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云将军的日记——“抗地战争”二三事 - 英雄论坛 - 星之大海俱乐部银河英雄传说|银英|杨威利|莱因哈特|星之大海

大友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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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星海历09年2月22日 11:57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李天云将军的日记——“抗地战争”二三事

银英同人《黄金树与狮子——帝国外交生涯回顾》外传
宇宙历803年，新宇宙的欧美联军和地球帝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虽然最后以停战告终，但是我相信如果继续打下去，最先崩溃的肯定是帝国，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则是经济的继续，在宇宙历801年的时候帝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了。
平心而论，公太龙元首虽然是我的死敌，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相比14岁就上了战场，教育程度仅仅相当于初中生的莱因哈特皇帝，接受过EMBA教育的公太龙先生无疑对经济和社会有完整的理解。但是地球文明的状态先给他画了几个不可碰的“禁区”，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事先给这些医生规定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结果，医生救不了命，这当然不奇怪。
我们同盟有些研究地球问题的经济学家甚至说，“地球那个元首公太龙不是政治家，而是十足的白痴！”这不奇怪，因为公太龙登基时就被划了这几个禁区，他来了当然无法。如果这几个禁区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专家，即使让上帝来给地球经济问题出主意，他也无能为力。
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的经济学家是真的要解决同盟民众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民生的话题为既得利益遮掩而已？

富裕却缺乏活力的社会
地球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都是在一种专制政府+暴民政治的状态中度过的，按理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最容易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定种种问题的；但是赢氏家族竟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统治了800年，而且整个国家的GDP增长了268倍，90%的人脱离了贫困，难道他们有什么锦囊妙计不成？
没有。
其实维系赢氏家族统治最大的秘诀就是地球人思维透明、不会撒谎，因此这种文明有效的避免了专制政体最容易出现的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地球人思维透明，所以国家选拔的官员少有不称职的——因为他们道德和能力如果有任何问题，是无法做到隐瞒的。
地球特殊的文明状态虽然在经济上有效地避免了阿克洛夫所说的“柠檬市场”的出现，商业贸易中自然也不存在欺诈、寻租、缺斤少两的问题；但是整个国家证劵市场也没有了活力——由于市场的透明化，使得大多数人没有动力进行股票交易而只是枯坐着等待分红，
而地球帝国的经济发展路线走的是与当年日本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走的差不多的路线：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致方向，依靠轻工业以出口为导向和军事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同时允许私人企业领跑国家经济某些领域，鼓励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
本来这是一种非常稳妥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由于3400年之前地球经济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而西方各国大都还未建国。于是国家大肆靠计划经济手段发展军事重工，轻工业的产品大量堆积不能出口，到“一年战争”爆发时已经面临经济崩溃；而因为缺乏友好国家所以地球除了武器外没有可供出口的东西，而且西方各国建国前就是武器也没出口的地方。
地球的国内生产值70%来自轻重工业，而这些生产出来的武器、机械、建材、能源、纺织品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地球人的消费能力；最终就形成巨大浪费，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当压力到达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经济崩溃。而且靠地球本身的自我调整完全没有办法调整，因为调整就意味着大量的轻重工企业关闭，大量的工人失业；而以当时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程度来看，调整就意味着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避免这种下场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战争，“一年战争”爆发实际上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救了地球帝国的命，莱因哈特如果晚2年发动对地球的战争，到那时公太龙也必然攻击银河帝国，那样的话历史就改写了，莱因哈特就会被西方称做欧洲保卫者了。
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股市就像一杯啤酒，如果没有一点泡沫，说明它不新鲜（没有活力）；可是如果泡沫太多，啤酒就少了”，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繁荣的市场自然交易活跃，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一些投机现象——我曾经在地球帝国最大的的证劵大厅坐过一个下午，面前的大显示屏上始终是一条直线；虽然地球政府一直在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经济，但是这种死水一潭状态下，单纯依靠工业和外贸增长的经济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帝国的经济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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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星海历09年2月22日 11:58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资本全银河化的奇迹
然而到了3400年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瓦普空间跳跃技术与智子通讯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很容易把资本与设备地从地球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航天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新宇宙国家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WTO组织，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连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在那种发展机遇面前，地球的赢家统治者们及时抓住了这一发展良机。
3400年地球帝国与新宇宙开放贸易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地球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短短二百多年里GDP增长268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就以3600年为例，继6月初帝国银行在费沙联交所创下IPO融资1120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刷新这一纪录，在费沙联交所和海尼森证交所合计融资2190亿美元，创下全银河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帝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地球大型企业到费沙上市，使费沙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银河系排名第二的股市，3600年实现IPO融资近40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交所的3360亿美元融资额。费沙人口才20亿，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赋予了费沙以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奇迹”还源自新宇宙国家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建立的全银河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地球今天的“奇迹”。
回到工行在费沙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地球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银河给地球带来的“奇迹”。一方面，地球在3400年前不仅没有为太空科技革命做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全银河化秩序做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20亿人口的费沙也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巴黎、海尼森、奥丁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都不重要，使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成为“奇迹”。
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地球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地球的礼物。
地球经济“奇迹”第一大原因自然是地球的贸易开放，没有开放，地球的资本、产品和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美国、同盟和帝国。但是，单单是地球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为了让载满物资的出口货船在太空中、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地球时代的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
等地球3400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34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地球是在半人马旋臂还是在银河系其他地方，它生产的产品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地球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换言之，地球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同盟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达贡歼灭战”之后银河帝国的洋务运动以及资本全银河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如果没有达贡歼灭战后的银河帝国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3600年时同盟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和地球自3400年开始的太空科技革命成果逐步带入同盟和帝国，使同盟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同盟的海尼森公司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海尼森公司上市前的投资，海尼森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海尼森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这些，海尼森在3600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00亿美元，超过弗瑞德李希朝廷、莱因哈特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地球的开放造就了像地球帝国、自由行星同盟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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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星海历09年2月22日 14:31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银河帝国是地球的救星
我的朋友迈克尔·肯特曾经写过一本《黄金树与狮子——帝国外交生涯回顾》的书，在书中他对银河帝国的经济做过理性的分析，我这里再阐述一下他的经济观点——宇宙历799年，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突破费沙回廊杀入同盟领域，最终使同盟国灭亡，但是令人好奇的是：160年来为什么没有别的帝国或同盟的军人想到走费沙回廊呢？难道160年来没有一个人的智力接近或超过莱因哈特？
不是这样，起码同盟的布鲁斯阿修比元帅就绝对不会输给他。
之所以无人敢于打费沙，原因在于占领费沙会造成经济崩溃，费沙是个经济帝国，它依靠地球的资本控制着帝国和同盟的经济命脉——而这种控制是互利互惠的，费沙一方面控制着帝国和同盟的经济另一方面又是帝国的财富来源和同盟的商品市场。
当年鲁道夫在建立起一个绝对专制的社会的时候，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在保证贵族财富和享乐的同时避免他们拥有造反的力量——而他想到的办法就是限制工业的发展，给予贵族经营农业和开发矿产品的权力，而避免让他们经营制造业，同时限制商业和贸易的往来。严格限制平民经商和发展制造业——在帝国内战中，贵族联合军虽然拥有六位数的战舰，但是他们拥有的星球没有工厂，所以战舰的损失无法补充，因此迅速战败。
在这种情况下，原银河联邦社会经济发生了迅速的退步，很多星球荒废，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一落千丈。曾经有一段时间人均寿命到达23岁的荒唐数字，饥荒、疾病这些在银河联邦时代前300年就消失的东西又回到了人类社会，而在宇宙801年的人均寿命是35岁。
就因为如此，银河联邦在宇宙历310年拥有3000亿人口，而到500年后发展成250亿，削减了1400%，如果没有费沙和同盟，这个数字还会更少；与其同时发展地球则是在三体星系的恶劣条件下人口仍然从230亿增加到300亿，平均寿命由70岁增加到80岁。
同盟建立并和帝国接触以后，一方面是帝国的大敌，另一方面则是帝国的工厂。
帝国后期的经济得以好转，因为在地球的赢家影响力之下实施了这么一个循环：帝国开采出矿物和种出农产品，由费沙输入同盟和地球，然后在地球投资的费沙的工厂中加工，变成成品运回去，满足人民生活并养活庞大的军工企业。
同盟所在的半个宇宙是环境极其恶劣的地区，最初只有海尼森适合人类居住，随后虽然通过星球改造技术使一些星球能够住人，但是农业和矿业的开发成本很高。同时同盟人也不喜欢经营简单的产业，因此同盟以工业为生，海尼森这个适合耕种的星球几乎没有农民，粮食都要购买——但是它的富裕程度是帝国不能比的，即使在灭亡前要缴纳安全税的时候同盟的人均收入依然高帝国很多，而且有发展成第二个费沙的趋势。
我们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并不是先决条件。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解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同时，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了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候的收入。
地球拥有银河系最多、也相对很廉价且高素质的劳动力，再加上低廉的制度成本对地球经济的正面影响，我们自然可以明白为什么地球会有那样的“经济奇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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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星海历09年2月22日 14:32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农业发展的极限
除非是对农业全面免税，甚至大规模补贴，否则农业收入从总体上讲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前景，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只能是呈现不变或下跌的趋势。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热量（一般不超过3000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总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会因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四顿、八顿，那样你会长胖，反而降低健康，然后你要减肥、节食等。
换句话说，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或许种类、营养品类多了，但这并不能增加人体从生理上每天所需的热量。相比之下，工业技术革新则不同，新的技术往往创造纯新的需求。比如，汽车、飞机，没有汽车之前，人类用脚走路，有了汽车之后，一个全新的工业、全新的市场由此产生了，汽车以及相关产业的产出对国家GDP是净的新产出。电脑也如此，由电脑带动的高科技产业是净需求创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以前某些工业的替代。像美国微软公司过去一年的销售为3034亿地球帝国银元，这是靠科技创造产生的对美国GDP的纯贡献。而迪士尼公司则是另一种净需求创造，它过去一年的销售总值约为1394亿地球银元。这两家公司共雇用16万7千人，但总产值为4428亿地球银元，相当银河帝国3600年农业总产值的30%（尽管银河帝国农业就业人数为325亿人）。
因此，汽车、电脑、飞机等这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带来的是全新的需求和价值创造，而农业技术发展不容易带出纯新的食物需求，只不过是在人体总的热量需求这个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组合而已，农业不会出现“微软”、“迪士尼”效应。你有了一部家庭用车，还可再买一部跑车、一部越野车；你看了十部迪士尼电影，还可再看一百部；你买了一栋二百平方米的房子，还可再买两栋、五栋一千平米的房子，这些是没有上限的需求，而你身体需要从食物中吸取的热量一天最好不超过三千卡路里。这就是农业与非农的差别。因此，农业的价值创造极限不会被越推越高，只会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地球时代各国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1820年时，农业占美国GDP的70%，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到1890年该比率降到38%，到2002年农业仅占美国GDP的不到2%。地球帝国的远祖——中国的经历也如此，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1年则只占1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二百年中，美国农业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为农业现代化开道。但那些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虽然使美国农业的产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没从总体上增加对农产品的人均总体需求。相反地，在其国内需求无法总体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只能持续下降，农业占美国GDP的比率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也跟着下降到美国总就业人口的2%以下。
在中国，不仅农产品总需求存在上限，每亩的产量也不是没有止境：按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的估算，鱼米之乡江苏每亩大米产量在宋朝时约为326斤，到十九世纪的清朝时约为501斤，到1957年时平均为433斤，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间每亩产量只增长33%，其它省的农产量经历也大致如此。或许现代农业产量增长得比过去一千年要快（比如，杂交水稻确实使产量升高不少），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重新“以农为本”的举措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更何况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农业富起来的。

[ 本帖最后由大友宗麟于星海历09年2月23日 13: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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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帝国的死局
在这种情况下对帝国而言，费沙的存在远比占领有价值；过去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是被帝国文官政府否决——因为那会造成帝国经济的巨大损失，也正因为如此费沙才有安全。
但是799年事情发生变化，一个疯狂而无知的军人俱乐部控制了整个国家；以莱因哈特为首的帝国新贵都是纯粹的军人，不了解经济不了解社会，而且过于年轻；拿莱因哈特自己来说，他24年的生命中从军经历居然有10年，除了战争可能什么也不懂，只有奥贝斯坦元帅是个比较明白的人，但是他也只善于权谋而非经营——正因为新帝国的决策圈其实很小，只有10个一级上将、三个元帅再加上皇帝夫妇，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善于理财和经营，因此就没有人能够告诉皇帝打费沙的危害性。
那么帝国的文官呢？他们也许明白，但是他们不在决策层里，帝国的文官没有一个是从莱因哈特起兵的时候追随他的人，很多在旧帝国还骂过“金发小子”，信任度和发言权都很少。
就连马林道夫贵为国丈，也必须在皇后结婚后下台把职位让给米达麦亚元帅。
在地球这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号称“军神”的地球军司令官王亚瑟元帅也不能干预军政上的问题，而地球帝国的文官团“四相”和“地球五名臣”的发言权明显要高于军官团“王下七魔将”。
占领费沙的武勋对帝国文官而言是灾难，鲁宾斯基在帝国的设立的投资者立刻撤资逃跑，很多开发计划荒废。整体经济下滑了45%——这一年地球帝国经济增长率是5%，美国是4%。
但是帝国的军费开支不降反升。很多少将中将都升职了需要自己的旗舰和舰队。在801年又开始了两个伊谢尔轮级别的要塞的修建。最保守的估计，从799年开始，军费开支的比例达到78%。
商人的信心更少了，因为害怕自己的财产被没收充军费，只能不顾一切的逃往美国，把所有东西换成美元。费沙马克和帝国马克迅速贬值。
到800年，帝国已经开始通过计算货币的重量来购买商品。坎普的夫人甚至要靠卖淫来养活两个孩子。因为抚恤金编制了37倍。
帝国要彻底占领同盟也是希望解除财政危机，但是结果是使同盟帝那尔一起贬值。
但是这些帝国军方不重视或者说不想重视，一级上将以下的军官无不希望战争再起获得武勋。
本来要废除不公平的农村征税，废除阻碍农民自由进城就业的户籍制等制度性障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客观本质差别也是显然的。正因为此，真正改变城乡收入差别的长久办法没有别的，只有由国家补贴、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义务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乡差距——这也是后来公太龙先生解决银河帝国“三农”问题的办法。
然而由于出身贫寒而且因为家贫而失去姐姐，莱因哈特皇帝对富有的人有一种天生的憎恨，他对于经济的理解基本停留在儿童全息动画的时代——即一群大坏蛋富翁独占了大量财富，并剥削穷人，只要我们把他们打倒没收他们的财产就可以了——遗憾的是几千年来剥夺富人财产以求社会平等的人最终都会制造全社会的贫穷落后。
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由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以及富人的需求和享受推动的，所有发明创造的商业化起因都是有人想赚钱；供给创造需求，规模压低成本——我们从磁悬浮汽车的发展就能看出，这种最快的陆地交通工具最初的雏形是美军陆战队为了陆地战斗而开发出的磁悬浮坦克，后来成为富家子弟们飙车用的玩物，因为销售辆大而促使各大企业开发技术降低成本最后成为普及的交通工具；而连电脑白痴的我也知道最早电脑拿来计算弹道的……反正肯定是用来战争的！然后富人用来工作和娱乐，最后在大众之间普及。
社会的发展由社会的需求推动，如果没有消费者，生产就会停顿。经济的活力就会消失；而798年的帝国内战使帝国的高消费人群骤然消失，皇帝只是把一些农田送给农民，但是赠送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农民无权买卖土地，而属于贵族的企业被军队接管为庞大的战争机器生产武器。
原本繁华的行星或者变成军工厂或者变成乡村，到宇宙历800年的时候帝国内陆地区的贫穷落后已经达到顶端，甚至连星际固定航班都被取消，而有些贫苦的地球教信徒想要前往地球只能央求费沙的私人船只。
而完全不懂经济的军阀掌控的政治使经济的衰败雪上加霜，宇宙历801年，米达卖亚元帅接管国务尚书的职务，他果断的没收了一些所谓不法商人的全部财产，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被费沙人视为对费沙经济的致命一击。
莱因哈特时代，由农村自己征税办教育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因无法交学费而不能念完小学、中学，农村学校设施差，没有起码的图书馆等。国家把更多的财政投向农村教育对银河帝国的未来远比攻打同盟和其他政绩工程更为重要。也需要增加针对农村学生的大学奖学金、助学金以及教育贷款。否则，即使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居住工作，他们又如何能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工作呢？
而这些年公太龙先生执政时的经济发展以工商为重，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说明大政策方向是对的。以城镇化水平这一指标为例，在宇宙历801年时为17.9%，到806年成为30.1%，到810年则有39.1%的人口为城镇人口，这证明银河帝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终于在逐步实现自高登巴姆王朝晚期开始的一代代“现代化”追求者的梦想，也终于在纠正银河联邦之后走了几百年的错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要调方向呢？征税公平不公平、就业机会是否均等、创业机会是否平等、社会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机会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迁居权等问题是制度机制问题，不是产业资源配置问题。“三农”中的“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不能混在一起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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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供一点东西——陈志武教授的文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已经不是其天赋的自然资源，而是其良性的制度机制，是其有利于金融创新与市场交易的制度环境。这里我们不妨再问：为什么地大物博已不是一国财富的决定因素？难道一国天生得来的金矿、银矿、油田资源不再是福，而是祸吗？这话怎么说呢？
历史的演变
其实，地大物博、幅原辽阔是决定一国财富的根本因素这种财富观不仅是我们的普遍观念，而实际上这种财富观一直主导着人类历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仍是如此。比如，在哥伦布于１４９２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他的目的很明确：为西班牙帝国寻找黄金，因为黄金就是财富。随后的二百年里，也是为了那里的黄金与各类资源，西班牙征服、统治了南美洲多个殖民地国家。当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其所控制的自然资源而决定时，那些强大的国家就必然要靠战争征服更多的国家( 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 来增长其财富，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如此，后来的大英帝国也如此。
针对地大物博财富观以及由此引伸出的靠战争发财的行为模式，一种经济学解释是：这是由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而决定的。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铁路运输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空运主要发展于二战之后，在那之前海运技术虽然已经成熟，但海运能力受到实质上的限制，因为毕竟主要的矿藏与能源资源并非都靠近海岸，真正有规模的运输至少需要海、陆运输配合。当海、陆运输容量有限时，大规模运输的成本自然很高。于是，经济上最理想的安排必然是：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最好是就地加工、制造成终极产品，然后以成品运出去销售。
因此，哪个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越多，哪国就有了开采、加工、制造业的优势，工业就更易发展。相比之下，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不仅没有天赋财富，而且也不具备发展工业的自然条件。因此，在历史上，地大物博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贫富。
我们可从各国的实际国民收入跟其自然资源的相关性证实上述结论。由于许多国家早年并没系统地收集经济资料，我们只能以过去２７年的资料为参考。为了说明我们的论点，不妨以各国的人均石油与天然气储藏价值之和来表达一国自然资源的高低( 计算方法是：石油总储藏量乘石油价格，加上天然气总储量乘天然气价格，再将总和除以该国的人口) ，尽管这种近似并没包括其它诸如黄金与贵重金属储藏这些天赋资源，但这种近似估算并不影响我们的整体结论。
按照上述的人均石油与天然气储藏值，我们把自１９７５至２００１年资料齐全的４５个国家分成三等份组：人均储藏最高组、中等组与最低组。然后计算每组国家在１９７５年的人均国民产值( ＧＤＰ) 。从中看到，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其人均ＧＤＰ平均为４０２７美元，中等组国家平均为３４１９美元，而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最低的国家的人均ＧＤＰ为２５６２美元。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没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３９个国家也包括进来( 共８５国) ，那么到１９７５年，人均石油天然气储藏与人均ＧＤＰ间的相关性仍高达４２% 。因此，直到１９７５年为止一国的自然天赋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财富水平。
可是，到了２００１年，人均自然资源与一国的人均ＧＤＰ间的相关性则下降到６% 。从统计意义上，这两者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相关性：一国的国民收入已经跟其自然资源没有明显的关系。在２００１年，石油天然气储量最高的国家的人均ＧＤＰ为１１５４６美元，储量中等的国家为１２７３９美元，而储量最低的国家人均ＧＤＰ为１０９０１美元。
之所以到今天地大物博已不再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高低，是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反而经历了高增长。按理说，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当具有先天的财富创造优势，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常会感叹说：我有这么好的新技术、新创意，又有这么强的能力，若是我也有创业资本该多好呀！因此，当任何国家从一开始就拥有众多的金矿、银矿、石油储备等等，那么它就用不着为原始资本操心，用不着那么委屈地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的日子本应该越过越富，而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会越过越穷。
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却正好与理论上的应该相反：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则越慢。以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国民产值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９７年间平均每年下降３% 。同期间，伊朗人均产值每年下降２% ，委内瑞拉每年下降１% ，而尼日利亚则自从１９６０年独立以来人均收入基本没变。这些都是石油大国，其先天的资源优势是许多国家都无法攀比的。相比之下，过去三十几年中，在自然资源一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缺乏自然资源的香港、新加坡和南韩，它们的真实ＧＤＰ增长率都在４% 以上（扣除通货膨胀率后）。
我们给出每组国家在１９７５至２００１年间的人均ＧＤＰ年增长率。由图中看到，石油天然气资源最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４. １８% ，资源中等的国家平均年增长为５. １% ，而石油与天然气最少的国家的增长率为最高，平均每年６. １４% 。由此可知，新加坡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增长差别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代表更一般的规律。
为什么自然天赋是祸、而不是福？
上面列举的经验事实在这几年对经济学界一直是一个挑战，难道自然天赋反倒是一种祸、而不是福？——这些发展说明自然资源的多寡已不再决定一国的财富水平。我们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在过去几十年中财富观的转变。
第一种解释是：当一个人的天赋资源过剩时，他就会缺乏创新、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意外财富则更容易使人变懒。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征服了中、南美洲并使这些盛藏黄金、石油资源的国家成为殖民地之后，西班牙一下子获得巨大的意外之财。那时的西班牙帝国只知道尽情挥霍，而不是在殖民地以及其本国利用富来造富。在消耗完来自殖民地的金银财宝之后，到十七世纪末西班牙皇室已是债台高筑，倾于破产。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１９５０年代的荷兰，当时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紧接下来的天然气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它工业在荷兰则逐步萎缩。有了这意外财富，创新的动力也逐渐消失，使荷兰最终在多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 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Ｄｉｓｅａｓｅ) 。
西班牙、荷兰、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经验或许正如十六世纪法国哲学家ＪｅａｎＢｏｄｉｎ所说：那些土地肥沃国家的人们往往过于娇气、懒惰和懦弱；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荒芜国土上的人们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表现得更为稳健、勤奋和执着。
但是，用荷兰病来解释发生在过去几十年的财富观的转变，可能难以成立，原因是既然荷兰病现象一直在人类历史中都曾有发生，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为什么偏偏在过去四、五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内系统性地发生呢？当然，荷兰病肯定是国家财富越来越与自然资源无关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但在这种系统性变化的背后必然有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二种解释是：运输技术与能力的进步使自然资源的运输费用大大降低，其结果是虽然一个国家缺乏自然资源，只要它有好的加工与制造技术、好的制度机制，那么它可从资源丰富的国家运来所需的原料，加工制造后再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以钢铁制造为例，二战之前由于运费昂贵，铁矿石储藏量丰富的德国、英国和美国在钢铁、机械等工业方面占有自然优势、发展很快。但，二战期间由于美军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参战，到１９４０年所有海运轮船全部都投入了军事运输，但那还远远不够。于是，罗斯福总统１９４１年１月宣布拨款３. ５亿美元，要求在三年内设计、制造三千只既经济又有可靠海运性能的万吨货轮（三千只高吨位货轮相当于二战前世界所有货轮数的一半）。对于一个当时只习惯于小量生产的造船业来说，这种大批量的生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那次压力确实促使美国的造船业设计出了以低成本批量制造万吨货轮的生产线。到二战结束时，共完成制造２７４２只以ＬｉｂｅｒｔｙＳｈｉｐｓ命名的万吨货轮。二战之后，这些货轮都投入民用，更重要的是那种批量造船技术不仅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万吨货轮，而且使货轮价格大大降低，海运费用随之下降。
七十年代，缺乏铁矿石等资源的日本和韩国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出口国，还主要得益于由批量造船技术而带来的运输费用的减少，因为日本和韩国靠进口铁矿石，炼成钢铁后再出口。它们的故事成为进口——加工制造——再出口这一模式的典范。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厂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证实该模式的活力。因此，技术发展促成的运费降低已大大减少资源丰富国家的增长优势，使资源贫困国家也能快速增长。
可是，基于运输费用的解释还只能说明资源丰富国家的优势被降低了，但那种自然优势毕竟仍然应是一种优势，因为这些国家毕竟不必像日本、韩国与新加坡那样去花费运输费用、从别国把资源运过来，它们显然比日本具有先天优势。另外，即使这些国家将自然资源出口，它们得到的仍是资源缺乏的国家所无法得到的钱财收入。那么，到底为什么资源越多的国家反而相对于其它国家变得越来越穷？
答案还是在于能促进交易的制度机制
因此，这又逼着我们从制度机制寻找解释。既然降低了的运输成本只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国家财富不再由天赋资源所决定，那么一国财富的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必然依存于其制度机制以及相应的金融创新环境。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石等各类资源储藏也丰富，但实际上从８０年代开始美国的许多矿山、油田已相继关闭，大多数钢铁厂等重工业企业也都停产，到２００２年美国ＧＤＰ的７１% 是来自服务行业( 包括金融、保险、证券业等) ，比毫无自然资源的新加坡还更依赖服务业( 服务业占新加坡ＧＤＰ的６４% ，而中国服务业占ＧＤＰ的２８% ，为全球最低) 。因此，从实际效果上看，美国自二战后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其制度机制所提供的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能量，而不是来自美国的自然资源。
有意思的是，跟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十九世纪的英国帝国相比，美国在二十世纪不是靠发动征服它国的战争、建立殖民地，不是靠通过控制多个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来使其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是靠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来以最充分的形式调动所有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物资和金融资源) 。美国在二战后的经历本身也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最好的财富已不再是其天赋资源，而是其可以让自由市场正常运作的制度支持体系。
上期的本栏中，我们谈到金融创新是如何促使美国的消费需求增长的。这里，我们可从另一角度再看看金融创新对财富增长的作用。以挪威为例，其石油储藏为１００亿桶左右，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按每桶石油２５美元计算，如果不考虑开采、输送成本，那么挪威石油储藏的总价值( 财富) 为２５００亿美元。当然，我们看到，这种石油财富藏在地下和海底，是死财富，没有任何流动性。它的价值完全受制于国际石油市场，随油价而波动。当油价涨１０% ，这些油藏的价值也涨１０% ；反之亦然。那么，石油储藏作为一种投资的回报特性如何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假设现在是１９８５年底。那么，从１９８５年底到２００１年底，石油价格累计约涨５０% ，也就是说，如果挪威当初的石油财富为２５００亿美元，到２００１年底则是３７５０亿美元，期间平均每年增值２. ４% ，年波动率风险（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为４１% 。但，这是在不考虑通货膨涨率的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如果去掉期间的通货膨涨率，那么实际上这笔石油储藏的价值到２００１年底则只有１９８５年底的８０%(这里假设在期间没有开采) ，平均每年跌１. ３% 。因此，除非油价猛涨，否则一大片油田的真实财富价值只会是越来越低。石油储藏所代表的财富是死钱，死钱的特征是：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
相比之下，如果挪威在１９８５年底把其未来的石油现金流证券化，也就是把未来石油现金流的产权在１９８５年底出售出去，提前兑现这些现金流，然后将兑现后的现金财富投资到一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证券投资组合中，那么由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增长效果会有天壤之别，这等于通过证券化把死的石油财富变成流动性好的活钱，只有活钱才能生钱。
假如挪威于１９８５年底真的将其未来石油收入全部通过证券化变现（实际上他们每年只变现一部分），并得到２５００亿美元的现金财富，然后把其中的６０% 投入政府公债、４０% 投入世界发达股市的投资组合中。从中看到，这种先证券化、后投资管理的运作方式到２００１年底会给挪威带来４. ８０×２５００＝１万２千亿美元的财富，而不是守住油藏不动所能带来的２７５０亿美元。按照这种证券化运作方式，每年的财富增长率为１０. １%(而不是２. ４%)，波动率风险只有９%(而不是原来的４１%)。由此可见，通过证券化把自然资源财富变活后，用钱来生钱成为现实，只有这样才会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福而不是祸。
对未来的启示
世界的变迁总是令人寻味，在那些缓慢的变化中时常隐含着一些有意义的新规律。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史充满了强国瓜分资源丰富的弱国的战争，在那种地大物博财富观的引导下，谁侵占的殖民地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那些死守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相对财富地位逐步下降，看着那些资源贫困国家的财富地位日益上升。美国的自然资源也不薄，但它在这些年则选择要么放弃对一些自然资源的开采、要么通过证券化（包括股份化）把这些天赋资源变活。这里的关键是让社会、让民间享有契约自由和交易自由权，国家建立的制度机制是为了保护这种契约和交易自由、促进这种权利的发挥。一旦民间可以自由地交易物品和产权、可以自由地证券化，那么死资源就可变活了。按经济学的话说，这样才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按老百姓的话说，这样才可用钱来生钱。
可是，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又恰恰没有促进交易和创新的制度机制，在那里要么是契约和交易权得不到保护，要么就没有保证交易契约的实施的法律机制和自由媒体。这些国家的证券与金融市场都不发达，过度的政府管制反而把那些死资源变得更死。因此，在那里还不具备把不流动的东西变活的条件。那么，如果这种自然资源优势、制度机制劣势的局面再继续下去，这些国家的未来会怎样呢？——在未来２５年中，如果这些国家还继续按自己过去２５年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到２０２６年这些国家的人均ＧＤＰ排名会完全颠倒过来：自然资源最丰富国家的人均ＧＤＰ为３２１０２美元，中等国家４４１７５美元，而资源最少的国家人均ＧＤＰ则是４８３７０美元。到那时，我们可能更不能说因为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所以我们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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