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农村的变迁
管窥中国农村的变迁-
------读《中国在梁庄》与《黄河边的中国》
近期断断续续地读完了两部与农村有关的报告文学类作品，一部是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的《中国在梁庄》，一部是出版于2000年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农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两部作品由于两位作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从而在写作理念、调查方法、表达方式、主要内容以及结论表述上都有很多不同，但两位作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刻关注与思虑以及对社会责任的焦虑感使命感是高度一致的。虽然颇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两部作品看到最后，应该说，都没有让读者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但是，相隔十年的两部作品，却也让我看到了一些我国农村的变迁，并试图从这种变化中思考曹锦清先生所言之“可能如何”。
一、两部作品的简单介绍
《中国在梁庄》一书记述了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以近似纪实的手法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的“性福”危机，新农村建设的流于“形式”。 “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这是“中国在梁庄”这一标题和文章所提示的方法、意义所在。在书中，该书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者梁鸿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人生故事，他们的情感和所面临的问题传达出了当下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正如作者所言：“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能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
而2000年出版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农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获得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则是作者曹锦清自1996年5月起两入中原，借助其“亲友关系网络”，深入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历时120余天，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记实”类田野调查报告。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处中州，号中原，乃华夏腹地，为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书名《黄河边的中国》，其要在此。副标题《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则点明本书的主旨与大意。全书有近百篇访谈纪要，这样一本“田野调查”使我从多个角度了解了河南农村——这个地处中原的我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状况：农民负担、超生现象、乡村干部的两难处境、老百姓对腐败现象的痛恨…… 《黄河边的中国》除了给在广大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有志之士提供了理解并改善自身处境的分析框架，还将三农问题纳入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给不谙农事的“城里人”提供了认识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使我们的思考能增加几分现实感。
二、对比阅读两部作品中所反映的问题
两部作品中反映的问题比较繁多，为了便于梳理阅读心得，我自己做了些分类对比。而且因为自身兴趣与工作性质的关系，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更为侧重。
曹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调查时间为1996年，199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人民币；梁女士的《中国在梁庄》调查时间为2008年和2009年，而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5919元人民币。这一点变化，从两部作品中比较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中也可以找到端倪。
《黄河边的中国》------生活异常贫困。农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传统“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农民经常是“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晚饭与早饭相似”。
而在《中国在梁庄》里，虽然也有“穰县经济以农业为主……这里几乎没有大型企业，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这样的描述，却可以从文中看到今日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毕竟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地盖新房，生活过得比较滋润，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到村庄，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还有“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庄盖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
从1996年到2010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国家在三农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00年，国务院决定安徽省等8个省市开始费改税工作试点。2001年，费改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了。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2004年以来，中央每年发布的一号文件几乎都是与“三农”相关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强调将国家的基础建设投入重点转向农村，确立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的基本战略；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提升成为当前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完全可以被称为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十年来所未改变甚至更为严峻的是：人多地少，农民增收若还单纯依靠发展第一产业难度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提高单产和改变种植结构是个连在一起的问题，使用良种增加化肥使农业增加的数量客观总是有个极限的；改变种植结构总要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此外，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使用，客观要求农村土地实现集约运转，在每家几亩地的现实里则很难实现。
2008年国庆前夕，胡锦涛在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时说，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土地集约经营会是大趋势。
土地集约经营目前的形式有很多，比如安徽小岗村的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比如山东省宁阳县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机制，建立起“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路子和“底金+分红+劳务收入”的土地流转分配方式；比如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等等。土地集约经营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除了国家相关的财政补贴和增加农业技术人员外，还可以靠政策鼓励企业进驻（比如税费优惠、政府先期资金投入完善硬件条件等等），可以靠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规模获得。
关于这点，曹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深化农村集约经营规模经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原文：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恢复了家庭传统的经济职能。重新分散独立经营的农户，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活动中，在剩余劳力合理使用方面，有着相似的处境、利益和困难。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农民对关系到自身利益与困难问题的处理方式或是行为方式。一般来说，
问题是这样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若是将这些富余劳动力全部塞进城市将是很危险的：20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民进城打工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可这些农村里来的年轻人不管愿不愿意，目前很难在城市里扎下根来，这些生活方式和观念已经基本城市化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农村或者滞留城市贫民区的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已经是个颇受国家关注的难题了。
若是在农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就如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所设想的那样：“第一步，进一步扩大土地流转规模，调整农业结构；第二步，依托“小岗”品牌，发展休闲旅游、红色旅游；第三步，引进工商企业，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虽然并不是所有农村都适合这样的三步曲，但个人觉得不但能有效地就地就近解决富余劳动力，而且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规划！
在农村发展第二产业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保护的问题如何落实！现今在乡镇一级的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媒体关注度也极高，虽然国家三令五申，收效甚微。这在《中国在梁庄》里有多处描写，比如挖沙而造成的河流环境破坏，比如挖土烧砖而被扒去几多的泥土……而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则基本没有涉及，梁庄甚至是个没有什么工业的乡村，由此可推测目下这一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程度。
在环保上我国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但存在责任落实不够、监督环节漏洞多、惩罚力度不强等等不足，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增加执政透明度、增强监督手段和力度，而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能做到尽善尽美的，要做好打长期战争的准备。
对比阅读两本作品，两位作者还有颇多不同之处。
初拿起《黄河边的中国》时，立刻想到的是曾在一九八九年流行的《山坳上的中国》，作品副标题是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作者确实是把观察放在第一位的，80%以上的文字是对事实的罗列，这种罗列看似淡而无味、过于细碎，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的信息筛选的，因此，读来感觉完整却不啰嗦。整部作品虽然厚达七百多页，因为曹先生的文风是“一点点幽默坚持，一点点自负狂妄，一点点自言自语”的，而且每一章似乎又可以算做一个独立的事件，让读书的人可以选择性地跳跃式地读下来，相比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而言，是更为轻松的阅读体验。
梁女士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乡土文学和当代文化思想史，虽然说作者采用了“非虚构写作”的写作方式，实话实说，自认为是不代表任何人说话，让书中一个个的生命自己站出来说话，自己只是记录者和整理者，我依然从《中国在梁庄》中看到了更加浓厚的感情色彩，也正因为她选择了“非虚构”这种写作手法，使其更“侧重于人，侧重于展示社会运动中人的存在状态和生命情感状态，它是微观的，着重于个体生命的体验与存在。”
比如，她用重笔记录下来的“春梅的自杀”所反映的农民工“性”问题，乡村儿童精神层面的教育问题（王家少年的杀人强奸案件）等，可以说是非常之人文关怀的话题。此外，留守儿童的频频意外死亡、打工者的非正常死亡、乡村学校的倒闭、新一代农民工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甚至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等，都是在《黄河边的中国》中鲜少涉及或没有专门章节提出的内容。
当然，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在新的经济基础环境下，人的需要自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后，精神需要的迫切性就提到了日程上。事实上，当今农村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范畴，每一个难题从大的角度说往往是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充分认识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曹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中用大量的篇幅所展示的种种问题，为我们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程度。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必须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全方位的转型。
突然想到一句话：“思考本身总会影响行动。从思考到行动的过程虽然漫长，但还是有希望的。”便以此来结束本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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