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给对日索赔诉讼捐两个钱再说。

又逢“九一八”　为何冷落抗战纪念？

　　善忘从来就不是美德。

　　环顾世界，从近邻韩国日本，到中东的以色列，乃至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欧洲，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遭遇何种磨难，国家级纪念历史的活动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之际，面对他国对待历史的庄重态度和真情实感，我们理应做得更多。

　　以色列：大屠杀日全国总动员

　　以色列政要不会选择大屠杀纪念日出访，他们必须出席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官方仪式

　　以色列人对历史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除去隆重的宗教节日外，有一个日子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忽略和遗忘的，那就是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

　　为了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遭纳粹杀戮的600万犹太人，1951年，以色列政府通过法令，把犹太历每年尼散月(相当于公历4月)的27日定为“大屠杀死难者和英雄纪念日”。

　　娱乐场所全部关闭

　　这一天，以色列举国上下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和教育活动。如果有人认为活动与己无关，想照常娱乐休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包括餐馆、酒吧、电影院等所有娱乐场所都要关闭。而当地电视台和电台要不彻底停播，要不就只播放纪念活动或者有关大屠杀历史的节目。

　　当天上午10点，以色列全国各地同时拉响警笛。无论是正在上班的公务员、上课的学生，还是路上的行人，都要就地立正默哀，整个以色列笼罩在静穆的气氛中，时间仿佛被凝固了。两分钟后，警笛声渐逝，人们再重新继续自己的活动。

　　去年大屠杀纪念日时，我正在耶路撒冷乘出租车去办事，突然听到警笛声大作，出租车司机抱歉地对我说：“你得等一会儿。”然后他拉开门下车，立正站好。我急忙拎起相机跑去路口拍照，不料一名站在路边的以色列男子冲我高喊“你站住”，吓得我只好“刹车”，站在原地不敢乱走。或许正是以色列人这种对纪念形式自觉、用心地执行，大屠杀纪念日才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吧。

　　听幸存者讲过去的故事

　　在以色列，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国家政要，都不会在纪念日出国访问，因为他们必须出席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官方仪式。每年的仪式内容大体相同：由6位幸存者点燃代表600万犹太遇难者的6支火炬，大屏幕上放映6人讲述在集中营遭遇的画面。当听到某个感人的情节时，观众席上的很多人都会流下热泪。

　　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记住历史，但以色列人认为，没有哪种方式比让历史见证人站出来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更加有效。于是，他们在多年前便开始了一项工程，即用摄像机拍下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留作历史档案。目前，已经收存了大约5万到6万名幸存者的口述，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制作成音像资料。今年大屠杀纪念日的主题就是“留存见证”，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同时，以色列人还在努力搜集殉难者的名字，希望以此取代抽象的数字，从而使大屠杀的事实更加无可辩驳。

　　“书本上的内容很难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要真正体会到历史，就是让幸存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我们从心灵上与他们沟通。”大屠杀纪念馆官员埃弗拉伊姆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的确，走进大屠杀纪念馆，给我触动最深的不是那些陈列在展柜里的物品，而是电视屏幕上幸存者的故事。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人，以历经沧桑后的平常口吻讲述那段历史，更加令人动容。

　　外国政要首访必去纪念馆

　　以色列的学校对历史教育非常重视，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准备不同的教学大纲，授课老师也都经过专门的培训。很多中学生还会被学校组织去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幷参加名为“生者游行”的纪念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不仅对内重视历史教育，外宣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的创伤。关于大屠杀的展览、网站甚至有三四种语言版本，以方便外国人了解那段历史。2007年初，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新设了波斯语网页，把二战的来龙去脉和大屠杀以图文幷茂的形势展现出来，据说吸引了很多伊朗网民。

　　此外，所有首次访问以色列的外国政要，都会毫无例外地被安排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所有记者也都会及时得到通知，以方便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


用心去纪念

　　中国是最看重形式的国家，却在抗战纪念上最缺少形式

　　牢记历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但在更多的时候，这四个字却仅仅只是一个口号。究竟该如何激活历史的记忆，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争论不休。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市的高中历史教材风波。去年9月这本教科书面世，其中关于长征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内容被大幅删减，一度引起广泛争议。一年后的今天，该版本教科书被废止，新版高中历史书重新出炉。在事关后人如何记忆历史的教科书问题上，竟如此视若玩笑，部分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可想而知。

　　非逢十周年的抗战纪念，在中国似乎屡屡被冷落。即便是“七七事变”70周年，我处在千人纪念大会现场，依然感觉形单影只。国人最为看重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从1985年开始的每年12月13日，2000人聚集的现场，怎能支撑起30万人死难的重量？

　　环顾世界，从近邻韩国日本，到中东的以色列，乃至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欧洲，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遭遇何种磨难，经济如何困苦，国家级纪念历史的活动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在广岛和长崎，每年纪念原子弹袭击时，都有5万多人集会，日本首相不远千里出席。

　　许多中国学者乐于把对日索赔、受害者援助、抗战研究等作为抗日战争遗留问题，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国家级纪念活动。召开国家级纪念大会，全国鸣警报，降半旗，国民肃立默哀，这理应是对历史的最好纪念方式之一。可是不少国人，甚至一次都没来过北京城几十里外的卢沟桥和抗日战争纪念馆。

　　人类需要宏大的仪式来表达内心的感情，因为只有渗透心底的纪念，才可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中国是最看重形式的国家，却恰恰在抗战纪念上最缺少形式，这实在令人尴尬。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设立“国耻日”、“公祭日”，但却对纪念内容只字不提。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抗战纪念日，而是在纪念日很少举行纪念活动。1951年，中国规定9月3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每年全国人民都应该纪念。但事实上，数十年来，全国规模的纪念活动十分鲜见，民众中知道9月3日之意义者更是寥寥无几。如果没有纪念内容和纪念活动，再好听的名字，都没有实质性意义。

　　抗日战争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遗产与共同记忆。在抗战结束62年后，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6年的今天，许多人还在争论哪一天举行纪念活动更适合。此时，硝烟散尽，英雄远去，惟有烈士坟前的荒草一岁一枯荣。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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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并非孤立无助  
仅仅3天，来自上海、哈尔滨、南京、北京、重庆、香港、日本、澳大利亚等中国及世界各地群众捐赠、声援电话打到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逾百次

　　□本报记者 杜福海

　　“如果某一天在东京的街头，我们随便拦住一个日本年轻人问他：你知道南京大屠杀  
  
  
   
  
  
  
吗？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对世界犯下的罪。”2月25日上午，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的捐赠仪式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说，“那就是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最大目的和愿望”。

　　2月25日中午12点，捐赠仪式刚刚结束一个小时，热心群众即打来电话要求捐款，支持民间对日索赔行动。截至 28日中午12点，来自上海、哈尔滨、南京、北京、重庆、香港、日本、澳大利亚等中国及世界各地群众捐赠、声援电话打到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逾百次。

　　“你们并非孤立无助”

　　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于去年8月成立并启动民间对日索赔专项基金，2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捐赠接收仪式。

　　来自社会各界的几十位市民，以个人名义解囊相助，500元到1万元不等的捐赠汇至民间对日索赔专项基金。国家 开发银行资助50万元人民币，天津中原置业有限公司和深圳金鸿投资有限公司各资助100万元人民币。

　　截止2月25日，民间对日索赔专项基金共收到人民币256.2065万元捐赠。

　　1975年，中国表示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没有放弃民间赔偿。

　　当年，在日本律师和友人的帮助下，中国第一批“慰安妇”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说：“战争的受害者委托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一种理智的冷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此后，陆续起诉的25件案件中，已有19件作出一审判决，诉讼结果败多胜少。

　　然而，一些日本地方法院已经逐渐从法律文书上承认了强掳、虐待中国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日索赔诉讼之外的意义，已超过了案件结果本身。

　　日本律师团垫付1000万

　　“这场跨国诉讼，非常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康健律师说。

　　诉讼的费用主要发生在调查取证和受害者赴日两个阶段，尤其是后一阶段。一名受害者如果在日本停留一星期，费用需要2万元左右，而受害者大都已年届高龄，需要有人陪同，这样一来，每个受害者赴日的总费用为4万元左右。

　　只有获得更多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中国人的证据，才能为化学武器受害者讨还公道，10年间苏向祥律师四处奔走，自己掏腰包先后为此垫付了30多万元。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日本律师的钱来告日本政府。”苏向祥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日本律师团为诉讼垫付的费用已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中国法律援助行动形象代言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昨天发言说：“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康健律师一边不遗余力地为索赔工作奔走呼告，另一边却又孤单无奈地感叹‘民间的声音太弱了’；再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律师为了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而变卖家产。”

　　“我们做的很不够”

　　为了向日本法院及加害者表明态度，中日律师们曾在诉讼中多次开展声援诉讼的签名活动。

　　中国劳工刘连仁案中，曾有100多万人签名声援，其中日本国民有近40万人签名，粗算约占日本人口的0.32 %，中国有近60万人签名，而粗算约占中国人口的0.046%；日本国民为支持这件谋求正义的诉讼，自愿组成支援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支持，已有近3000人参与，而中国则没有正式的支援会，直接参与的支援者，屈指可数；日本有约3 00名律师组成律师团支持诉讼，且颇为敬业，而中国先后仅有20多名律师参与。

　　“这些数据显示，我们做的很不够。”

　　康健律师说：“10年的诉讼，我越来越感觉到，历史事实不是一句口号就能替代的，诉讼更需要有无数的事实在其中支撑。只有这样，历史才不可能被任意篡改。”

　　“我是对日索赔专项基金成立后第一个捐款的人，但在这次捐款之前我为对日索赔做过什么呢？我为什么直到200 5年7月才第一次拿出点行动来呢？”公民代表童智敏当众剖析自己：“我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但我的不作为实际也反应出一丝冷漠。”

　　“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汇聚到一起却是一股无穷的力量。”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账号：

　　807415930308091001

　　户名：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市东城区支行

　　热线电话：010-83139059010-83139056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西便门西里甲16号

　　邮编：100053









不过这几个我都没打过，不知道行不行

嘿嘿 上学期书本费没用完 还剩 200捐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