宽广的河流之上继续我们行程，这时，一座巨大的岛屿在前方徐徐升起，这就是苏门签腊。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种人，他们比非洲人和马尔代夫人矮小，面部特征也不同：头发很直、肤色较浅，眼皮较厚。再向东，经过无数岛屿，我们再次遇到了肤色很黑的人，他们是美拉尼西亚人。除了肤色，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像非洲人，他们的肤色是进化过程中适应这一地区气候环境的结果？还是表明他们与非洲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接着我们要遇到玻利尼亚人，他们生活在散布于数百里开阁海域的小环状珊瑚岛上，他们的相貌与我们先前见到的苏门签腊人有些相像，但是每一次者是同样的结果：想像但并不相同。最大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区？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到达西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海岸。在它的首都基多，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活在这里的人各不相同，主要的有两种：一种与马尔代夫人有些相似，但肤色较浅；另一种很像苏门答腊人和玻利尼西亚人。因为此前我们所到之地，在一地所见的都是同一种类的人，因此这种现象似乎很奇特。为什么在厄瓜多尔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在美洲继续向东，到巴西的东北海岸，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复杂的混合人群，我们再次遇到了非洲人，但却是在距离非洲如此遥远的美洲！经历了这样的旅程，回到起点，对行程中的所见，面对这样一幅色彩斑谰的多样性的“织锦”，我们会陷入沉思，会试着对这一幅多彩多样的图案做出解释。

我们只是在想像之中进行了这次旅行，但我们在想像之中的行程，正是我们的前辈几百年前在欧洲“发现航海”旅程中的真实经历。假设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提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常识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知识。这是一次有趣的思想体验，因为直到近年，除了为什么非洲人和欧洲人共同生活在美洲之外，对我们所见的这幅多彩图画，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SIZE]

汗……以为KK要去非洲享受日光浴呢～

…………KK怎么想起来把这写东东搬上来了？要研究人类起源不成？还是打算以此来挖坑啊^^

一本书，感觉可以，就贴上来看看，如果还行就继续贴下去，不好就到此为止

斑竹转到千亿去吧，放那里比较合适。

[QUOTE][i]最初由 方 发布[/i]
[B]斑竹转到千亿去吧，放那里比较合适。 [/B][/QUOTE]
这个ms不是原创的说……

所以我放在星吧还注明资料。这里也不能放，移到哪里？

千亿非原创的资料帖又不是没有过。就放这里好了。

[SIZE=3]一个物种

1860年6月30日，愤怒的萨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登上了牛津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台。他准备好了要进行一场战斗——不仅是为他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他坚定的信仰和世界观。威尔伯福斯深深感到他在为教会的未来战斗。那次聚会所辩论的题目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那是在19世纪中期，直到近代，只有哲学家和教会才会相互争论这个问题，它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于科学家和教会之间。这位优秀的主教忠实地引用圣经原文、坚信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经上帝之手创造的，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这个日期是根据《圣经》中所描述的宗谱推算出来的。他在演讲中向听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在当时深入人心的问题：你难道能够想像你是由猴子变来的吗？这简直荒谬至极！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对大我数听众来说，他的观点是极有说服力的。那一在，他在图书馆成功地捍卫了他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可避免地完全失败了。具有深远意议的是，人在自然世界处于何种地位，随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变化，预示着人类历史上的“屠龙者”不再是哲学家和神职人员，而是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约瑟夫·霍克和托马斯·享利·赫胥黎，这两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赫胥黎当时是伦敦矿业学院生物学讲师，他以“达尔文的斗牛狗”而著名。霍克是皇家植物园的有成就的植物学家、副主任。当威尔伯福斯演讲结束后，他们站起来反驳他充满激情的观点，他们的声音无异于为古老的人类起源观敲响了丧钟，是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威尔伯福斯和霍克、赫胥黎的论战，不仅促进了公众对进化论的接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已经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世界了，而且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做无所不能的神的创造，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我们比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命都要优越，我们是主人、征服者、上帝的宠儿，总之，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达尔文的真知灼见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消化不良、隐士般的人，寥寥数笔便把人由神的创造还原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有趣的是，他本人也没有料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当他于1831年开始环球航海时，并无意于动摇《圣经》中的古老信念。剑桥大学毕业后，在那个时代他顺理成章地选择做一名牧师，但他渴望冒险，渴望新奇的航海生活为一成不变、刻板的乡村牧师生活注入活力。当然，这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和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人物一样，达尔文在童年时代便对科学产生了极期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在家里做化学实验，常常出这样那样的事故，特别是有一次，他和他的哥哥做实验时引起了爆炸，炸毁了花园里的实验棚。但他的主要兴趣在户外，他非常喜欢甲壳虫，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搜集珍奇的种类。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还对地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对他日后的研究影响巨大。

19世纪初，地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自《圣经》传承而下的对历史的理解遭到了质疑。达尔文是均变论学院思想的追随者。查尔斯·伊尔最早提出了均变论，他相信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在自然界发现的力和物质在本质上始终是均同一致的。和均变论持相反观点的是灾变论，如著名学者路易斯·阿格赛兹，他由瑞士移民到美国并创建了哈佛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灾变论者相信地球经历过一个长期没有变化的停滞期，此后由于偶然事件而产生了突变，如遇到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或冰山期，或地壳剧变等。在有机体内和地球内部，所有的剧变都源于这些反常的事件，地球上植物的分类和动物的种类形成都可归结为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

灾变论的漏洞在于，它过分地依赖于离奇、反常事件的发生，而许多变化的发生似乎是没有任何强烈诱因的。如果变化不是由有因果关系的重大事件引发的，那么它为什么要和偶然事件必然联系在一起呢？为什么不简单地假设地球在一定渐进的速度下持续变化着，而且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这些累计的变化带来了深远重大的后果？这似乎更容易与实际的变化过程相吻合，也正是伊尔的观点。

当年轻的达尔文受雇作为费兹罗伊船长的“绅士旅伴”乘“小猎犬”号开始航海旅行时，这些思想和观念已经根植在他的心里，这一不同寻常的职位正是维多利亚时期风谷的缩影，这意味着船长的社会等级很高，他不能只和普通的船员生活在一起。达尔文在船上是官方的博物学者，也是外科医生。但是，航行到巴西时，他和费兹罗伊船长之间发生了争执，他因此离开了“小猎犬”号。失去了官方的身份，但他却得以在“偏航”的情况下，从事个人感兴趣的研究。

这的航海日记《“小猎犬”号航海记》记叙了5年里的航程，是一部经典的19世纪航海文学。在航程之中，达尔文有几项重大的发现，如解释了环状珊瑚为什么是圆形的（为火山收缩形成），塔希提人极有魄力等。但最重要的，无疑他洞察到了自然选择法和它在物种起源、进化中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次的论述过，在此已没有必要再做重复，简单说来，如果达尔文没有认识到自然选择是物种进化的动力，赫胥黎和威尔伯福斯就不可能在1860年面对面的辩论，你也永远不会读到这本书。

也就在思考进化问题的同时，达尔文也在思索另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他在反复思索，研究了近30年后，才写成了《物种起源》，这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目睹了人类的多样性之后，他要对他的所见做聘个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

“小猎犬”号是1831年12月27日从朴茨茅斯的德文郡港起航的，途经佛得角群岛、巴西、阿根廷、火地岛、智利、厄瓜多尔、加拉帕哥斯群岛、塔希提、新西兰、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巴西（再次），于1836年10月2日返回。在航行过程中，达尔文有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巴西，他遇到了生活在彭巴斯草原上的高乔人，他还在智利向导的带领下坐着牛车跋涉在安第斯山。在他所遇到的人当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恐怕是火地岛上的土著。

达尔文这样描述他们：“……他们发育不良，可怕的脸上涂画着白灰，油污的皮肤散发出臭味，乱七八糟的头发，声音刺耳，举止粗暴。看着这些人，你很难相信他们是神创造的……”很显然，他无法把他们的探险家笔下“高贵的野蛮人”联系起来。但是，在“小猎犬”号上有3个火地岛人，他们是5年前费兹罗伊船长带回伦敦的。抓捕他们的人给他们起名为火地篮子、吉米扣子和约克教堂，但他们的真实姓名分别是约克库史鲁、奥瑞得里克、艾力帕努。在一次航海中，有一只小船被偷了，他们是作为赎金被水手带回来的。很显然，他们不习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生活，但是，他们学会了基本的会话，甚至开始变得像一些英国的中产阶段一样做作。比如当达尔文晕船时，吉米不停的惊叫：“可怜，可怜的人”尽管他们有着明显的火地岛土著人特性，达尔文仍然视他们为人类的成员，当然他的观念带着维多利亚时期等级观念烙印。当论及有关迷信的问题时，他甚至自然地将他们和“小猎犬”号上的水手们相比较，他把他们总体上低下的物质文明归结于平等主义的政治体系。虽然在政治方面很天真，但达尔文在他的时代具有科学的超前性。

在“自然的教化”对“教化”的论争中，达尔文站在前者的一边，看上去极其可怕的火地岛土著，和“小猎犬”号的水手一样，同是人类的一部分。在航海日记的最后一章，他抨击了遍及美洲的野蛮奴隶贸易，他著名的尖锐言辞表达了他的人类平等的思想：“为了掩饰使用奴隶的罪恶，他们常常将奴隶的生存状况与贫苦的农民相比较。如果悲剧的制造者不是自然法则，而是我们的制茺，那么我们的罪恶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均属于同一物种，那该如何解释人与人之间在肤色、体形和文化上的差异呢？人类从哪里来？我们的先祖究竟是如何到达像开普敦、西伯利亚、火地岛这样极期偏远的地方的？150年后通过骨检测、血液和DNA分析，这些问题才有了初就的答案。[/SIZE]

[SIZE=3]如何定义一个物种？20世纪中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一群能进行杂交繁殖的生物体（或有可能杂交繁殖）。换句话，如果为同一物种，便有可能共同繁殖后代。达尔文写《物种起源》时，离这一定义成为公理还有100多年的时间，那时他已经毫不怀疑人类具有共性。随着奴隶制在英国被废除，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一制度也处于激烈的论争之中，在航海结束时，他发自肺腑地呼废除奴隶制。但是许多人对奴隶制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强烈认为人类很显然有种和亚种的区分。这一概念最早是18世纪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列纳沃斯提出来的，他在对地球上生活的有机体进行分类时提出了这一概念。这是一项极为棘手的工作，但是列纳沃斯完成的极为出色，今天生物学依然在应用他发明的二项式命名法（二名法）——比如， 们在学校学过的拉丁语“种类”、“智人”便是由他命名的。

列纳沃斯认为所有的人种同属一类，但是他增加了亚纲人或亚种人的分类。他的分类中包括非洲人种、美洲人种、亚洲人种和欧洲人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种族主义色彩的类别——野蛮人种，如达尔文笔下的火地岛人，对列纳沃斯来说，由于人种与人种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增加这个种类是完全合理的。

达尔文对这种分类始终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列纳沃斯在对人种进行分类时，过分地强调了外在的相貌。在他的晚年，他在《人类的血统》一书中这样写道：“涉及种族之间的大量差异，我们必须切实应用我们从观察自身的长期习惯中获得的良好辨别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它有助于帮助解释随后诸多的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

19世纪，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信奉列纳沃斯的偏激观点。他们变为人种之间由生物性所决定的不平等，可以证明对奴隶的残暴压抑是合理的。认为人种与人种之间生来不同的理论被称为“多元发生学”，即希腊文“多个物种”之意。这一学说很显然和圣经中关于伊甸园的故事是矛盾的，因为在伊甸园中生活的只有亚当和夏娃，而且大多数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了人种与人种之间的相同性而反对多元发生学的观点。对多元发生论者来说，这一反对是可以轻易打败的，瑞士植物学家路易斯•阿格赛兹正是那样做的。和斯蒂芬•杰•古德尔一样，他认为古代《圣经》的作者不知道有我个人种的存在，因此他们只写了一个地中海人亚当。阿格赛兹推测黑人亚当、蒙古人亚当和美洲人亚当是同样存在的。

尽管大多数生物学家不接受这一观点，它依然存在于今天人类学的一些文献中。如何解释人类外观的多样性，包括如何确定化石的种类，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近代，最著名的多元发生论拥护者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两本影响巨大的书：《种族起源》和《人类现存的种族》。在这两本书中，库恩发展了人类的5个人种（澳大利亚土著人、开普人、高加索人、刚果人和蒙古人）的理论，认为这5个人种是由不同的原始人类进化而来的。库恩推测不同的人种是在不同的时期进化的，非洲的刚果人进化的较早，之后便在进化的道种上陷入了困境。他声称欧洲人的优越是他们优良基因进化的自然结果，他甚至这样安慰那些因为种族融合而忧虑难眠的人们：

[COLOR=teal][FONT=courier new]种族混合会搅乱基因，也会使社会失去平衡，因此，一些新加入的基因，除非它们与当地的基因相比具有选择性的优势，否则他们会逐渐消失或趋向最小化。我这样说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目的，仅仅是要说明，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原因，人类就不会分成黑人、白人、黄种人和棕色人种了。[/FONT][/COLOR]

由于作者是美国自然人类学会（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机构）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该大学人类文化博物馆馆长和美国深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嘉宾，这些话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有趣的是，库恩极力否认他具有政治的动机。他这样自我辩解，是因为自然人类学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从一个黑暗的时期浮现出来，事实上，在那个时其它具有自觉的政治色彩。阿勒斯•霍德林柯是多元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17年他在《美国自然人类学杂志》发刊号的纲领上这样这道：人类自然学要研究人类，同时要服务于人类，它不是一门简单的“纯科学”。霍德林柯注意到了，这个学科在决定移民政策时和在阐述优生学时同样有用。当他试图将看似深奥的科学的现实适用性传达给投资机构时，很显然有些人被说服了，并且很快采纳这些做国事咨询、富有政治头脑的人类学家的建议。[/SIZE]

[SIZE=3]19世纪，人类学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一门这样的学科，即它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最早阐述这一概念的是法国人保罗•布罗卡，他是现代自然人类学原则当之无愧的创立者。他是头盖测量学的专家，对头骨形态学上最细微的差别进行过测量，当时被认为是发现人种与人种差异的有效方法。基于这些极其细微的异同，他创建了新人人种分类方法。这个在有影响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的分类方法，极大地影响人类学的研究。很快，人人都想测量头骨。

在英国，一个叫弗朗西斯•盖尔顿的科学爱好者是布罗卡最早的追随者，他用继承的一笔遗产资助不同的研究项目，包括统计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不久，他也开始测量人身体上的一切，尽一切努力科学地区分人的多样性，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行为古怪，不可理喻。在对人类的分类方面，他形成了个人的迷人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不论不矛盾。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绝非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他倾向于减少偏见。从他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由于生物的类属，是彼此平等的。但他的许多追随者不承认这一点，例如坚信“适者生存”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在19世纪后期一系列流传极广的读物和随笔中，证明社会等级是正当合理的。如果可以用科学来说明社会等级，那么它对文化的差异也同样有效。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迷恋社会等级的朝代，先是“强权就是公理”，然后，这些“强权者”认识到应当“科学地”定义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优生学运动悄然兴起。

这个运动一开始极其幼稚。所谓的优生事实上指的是“好出身”（谁能对此持反对意见？），这个观点事实上古亦有之。例如，古犹太法《犹太法典》对男子有这样的规定：要求他们不惜卖掉所有的财产以娶学者的女儿为妻，这样会使他们的孩子聪明（学者女儿的聘金很高）。当时已是19世纪后期，但优生学大受欢迎，其原因很繁杂，而且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有痕迹。能从遗传学这样的新兴学得以及自然人类学中找到与财富、身份有关的“科学证据”，无数人会着迷的。因此它一经兴起，便很快大为流行。

1907年，“遗传教育团体”在英国成立，这是盖尔顿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它正式的目标是通过有选择地生育“适者”，以改善人类的基因库。它的影响迅速扩展到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文化特别倾心于那些通过应用科学知识以促使自我完善的理论。很快，“适者家庭”的竞赛遍及美国社会，谁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声望和勋章，谁就是“最适者”。优生学的影响也波及欧洲，成为德国种族清洗的罪恶发端。

优生学运动的初衷是促进社会教化，但它的作用很快被歪曲了，在1910年后的20多年里，它为美国强迫智力低下的人接受绝育手术做科学辩护。它也被用来解释不人道的种族歧视性的移民考试和名额限制（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极端贫困的东欧移民是文盲）（可以理解，移民大量涌入，造成就业困难。但，掌握高知识的人移民倒是很简单，是政府为国家利益考虑。）。20世纪4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及其他“低等团体”时，也是利用优生学的原则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其“合理性”的。人类学在“实用性”方面似乎比任何学科都有优势。

因此不难理解，在纳粹的可怕暴行之后，为什么库恩及力表明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政治目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依然存着种族隔离的思潮，如果他在自然人类学的研究中加入丝毫政治色彩，那已经开始愈合的伤痕会重新疼痛起来。与此相反，他认为自己提出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区别是客观的科学事实。“不论消息好坏，不能责怪信使”，这便是他的初衷所在。但是他自认为客观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没有实验来证明他提出的基因假说。窨人类的基因是如何描述人与人的差别的？


————本章完————[/SIZE]

晕……看得头晕眼花……字体也太小了……

谢谢阳，的确是字体太小了，已经改过了^O^

[SIZE=4][FONT=century gothic][COLOR=purple]2艾普鲁布斯•阿姆（Epluribus Unum）*希腊语，意为“万众归一”[/COLOR][/FONT][/SIZE]


[SIZE=3]20世纪以前，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只停留在肉眼所能观察到的范畴。布罗卡、盖尔顿还有欧洲和美国的生物统计学家们所做的不计其数的研究，在自然人类学史上被称为“收集”阶段——在一个学科开始发展的时期，还没有产生能对大量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系统理论。面对越来越繁杂的人类生态学的数据，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重新定义的遗传法则和已经收集到的遗传数据一致起来。

人类的基因组成是确定的，显而易见有几十组（可能几百组）单独的基因，控制着基因的可变性。即使今天，对大多数基因的作用，我们仍然无法解释。来想像一下布罗卡的头盖测量研究，假如在两个毫无联系的地区所发现的头骨上，有同样的特殊隆起，是否可以说这是由同样的基因变异引起的？这些隆起表示同样的特征、同样的基因变异还是偶然相似？当时的人产不可能知道。

基因变异是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关键，因为进化实际上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通俗地说，所谓的进化，就是指一个物种的基因组成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因此，为确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或者说他们是否属于同一物种，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基因。如果基因相同，那么他们无疑为同一物种。

自然人类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收集同一遗传模式里的变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多态性。“多态性”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多种形态”，对所收集到的特征进行分类，这就是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因的多态性，特别是像在血友病等疾病患者的基因中，但是，引起疾病的多态性由于数量太少无法进行分类。总之，多态性是关键所在。

1901年，卡尔•兰德斯泰纳将不同人的血液相混合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时它们相互凝聚，形成大的血块，这一凝聚反映有遗传性，它成为人类生物化学多样性的第一个实证。这个实验的结果确定了人类具有不同的血型，现在，世界各地的医院都会在输血前进行血型检查。如果你的医生说你是A型血，告诉你的正是一个世纪前兰德斯泰纳德给血型多态性的命名。

在兰德斯泰纳德发现的基础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人赫兹费尔德夫妇在萨洛尼卡开始化验士兵的血型。1919年，他们发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都有较大比例的不同血型，这是首次在对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全面研究。赫兹费尔德夫妇甚至提出这样的理论：A型血和B型血是“纯粹”的原始部落的血型，最早的原始部落要么全部人员为A型血，要么全部为B型血。这些“纯粹”的部落在迁徙中相互融合，因此A型血和B型血混合在一起。他们没有解释清楚这两个部落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推测A型血部落最早起源于北欧，B型血部落可能起源于印度，似乎现代人是由两个独立的部落分别进化而来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布赖恩特和英国人莫瑞特在赫兹费尔德夫妇的研究基础上，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检验血液类型。以后的30年，他们和同事们共同从数百个人群中选择数千人做血型检查，包括生者和死者。布赖恩特和他的妻子（像赫兹费尔德夫妇一样，他们是另一对共同从事基因研究的夫妇）甚至检查了在美国和埃及的木乃伊，确定了远古A、B、O血型多样态性。1954年，莫瑞特发表了《人类血液的分布》，将大量积累的血型数据汇总在一起，这是第一部全面的关于人类生物化学多样性的专著。很快，这本书成了进行人类基因检测的标准样本，它标志羞对人类基因的研究进入了新时期。

赫兹费尔德夫妇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血型数据的研究会为有种族色彩的人种分类提供依据，这一分类由于近代的大量移民而有所淡化。此后卡尔顿•库恩也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他提出的亚种理论的证据，但是没有人对基因数据进行检测，以确定基因是否支持这种人种划分方式。直到1972年，一个遗传学家才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有趣的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不是人类，而是果蝇。

利用莫瑞特他们收集的数据，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理查德•莱旺廷进行了一项研究。当时他所做的这项研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的基因变异，在一个群体内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人种与人种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基因差异？他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客观的答案，换句话说，他试图用实验证明列纳沃斯和库恩关于亚种的理论。如果能够证明人种与人种之间在基因图谱上有重大区别，那么他们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莱旺廷这样写道：

[COLOR=blue] 写这篇文章，是应则创刊的《生物进化》杂志的约稿。我一直在思考关于人类多样性的问题，不仅是在人群基因的范围内思考，而且把它放在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我习惯于在火车、汽车上写作。因为要完成这篇文章，所以坐长途车去印第安那州的伯明顿前，我带上了莫瑞特的书和PLNP表（一种计算差的数学表）。[/COLOR]

正是在这次旅行中，对人类基因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始了。莱旺廷应用了生物地理学（研究动物和植物的地理分布）这门新学科的研究模式，因为他试图从地理的区分上定义人种，这与生物地理学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因为无法确定如何客观地为“人种”下定义，他决定从地理学的角度这样定义人种：高加索人（西欧亚大陆）、非洲黑人（非洲撒哈拉沙漠）、蒙古人（东亚）、南亚土著人（南印度）、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大洋洲和澳大利亚土著人。

他的研究结果令人吃惊，85%的基因变异是人类共有的，只有约8%的不同可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也就是说，人种与人种之间在遗传上的差别只有8%。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结果，它告诉我们应当把有关亚种的理论扔进垃圾箱。

莱旺廷这样写道：

[COLOR=blue] 诚实的说，这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实情。如果这算是偏见的话，那我的偏见是我认为不同的人群差别很大。一些事实也确实加深了这一印象，比如：有一年我和我的妻子在埃及的勒克尔旅行，数年前那里就挤满了游客。在一个大厅里，一个人过来和我妻子交谈，他似乎认识我的妻子。我妻子反复说：“对不起，先生，你认错人了。”他才说：“对不起夫人，你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那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而我们彼此十分相像。[/COLOR]

但统计数学说明了一切。以后30年间，许多的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遗传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区别不同人群的基因变异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是8%还是7%还是略多或略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小数量的人群同样具有人类遗传多样性总数的85%。莱旺廷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爆发核战争，地球上只有肯尼亚的吉库尤人能幸存下来，因为这个民族仍然保持着人这个种系85%的基因变异。这是对种族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强劲反驳，它也肯定了达尔文1830年对人类多样性的论述。正如这一章的标题——希腊语“万众归一”，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物属性。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呢？遗传学真的能对人的多样性做出回答吗？[/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