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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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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光”作战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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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1．矛、弓、弩、剑、盾和古代战车(公元前2000-前5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战争和战争史  
早期的战争工具  
亚述人的战争机器  
海战的开端  
古代早期的作战思想  





战争和战争史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麦吉多。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部落举旗反抗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叛军集结于卡梅尔山北面的麦吉多，并派前哨部队扼守麦吉多山口。图特摩斯乘坐战车，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越过了山口。接着又迅速将部队组成新月状队形，向叛军进击，而叛军却不知埃军已经接近。图特摩斯以其右翼部队牵制住惊慌失措的叛军，又率左翼的部队向北包抄叛军的侧面，一举将其击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之前，武装冲突早已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了。最初，人类使用石块和棍棒作为寻找食物、配偶和栖身之所的工具，或者将它们用来征服他人，以满足其生来就有的欲望，从而认识了石块和棍棒作为“武器”的价值。后来，人类又发现，边缘锋利的石块或者削尖的棍棒要比圆石或钝棒威力更大。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懂得，在进攻敌人或猎取食物时，如果隐藏在草丛中或者猛然从树上、岩石上跳下，就更容易得计。这样，人类就确立起一种典型方式，即采用跟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特定手段来发明、改进、选择和使用武器。人类在整个战争史上，始终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的。  


早期的战争工具  
　　由于人类最初的几千年历史一直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当时的武器库中的许多原始兵器已经无从查考。金属的启用，剑、弓和矛的发明，曾给战争和战术的发展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可惜都未能留下只字片语。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里，这些基本的作战武器及其使用方法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发展，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的战争。  
　　兵器从开始就分为两大类：劈刺式和投掷式。史前人类所用的棍棒是最原始的劈刺式兵器，最早的投掷式兵器是人类投向敌人或猎物的石块。  
　　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就会用兽皮制成投石器来投掷小而光滑的石块，这要比单纯用手臂投掷力量更大，距离更远。这种投掷器还使用泥土烧制的弹丸，后来又采用铅制弹丸。在庞培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已发现了橡子形状的弹丸实物。生活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都有一套特别高超的投石技术。他们通常配有三种投石器，分别用于远、中、近距离的投掷。大卫(公元前1040年-前970年，以色列王)就是用投石器杀死歌利亚的 [ 译者注：据《圣经》记载 ] 。在好几个世纪里，投石兵在作战阵容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有些地区，投掷石块逐渐改为投掷尖利的棍棒，后来就演变为投枪、标枪和曲形硬木飞镖。荷马勇士每人都携带两支标枪。作战时先向敌人投掷标枪，然后再用剑进行白刃战。跟标枪相配合的冲刺式兵器是沉重的长矛或梭镖。在许多古代社会中，梭镖是作战勇猛的标记，也是君权的神圣象征。在古罗马的玛尔斯(战神)神殿和希腊的各种圣堂中，梭镖是人们崇拜的圣物。  
　　希腊梭镖的普通长度为六至九英尺。但由于是手工制作，所以实际上是形状各异、长短不一的。梭镖和长矛是古希腊甲兵的制式武器。这种甲兵配备有重型兵器和盔甲，是古希腊战斗队形——方阵的基本成员。  
　　在整个石器时代里，棍棒兵器种类繁多。其中北美印第安人用的石斧属于战斧型兵器。如果将棍棒削出锐利的刀口，就成了剑的雏型。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人们冶炼出坚硬而富有韧性的金属，制造出了刀口长而薄的剑。青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由于自然界中存在有天然的青铜，因此很难说人工生产青铜最早始于何时。青铜工具的使用，希腊的克里特岛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则始于公元前2800年，特洛伊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和几个世纪后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技术发展。由于青铜具有坚固、柔韧和耐磨等特性，因此很适宜用来制作非常尖锐和刀口锋利的武器。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金属制造工匠的技术日益提高，发明了许多新的制作和浇铸技术，生产出来的剑不仅外形有了改进，而且更加耐用。青铜剑起初是尖头的，剑头比剑身要大，看来既可用于刺杀(类似决斗用的轻剑)，也可以用于劈砍(类似军刀)，因为青铜质地较软，故青铜剑最初主要是用于刺杀。  
　　铁制工具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查莱比斯部落学会了将熟铁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淬火，再加热、锤打，经过轮番加工处理，使铁质变得十分坚硬。在进行上述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因而制成了最初的钢。公元前1200年前，这种新的冶金技术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广泛采用。  
　　尽管最初铁的造价十分昂贵，而且产量有限，但是，铁的发现毕竟给古代兵器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公元前1200年时，锋利的剑开始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出现了。由于这种金属坚硬而不易断裂，因此剑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  
　　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剑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形似马刀用于砍杀的长剑，这种剑没有尖头，后来高卢人和凯尔特人用的就是这种剑。另一种剑比较短，很象一柄匕首，是古希腊甲兵佩带的武器。这种剑的剑身长约16至18英寸，宽2至2.5英寸，剑柄长4至5英寸。它就是后来比它稍长稍宽的古罗马短剑的雏型。——古罗马以前的剑虽然仍是一种劈砍兼刺杀的兵器，但主要用于劈砍。  
　　金属武器的使用也导致护身甲具制造业的兴盛发达。原始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护身具是盾。最初它仅仅是一张兽皮，几乎总是用左手拿着或者挡在左臂上，这样，右手就可以腾出来操持武器。后来，人们常常将兽皮包在一个简单的木框架上，制成了盾。但有些古盾完全用木料制成。在亚洲常用的是柳条盾。用来保护头部、躯干和腿的护身具最初也是用兽皮、柳条、衬有垫料的布套或木头等材料制成的。  
　　尽管金属已被用于兵器的制造，但皮革仍然是制盾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材料。当然，有时也用金属来增强盾的牢度。锤制金属铠甲和头盔需要很高的技术和费时的劳动，而用熟铁小片制成的鳞甲则较为便宜和实用。古代东方的亚述武土得益于新的金属制造技术，他们手里拿着很长的铁制砍剑，身披外面缝有铁鳞片的皮里盔甲。自从铁出现以后，希腊甲兵的梭镖便装上了铁的尖头，腰上佩带的剑也用铁制成，而他们的盔甲、盾和头盔都是青铜的。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胸甲，是在皮革上缀以重叠的青铜片或铁片制成的。  
　　弓问世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在发明黑火药之前，它一直是士兵手中基本的投射式兵器。在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东、印度和中国早就使用它。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  
　　印度弓的长度为4至5英尺，在22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原样。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也试用过一些包括金属在内的别的材料。箭的长度为2至3英尺，用竹子或藤条制成，通常采用金属箭头。弓箭兵一般不带盾，由前面一排持盾的标枪兵来保护。在印度，不论弓箭兵或是标枪兵都配备有相当长而宽的砍剑。  
　　为了有效地使用弓，士兵必须经过反复不断的技术训练，同时，还需要适宜于作战的开阔地形。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手中的兵器。如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岛的雇佣弓箭兵(马其顿和古罗马人对他们十分称赞)以及游牧狩猎者都使用这种武器。  
　　早期的弓是一种“单材弓”，它只用一种木料制成。大约到公元前1500年，中东和亚洲出现了“混材弓”，有时也称作“角弓”，所用的混合制作材料取决于工匠能够得到哪些材料。这种角弓后来就成为整个亚洲和有些欧洲人所用的制式兵器。直到现在，地球上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在使用它。  
　　混材弓是用几层不同材料制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年代里，这种弓通常用一条扁平的木质基板做成弓的中心骨架，在对着弓箭手的一面压上一层劈开的角片材料；在弓架的另一面再加上一层野兽的腱。多数混材弓是反射式的，弓弦松弛时弓的弯曲方向跟弓弦拉紧时的弯曲方向恰好相反。混材弓的长度一般不足4英尺，而土耳其弓和蒙古弓则在5英尺以上。  
　　角弓种类繁多，其射击距离和穿透力也各不相同。比如土耳其角弓的射击距离在300码以上，穿透力也相当大。但是，直到公元16世纪左右，经过改良的土耳其弓方能穿透锁子甲。到了骑兵用上角弓时，它的威力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而使军队的机动性和兵器的杀伤力得到了令人生畏的有机结合。  
　　古代战车是一种小型马车，由一匹或多匹披带盔甲的战马牵引。它在很古的时候就发展起来了。早在特洛伊战争时(约公元前1200年)，战车就作为弓箭兵和梭镖兵的机动平台来使用了。在古希腊末期前，战车主要用来把战将运送到战场，战将下车后再跟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在印度和中国，战车的形体较大，主要用作国王和贵族的移动指挥所。车上还载有击鼓传令兵、驭手和一名或几名弓箭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战车逐渐变成了亚洲多数军队的主要突击武器，用来撞击或碾压敌人部队的士兵。由于在车轴和车轮上装上了长柄大勾刀和别的刀剑兵器，车的四周还挂上了盾等不同的装甲护具，因而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突击威力。圣经上曾经记载说，从埃及逃出来的希伯来人特别害怕埃及法老的战车。亚述战争中的战车对当时和后来的史学家们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过，由于战车所用的牵引马匹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而且必须有平坦开阔的地形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它的使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  
　　骑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次等的贵族组成。他们有足够的财富，买得起盔甲和好武器，还占有许多马匹。但是，大多数军队中的精锐突击队里仍旧保留着一支战车队，用来运载大贵族或皇室成员奔赴战场。  
　　在印度，由于气候的关系难以培育出品种优良的马匹，而最好的牲口又都用于马拉战车，这就是古代印度很少骑兵的缘故。因此，约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印度开始用大象进行作战。这种巨型动物组成的部队的突然出现常常使敌人惊恐不已。不过，实战表明，它大不了只能起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当大象所引起的惊恐平静下来之后，训练有素的部队便可以找到对付大象的有效手段。这些野兽很容易四散乱窜，反而将自己的队伍搞得乱七八糟。为此，驱赶战象的士兵在大象乱窜时就用一根尖铁刺入它的头部。在印度则用沉重的铁箭和燃烧的火箭射击大象。希腊有些天才的无名将士曾用与现在的反坦克雷场相似的办法，将铁尖桩连环埋在适当的地方，以划破厚皮动物大象柔软的脚。  
　　尽管大象作战有很大的局限性，又容易被击伤，但敌人从来不敢等闲视之，因而大象的使用逐步扩大到了近东和北非地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古罗马人曾迫使迦太基人接受和谈，规定作战中禁止使用大象。可以说，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器限制。  
　　在古代军队的组成、兵器的使用以及战术的运用方面，能否灵活机动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军队通常由大批手持矛和盾的步兵组成，另外还有配备着投掷式兵器的投石兵和弓箭兵，这支步兵构成了整个部队的一个坚强基地。这就使装备更好的战车队、骑兵队和战象队可以在其周围顺利地进行作战活动。  
　　当两军对阵时，大群梭镖手集中在一起，前面是密集的轻装弓箭兵和投石兵，再前面和侧翼是骑在马上或乘坐战车的贵族队伍。两军互相接近时，弓箭兵和投石兵连续不断地向敌阵进行骚扰性投射，一直到战车或骑兵向敌人发起冲锋。接着，轻装部队就穿过重步兵之间的空隙移向阵营的侧翼和后背。除象麦吉多战斗中图特摩斯作战方式那样的少数例外情况外，部队的运动只是相机而行的举动，并非事先有计划的安排。通常，混战中的双方互相咬在一起，踩着地上越来越多的尸体和伤兵，时面向前，时而退后。有时一方的战车和骑兵在发起冲锋时就吓垮了对方，那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追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军事战术、军队的编制和军事学说，不仅受武器不断更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如何用兵、如何使用武器的新的思想和概念的影响。合理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的武器的思想，大大地促进着军事的发展。  


亚述人的战争机器  
　　从亚述人采用的一种新的军事组织体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战争机器的具体情况。公元前700年左右，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废弃了当时的民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支常备正规军。当然，国家必须给士兵发放军饷，而这支军队又最容易靠对外扩张来得到维持。因此，这个国家的首要事务变成了从事战争。它依靠战利品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真正的军事体制来保持它的财源和兴旺繁荣。他们不遗余力地设法保持军队的高效能。依靠这支军队，提格拉·帕拉萨扩展了穷兵黩武的亚述先王已经建立的帝国疆界。  
　　有迹象表明，世界上最先充分认识铁的性能比铜优良的是亚述人。他们的军队全部配备了铁制兵器、战车和铠甲。由于他们不断地、系统地改良兵器，并严格训练土兵，使他们熟练地掌握兵器的使用方法，因此，亚述军队长期保持着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亚述军队的主力由大量的梭镖兵组成。他们行动缓慢而且相当笨重，但是，与当时别国的同类步兵相比，技术尚算较好，机动性也比较强。在亚述人的典型作战方案中，高潮阶段便是以不可抗拒之势向敌人发起突击。  
　　亚述军队的弓箭兵比敌人组织得更加严密，弓的威力更大，并能以极高的命中率发射铁头箭。他们的射击常常使敌人队伍乱作一团，从而，为战车和骑兵的密切协同，进行冲锋创造了条件。  
　　亚述军的主要进攻力量是马匹牵引的双轮战车队。它的任务是在敌人的步兵队伍中冲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跟当时别国军队一样，亚述人利用战车强大而凶猛的作战威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与弓箭兵、梭镖兵和骑兵紧密配合进行作战。  
　　骑兵在亚述军队中所占比例最小，但技术训练最严，装备最好。那些贵族将士都是骑马奔赴战场的。到了战场上，一部分人下马徒步作战，也有的坐在战车上进行战斗，但是，许多人是骑在马上跟敌人厮杀的。骑兵比别的兵种纪律更严，技术更熟练，而且更加机动灵活。作战时唯有使用骑兵方能实施机动。  
　　亚述军队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作战，这清楚地说明，它的组织编制是高明的。亚述军队的详细编制情况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不过，它的野战部队有时可能接近五万人的兵力。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要能够在沙漠和山地作战，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军需供给的辎重队，同时也要有一套效能极高的作战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恐怖战术是亚述军队取胜的另一重要手段。当时，多数国家的军队都以狠毒凶残而著称，亚述人采取的正是这种恐怖政策——这可能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实例。他们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往往杷男女老少斩尽杀绝，或者把所有的人都监禁起来，他们以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手段实施着恐怖政策，实践证明，这对亚述军队的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海战的开端  
　　大约在亚述人大力发展常备军的同时，腓尼基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最早的专用海军战船了。居住在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以航海为生的人早就将船只应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当时只局限于将商船用于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这些带着帆和桨的又短又宽的小船，基本上是用来支援陆地部队的。腓尼基人制造的新式战船是用桨推进的帆船。与典型的商船相比，它的船身更长，更窄，速度更快。  
　　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对腓尼基帆船的设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并使海军具备了当时在陆上或海上战斗最熟练和最完善的技术。雅典人的三层桨帆船是一种船身既长，又浅又窄的战船，由于它的桨在船的两边各排成三组，故而得此船名。为了提高船的速度、动力和机动性，他们不惜降低船的适航性，舒适性、货物容量和最大航程。船的两个桅杆上安装了风帆，作为桨的辅助动力，但在作战时只划桨驱动，划浆手的数量从75人加到150余人。  
　　三层桨帆船的主要战斗部位是位于吃水线处突出于船头约十英尺的金属撞角。如果撞角插进敌船的舷侧，必然造成致命的创伤。但是，大多数希腊人宁肯采取陈旧的战术，即划到敌船的旁边，然后强行登上船去袭击敌人，因此，他们的船上往往装载着登船部队。  
　　雅典的海军是依靠高超的航海技术、船的高速度和机动性取胜的。如果雅典战船就近没有机会直接撞击敌船舷侧，那末，它就在敌船旁边突然转弯，并在最后一刻把桨取下放入船内，再去撞击那惊慌失措的敌船，这时无能为力的敌船好比一只只伏窝的鸭子，听凭雅典战船用撞角进行猛烈的撞击。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古代腓尼基人及其在迦太基和叙拉古斯的“继承人”在海军作战方面的影响，因为腓尼基人用了几百年的战船和战术一直是当时世界各国的海军所效仿的典型。当然，他们没有照抄照搬，作了许多改进。譬如，桨的数量有增有减，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船身变得更浅更长，船上增加了放置战斗武器的炮塔，使用了能够钩住敌船的挠钩和攻占敌船的渡桥。在两千年左右的时期里，长而浅的帆桅战船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作战舰型。冲撞和跳帮也一直是海军作战的基本战术。直到公元十五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的海军冲出地中海，离开近海水域，开始了向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外扩张和征服战，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古代早期的作战思想  
　　根据我们对亚述人从事战争的情况的了解，加上麦吉多这种早期战争的零散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军事将领已经具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和战术之类相当高明的军事思想了。而且古代帝国的国王和法老也必定具备了一些朦胧的军事战略观念。只是我们对此所知不多，因此只能作些推测罢了。  
　　显然，那时肯定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  
　　我曾在别的场合 [ 注：参见历史分析和研究组织的《战略思想和现代战争性质的变化》第一卷第239页(1966年华盛顿出版)。 ] 将作战条令一词定义为“由作战原则、策略和思想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用来支配作战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确保连贯协调地使用这些组成部分。条令的产生可以来源于作战经验或者军事理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它代表了用兵的最佳指导思想，并依靠理智来确保它的实施。条令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法，只有军队的一切部门都知道它，弄懂它，并遵守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条令是通过战术来实施的。我把战术定义为将可能得到的分散部队加以调度部署和巧妙的运用，以实现既定之作战目的的技术。  
　　尽管现存的文字记载中，有关古代战争的详细描述寥寥无几，但依靠我们已知的情况，足可证明古代(远远早于公元前500年)的军事将领已经制定了原始的作战条令、良好的用兵战术和武器的使用方法。他们能够很好地组织和部署兵力，使之处于优势的地位，派遣各种类型的士兵去完成特定的作战任务。他们已经深知突然袭击的优越性，懂得采用典型的机动作战方法（直至现代仍在继续使用着），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动包围的方法。此外，他们也能够很好地使用投射式兵器。投射式兵器的作用距离大大超过了白刃格斗兵器，它能造成敌人队伍的严重混乱。倘若跟突击冲锋很好地配合，就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  
　　古代战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给施展兵器留出足够的空间，并在军队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每个士兵平均要占一平方米的位置。一支有五万人的亚述军队，其中步兵有四万五千人，编成纵深为20人的密集队形，骑兵和战车队的纵深约5排，各编队单元之间的间隔大约相当于他们所占位置的面积，合计总面积不到四分之一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宽度约二千五百米，纵深约一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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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阵和长矛(公元前500-前2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方阵（由步兵梭镖兵组成的密集部队），是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苏梅里亚的一种作战队形。在希腊，也许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就开始采用方阵进行作战了。除了北部的塞萨利和马其顿等较为平坦的地区外，多山的希腊很不适宜骑兵的机动。因此，一般说来，希腊不很重视骑兵这一兵种，而着重依靠经过不断改进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  
　　重步兵部队纪律很严，作战时排成很长的横队，纵深为8至12排不等。训练有素而且纪律严明的古希腊方阵的每个士兵——甲兵，通过体育运动和频繁的作战，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他们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其长度通常为6至9英尺。他们戴头盔，挂胸铠，裹胫甲(保护膝盖至踝节之间的小腿)，手持圆盾，腰间常常插着或挂着一把短剑。交战时，前面的2至3排甲兵将矛对着敌人，后面各排把矛架在前一排士兵的肩上，形成一道屏障，以抵挡敌人射来的箭。  
　　方阵及其各个组成单元可按战斗队形作有限的运动。方阵在展开时往往要在长而紧密的横队之间留有狭窄间隔，以便轻步兵在战斗需要时穿行。战斗通常要经双方商定，在最平坦的地面进行。因为部队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运动会造成首尾脱节，这对整个队形的衔接十分不利。  
　　古希腊甲兵由各城邦的中上层自由民组成。轻装步兵无论在装备和训练上或者在纪律养成上一般都比不上甲兵，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许多轻装步兵，特别是配备有特种兵器并有熟练技术的弓箭兵和投石兵均为雇佣军。他们跟不太强大的骑兵共同负责保卫前进中的方阵侧翼。战斗开始时，他们在方阵前面组成一支散兵屏护部队。  
　　古希腊甲兵除了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着强壮的体格外，还具备独立城邦自由民的优缺点。他们机灵聪慧，识文认字，因此，颇有点妄自尊大。尽管他们明显地接受了在严格的纪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战术体制和秩序，但是仍然不太相信严密的组织体制那一套。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希腊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原先尚处于野蛮状态的马其顿完全希腊化了。但马其顿在军事上的发展却独具一格。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初，马其顿国王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步兵。不过它的军事实力主要依赖于王国的贵族骑兵。当菲利普二世登上王位的时候(公元前359年)，他彻底改组了马其顿军队。他一面改革骑兵，一面又特别关注步兵的建设。菲利普王的军队由马其顿本地的专职士兵组成，而不是从别的希腊军队中招来的雇佣军，他们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募而来，按照籍贯地区编成方队中的连，因此都具有一种团结精神，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菲利普王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军队效忠于他。  
　　经过改组，马其顿军队成了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精良的部队。这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军队，它将希腊雇佣军高超的作战技能跟希腊公民士兵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结成了一体。通过对人和武器装备的能力及局限性的透彻分析，在人类历史上，初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思想，即通过科学周密的计划，实现合成兵种协调一致的战术行动。精心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把众多士兵结成一部完整的军事机器。假如在菲利普，后来又在亚历山大的亲自统帅下，这支军队也许能够战胜以后18个世纪，即在黑火药兵器占据优势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  
　　跟以前的希腊军队和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一样，马其顿军队的基本武器是梭镖和长矛。到了菲利普王的时候，他启用了一种更长的矛，即马其顿长矛，其长度约为13至14英尺。长矛加长后，士兵可以在敌人的梭镖还够不着自己的时候，先用长矛向敌人进攻。因此，马其顿方阵比手持梭镖的希腊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这就是古代出于夺取战争优势的动机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改良兵器的一个实例，也是早期军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一个例证。在亚历山大之后，也许在他当政期间，长矛的长度曾进一步增加到15至18英尺，需要用两只手方能操持。有些权威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作战用的长矛为21英尺，训练用的长矛达24英尺。不过人们对此表示怀疑。  
　　菲利普军队的支柱是步兵。马其顿方阵是仿照希腊方阵组建的。不过它的纵深是16人而不是8至12人。它的队形也不象希腊方阵那样肩靠肩的十分密集，士兵与士兵之间有着较大的间隔。每个纵列的排头三人和末尾一人属于关键位置，因而选用骁勇而技术高强的士兵。作战时，整个方阵常常以坚固的密集队形跑步向前推进，就象一把攻城锤猛烈冲击敌人的队伍。在这种紧凑的队形中单兵退却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甲兵分为两种类型：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前者数量较多，携带马其顿长矛，后者配备制式希腊长矛。每个士兵的肩上都背着盾。正规常备兵的盾直径约二英尺，而轻装步兵盾的尺寸则足以遮住跪着的士兵的身体。马其顿长矛通常握在离柄端3至6英尺的位置，方阵头上4至6排士兵的矛头对准前方，后面各排士兵握矛的姿势有的倾斜，有的垂直于地面，各不相同。艾米留斯·保罗斯报告军情时说，在皮德那战役中，他一见到“密密层层向前伸出的长矛阵势，顿时就吓得魂不附体了。”  
　　密集紧凑的方阵队形移动起来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它队形庞大，士兵又携带着很重的兵器，但经过不断的训练，正规常备兵部队比普通的希腊方阵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正如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在多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各个连都能以完整的队形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机动。但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正规常备兵则把长矛跟行李放在一起，改用较短的希腊长矛进行战斗。  
　　轻装步兵更能适应各种战斗的要求。他们是步兵的精华，跟正规常备兵的区别仅仅在于矛的长度短一些，盾的直径大一些，盔甲稍轻一些。它的方阵队形和展开样式跟正规常备兵方队相同。他们也经过同样良好的训练，但轻装步兵可能目的性更明确，机动速度更快更敏捷。亚历山大善于使用斜线战斗队形，轻装步兵往往从右翼骑兵的后面梯次展开，这样，在骑兵跟横队中央速度较慢的正规常备兵之间形成了一个机动枢纽。轻装步兵还能作快速夜行军，袭击筑有城墙的据点，或者跟随骑兵扩张战果和进行追击。  
　　菲利普把正规常备兵组成的重步兵方阵当作骑兵实施突击冲锋的机动基地，其实它自身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它能以完整的横队勇猛地冲向敌人，给尚未从骑兵袭击中恢复过来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为了便于运用这种进攻性战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常常选择地形平坦的战场。不过，即使地形坎坷，同样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术，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马其顿重骑兵的武器装备跟正规常备兵基本相同。他们也都手持一根马其顿长矛，可惜在马背上很难施展。在等待交战的间隙里，往往将长矛搁在肩上，矛头稍向下。冲锋时，虽然长矛可以手不过肩地握着，但还是向下方刺出的。刺中第一个敌人后，往往让长矛留在他的身体里不再拔出，然后，再用刀剑继续进行战斗。等到战斗胜利结束后，再去找回那些长矛。  
　　马其顿军的精锐部队是由年轻贵族组成的重骑兵。由于他们总是伴随国王出征，因此被称为“御林军”。从许多方面看来，他们就是中世纪骑士团中骑士的原型。  
　　为了保护方阵的侧翼和后方，并且与分散在广阔战场上的骑兵保持不间断的联络，因此增加了二种更轻装的步兵。每四名甲兵配二名轻装盾兵和一名辅助兵。在战斗开始前，轻装长矛兵在方阵的后面排成纵深约8人的横队，而辅助兵(大部分是重步兵的勤务兵和粮秣征收员)则在方阵前面排成散兵横队，他们使用的是弓、标枪、投镖和投石器等古代常用的混合兵器。  
　　马其顿方阵这种军事编制跟现代军队的编制极其相似。通常64名甲兵组成一个排，128人组成一个连，256人组成一个营，1024人组成一个团，4096人组成一个师(即初级方阵)。初级方阵跟现代的一个师相同，是自成体系的多兵种作战部队，它除了重步兵外，还包括(在满编的情况下)2048名轻装盾兵，1024名辅助兵和一个1024人的骑兵团，总计8192人。每个联合方阵由四个初级方阵组成，相当于现代一个小型的军或野战军，约32,000人。这就是亚历山大典型的远征部队的编成情况。  
　　从两个战例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其顿军队，特别是方阵的作战情况。  
　　公元前338年，菲利普在喀罗尼亚彻底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的军队，在希腊赢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有关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统帅着左路军，菲利普率领着右路军。在初次交战后，菲利普佯装退却，将雅典军拖在自己的后面。这时亚历山大加紧向底比斯军队压过去。当他突破底比斯军队的防线后，菲利普突然停止撤退，冲向并突破了雅典军队的防线。接着，菲利普率部向左侧转弯，亚历山大则转向右侧，两军会合后，猛烈袭击并压垮了位于他们中间的敌人心脏部位。作为方阵这种编队形式，要实施包括退却、前进以及协调一致的两面包围这样复杂的作战机动，必须经过高度严格的训练。不仅要能够熟练使用自身的兵器，而且要和侧翼的骑兵部队作好紧密的协调配合。  
　　公元前331年的亚卑拉之战是更加错综复杂的一仗。简单说来，位于右侧的亚历山大军队由一支人数不多的轻骑兵和轻步兵先行，迅速地斜向大流士一世（古波斯王）军队的左侧中央挺进。马其顿轻骑兵跟波斯骑兵接火后，便在密集的波斯军队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大流士立即派遣装有长柄大钩刀的战车前往迎战。马其顿轻步兵击毙了战车的驾车兵，使敌人的缺口更加扩大。当亚历山大看到敌军队伍中出现了突破口后，便将军队的前进方向稍向左前方移了一下。然后，在四个轻装步兵初级方阵的紧密配合下，率领左侧亲随骑兵穿过突破口，直接冲向大流士。惊恐万状的波斯王仓惶逃出了战场。  
　　由于亚历山大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过快，因此，在马其顿军队方阵中的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之间也出现了缺口。于是一些印度和波斯骑兵部队便突破了这个缺口。然而，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后面进攻马其顿方阵，相反，波斯骑兵却继续向方阵更后面的行李车队前进，据说，那里囚禁着波斯王室的成员 [ 注：他们是公元前333年伊索斯城战役中被俘的。 ] 。亚历山大预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就准备好了一支强大的后备队，跟冲进阵来的波斯骑兵进行交战。方阵中的一些部队也回过头来袭击波斯骑兵，最后把他们赶到了方阵的侧翼。  
　　与此同时，马其顿军队的左翼却遭到另一支波斯骑兵的强大进攻。亚历山大在敌军中央取胜后，转身支援其左翼部队。当时左翼部队正逐渐开始占据优势。波斯军虽经顽强挣扎，但最后还是在马其顿两翼部队的夹攻下彻底溃败了。  
　　所有的古代战争，有关参战军队的数量及伤亡人数等情况均无可靠的数据供查考。不过在一些显然是可靠的报道中却有许多关于作战详情的逼真描写。亚卑拉战役的胜利跟许多别的胜利一样，是优良的武器、合理的组织编制以及亚历山大高明的战术相结合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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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短剑、重标枪和古罗马军团(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当马其顿运用方阵作战达到了精通熟练的地步时，古罗马也开始崛起为难以对付的军事强国了。在古罗马王国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士兵是从公民中动员来的。由于他们必需自备武器，因此，骑兵以及装备最好的重步兵均来自最富裕的阶层。如同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一样，古罗马军队中也有装备稍差的步兵分队，如标枪兵、投石兵和其它一些不带盔甲的辅助兵。各种部队均以一百人为单位进行编队，称为百人队。这些早期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也是方阵。盔甲较好的重步兵排在正面，轻步兵在方阵主体的前面作战并负责掩护方阵的侧翼。  
　　古罗马军队多年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对他们的军事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对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进行了许多改进。这些改进有些是伴随着兵器的改良而进行的，有些则是政治因素或社会性质所促成的。  
　　到了大约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古罗马逐渐形成了由支队组成的军团作战体制。在人类军事史上，单兵作战的士兵第一次从密集队形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了，而且在他的侧面和背后还能得到必要的支援。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短剑和重标枪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而实现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古罗马军团才有可能形成。  
　　在此之前，骑兵和步兵主要采用长矛和弓进行作战，剑是他们的辅助兵器。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军队淘汰了用于砍杀的剑，改用一种稍短的剑，用于刺杀，称为短剑。据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和罗马历史家李维说，这种剑是按照西班牙雇佣军的剑设计的，它的长度约为两英尺，剑宽约两英寸，很重，剑头十分尖利。剑柄可用木、骨、象牙或金属制成。  
　　古罗马短剑使用起来比梭镖更加灵便，用处更广。它可以作为劈刺式兵器，砍下敌人方阵中梭镖兵的脑袋。它比单纯用于刺杀的剑更能杀伤敌人。在当时不管什么伤(特别是砍裂刀伤)都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因此，剑有这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李维曾在著作中描述过马其顿士兵“当见到西班牙士兵用剑把人体剁成碎块，将胳膊从人体上剁下，肩、四肢或脑袋与身体分离，颈部被刺得血肉模糊，内脏裸露在外”的情景时，都吓得魂不附体。  
　　另一方面，由于短剑的作用距离较近，不象梭镖那样能够拒敌于较远的距离之外，它对士兵的保护功能要差一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们把盾作了较大的改进。马其顿人加大了原来较小的希腊圆盾的直径，古罗马军队则把盾改成结实的长圆形凸面体，高约四英尺，宽两英尺，可以将身体的大部分遮盖住。其形状有些象琵琶桶的平面。它用木头制成，上面蒙有兽皮，并用窄条金属加固。用这种护身装具，古罗马士兵比马其顿甲兵行动较为轻便。  
　　古罗马士兵使用短剑时，在其右前方需要大约六英尺的空间。他必须逼近敌人才能刺伤敌人，因此，这样的战斗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短兵相接，需要具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古罗马直到共和国时期才具备了成熟的政治和心理条件，使得士兵基本上能够独立自主地使用兵器。共和国的罗马人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再是君主国的臣民。  
　　古罗马兵器的一项重大发展是重标枪。它是标枪的一种，跟短剑一样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据考证，标枪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已问世。在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中，在战斗的开始阶段，辅助部队用标枪来动摇敌人的士气，打开突破口或者骚扰其侧翼。古罗马军队曾经试用过多种不同类型的标枪，到公元前二世纪时似乎基本定了型。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它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长四点五英尺的铁杆插入一根四点五英尺长的木杆，其总长度约为七英尺。为了将标枪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通常是用两个销钉。从古罗马的马略将军时起，这两个销钉中有一个是木制的，因此标枪在插入盾或人体时很容易断裂。后来，到凯撒大帝时期，在软金属杆上加了一个坚硬的铁枪尖，这样，标枪在穿透盾或人体后枪身便随之弯曲而不会断裂，不过要重新拔出则比较困难。  
　　重标枪用单手投出，最大投射距离约六十英尺，但实际上往往没有这么远。作战时，军团士兵一齐投出，这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心理威慑效果。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也为了增加投射距离，因此，在重标枪的木杆上绕一根绳索，在投射的霎那间用劲一拉，使标枪旋转着向前飞去。倘若正好穿透敌人的盾，盾就失去作用，持盾的士兵只好听凭古罗马士兵冲上来用短剑砍刺。如果重标枪的入射角为45°或45°以上，就能穿透胸铠和头盔。假如把重标枪握在手里则完全可以当作一支威力强大的近刺长矛来使用。起初，重标枪只是剑的辅助兵器，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它的作用就变得跟剑同样重要了。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通常都携带着这一重一轻的两种兵器。  
　　短剑的启用和由分队组成的高度机动的军团的发展，使古罗马军团进入了作战效能最高的阶段。这种高度机动的军团取代了早期的方阵队形。古罗马依靠这种军团冲出了意大利，经过一连串几乎很少吃败仗的战争，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古罗马军队的士兵有四种类型，他们都是自由公民，具有忠诚于国家的强烈意识，第一类是少年兵或称轻步兵，他们年龄最小，最灵活敏捷，但又最缺乏训练；第二类是青年兵，他们年龄稍大，经验较多，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一战列；第三类是壮年兵，平均年龄约三十岁，他们成熟，顽强，经验丰富，是整个军队的中坚力量，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二战列；第四类是成年兵，他们年龄最大，老成稳健，正好弥补了少年兵鲁莽的缺点，组成了重步兵的第三战列。  
　　古罗马军队的基本战术组织是小队，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连。每个小队由两个百人队组成，相当于现在的两个排。百人队原先为一百人，后来改为60至80人。每个成年兵小队只包含一个百人队。鉴于由一名军官(百人队长)来指挥一百人的队伍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后来减少了人数，但百人队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营，由450至570人组成，其中有120至160名少年兵，还有相同数量的青年兵和壮年兵，60至80名成年兵，另加一队30人的骑兵。大队里的骑兵很少跟大队一同作战，而是自己合起来组成较大的骑兵队伍。  
　　古罗马军团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一个师，它由10个大队组成，约4500至5000士兵，其中包括300名骑兵。每个古罗马军团配有(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联合军团。它们两者的组织体制相同，不过联合军团的骑兵通常有600人。有些人士认为，联合军团的组织体制跟古罗马军团不一样，它是古罗马采取的一种策略，以大约相等数量的联合部队来支援各古罗马军团。联合部队最大的正式编制是大队。但至少在凯撒时期，联合军团跟古罗马军团的组织体制是同样正规的。  
　　古罗马军团和联合军团合起来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军，约9000至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两个古罗马军团加上两个联合军团组成一个野战军，称为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由两名罗马执政官当中的一名指挥。每个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通常有18000至2万人，其正面战线宽约二千五百米；整个集团军战斗编队占地约六十万平方米，大约三倍于同样规模的古希腊方阵队形。  
　　军团的机动性取决于每个横队中各分队之间的战术关系，也取决于重步兵的各个作战横队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小队就象一个古希腊小方阵，它的每个横列约20人，纵深6人，士兵间隔略大于古希腊方阵的士兵间隔。每个士兵所占位置约1.5平方米，横队的各个小队之间有一个相当于小队正面宽度的间隔，约30米。各小队交错排列，第二和第三横队中的小队正好对着前面横队的间隔，形成棋盘状的纵横交错队形。二个重步兵横队之间约有100米的间隔。  
　　这种棋盘方格状的作战队形较之古希腊方阵有许多优点。它比较容易在地形崎岖的乡村实施机动，不用担心部队前后失去紧密的联系，也不必担心横队中出现前后脱节的现象(因为队伍本来就有一定的间隔)。必要时，第一横队可以穿过第二横队进行撤退，第二横队也可以穿过第一横队向前推进。成年兵横队实际上是军团的一支有机的后备队。不管怎样说，指挥官是有意识地把它当作后备队来使用的。各部队之间的间隔当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但是，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前两个横队的间隔后面会有其他部队来加以填补，因此，这种危险性始终是有限的。作战时，前两个横队可以合成一体，形成一种方阵队形。一旦部队重新需要实施机动时，又可以迅速拉开间隔距离。  
　　青年兵和壮年兵均配备有两支重标枪和一支宽刃的护身短剑。每人还携带着长圆形凸面体的古罗马盾。成年兵不配备重标枪，也不带短剑，只有一根12英尺长的长矛。少年兵配备有普通标枪和投镖。为了使远距离投掷兵器能够取得多种效果，古罗马人有时还使用外国雇佣军，如巴利阿利投石兵和爱琴海地区的弓箭手等，跟古罗马军队的少年兵配合作战。  
　　作战时，青年兵(可能也有壮年兵)推进到接近敌人时便一齐将重标枪投射出去，接着，用剑跟敌人进行近战。当他们拼杀得精疲力尽时，壮年兵便上来替换，青年兵下去休息。进攻在一条很宽的战线上展开，通常要进行好几个批次的替换。士兵都是按进攻战的要求配备武器和进行训练的。只要可能，指挥官总是力图先发制人。  
　　在对付野蛮民族的部队时，古罗马军团用齐投重标枪的办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然后用短剑进行近战。这种战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剑术的较量。由于古罗马军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其军事组织体制又能经得起战斗的考验，因此总是稳操胜券。  
　　在跟马其顿方阵作战时，一名古罗马军团的士兵要对付方阵第一排的两名梭镖手，还要抵挡他们后面四排士兵的梭镖的袭击。他用手中的二支重标枪可以抵销敌人的一、二支兵器的作用。然后，他必须采取边进边退边机动的办法，用短剑架起、拨开或击断敌人的梭镖，最后，在敌人的队伍中打开一个突破口。接着，军团士兵才能用短剑在方阵的密集队伍中进行拼杀。  
　　马其顿方阵和古罗马军团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交战。一次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一次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皮德那战役。两次战役均由古罗马军团获胜。公元前197年在希腊东北部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中，两支军队(各有约26000人的兵力)在大雾中的山间乡村不期而遇。马其顿军由菲利普五世统帅，罗马军(当时正支持独立的希腊，企图反抗马其顿征服希腊半岛)由卓越的年轻将军泰特斯·奎因克修斯·弗拉米尼纳斯率领。菲利普因初战告捷而忘乎所以，在不适宜方阵作战的地形上与古罗马军全面开战。他的右翼部队将罗马军的左翼顶了回去，但当马其顿的左翼部队正要由行进纵队在平坦地形上摆开阵势时，却遭到弗拉米尼纳斯率领的罗马军右翼的袭击而被击溃。一部分前进中的罗马军右翼转过来进攻马其顿军队的右翼，将混乱中的马其顿军赶出了战场，使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充分表现出古罗马军团的极大的机动灵活性。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由于马其顿国王柏修斯(菲利普五世之子)重新试图控制希腊而引起的。罗马人再次干预了马其顿的举动。战争在皮德那达到了高潮。柏修斯率领一支32000人的军队跟阿森河对岸由卢修斯·艾米留斯·保罗斯率领的一支规模稍小的罗马军相对峙。公元前168年6月22日，正当阿森河两岸的军队都在饮马时，因发生某一偶然事件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柏修斯抓住主动，首先集合方阵，向河对岸发起攻击。艾米留斯虽然竭力设法集合他的队伍，马其顿方阵则以锐不可挡之势向靠近河岸的平坦地区席卷而去。但马其顿军在继续南进时遇到起伏不平的地形，队伍无法保持前后呼应。这时艾米留斯乘机挥师反击，突破了马其顿军方阵中出现的缺口。缺口一经突破，整个方阵便土崩瓦解。战争结果使罗马人控制了希腊、马其顿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古罗马军团是由可以单独机动的部队组成的，他们能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并利用缺口进攻敌人。而每个军团士兵也都经过严格训练，能在较小规模上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战斗。他们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以这种战术队形、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也是最早以剑而不是梭镖为主要兵器进行战斗的士兵。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较强的独立性和高度的训练素养，标志着一个团结一致的罗马国的崛起。它的军队能够长年不息地打仗。罗马士兵是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意识到是为自己肩负的重任而战。  
　　古罗马逐步扩展成为一个地中海帝国，从而导致了由步兵大队组成的古罗马军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军团是从步兵分队组成的军团演变而来的。它在公元二世纪时得到发展，在二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盖尤斯·马略将军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种体制。由于罗马帝国扩张的需要，加之许多外国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威胁，迫使罗马在军事上进行了巨大和必要的改革，同时也导致罗马政府由共和国改成了帝国。  
　　由于罗马帝国的疆土步步扩张，使得连年不断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采用每年征募公民来组建民兵的办法已不能满足军队兵力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由专职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许多士兵是从不太可靠的社会成分中征集而来，他们的纪律、训练水平和忠诚可靠程度下降了，官兵之间互不信赖。为了加强作战的指挥控制，不得不缩小军团各小队之间的间隔。因此，古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实际上开始向陈旧的古希腊方阵演变了。这就使古罗马军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从而造成他们在帝国边缘地区的作战连连失利。  
　　由于事态的发展，迫使罗马执政官马略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对罗马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罗马的讲究实际的高级首脑也多次从事过这样的改革。马略在担任罗马执政官期间，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纪元初年。该体制消除了民兵内各旧贵族间的界限，又消除了他们的年龄和作战经验方面的差别，增进了各部队之间和士兵之间的交流，提高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进行了兵员的补充和更新。他还制定了一套新的完整的训练教范，虽然后来几经修改，但在凯撒时代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训练法规。由于军队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因而克服了士兵在尚武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方面日益下降的弊病。  
　　马略接受了罗马军团逐步向方阵队形演变的趋向，并把步兵大队作为基本的战术组织。小分队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仅仅作为大队里的一个行政单位。每个军团由十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400-500人。  
　　作战时，大队编为十或八列横队，每列横队约有50人。在排成密集队形时，士兵间距约三英尺，这样很适合部队的机动和密集的标枪投掷，但不宜用于白刃战，因为间距太小，剑无法施展。为此，在进行近战时采用了间距为六英尺的疏开队形。为使密集队形能够迅速扩展为疏开队形，在交战前各大队之间必须留出相当于一个大队宽度的间隔距离。如果一个军团由二或三个横队组成，马略就把横队中的各大队按棋盘方格形状加以排列，从而使军团保持了原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在士兵之间保留了战斗中挥剑所需的间隔距离。同时利用这种队形的灵活性可以适应方阵中士兵往往自然而然地挤到一起去的倾向，使军团在近战时正面阵线始终保持连贯均衡，不致产生缺口。这是一项简单、高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使古罗马军团继续保持了固有的灵活多变的特性。  
　　大队在行进时编成四路或五路纵队。若要变为战斗横队，只须先合并成二路纵队，然后作向右或向左转即可。行进间的队伍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排面和方向的变换时，跟现代军队密集队形的操练方式相似。  
　　军团通常编为三个横队。第一横队包括四个大队，第二和第三横队各为三个大队，后面横队中的各大队对准前一横队的大队间隔，以传统的棋盘方格形式交错排列。如果将军团编成二个横队，那末，显然每个横队就由五个大队组成。军团的队形很少编为一个横队，编成四个横队则更属罕见。每个大队正面宽度约为120至150英尺，各大队的间距相等，这就是说，正规的三横队军团正面宽度约为1000英尺。各横队的间距通常约为150英尺，因此军团的纵深约为350英尺。  
　　一支由每个军团平均兵力为4500人的八个军团组成的军队，排成三横队式的队形，其正面总宽度约为2500英尺，跟过去以分队为基本单位的军团相似，但纵深要稍浅一些。即使如此，马略将军率领的军团正面每公尺宽的距离后面平均排有13人，而马其顿方阵则为25人，因此，军团队形的密度约为方阵的一半。  
　　军团的主要防御队形有横队、方队和圆队等。横队通常由十个大队排成一列，部署在设防阵地或战壕的后面。方队按普通三横队形式组成，其中三个大队朝正面，七个大队分别朝着其余三个方向，三个大队向后，另四个大队两两面朝两个侧面。方队和圆队(即方队的变形)均用来对付骑兵。通常若侧翼受自己骑兵或辅助轻步兵的保护，那末军团喜欢以横队对付敌人的骑兵。只要将重标枪、盾和短剑结合使用，就足以抵挡最强大的骑兵冲锋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以大队为战术单位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古代适应性最强的作战部队。军团最杰出的统帅凯撒在战术上虽无重大贡献，但在军团的运用上却不愧是一位卓越的能手。由于改组了后勤供应车队，作战部队只需携带自身的基本必需品，因此他和他的部队能够迅速前进。侦察兵和骑兵部队能够超前部队主力20英里实施敌情侦察。这是极不简单的。因为原先的军队往往都是莽莽撞撞地进入遭遇战斗的。  
　　古罗马的将军们都强调打进攻战，只要可能，就尽量寻找机会袭击或逼近敌人的侧翼。他们跟敌人一样，总是力争占领制高点，这样可以增加兵器投掷的距离，冲锋时不仅有力，而且冲击力量更大，同时剑和梭镖刺出时也更加容易些。凯撒通常把最得力的大队安排为第一横队，这样一开始突击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轻步兵进行小规模袭击和用投掷式兵器进行骚扰之后，双方的主力横队便开始互相接近。罗马军团的横队或者主动前进，或者等候敌军逼近至相隔20码的距离。这时，第一横队的前面两列士兵便将标枪投出。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军团已经采取半方阵式的疏开队形。但有时疏开队形的动作有迟滞的现象，要待标枪投出之后才完成疏开动作。  
　　军团几乎总是在主力横队开始跟敌人进行白刃战前发起冲锋。这时，第一横队的8或10列士兵就迅猛冲向敌人，但只有前面的两列士兵能够用上剑，后面各列士兵则将手中的标枪从混战中的士兵头顶掷过去。几分钟后，双方的第二批士兵便上前替换正在交战中的士兵。这样周而复始地替换着打下去，直至战斗结束。与此同时，轻步兵要负责给后面各列士兵补充标枪。这些轻步兵除了要掩护军团的背后和侧翼外，还要负责找回所有能够找到并尚能使用的标枪和投镖。  
　　若第一横队的进攻未能取胜，或者被敌人压住，那末第二横队的士兵就穿过第一横队士兵的六英尺间隔向前推进，第一横队中精疲力尽的士兵则退下来休息并重新编队，最后便作为后备队的第三横队使用。因此在整个战斗中，横队中的各列士兵以及二个或三个主力横队之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调动。要进行这样的调动和替换，军队必须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正因为古罗马军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在高明的军事将领的指挥下，不断战胜规模更大的野蛮人的乌合之众以及别的文明国家的军队。  
　　马略军团并没有启用过什么新型兵器，他们通过严格的训练，采用斗剑术以及士兵的真正专业化，提高了当时兵器的效能。长期服役的士兵编成了常备军，佩戴着银鹰标志。忠于自己的军队是对每个士兵的基本要求。古罗马长盾堪称古代最好的盾，巧妙地使用它，再配以头盔、胸铠、皮制的或金属制的上身盔甲及胫甲(只包右腿)，使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身体得到了极好的保护。当时小型投射式兵器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凯撒大帝时，每个军团均配有30架小型弹弩和投石器，每架投石器由10人操作。这些武器除用于围城战、保卫野战工事和掩护渡河外，有时在重步兵横队实施突击行动前也在开阔的战场上使用。  
　　约从公元前50年至公元300年，古罗马军事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几个世纪来它的军事技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同时也说明古罗马在其国力鼎盛时期曾经不遗余力地使当时的技术适应了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的需要。  
　　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为了把帝国的安全与经济的稳定紧密结合起来，曾按照“经济效能”的合理比例关系制定了他的军事方针。在他的领导下，除保留10000名古罗马禁卫军负责维护国内安全外，军队的二十五个军团全部分散部署在边境上。为此建设了一套优质道路网，使军队在遭到外来威胁时能够从一个地区迅速运动到另一地区。  
　　为了支援这二十五个军团，奥古斯都又建立了一支规模与之相当的辅助部队。这支部队包括弓箭兵、投石兵、轻步兵和骑兵。他们大多是从帝国外面的野蛮或半野蛮部落中征募来的。开始时允许辅助部队保留其部落组织和头领。后来发现这样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反叛和兵变，因此规定野蛮人辅助部队必须调离故乡去守卫别的边疆地区，并按罗马人的规定改造其部落组织，掺进其他部落的人来冲淡原部落人的成份。  
　　古罗马皇帝哈德里安(公元117-138年在位)登基后，将奥古斯都的机动防御方针改为边境的坚固防御。他在边境建造了许多人工障碍以弥补河流山脉等天然屏障之不足。德国的要塞边界和英国的哈德里安墙都是用土筑成的高墙，并在墙头上设置了木栅栏。这种设防的界墙为古罗马边境巡逻部队提供了保护和隐蔽物，同时也使野蛮部落的入侵者更难偷越边境。  
　　后来又有一些古罗马皇帝继续改革从别的边境向发生战事的边境派送援兵的边防体制。最后认为原先的边防措施容易引起各部队内部的混乱乃至解体，有时甚至数年不能恢复，因而不能适应边防要求。为此，决定建立一支机动预备队以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采取了奥古斯都和哈德里安两种边防思想的折衷方案。军队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为边境常备军，另一部分为机动野战部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兵力部署在边境要塞，剩下的三分之一为机动部队，集中部署在几个战区内。  
　　早在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罗马人为其所组织的野蛮人辅助部队进行编组、加以训练和提供装备，所有这些，有时反而被野蛮人用来反对罗马人自己了。一些被遣散的辅助部队士兵和逃兵参加了野蛮人对罗马边境的袭击。野蛮人的军队在跟罗马军队作战中也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作战方法，最后，终于推翻了罗马帝国。不过，由于罗马人毕竟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社会结构又相当严密，加之许多卓越的罗马将领具有高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因此罗马帝国还是苟延残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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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筑城和攻城技术(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古代的军事首领在掌握战争的基本战略之前，就已经普遍懂得并十分强调打经济战了，对阵战打得比较少。敌对双方往往把进攻目标集中在对方的财产资源上，并竭力保护自己的资源。这就导致首批有组织地采取建筑城堡和城墙的安全措施，以保卫城镇居民的财产。  
　　值得注意的最早的永久性城堡防御工事是在需要加以保卫的地区四周用泥土或石头构筑起来的城墙。这种城墙的上面常常设有木制的栅栏。栅栏通常也是永久性的。有的是在遭到敌人进攻时修建的，和平时期就拆除了。这种原始的城防设施可使防御部队免遭敌人投掷式兵器的袭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控制周围地域的制高点。人们自然能够发现，如果直接从城墙前面挖土筑墙，那末留下的一条沟就会形成敌人接近城墙的又一道障碍。简单的沟渠以及从中挖土筑成的壁垒是古代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防御障碍设施。  
　　随着攻城部队不断研制和改进武器、技术和器材，防御部队也在努力加固其城堡防御工事。由于攻防相长的结果，因而出现了更高的砖石结构的城墙。城墙上间隔一定的距离还构筑了许多更高的城楼。在城楼上可以用侧面火力阻止攻城部队突破或攀登城墙。城墙前面的沟保留了下来，里面灌了水，于是成了护城河，其防御作用更大了。当时有人构筑了一种砖石结构的双层隔墙，并在隔墙之间填进了泥土，从而形成了防御效果最好的城墙。  
　　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时候，中东 [ 注：本书中的“中东”(系现代地理名称)，指的是从尼罗河至开伯尔山口之间、地中海的南部和东部、里海和黑海这一广阔地区，包括埃及以及同红海、波斯湾接壤的地区。 ] 的城防设施建筑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当时有限的攻城手段对于大城市的高大城墙来说几乎无济于事。古代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以有一条沿底格里斯河两英里半的宏伟石墙而闻名于世，该城的内城墙总长度竟达八英里。  
　　长期致力于防御设施建设的最杰出的例子当推中国的长城(它始建于公元前200年，其中大部分区段建于公元14世纪)。城墙的平均高度为22英尺，形成一道1200多英里长的防御屏障。如果加上城墙的分支，则总长达2000英里。 [ 译者注：此数不确，中国长城全长约6700公里。 ]  
　　到了西历纪元开始的时候，永久性筑城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当时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古罗马在军事上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扎营技术或称兵营构筑技术。至少在公元三世纪以前，凡是古罗马军队，无论规模大小，也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只要在野外过夜，都要安扎设防的兵营。无论部队离开罗马多远，都能得到一个安全的营地。究竟是打进攻战还是防御战，部队将领也有选择的余地。兵营的构筑，相当迅速，每个士兵都分配有一项专门的工作。每人携带的行军装备中包括两根栅柱，用于构筑栅栏。围绕兵营的四周挖有壕沟，挖出的泥土堆放在紧靠栅柱的地方，以增加栅栏的厚度和牢固度。约从公元前200年起，古罗马军队就以空前高超的水平运用了野战防御工事。在许多场合下，他们用铁锹和斧头构筑的野战工事与积极的进攻作战计划相结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亚述国改民兵为常备军，从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约公元前1000年-前700年)的时候，它已经是精于构筑永久性堡垒防御工事和从事攻城作战技术的国家了。亚述人之所以能够征服许多邻国，主要原因是他们运用良好的组织、才能和高超技术，努力研究与改进攻克邻国的城堡防御工事的方法和手段，创建了最早的攻城作战体制。跟随攻城部队的是一支攻城辎重队，它携带着各种专用的攻城器材，包括建造大型移动式木塔架(上面覆盖着浸湿的皮革以抵挡敌人的燃烧箭)的材料和重型攻城槌。技艺高超的弓箭兵站在塔架的顶部向城墙上的敌兵进行射击，使敌人不能干扰攻城部队破坏城墙的工作，其余的弓箭兵在持盾梭镖兵的掩护下，以很高的角度向城墙上面射箭(其中一部分为燃烧箭)以骚扰守城部队，恐吓城里的居民。  
　　亚述军队的基本攻城武器是攻城槌和移动式塔架，并且常常在紧挨城墙的地方用土垒起一条进攻的斜坡。此外还采用地道、对抗地道、防护板、抓钩、夹钳、杠杆、云梯、吊索、火箭、液体燃烧剂以及其他各种攻防器材。亚述军队在攻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使他们自己的城防设施也变得更加坚固了。因此，在几个世纪里敌人的攻城技术一直跟不上亚述城防设施的发展步伐。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4世纪这一期间，虽然通过突然袭击、计赚智取和收买反叛者等手段取得过一些攻城战的胜利，但一般来说，除了采取饿困迫降的办法之外，筑有城墙的城堡要塞几乎是无法攻破的。  
　　印度人在攻城时常常使用大象来猛撞堡垒或城市的大门。他们用的攻城槌是一根巨大的木柱，通常是一根装有铁头的完整的树干。这种攻城槌既可装在轮子上，也可放在巨大的木塔架上。塔架可以造得很高来俯瞰城堡的城墙，因此攻城士兵占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城堡的城楼通常设有升降斜梯，需要时可以降下来作为通向防护胸墙的渡桥。攻城塔架往往放在圆木上或装在粗糙的轮子上，有成百上千的士兵用杠杆或硬拚体力将其推滚到进攻的位置上。塔架上最大的攻城槌有的长200英尺，需要1000个士兵才能推进。  
　　火攻术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年代。古代的化学除了服务于冶金技术外，一直很不发达。人们没有研究出火攻武器真正的化学配方，以便在各国军队之间推广应用，或者传给后代。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采用他们认为有效的火攻方法。亚述人用的是燃烧的松脂或原油(在那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储量就已经相当丰富)来保卫遭到围攻的城墙。古罗马人则使用弓箭和弩炮来发射火箭。燃烧材料品种繁多，有硫黄、松脂、石脑油、沥青和生石灰等，古代东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使用过这些材料。  
　　为了保护攻城部队的前卫，有时也为了保护使用攻城机械和推滚攻城塔架的士兵，使之不受守城部队兵器的杀伤，使用了弹盾、巨大的柳条盾和木盾。这些盾有时可以装在轮子上使用。有一种形同小屋的一节节移动的廊房拼接在一起，上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构成一条既能防火又能防备投掷兵器袭击的走廊。攻城部队和工兵可以通过这条走廊进入最前面的攻城工事和战壕。  
　　亚历山大手下有一位名叫戴德斯的工匠，发明了一种吊杆，这是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棍或杠杆，从很高的垂直支架上吊下，可以用来捣毁城墙顶部的胸墙。他还发明了一种升降吊箱。这是一只巨大的箱子或篮子，里面可以装进许多士兵，箱子挂在罗马人称之为“撬棍”的吊杆上。吊杆由很高的桅杆或垂直支架支撑，牵拉索具就可以使吊杆上升或下降。利用这种升降器可将一组步兵吊过城墙的胸墙，越过诸如护城河那样的障碍，把箱子直接放到敌人的城墙上。  
　　阿基米德特别爱用巨大的抓钩或夹钳器械来对付攻城槌，甚至曾用它们抓捕进犯叙拉古海堤的敌舰。  
　　虽然亚述人早就懂得使用各种投掷器械来对付城防工事，但是，几百年后当数学知识和机械工程学应用于这种兵器制造的时候，弹弩和弩炮等攻城兵器才真正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叙拉古斯暴君迪奥尼修斯于公元前399年最先开始研制此类原始炮的。经马其顿人改进，最后罗马人把这种兵器的性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中世纪期间，特别是东罗马帝国一直使用着这种攻城兵器。  
　　这类武器应用了张力或扭力的原理，能以低伸的、弯曲的和抛物线等不同的弹道发射各种类型的弹体。在某些情况下，还运用了投掷的原理。当时，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由于使用了这样那样的名称和非技术性的描述，因此造成了兵器术语的严重混乱。  
　　最初的弹射器用来发射一种带柄的大型箭，弹道是低伸的。原始的抛石机可能是以弯曲的或抛物线弹道投射石弹或类似的物体。近代有些权威人士认为，使用张力(弓或长木板弯曲时产生的力)应称为抛石机，而使用扭曲力(扭绞绳索或纤维产生的力)原理的器械则应叫做弹弩。还有一些人更加客观地把它们统称为弹射型武器。尽管此类器械形体大小相差甚远，战术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性能却是没有区别的。  
　　尤塞托能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抛石机的一种武器(说明多年来它的含义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一种靠张力以低伸弹道发射弹体的武器。它基本上由炮架、弹射装置、弹射槽(相当于近代加农炮的炮管)和底座等部分构成。炮架由两根水平横杆组成，横杆被四根坚硬的垂直木条隔开，炮架被牢固地放置在底座上。这样炮架就形成了三个窗口，弹射槽穿过中间的一个窗口，旁边二个窗口的外侧支撑杆上各系着一束稍微扭绞着的垂直绳索(用人的头发和动物的腱制成)。在扭绞着的绳索中插两根坚硬的木梢，然后同另一根结实的弓弦绑在一起。用很大的拉力将弓弦安放在弹射槽中弹射物(通常为投枪)的后面，然后拨动扳机装置将弹射物弹出。  
　　弹射器和抛石机有各种大小不同的形体。古罗马帝国大量使用的最小的一种弹弩约重85磅，能发射长约26英寸，重达一磅的投镖，弹射距离约275码。它主要用来杀伤人。公元200年后，普遍使用了另一种比上面那种稍大一些的抛石机，它装在带轮子的弹射架上，罗马人称之为炮车。最小的弩炮每组炮手为2至4人，最大的需10至15人。  
　　另一种经过改进的弹弩名叫里索波弩机，它能通过弹射槽发射石弹和铅弹。  
　　希腊有一种类似弹弩的抛石机名叫排林托能。它的原理跟弹弩相同，不过它的两根导杆在一个斜面上，连在两根木臂上的弓弦将滑动弹射槽内的石弹沿此斜面弹射出去。这种弹射器长达10码，高5码，宽4码，体积很大。发射的石弹重达8磅，射距300码甚至更远。它基本上用于攻城，也可用来防守。  
　　典型的靠扭力发射的抛石机由地上的坚固沉重的长方形框架，一根直立的弹射杆，顶上装有横梁的两根结实的柱子构成。弹射杆的下端插在一根扭绞得很紧的水平绳索里，绳索绑在长方形框架的两端，正好位于支撑架下面的位置。平时绳索使弹射杆紧紧顶牢支撑架上的横梁。弹射杆的顶部通常做成勺子的形状，有时在弹射杆的顶端装一皮弹袋。弹射时，先用绞盘将弹射杆拉至接近水平的位置，再在“勺子”或皮弹袋里放进岩石或其他种类的弹体。当用扳机装置松开绞盘绳索时，弹射杆便以很大的力量恢复到垂直位置，并与横梁撞击，产生的惯性力便将弹体以弧形轨道弹向目标。罗马士兵将这种机械称为野驴，表示弹射杆撞击横梁时长方形框架的后端向上提起的样子就象驴子“弹跳”一般。这种抛石机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攻城武器，它最多可以将四十至六十磅的石块弹出450码的距离。  
　　上述武器的威力均受弹射力和机动性的局限。小型弹射器只能用来杀伤人，而且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它的发射速率很低，因而，光靠小型弹射器本身无法抵挡敌人的冲锋。但是，后来古罗马军团将小型弹射器部署在帝国边境沿线的防御阵地里，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较重型的攻城机械在用途上则更显专一。即使是最强大的抛石机，除了弹体自由落下时的重量所产生的作用力外，只有很小的一点弹能，几乎无法攻破古代及中世纪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不过它在攻防作战中对付敌人的步兵和机械时则非常有效。进攻时，抛石机和弹射器能使城墙上的守城部队难以行动，这样攻城槌，攻城塔架和云梯就可以在它们的火力掩护下架设起来；防御时，又可用它们严重干扰敌人的攻城作战行动。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强大的城堡防御工事之所以较难攻破，抛石机和弹射器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400年前，无论是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国人，都未能对亚述人发展起来的工程技术作过重大的改进。不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少数奋发有为的军事领袖和数学大师却已经开始努力改良攻城武器的设计及其在战术上的应用。  
　　马其顿的菲利普王看来是最先让攻城辎重队携带预先装配好的轻型抛石机和弹射器的。虽然他曾试图进一步减轻这些武器的重量，但并未成功。除了攻城作战外，不清楚他是否在别的场合使用过这些武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成功地把弹射器的重量减到了85磅左右，他的野战辎重队曾携带过约150架尤塞托能抛石机和25架排林托能抛石机。他喜欢在穿山渡水这种不需要快速机动的战术条件下使用这些武器。亚历山大堪称是野战炮的真正鼻祖。  
　　菲利普所用的这类武器的设计十分巧妙。它的基本部件可以用一匹骡子或马驮载，而体积庞大的木件则可在作战现场砍伐树干临时制作。当然这可能会延误野外作战对武器的使用，因此亚历山大总是用马车驮运许多组装好了的武器，以便一旦需要就能迅速投入作战使用。  
　　菲利普、亚历山大以及工兵们发明了许多攻城作战的新技术。在攻城战中，他们比亚洲或希腊的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是发明黑火药之前攻城战中最伟大的统帅。在这方面跟别的方面一样，只有成吉思汗才能和他相提并论。马其顿军队中有一支组织严密技艺高超的工兵队伍，负责攻城辎重队和攻城作战的技术工作。  
　　有两次迥然不同的战例说明了亚历山大攻城技术的巨大成功。一次是对提尔的攻占，一次是对加沙的征战。另外还有一次是亚历山大后来的一位继承人迪米特里厄斯对罗得岛 [ 译者注：位于爱琴海 ] 发动的战争，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可以说更为典型。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关键一着便是要攻占腓尼基的提尔城。它是波斯海军在地中海的主要基地。提尔城位于离腓尼基大陆约半英里的一个岛上。为了登上海岛，亚历山大要用山岩和泥土修筑一条从大陆伸向海岛宽200英尺的坚固堤道。对此提尔人进行了激烈的骚扰，他们使用火攻船，几次中断了马其顿军的修堤工作，烧毁了堆砌岩石的木制脚手架，摧毁和破坏了架设在堤道上的木制攻城塔架。亚历山大好不容易集结起一支海军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海战终于击败了提尔人，封锁了海岛，把剩下的提尔战舰封锁在港内。最后，当堤道修筑到岛城的城墙时，堤道侧面海上的马其顿舰载攻城机械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马其顿军队从两个方向攻占了提尔城。  
　　这次胜利后不久，亚历山大又挥师南进，经巴勒斯坦直逼埃及。但是，该部在加沙要塞受阻，于是又进行了一场攻城战。这次作战最显著的特点是亚历山大在接近城墙不远的地方构筑了一座巨大的土台。它高达250英尺，台底周长为四分之一英里，上面放置了几架弹射器和一架抛石机，用来袭击敌人的守城部队并掩护自己的部队继续向城墙方向扩展土台。当土台最终靠上城墙时，他们只用一次不费大力的冲锋便占领了城市。土台技术并不新鲜，但亚历山大是运用这一技术的能手。后来在波斯、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攻城战中他常常使用并不断改进了这一技术。  
　　公元前305年，迪米特里厄斯向罗得岛普托勒密的守备部队发起了进攻。战争一直持续了两年，双方都使尽了当时已有的一切武器装备，如攻城槌，攻城塔架，液火，地道和对抗地道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攻防机械，从各个方向展开进攻和突击。但是普托勒密的海军为守备部队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最后迪米特里厄斯不得不撤兵回到希腊，致使罗得岛仍然掌握在普托勒密的手中。  
　　古罗马军队早期的攻城技术比较落后。他们通常采用的是持久消耗战。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9-前201年)吸取了跟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局面方有改观。后来，继亚历山大之后，凯撒成了古代指挥攻城作战的杰出将帅。从此以后，每支罗马军队均配备了一支工兵分队，这支分队能够熟练地进行桥梁架设以及攻城作战专用武器的安装和使用。虽然他们主要依靠在战斗现场来寻找木材和杂料，但工兵分队有个专门的辎重队，携带着施工所必须的工具和装备。那时罗马军队普遍使用了小型弩炮机械，每个军团均配备有30架小型弹射器和抛石机，每架由10人操纵。这些武器主要用于攻城作战和野战工事的防卫，有时也用于特定的野外作战，如掩护部队渡河等。  
　　凯撒是位思维逻辑严密，组织才能出众的典型古罗马将领，他创造了一整套系统的攻城作战方法。在不同的攻城作战中，攻城机械的架设和操纵以及作战的具体步骤是各不相同的。这要看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守城部队的作战行动而定。  
　　下面从一种典型的古罗马攻城作战体制的概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古代攻城作战的清晰画面。 [ 注：系根据T·A·道奇著《朱理叶·凯撒》(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892年出版)一书中的论述而写，有修改。 ]  
　　 (1) 罗马军队进入作战区域，必先安扎设防的兵营，兵营即攻城作战的基地。  
　　 (2) 总指挥官在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协助下，首先对敌城堡防御设施及周围地域实施全面侦察，查清当地的木材、石料、牲畜、食物、饲料等资源的状况，作为全面估计形势的基础。  
　　 (3) 一俟作出攻城决策，即令军队之一部分封锁敌城堡防御设施，其余部队着手搜集构筑工事和攻城机械所需之材料。  
　　 (4) 制成移动防护板和移动廊房，架好攻城机械的支架。  
　　 (5) 沿攻城阵地的周围建立一条防护障碍带，这样原先孤立的攻城碉堡就由一条围城工事连接了起来，从而对守城部队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项工作是与(3)、(4)两项步骤同时进行的。另外，有时还要修筑一条面向城外的壁垒，以对付守城部队的援兵的进攻和袭击。凯撒几乎是无例外地构筑这种双重防御墙的。  
　　 (6) 由移动防护板、移动廊房和堡垒等形成了一整套有护盖的野战防御工事，通常在几个不同地点同时向着城墙移动。他们逐步推进到坑道口、地下通道和前方攻城机械的阵地。不久，攻城机械立即开始骚扰守城部队和居民。这时双方开始连续使用轻、重型武器，弹射器、抛石机及其他各种类似的武器袭击对方。  
　　 (7) 在移动防护板的掩护下，从离敌城的防御壁垒较远的位置起，开始修筑阶梯式平台(类似亚历山大在加沙所筑的那种平台)，每隔一段升高一级，逐步向城墙延伸。  
　　 (8) (通常在土台上)构筑几座能够俯瞰城墙的塔架，再将这些塔架放置在相当大的圆木上，然后逐步推至城墙。塔架的正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以防敌人的燃烧箭将它烧毁。塔架的底部由步兵部队警惕地守卫，他们各自用弹盾保护自己免受守城部队的破坏性袭击。  
　　 (9) 倘若城堡或要塞的周围开掘有护城河，那末在构筑攻城平台的前方以及想要打开突破口的那一段河道，通常要用土将它填平。  
　　打开城墙突破口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移动廊房的掩护下使用攻城槌；二是将地下坑道一直挖到城墙下面，然后毁掉坑道，使城墙倒坍。但是拚死守城的部队往往在城墙危险区段的后面筑一道内城墙。这样，打开突破口的战斗有时需要数次反复方能奏效。守城部队也采用对抗地道来破坏对方构筑攻城的地道。  
　　突破口打开后，接着就越过它发起攻城突击。有时攻城部队也在没有突破口的情况下实施攻城突击。他们从移动塔架或云梯，或用升降吊箱，或者同时使用这几种手段千方百计登上城墙的壁垒。有时则通过地道将一支先遣队秘密送至城内，然后打开城门，或者在里面袭击守城部队。在攻城突击阶段，古罗马军队曾有过一项典型的创举，那就是将许多士兵的盾联成一片，举在头顶，形成一个龟甲形的防护物，在它的掩护下可将一个步兵中队推进到城墙脚下。  
　　古罗马人特别善于使用野战防御工事以节省攻城作战所需的兵力，表明他们深知后来克劳塞维茨所总结的一条基本作战原理：“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野战防御工事好比“倍增器”，它用人不多，作用颇大。古罗马人用它扩展自己的前线阵地，又将它作为机动野战部队实施作战机动的基地。节约兵力通常被当作一条作战原则。下面是这种作战思想的一个典型战例。  
　　自凯撒大帝之后，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公元193-211年)也许可称得上是最能干有为的古罗马统帅。他极其精通野战防御工事的运用，并能配合使用战场上的移动式作战机械——弹射器和抛石机。他在位期间，古罗马的常备军于公元三世纪初增加到40个军团。他始终保持34个军械工厂，忙于生产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小型作战机械。  
　　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及其继承者还使用紧急构筑的防御工事，并将其大胆地强行构筑到敌人的脚下。这种工事不光是一种围攻作战技术，而且在威胁到敌人侧翼或交通运输时，必然会引诱敌人发起突击。规模较小的罗马军队一方面配备有足够的轻型作战机械，另一方面野战工事又使其战斗力量倍增，因而往往敢于跟兵力强大得多的敌军交战，并严重消耗敌军的力量。然后，发起反攻，或者由预先安排好的后备队将敌军包围，从而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当然这些战术又使罗马军队重新回到了方阵这种作战队形。防御工事必须是线式的，而线式的部署又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作战机械的火力范围。  
　　上述作战思想和战术极大地发挥了当时的兵器和技术的效能，可以说，它们跟老式的梅花阵的效果完全一样。这些作战思想和战术不仅适合公元三世纪，有时也适用于20世纪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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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镫和长矛：骑兵的崛起(公元300-5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骑兵就开始协同步兵进行作战了。不过那时他们在军队中所占比重很小，通常只有皇族和贵族方能充当骑兵。他们或者乘坐战车，或者骑着高头大马奔赴战场。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时，在亚洲中部和西南部的广阔平原地区，骑兵在作战中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力量了。为此，波斯和中国都不得不使自己适应骑马作战的要求，以对付野蛮民族敌手所主要依赖的骑兵。到了赛勒斯王的时代，波斯的重骑兵和弓箭骑兵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旅。纪元初期，弓箭骑兵在中亚和西南亚已经是所向无敌的了。但是，亚洲骑兵在对付训练有素的希腊、马其顿和罗马步兵时从未做到屡战屡胜。  
　　在菲利普王和亚历山大时期，骑兵是马其顿军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兵种。它跟步兵一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它的精华是由马其顿贵族组成的“随从骑兵”。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是因为菲利普和后来的亚历山大都习惯于亲率这支骑兵出征。在技术上与它几乎不相上下的是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在战斗队形中，随从骑兵通常占据步兵方阵右侧的荣誉位置，而塞萨利亚骑兵则位于左侧。塞萨利亚重骑兵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约10英尺的长矛。这种长矛轻的可以远投，重的可用其将对手挑下马来，或刺穿敌人步兵的心脏。随从骑兵携带着跟正规重步兵相同的长矛。每个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重骑兵都头戴头盔，胸挂鳞甲，腿裹胫甲，手持盾牌，腰插短剑，而且他们的坐骑也披着鳞状头胄和胸甲。  
　　马其顿军队也包括配备有长矛、标枪或弓等武器的轻骑兵和中型骑兵，他们担负着掩护、侦察和侧翼保护等任务。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则负责突击冲锋。  
　　在古罗马军团战功卓著的时期，他们使用骑兵的方式跟马其顿军队并无二致。但效果却差了许多。他们的玛利安军团加上其配属部队总兵力约达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作战时，罗马骑兵通常象军团中的大队那样，以棋盘方格阵势排列于步兵的侧翼。但是，他们在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时，从来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而这种协调配合恰恰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取胜的重要原因。罗马军主要依靠步兵赢得作战的胜利。  
　　公元前53年，发生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卡尔海战役，它预示了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向。在这次战役中，帕提亚将领苏伦纳斯率领的弓箭骑兵以强大的优势战胜了罗马执政官克拉苏斯的步兵军团。尽管亚历山大没有跟帕提亚人发生过较大的摩擦，但是，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出现一位象他那样的天才统帅，在对付非正规的弓箭骑兵时，能够把训练有素的步兵和骑兵协调配合得象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卡尔海战役之后的几十年里，帕提亚人当然变得害怕和尊重罗马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后者害怕和尊重前者。尽管如此，卡尔海战役还是代表了军事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几个世纪后，弓箭骑兵终于取代军团步兵，成了罗马和拜占庭东部边境的主要防卫力量。  
　　从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可以看作是古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组织体制和军事理论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作为几个世纪来罗马军队战斗编队核心的重步兵逐步丧失了它的重要性，让位于骑兵，最后，骑兵不仅是古罗马军队而且也是西方其他各国军队中最主要的兵种。  
　　骑兵的兴起虽然主要应归之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与政治社会因素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罗马人要在东部沙漠和欧洲东部平原这样广阔而平坦的区域作战，他们的军队就必须具备更大的机动性、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灵活的调遣能力。与此同时，投射式兵器(弹射器、弹弩和抛石机)的扩大应用，使步兵的队形逐步趋向于又长又窄，更容易被骑兵冲锋突破，同时，也减少了步兵白刃战的机会。此外，由于古罗马军队的纪律正在缓慢而又明显地削弱，军团士兵更难抵挡敌人骑兵的冲锋突击。最后，由于野蛮民族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野蛮人骑兵压境，罗马人需要大力加强其漫长的边界防卫，不得不逐步削减军团重步兵的力量，扩大骑兵和轻步兵的比例。  
　　古罗马发展骑兵，特别是将骑兵运用于突击行动，最主要的刺激因素是来自亚洲军事技术的发展。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带马镫的马鞍问世了。在发明马镫之前，骑兵是坐在垫毯和鞍毯上，甚至没有马鞍而骑在马的光脊背上，从头顶来挥刺长矛的。马镫究竟发明于何时何地虽已无从查考，但印度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使用马镫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马镫的应用使士兵骑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这样他就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利用马匹高速前进所产生的冲力(这种力量由于马和骑马者的重量可得到成倍的增加)猛烈刺向敌人。  
　　其次，在波斯和亚洲中部平原培育出了特别适合于突击冲锋的新品种高头大马。到了公元四世纪时，罗马人已经采用了这种马匹。他们也跟波斯人一样，给士兵和马匹披上了锁子甲，使他们不容易遭到小型投掷式兵器和轻型白刃战兵器的袭击。  
　　公元四世纪初，古罗马军队中的骑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而马留和凯撒将军时代则不足百分之十，在东部沙漠地区跟波斯和阿拉伯军作战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重骑兵首次大败古罗马步兵。东罗马帝国皇帝法伦斯集结一支大军要与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决一死战。东、西哥特人在各自洗劫了多瑙河各省之后两军会师，渡过多瑙河侵入巴尔干半岛。西哥特军由菲列德根酋长统帅，东哥特人由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saPhrax)率领。  
　　公元378年8月9日大约中午时分，法伦斯率部抵达阿德里安堡。侦察兵在附近发现以马车作为壁垒的哥特兵营，并得知大部分哥特骑兵已外出搜集粮草。于是，法伦斯当机立断令部队向哥特兵营进击。当罗马军队逼近时，兵营里留下的唯一主将菲列德根才派人前去召回领兵搜集粮草的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并设法寻找机会跟法伦斯谈判以争取时间。  
　　尽管法伦斯的部队在仲夏烈日下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但还是即刻布阵以待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却又诡称同意与菲列德根进行谈判。可是这时罗马军的辅助部队却突然向西哥特一方的谈判组开火，在双方都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拉开了战幕。这时，罗马军团还只是将一部分行军纵队改成了作战队形。不过，位于侧翼的骑兵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因此法伦斯只好命令部队发起全面攻击。  
　　当两军激战犹酣之际，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率领哥特骑兵的主力抵达正在进行战斗的河谷旁的高地。就在罗马骑兵的右翼抵达哥特兵营时，哥特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袭击，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哥特骑兵的冲锋是如此之猛和如此之有力，以致整个罗马军队乱作了一团。接着哥特骑兵又转身进攻罗马军的左翼骑兵。有的穿过了兵营，有的紧跟在罗马军的后面左砍右杀。与此同时，菲列德根命令西哥特军从兵营的马车壁垒后面发起反攻，罗马骑兵即告全面崩溃。哥特军接着又进攻并席卷了罗马军的左翼步兵，把他们压向罗马军队的中央。步兵你推我拥，挤成了一堆，其中一部分还保持着原先的行军纵队，根本无法展开成作战队形。在挤压过程中，军团士兵也无法施展手中的剑和梭镖，又不能逃跑，无奈，只得任凭手持矛和剑的哥特骑兵从侧翼和背后肆意戮杀，这时，哥特步兵也杀出兵营，冲向罗马军的正面。  
　　在这次战斗中，罗马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皇帝法伦斯和所有的主要将领阵亡，士兵死亡多达四万之众。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右翼和中央的数千步兵。没有参战的骑兵总算突围出去免于一死。罗马军实际上被彻底歼灭了。  
　　战斗的胜方哥特人所使用的长矛和剑并非新式武器。但是，这两种兵器跟骑兵的机动性充分结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杀伤力。决定这次战斗结局的四项因素是：机动性(使大批骑兵从远处迅速逼近敌人的侧翼)，突然性，翼侧突袭和长矛兵冲锋的猛烈性。一方面由于一定的偶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菲列德根及其同僚们的天才智慧，使得这四项因素协调一致地发挥了作用。但是，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和骑兵的勇敢精神。在后来的十个世纪里，这四项因素构成了骑兵战术的基础。  
　　就罗马一方说来，阿德里安堡一战的失败意味着军团步兵作为进攻性作战体制的时代已告结束。从此由弓箭骑兵和长矛骑兵组成的重骑兵取代了军团步兵，成为罗马军的主力。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称雄了约1000年的时间。  
　　从军团步兵到骑兵的转变势必带来兵器上的变革。因此在后来的1000多年时间里，骑兵使用的兵器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不过，大多数是由人们早已使用过的兵器改进而成的。  
　　骑兵的主要兵器之一是标枪或矛。希腊、马其顿和古罗马骑兵都曾以不同方式使用过它。到了公元四世纪，标枪的枪身一般长约9至11英尺，直径2至3英寸，从头至尾一样粗细，顶端有一枪尖。查理曼王朝的军队曾用过一种带翼的梭镖，在梭镖尖头的后部有一横档，这样，在刺穿敌人后可以更容易地拔出来。  
　　骑兵的另一重要兵器是剑。各个日尔曼部落都使用它，不过，他们的剑是用未经淬火的铁制成的，质量较差。这种剑两面有刀锋，剑头削尖，剑身长约25至32英寸，既可劈砍又可刺杀。到了西罗马帝国查理曼皇帝的时代，剑有了很大改进。它质地坚硬，剑身约40英寸(包括一个有着交叉形护挡的剑柄)。它既可骑在马上使用，也可以在马下挥刺。使用这种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因此，用来对付那些训练良好，纪律严格的野蛮民族的骑兵是不在话下的。  
　　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发现，使用重型长矛和剑的骑兵并不能完全取代波斯、中国和中亚人长时间来有效使用着的轻重弓箭骑兵。这两种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弓箭骑兵先把敌人围住，为长矛兵的冲锋作好准备。长矛兵的进攻又迫使敌人不得不保住密集队形，这样，就更容易受弓箭骑兵的袭击，因此，从古罗马的后期开始，欧洲军事上弓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了。  
　　要能有效地使用弓箭必须经过长期不断的训练，也需要合适的开阔地形，它成了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雇佣弓箭兵的专用兵器。  
　　公元6世纪时，东西罗马帝国越来越多地使用野蛮民族的雇佣军。随着骑兵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当然优先录用那些本来就善于骑射的部落的士兵。因此，来自亚洲血统部落的匈奴人、阿兰人、艾伐尔人和布尔加人等均被编为弓箭轻骑兵，而居住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平原地区的日尔曼部落，其中主要是哥特人、赫鲁利人、汪达尔人、盖皮达人和伦巴族人则编入了重骑兵队伍，他们主要用长枪或长矛实施突击冲锋。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十年里，跟匈奴弓箭骑兵和波斯军作战所取得的经验，对罗马骑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起初，罗马军主要使用轻骑兵。它跟野蛮民族的雇佣骑兵相比，只不过组织得较好，纪律性较强而已。后来，罗马骑兵逐步披上了重型盔甲，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兵器。这样，到了公元6世纪初的时候，便出现了所谓的重骑兵。它作为后来几个世纪里的拜占庭军队的骨干，可以说是中世纪最可靠的一支部队。这种重弓箭骑兵将兵器的威力、纪律性、机动性和突击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继古罗马军团之后的又一支强大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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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630-10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正当西方军队衰败到极点的时候，骤然兴盛起来的伊斯兰国家无视古罗马帝国曾经高度发展的战争艺术，依靠其心狠手辣的军队，采用十分原始的战术，开始了几乎横扫半个文明世界的穆斯林侵略扩张。  
　　伊斯兰国家之所以发动这样一场为时不长的侵略战争，并非因为他们发明了什么新武器，创立了什么新的战略或战术，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力量(西方人称之为狂热)。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穆罕默德领袖超凡入圣的魅力以及他所教诲的这样一种特殊信条，即：那些在讨伐异教徒的圣战中的亡灵将能升入天国永享极乐。还有一个因素是哈里发在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等方面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能象伊斯兰教那样如此持久如此狂热地鼓动如此众多的人们，在战斗中表现出那样不怕牺牲不怕危险的勇敢精神。  
　　伊斯兰侵略扩张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技术发挥了作用(当然这里面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因素)，不如说是精神力量产生的结果，与其说它依赖于优越的军事体制，不如说它靠的是煽动宗教狂热；与其说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征兵体制，不如说是依靠了宗教的宣传鼓动，召来无数士兵为圣战卖命。当然，它的胜利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条件。由于罗马帝国的解体，加之缺乏坚强的政治或军事机器和领袖，因而任何胆大妄为的侵略者征服西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在亚洲西南部，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因连年混战而两败俱伤，两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动乱，其边远地区纷纷起来造反，因而这些地区也都成了伊斯兰征服的最好目标。假如不是首先比较容易地攻占了这些边远地区，那末穆斯林的侵略扩张要进行得如此迅速和遥远则是难以想象的。  
　　起初，穆斯林军队几乎全部都是不披盔甲的骑兵，使用的兵器是长枪和剑。由于这一时期弓箭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兵器，因此，阿拉伯首领也开始认识到它的效能和用途，并逐步加以采用了。弓箭特别适用于轻骑兵。后来，他们又懂得了护身盔甲的功用，因此让骑兵披上了锁子甲。不过他们从来不让盔甲的重量妨碍士兵和马的机动能力。  
　　穆斯林军队所采取的战术是让轻骑兵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反复地袭击敌军，直到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实行各个击破。换句话说也就是采用远古以来常用的那种轻骑兵战术。后来他们又模仿过拜占庭帝国军队的战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纪律和组织指挥，因而并不十分成功。  
　　伊斯兰教的教祖穆罕默德离世前(公元632年)，甚至在他还没有完全巩固对阿拉伯的统治之前，就开始针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向西北和东北方向的地区煽动新的伊斯兰宗教狂热。由于基督教教派发生内部争端，造成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跟君士坦丁堡分裂了。这次教派分裂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大部分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把穆斯林当作驱除暴政的救星一样来欢迎。他们不支持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某些场合却给侵略者以帮助。这时候，波斯帝国也因作战连吃败仗而瘫痪了，政治上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和埃及把拜占庭人赶回到了安纳托利亚的陶鲁斯山脉。与此同时，萨珊王朝被彻底摧毁，庞大的波斯帝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  
　　由于阿拉伯人发生内部争端，伊斯兰扩张行动曾一度出现短暂的停顿。但不久之后便以离心力般的强大威势，重新向各个方向大举进攻，表现了伊斯兰人惊人的活力。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同时又分兵沿北非海岸向西挺进。向东袭击印度，向北穿过高加索进逼卡扎尔斯，向东北渡过奥克苏斯河进入了中亚地区。  
　　穆斯林的进攻在君士坦丁堡两次被拜占庭军队击退，沿高加索山脉一线又遭到卡扎尔斯人的激烈抵抗。但是他们继续缓慢地向亚洲的南部和中部推进，同时又横穿北非占领了西班牙。  
　　穆斯林迅速征服了西班牙，当地的伊比利亚-罗马居民对于能够摆脱东哥特人的君主统治表现得欣喜若狂。穆斯林人允许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继续保留其宗教信仰。这时，逃亡的东哥特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山区的狭长地带定居了下来。伊斯兰的阿卜杜尔·拉赫曼·伊本·毛威亚王子便在西班牙建立起了阿拉伯人的集权统治。  
　　穆斯林在取得了这些重大胜利后，因多方面的原因，于八世纪初，始中断了它的扩张浪潮。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拜占庭帝国的复活(参见第八章)。其次，也许是慑于法兰克人在查理·马泰尔(查理曼大帝的祖父)领导下在法国图尔(或普瓦蒂埃)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这次战役是说明阿拉伯军事体制的优点和弱点的极好例证，同时也显示了马泰尔富于感召力的领导才能。这在当时缺乏优良战术的情况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阿卜杜尔·拉赫曼从西班牙率领一支穆斯林军队进入阿基坦(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封建制省份，其中的贵族大部分为东哥特人，他们效忠于法兰克的梅罗文加[默罗温]王朝的国王)，悄悄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西侧。穆斯林军队几乎全是骑兵，大多数由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组成，作战指挥带有阿拉伯色彩。他们全部兵力不足二万人。阿卜杜尔·拉赫曼在波尔多港跟一支法兰克军遭遇并击败了法军。查理·马泰尔，作为腐败的梅罗文加王朝中精明强干的大宰相，查理曼大帝以前最有天才的法兰克领袖，在得知穆斯林来犯的消息之后，立即从正在进行的战斗中抽身，沿多瑙河上游迅速赶回了阿基坦。  
　　穆斯林侵略军在设防城市普瓦蒂埃暂时受阻。阿卜杜尔·拉赫曼留下一部分军队包围该城，率领余部继续向卢瓦尔进发，直逼图尔城。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该部刚刚发起对图尔城的围攻时，便得悉位于卢瓦尔南部的查理已经从东面秘密而迅速地向自己逼近，并威胁着自己的交通线。阿卜杜尔·拉赫曼慌忙将装有掠夺财物的浩荡车队向南调遣。紧接着，部队也缓慢地向普瓦蒂埃撤退。  
　　很明显，在图尔城南部某地，法兰克军跟穆斯林进行了交战。在后来的六天里，阿卜杜尔·拉赫曼以频繁却又无力的散兵袭击方式进行了典型的阻滞战斗，企图掩护装有掠夺物的车队撤退。而查理则始终对穆斯林军施加着强大的军事压力，逐步将他们逼回普瓦蒂埃。最后，阿卜杜尔·拉赫曼不得不决定在图尔与普瓦蒂埃之间，或许在靠近维埃纳河边的塞南(Cenon)决一死战。  
　　双方的军事实力人们并不详知。法兰克军也许大于穆斯林军。查理既有步兵也有骑兵，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参半。当时法兰克的骑兵正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查理率部向都兰秘密而迅速的推进，以及决战前的一周该部所进行的小规模袭扰战，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率领着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对穆斯林的骑兵实施过有力的进攻。  
　　在比利牛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一带，法兰克军队不时跟穆斯林打仗，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毫无疑问，查理很明白阿卜杜尔·拉赫曼和他自己的军队各有那些优点和弱点。他清楚地知道跟机动灵活的穆斯林轻骑兵相比，法兰克重骑兵既缺乏纪律性，又十分呆笨，在骑兵作战中极难指挥控制。他也知道穆斯林军队仅仅在进攻时显得颇具威力，他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敌人阵线上出现的突破口，但是，他们缺乏防御的耐久力，也不会采取突击行动给有充分准备的防御部队以有力的打击。从这些考虑出发，当查理发现穆斯林准备跟他打一场遭遇性决战时，他决定让骑兵下马作战。他把军队编成坚固的步兵方阵，并将他们部署在法国中西部起伏不平的乡村中居高临下的优越地形上。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穆斯林骑兵反复猛烈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法兰克方阵奋力击退了。激战一直持续到了黄昏。这时，查尔斯还明显地保持着实施部队机动的能力。从一份战报中可以看出，法兰克军的右翼部队包围了穆斯林军的左翼，迫使他们向后撤退以保护其岌岌可危的兵营。黄昏时分，那些垂头丧气精疲力竭的穆斯林终于撤回兵营。此时他们发现阿卜杜尔·拉赫曼已在混战中阵亡。穆斯林军在惊恐万状之中丢弃了装着战利品的车队，在朦胧的夜色中仓皇向南溃逃。  
　　翌日黎明，查理重新布阵准备抵抗穆斯林军新的进攻。但经过仔细侦察后，发现敌人已经逃跑。于是他正确地决定不予追击。因为如果发起追击，那末他的自由散漫的部队将是十分脆弱的，肯定不会服从作战指挥。他懂得阿拉伯人喜欢采用的战术正是引诱不灵活的法兰克骑兵前来追击，然后当法兰克军摆开阵势时便回过头来进行拚杀。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图尔一战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至此，穆斯林穷凶极恶的扩张势头终于被阻挡住了，从而保证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有几个世纪的兴盛和发展。  
　　当穆斯林轻率冒险的对外扩张还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感到，轻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在对付中国和拜占庭精明强干的弓箭兵和坚固的法兰克方阵作战中遭到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即使靠着狂热的宗教热情，也无法承受如此惊人的损失。在跟当时各种重要的军事体制接触之后，穆斯林认为拜占庭的军事体制最为优越，因而致力于效仿拜占庭的许多军事上的做法。可惜他们从来不具备东罗马人那样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他们作战主要依靠从部落中征募来的士兵而不是常备军。然而，穆斯林那种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加上对拜占庭的战略战术方法加以灵活改变，适应了他们自己军事体制的需要，因此，他们的军队仍然是8世纪末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进攻力量。  
　　尽管穆斯林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激励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教民象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信徒那样发挥出很大的宗教热情，但是，过分的侵略扩张却无疑耗尽了穆斯林的各种资源。宗教内部和朝廷里的剧烈争斗也猛烈冲击着早期的哈里发及其继承者的统治。这些宗教和政治力量导致许多大大小小独立的穆斯林侯国以及异教徒团体的兴起。由于这些独立的穆斯林集团内部以及集团跟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再加上遭到拜占庭、卡扎尔斯、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基督教国家的进攻，穆斯林不得不也采用当时西欧那样的区域性防御设施和防卫手段。防御能力的加强促进了伊斯兰帝国封建制度的兴起，也有利于其内部分裂状态的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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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拜占庭的诡计和技巧(公元630-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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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重建了旧拜占庭城，并将它定为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当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城陷落时，东罗马帝国却免遭劫难幸存了下来。尽管它几经兴衰变迁，但却兴旺发达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人们照常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着，很象古罗马时期一样，不过明显带上了希腊的色彩和情调。  
　　在公元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以及整个6世纪的时期里，拜占庭披盔带甲的骑兵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这并非因为这支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别人，也不是因为它采用了什么新式武器。相反，跟许多敌人相比，它在数量上远远处于劣势。它的优势是由于它透彻地了解敌人的长处和短处，因而能够运用优越和灵活的战术，同时也由于它将各个不同的兵种巧妙地纳入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军事组织体制，并且象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有效地运用这种组织体制。拜占庭战争艺术的水平，在贾斯蒂尼安[查士丁尼]一世(520-565年)在位期间达到了高峰。当时，他手下有两位著名将领，即贝利撒留和诺塞斯[纳尔塞斯]。他们曾再次征服过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南部地区，挡住了日尔曼人的侵略扩张，一度避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公元7世纪上半叶，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并且一开始就伤亡惨重的战争，最后，东罗马帝国在赫勒克留皇帝的天才统帅下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就在这一关头，伊斯兰军队从阿拉伯地区向波斯和拜占庭帝国袭来。两败俱伤的波斯和拜占庭根本无力还击穆斯林，波斯帝国迅速灭亡，拜占庭丢失了陶鲁斯山脉以东的全部省份，只剩下帝国中央的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半岛两块地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拜占庭的统治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拚死抵抗阿拉伯人的反复进攻上。尽管穆斯林曾无数次打进安纳托利亚地区，拜占庭多次濒临灭亡的边缘，但是它还是基本上保住了沿东陶鲁斯山脉的边界线。  
　　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兴盛不衰，主要在于它有一支在几个世纪内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继承了罗马帝国军队的所有特点：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武器精良，战术巧妙，并具有无与伦比的团结精神。他们之所以具备并保持了这些优点，完全是因为他们十分强调知己知彼，并对战争的地形地物因素进行透彻分析的结果。  
　　透过《战略学》这部论述战术艺术的名著(出现于6世纪末，系莫里斯皇帝所作)，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骑兵的组织体制、兵器和战术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战略学》一书描述的后来300年拜占庭的全部军事体制，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并无大的偏差。这在另一部著名军事著作《战术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该书出现于公元900年，系利奥六世皇帝所作)，(《战略学》和《战术学》两书也许是许多位作者共同所著，在上述两位皇帝当政期间汇编而成。其学说所阐明的思想和理论代表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两本著作所阐述的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学说是伊斯兰对外扩张之后数世纪内出现的情况。这种体制并非处处都能奏效。尽管它有时会有失误甚至根本行不通，但是，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说明当时的军事将领是富于卓越思想和杰出才能的。令人惊叹的是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期里，在关键时刻总能及时产生这样的军事将领，以重新确立拜占庭的军事优势，战胜邻国的侵犯。在后来的四个世纪里，这种体制所遗存下来的影响又延长了拜占庭帝国最后崩溃的过程。  
　　《战略学》是涉及战争和军事领导各个方面的一部全面论著，很象现代军队的野战教范。它的内容包括作战训练、战术实施、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并讨论了对付拜占庭帝国各种敌人时所遇到的主要军事课题。  
　　拜占庭军队中不管步兵还是骑兵，其基本行政和战术单位是中队，人数300到400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营。每个中队由一名古罗马护民官或伯爵负责指挥。五至八个中队合成一个联队，或称为师，由一名联队指挥官或公爵指挥。二个或三个联队组成一个纵队或称为军，由纵队指挥官指挥。拜占庭故意避免一成不变的大规模部队编制，这样敌人就难以估计他们军队的确切兵力。  
　　拜占庭的野战部队被纳入了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军区体制。地方政府的职权由负责地区防卫的军事长官行使。每个军区由一名纵队指挥官领导，他所指挥的纵队便驻扎在该军区。在比较重要的边境地区，驻军经常处于特别高度的戒备状态，以对付任何外来的进攻。  
　　在公元7世纪末的时候，拜占庭共划分了十三个军区。其中七个在安纳托利亚，三个在巴尔干半岛，三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中的岛上及沿岸领地。到了公元10世纪时，军区数增至30个，但军队的总规模并没有相应的扩大，因而每个军区的兵力相应减少了。这时常备军中的骑兵和步兵大约各占一半。  
　　靠近边境的军区所驻扎的常备军通常要比内地多。当接到作战命令时，每个纵队指挥官平均可以率领二至四个重骑兵纵队前往参战。他手下大约还有相等数量的步兵。步兵的作用远不如骑兵重要。因此，究竟是留下部分步兵还是全数步兵都用于负责地方的保卫任务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敌人的性质或作战的区域等)。  
　　理论上拜占庭实行的是全民性的兵役制。但实际上每个军区的常备军是从当地最好的老百姓中征选来的。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常常还保留着一支由野蛮民族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但它基本上不再依赖野蛮民族来当兵了。军区这种军事体制含有用民兵进行地方自卫的军事思想。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这些地区这种体制效果较好。因为当地人英勇善战，民兵游击战在抵抗和击溃侵略军的战斗中非常有力地支援了正规军。在10和11世纪拜占庭复兴时期，帝国的财力使它能够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雇佣军。  
　　在拜占庭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期里，它并无征服或侵略别国的企图。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财力资源始终为掠夺成性的邻国野蛮民族所垂涎。因此，它基本上奉行了一条防御性的军事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疆土和资源。他们的战略基础是中世纪式的军事威慑和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假如不得不打，则尽量少用人力和财力，对侵略者实行抵抗、惩罚和骚扰。他们的作战方法通常是灵活的攻防战，奋力将侵略者逼向自己坚固设防的山口或河流渡口，然后用二个或更多一些的纵队兵力协调一致地向心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  
　　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可以辅助并常可避免军事武力的使用。在多事的邻国之间很容易激起争端，为此，拜占庭常跟他们结成同盟，以减少来自一些难对付的敌人方面的威胁。给盟国以及有争端的边界上半独立野蛮民族的头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有助于减轻外界对本国军队的压力。为了帝国军事行动的需要，他们利用商人并收买一批间谍，付以极高的报酬，在敌国和友邦宫廷的要害部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拜占庭皇帝还常常使用宗教手段以达到某些暂时性的目的。他们发现传教士能对皈依宗教信仰的统治者的宫廷施以微妙而有益的影响，并且发现人们普遍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必然会形成一个抵御异教和穆斯林影响的屏障。  
　　拜占庭帝国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是纪律严明的重骑兵。就象古罗马军团体现了罗马的强盛一样，拜占庭帝国的重骑兵队也是君士坦丁堡巨大威力的象征。  
　　骑兵头戴古盔或圆锥形头盔，头盔顶上有一簇彩色马鬃；锁子甲戎装从颈项一直覆盖到大腿；他们脚蹬铁履，上部为皮靴或胫甲以保护小腿，手和腕部戴有铁手套。他们手执圆盾，盾通常用皮带缚在左臂上，这样，两只手就都可以空出来操纵马缰或挥舞兵器，而且在白刃战时还可以保护易受伤害的左侧身体。在盔甲外面套有一件较轻的棉制披风或长衣，每一支部队的衣服、头盔上的马鬃以及圆盾都染成统一的颜色以区别于其他的部队。每个骑兵的马鞍上还绑有一件较重的大氅，一方面可以在冷天穿着御寒，一方面也可作为毯子来用。部署在正面前排位置的骑兵马匹的头、颈、胸等部位也都挂着盔甲。马鞍制作得相当结实，而且充填得很好，每付马鞍都带有宽大的铁马镫。(拜占庭军队是在6世纪前就开始采用马镫的)。  
　　重骑兵队的兵器通常包括弓、箭袋、长枪、大刀、短箭等，有时在马鞍上还绑有一把战斧。大多数骑兵看来既有弓箭又有长枪。不过一部分重骑兵只有长枪。据推想，当他用弓射箭时，他的长枪便插在马镫或马鞍套里，就象现代骑兵放置卡宾枪那样。反过来，当他使用长枪、大刀或战斧时，便将弓吊在马鞍上。长枪上挂着一面狭长三角旗，其颜色跟头盔上的马鬃、长衣和圆盾相同。  
　　骑兵和马匹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能够在练兵场和战场上进行复杂的队形变换。他们特别强调射箭技术，并不断训练其它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  
　　作战时，拜占庭军队有时全部使用骑兵，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骑兵和步兵以差不多相等的比例进行联合作战。步兵中通常是轻重步兵的数量各半。  
　　重步兵亦名圆盾兵，据其携带的圆盾而得名。他们装备的盔甲和兵器跟重骑兵大体相同，有头盔、锁子甲、铁手套、胫甲(或套到膝盖的靴子)和锁子甲外面套的长衣。所用的兵器有长枪、盾、剑，有时还有战斧。长衣、头盔上的马鬃及盾均涂上统一的颜色，那是区别不同部队的标志。  
　　轻步兵大部分是弓箭兵，也有些是标枪兵。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机动性，他们披的盔甲很少，也不多带别的兵器。当然，根据各人的要求也可有一定的灵活性。大多数轻步兵穿皮制戎装，有的士兵戴头盔，除了弓、箭袋或长枪外，通常还带着短剑。  
　　奇怪的是，跟2至4世纪的罗马军相比，他们较少使用抛石机和弹射器等作战机械。当然，有时也用，不过大多用于防御。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式武器，那就是液火喷射器。公元717年穆斯林首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最先开始使用。在击退穆斯林的进攻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惜我们对这种武器的详细情况知道得很少。有关它的易爆易燃材料的确切成分的资料也未能幸存至今。不过，很明显，这种现代喷火器的雏型采用了硫磺、石脑油、生石灰等混合而成的材料，一旦遇水便能轰然烧起大火。  
　　这种易燃混合材料装在包有黄铜的木头管壳或管状容器内。水经软管用高压打入管状容器，易燃材料便能立即燃烧起来。依靠它自己的膨胀力和水的压力能使火焰喷出相当远的距离。可以想象，这种武器对于木船或敌人的肉体会有多么可怕的伤害威力。液火喷射器使拜占庭在对付强大的穆斯林的挑战中保持了明显的海上优势，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在六个世纪长的时期内始终坚不可摧。
　　拜占庭军事原则的基本出发点是打进攻战或积极防御式的进攻战，给敌以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它的基本战术队形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根据具体的作战环境可以有较大的变动)（见图1）：一、中央第一横队；二、中央第二横队；三、预备队/后卫队(通常分为两组，放在两个侧翼的后面)；四、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五、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在步兵和骑兵数量大致相等的联合部队中，前两个部分由步兵组成，其中圆盾兵居于中间位置，轻步兵位于侧翼，后面三个部分都是骑兵。倘若步兵部队太少，那末步兵只充当中央第二横队，或者作为一支附属预备队放在二个中央骑兵横队的后面。  
　　如果敌人主要是骑兵，而拜占庭的军队基本上都是步兵，那末，步兵第一横队首先迎战敌人。拜占庭圆盾兵确信自己的侧翼和背后有骑兵的保护，因此能够象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那样有效地对付敌人骑兵的进攻。敌人最初的进攻首先要遭到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对它翼侧的抵抗。不久，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很快会给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以更沉重的袭击。假如拜占庭军队的这些反击未能奏效，而且第一横队被迫撤退，那末该横队就会象古罗马军团的传统做法一样，穿过第二横队的间隔向后移位，由第二横队接战。负责包围作战的部队也同时后撤，以便重新编队后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击。最后，如果第二横队也支持不住，而原来的第一横队还没有来得及重新集结时，还可以调用预备队发起猛烈的反击。他们常常不是正面进攻敌人，而是实施两面包围，这样仍然可以确保战斗的胜利。  
　　显然上面这种战斗形式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不同变化，以对付不同的敌人和不同类型的军队，并且也可以摆成各种各样的阵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标准的战术条令和经常性的作战训练，而且十分重视实施包围战和协同作战(包括兵器投掷和突击行动的协同，步兵和骑兵这两个基本兵种的协同以及整个部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等)。此外，他们还保留一支精力饱满的预备队，以此来赢得一场恶战的胜利。  
　　虽然拜占庭的步兵从属于骑兵，但步兵的作战原则决不是消极被动的。当圆盾兵跟敌人步兵遭遇时，不管是联合兵种作战还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进行单纯的步兵作战，他们总是抓住战斗的主动权，跟弓箭兵和投掷兵密切协同，对敌人实施突击。圆盾兵的战斗队形通常纵深为16人。各步兵中队能够各自将部队展开，象古罗马军团的中队那样将各排拉开距离或并拢。进攻时，他们向敌人猛冲过去，不等靠近便将长枪投出。这跟古罗马军团的中队战斗方式也是一样的。因此，圆盾兵中队同时具备了军团和方阵两方面的优点。  
　　骑兵中队的队形通常纵深为8至10列。拜占庭人懂得这种队形要比2至8列骑兵组成的横队来得呆笨些，但是，他们宁肯稍微牺牲一点部队的机动性，以换取纵深较厚的队形所具有的较大的安全性。  
　　拜占庭的军事理论家在研究敌人的各种特点和精心确定他们自己的战术队形方面化费了一样多的时间。只要可能，他们总是根据各个邻国的不同情况，在他们最缺乏准备的季节和环境条件下发动战争。隆冬时节是进攻斯拉夫沼泽地区居民的最好机会，因为拜占庭军队可以滑冰接近他们的居住地，而斯拉夫人则无法在水中和芦苇荡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2、3月份匈奴人和塞西亚人的骑兵常会遇到饲草匮乏的困难。秋、冬、春三季，对山区部落的敌人来说，大雪会暴露他们的行踪，植物也掉光了叶子，使他们全无掩蔽之物。寒冷和阴雨的天气是进攻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极好时机，因为此时，他们往往情绪低落，战斗力大为下降。 [ 注：对近代战争的研究分析表明，不利的气候条件会直接而明显地降低部队的战斗力。 ]  
　　由于拜占庭经常不断地研究分析上述作战环境条件，因而始终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  
　　虽然拜占庭的每个士兵都带着自己的武器，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够吃数天的食物，但仍给每支部队配备了补给品和辎重车队，上面装载着足够的给养和装备物资，一旦需要，可供长时间的连续作战和装运攻城设备之用。辎重车队一部分是四轮运输马车，一部分是用于驮载的牲口。  
　　拜占庭军队跟早期的古罗马军队完全一样，他们的基本装备必定包括扎营用的镐和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由工兵部队预先选定并标出兵营的位置。扎营时，一部分部队负责警戒，其余部队从驮畜身上取下镐和锹，迅速挖好战壕，筑起栅栏。  
　　每个中队均设有医疗小分队，部队中时时都有牧师跟随，他们还有相当不错的通信勤务。拜占庭军队中除了有一支通信部队外，还采用一种烽火报信系统，用它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敌人来犯的消息从边境一直传到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军队的军官从年轻时就开始接受培养训练。他们通常出身于贵族家庭，应征加入士官训练队。和平时期的训练课目可能跟现代军官的训练内容大同小异，重点是学习士兵的基本勤务，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和骑马术，研究军事专家的著作，参加将军事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演习等。战时，士官训练队则服务于各纵队的参谋部，从事文书或通信员的工作，有时协助参谋军官起草一些简单的作战命令，和制订作战方案的工作。  
　　经过参谋和各种指挥业务的学习锻炼后，年轻的士官生逐步取得了作战指挥的经验，并使上级有机会对他们进行实战考察，然后才被提升为军官。在实习阶段的几年时间里，训练的重点放在鼓励他们提高客观分析的能力上。因为拜占庭认为这是他们将来事业成功的基础，是培养优秀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兵不厌诈是拜占庭军队所崇尚的作战原则，只要有可能，他们便屡屡使用。他们对西方骑士那种虚伪的荣誉感嗤之以鼻。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损失，化费最少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不发一枪一箭来赢得战争的胜利。阴谋诡计和威胁利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而且认为完全是正当体面的。拜占庭人也是进行各种各样心理战的行家里手，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引起敌人内部的混乱和纠纷，甚至大言不惭地使用欺骗性宣传来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  
　　从某些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人们不必过分责难拜占庭的那种不够道德的实用主义做法。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解决其民族生存这一基本问题所采取的积极有效而又并非胡作非为的手段。而且他们也遵循了一种战争的道德准则，只不过没有始终坚持罢了。(通常)他们对于已经签订的条约是信守不渝的，俘虏来的男女百姓尽可能根据条件的许可予以妥善对待。对于勇敢的但却战败了的敌人通常也给予宽大和尊重。  
　　这就是拜占庭的军事体制。从公元700年至1000年这一时期内，拜占庭依靠这种体制击退了斯拉夫人和撒拉逊人对帝国边境日甚一日的蚕食进攻。到了这一时期末，拜占庭帝国的疆界在巴尔干、小亚细亚、叙利亚、亚美尼亚、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岛屿等地区得到了稳步的扩展。疆土的扩展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防御性战略，而恰恰正是合乎逻辑地实施这一战略的结果，同时也是客观地估计到自己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和穆斯林威胁逐步减弱的结果。  
　　 11世纪期间，尽管拜占庭帝国的国内条件和行政管理状况逐步恶化，但是，在曼兹喀特战役(1071年)之前，它的军队始终没有削弱。曼兹喀特战役是拜占庭和塞尔柱王朝之间的一场骑兵战。战斗结果，拜占庭皇帝罗曼纳斯·戴奥真尼斯彻底败北。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的军队对这次战役没有充分的准备。其次，他坚持在开阔而又起伏不平的乡村地形上用重骑兵袭击土耳其行动敏捷的弓箭骑兵，而侧翼和背后又得不到充分的掩护。最后，预备队又偷偷撤退，使部队主力的后背失去了掩护，从而使拜占庭军队的形势更加恶化了。结果拜占庭全军覆没，负了伤的皇帝被俘。一夜之间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疆土全部落入土耳其之手。  
　　曼兹喀特战役惨败后，拜占庭国内战乱四起，不久又丧失了作为它军队的(特别是骑兵)主要来源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从此，拜占庭帝国一蹶不振，再无复兴之日。

图1 拜占庭军队的标准战斗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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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远征：沟通东西方(公元1100-1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由于塞尔柱克土耳其的穆斯林军在曼兹喀特一战中彻底击败了拜占庭，同年塞尔柱王朝又在耶路撒冷征服了更加逆来顺受的开罗法蒂玛哈里发，从而激起有关国家组成十字军开始了历时二个世纪的东征行动。塞尔柱王朝征服了拜占庭的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迫害，这一切激起所有的基督教徒群起而攻之。其结果，是在现在人们称之为近东的亚洲西部地区，发生了一场持续将近两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这期间夹杂着几次大规模的基督教远征，即十字军东侵战争。其中开头的三次远征具有最为重要的历史和军事意义。这三次远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王及贵族率领军队参加，时间分别为1096-1099年、1147-1149年，1189-1192年，前后历时长达一个世纪。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人从事的军事远征，主要是为了达到宗教上的目的，但实际上政治目的却常常占着主要地位。它的直接或表面上的目的是把耶稣圣地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圣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跟土耳其的穆斯林军相比，欧洲军队，特别是欧洲的重骑兵占有强大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却比较原始。倘若不是近东地区的穆斯林由于内部勾心斗角造成严重分裂的话，首次十字军东征是必败无疑的。在整个11世纪里，近东穆斯林小头领之间争斗不休，十字军的出现和长期驻守，才使整个12世纪期间这一地区的局面稳定了下来。  
　　十字军的主要敌人是塞尔柱王朝。他们人数众多，善于骑马作战，主要兵器是弓箭，是一支很难对付的军队。他们采用了亚洲骑兵典型的野蛮疯狂，出没无常、不正规的打了就跑的战术。自从波斯帝国建立以后，这支亚洲骑兵曾经挫败了比较正规的西方军队。只有亚历山大大帝才能成功地对付他们，而他在戴多齐的继承者以及罗马人在一系列战争中虽然也想战胜他们，但都失败了。其中，公元前55年的卡尔海战役和公元1071年的曼兹喀特战役最为典型。在公元451年的夏龙战役中，艾特尤斯战胜了阿蒂拉，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查理·马泰尔也击败了阿卜杜尔·拉赫曼，但是这都属于防御性作战的胜利。在这些战役中，西方军队的指挥官比较了解自己装备较好但纪律较差的士兵的优点和弱点；因此能够使士兵始终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不致于在捉摸不定的敌人挑逗下贸然发起冲锋。  
　　在十字军跟塞尔柱克人的冲突中情况也是如此。轻装的土耳其骑兵常常骑着飞快的马匹，避开笨重的十字军骑兵的直接进攻，佯装逃跑而将他们诱入开阔的平坦地域。一旦十字军的队形在追击中变得散乱时，塞尔柱克人便回过头来从四面八方连续不断以乱箭进行袭击，并重点进攻其侧翼与后背。  
　　在1097年的多里拉尤姆战役中，首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士领教了土耳其战术。这次交战充分说明了中世纪西方封建制骑兵的优缺点。  
　　十字军首先攻克了尼卡亚，接着便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挺进。两路部队间隔约十公里，互相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络。一路部队由罗梅茵公爵戈弗雷·戴布依仑和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联合指挥；另一路在前一路部队的北面，或称左路，由塔兰托的诺曼底公爵博希蒙德率领。当博希蒙德率领的部队穿过适合于土耳其人作战的起伏不平的乡间地区时，土耳其军发起了攻击。他们突然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将出来，逼近十字军的侧翼、后背以及正面，用乱箭雨点般地射向密集的十字军重骑兵。但却不暴露其主力，以免十字军乘机发起突击冲锋。起初土耳其兵的箭无法伤害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士兵，但杀死了许多马匹。十字军被大量土耳其弓箭兵所围困，有好几个小时一直遭到土耳其密集的弓箭的袭击，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位于右侧戈弗雷率领的骑兵部队接到博希蒙德信使报告的消息，立即赶到战场，尽其全力向紧紧包围着博希蒙德十字军部队的土耳其军的侧翼和后背发起猛烈冲锋。这一出其不意的袭击产生了巨大而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土耳其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跑，十字军则穷追不舍。  
　　从这次交战投入的实际兵力来看(确切数字不详)，双方的损失都很轻微。土耳其军只是在战斗的最后，其左翼部队受十字军两面夹攻时伤亡严重些(总数约3000人)。戈弗雷的部队实际上没有伤亡，博希蒙德的部队经过土耳其弓箭兵五个小时的袭击，损失约4000人，其中约有一半是在兵营里被土耳其军杀死的步兵。骑兵因有铠甲的保护伤亡不多，但马匹的损失极其严重。  
　　在十字军东征战争的几个世纪里，兵器和盔甲有几项重大改进。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十字弓了。实际上这是老兵器新使用。因为早在约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广泛使用类似的弓了。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军队也曾采用过一种小型石弩，但是，后来这种兵器便销声匿迹了。即使是保留了多种罗马攻城机械的拜占庭也没有用过它。到了11世纪初期，十字弓重新出现在西欧，但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后来十字军才把它改进成重骑兵使用的战术兵器。经过不断完善并逐步提高作战性能，十字弓在欧洲大陆一直延用到了公元16世纪。  
　　十字弓有一个比较小但十分坚固的弓架，与箭杆在其顶端部位交叉成十字形状。最初十字弓用柔韧易弯的木料或角材制成。大约到了公元1560年后就通常采用钢材来制造了。十字弓的弓架上有一槽口，用来卡夹弓弦，另外，上面还有一个发箭扳机。为增加弓的弹性，有的十字弓采用复合材料制成。  
　　这种形体较短但力量很强的十字弓发射初速很快，因此与普通弓相比，它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大。通常用手或臂力就不能产生获得这样高的初速所需要的张力。所以还需采用多种机械装置来提高弓的张力。最简单的一种是在弓的前面加一根小小蹬筋，弓箭手用脚踩住，弯起身子将弓箭挂在他腰带的钩子上，这时只要挺直身体，便能将弓弦拉入发箭扳机的槽口。在做好上述准备后将弓提起，瞄准后就可向目标射击。14世纪末，欧洲采用了一种曲柄卷绕机用来张开比较重的十字弓。而东亚地区早在13世纪就已经使用这种装置了。  
　　到了15世纪初，人们对卷绕机又作了改进。装上了一组滑轮。但最常用的还是杠杆和嵌齿轮。用杠杆或把手推动一端装有弯钩的铁齿轴，使嵌齿轮转动。弯钩抓住弓绳并使之绷紧。这种装置既简单又灵便，甚至弓箭兵骑在马上也能使用。  
　　最初，十字弓所用的箭是一根较短的木制箭柄加一个叶状箭头。到了1100年时开始普遍采用方镞箭(箭头为方形，能穿透铠甲)。  
　　虽然十字弓装箭的速度要比普通弓慢得多，但弓箭兵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射箭速率。每次战斗要给每个弓箭兵提供五百支箭。十字弓射出的箭能穿透铠甲，形成一个很大的伤口，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可惜它的射程较近，最好的十字弓也只有150码左右。尽管它是威力很大的武器，但发射特性很平常，因为弓弦很重，其重量常常跟箭差不多，耗费了弓所产生的很大一部分能量。  
　　 1139年梵蒂冈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在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十字弓，这就间接证明了它的强大威力。可是，用它对付穆斯林或其他异教徒则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武器限制的一个例子。  
　　西欧军队使用的另一种新式步兵武器是戟。它是在长矛的头上加一战斧。这样，既可进行刺杀又可用来劈砍。当时军队把重点放在发展戟和十字弓这些新式步兵武器上，表明军队重新开始重视步兵作战。  
　　改进兵器的另一个例子是穆斯林改进并完善了短弯刀的性能。这种刀身弯曲的轻便砍刀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意义，不是因为它的式样有了什么大的改进，而是在于冶炼技术的进步使金属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马士革和托莱多的工匠因能制作优质钢刀而闻名于世。他们的刀具有较好的韧性和硬度，而且刀口也磨得十分锋利。  
　　欧洲士兵的护身盔甲不断有所改进。但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他们的锁子甲衣改短了，原先拖长的下摆改成了铠甲马裤。铠袖长及手腕，头上的头盔防护帽或锁子甲兜帽取代了原先的头盔。这样一套锁子甲戎装重达30到50磅。为了增加锁子甲坚硬的表面受到打击后对人体造成伤害时的防护作用，因此在它的里面又加了一层结实的皮衣或毡衣。对步兵来说，这种皮衣或毡衣通常是他们唯一的护身甲，用它就足以抵挡敌箭了。土耳其的史学作家常把作战中的十字军步兵身上中箭描绘成好象插满了针一样，但他们仍安然无恙。  
　　头盔跟头形结合得更好了，护鼻变得更长更牢固。一些制盔匠制成了能遮住整个脸部的头盔，这种头盔顶部是平的，可以盖住整个脑袋和颈部，只在正面开有目视和呼吸用的狭缝。它戴在头上既重又闷，因此士兵常常把它放在马鞍的前桥上，等战斗快要开始时再戴上。当时最常用的锅形头盔重量为15或20磅。13世纪时，制盔匠试制了一种正面向前突出的头盔，使对方难以进行正面刺砍，减少了头盔被打烂后嵌入脸部的可能性。  
　　由于中世纪欧洲冶金技术的不断提高，因此到了13世纪时，制盔匠便制成了金属片铠甲。最初这种金属片铠甲是穿在锁子甲里面的，用来覆盖肩和大腿这样一些重要而容易受伤害的部位。到了13世纪中叶，金属片铠甲就穿在锁子甲的外面，用来遮盖肩、肘、膝盖、小腿和大腿，有时甚至根本不穿锁子甲。13世纪末，金属片胸甲或胸铠开始取代锁子甲。  
　　早期的金属片铠甲和锁子甲合用时，它们的接合部以及肘、肩和膝盖的内侧有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到了14世纪时，制盔匠巧妙地制成了全套金属片铠甲，用来代替锁子甲。  
　　灵巧的欧洲铁匠在13世纪初制成了锁子甲连指手套，接着又很快做出了五指分开的铠甲手套。  
　　以上这些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盔甲的重量，以致于一旦骑兵被击倒或从马上摔下来，如果没有别人帮忙拉一把，他就无法站起来。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伤害敌人笨重的马匹，这就导致人们设法增加马的护具。到了14世纪末期，重骑兵的马匹所驮载的盔甲和装备(包括它自己的和骑士的)不算骑兵的基本体重，总重量至少达到一百五十磅。这样，就必须选择健壮而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重骑兵的坐骑。即使这样的马匹，也只能用小跑和慢跑进行冲锋。  
　　骑兵为了加强对身体安全的保护，因而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而机动性本应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这就是说，骑兵牺牲了体现其作战优势的质量，换取了一些自卫的能力。  
　　在欧洲的大多数战役中，因为盔甲的改进，军队的伤亡数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线上。可是有时因为败兵跌下马来后无法迅速逃跑，因此造成大量被杀。一般来说，在近东地区的作战中，十字军跟穆斯林军的伤亡比例相差十分悬殊。十字军在打胜仗时，伤亡总是比较轻微，而一旦失败，那末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无法逃避灵活机动的敌人的屠杀。  
　　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式攻城机械。它有一根巨大的投石横杆，装在一座直立的支架上，由一队士兵站在远离投石器的地方一齐牵拉连在横杆上的绳索将石弹抛出。欧洲人于1147年将这种武器用于作战。另外，波斯人制成一种较为复杂的投石武器，称为抛石机或射石机，并且很快被欧洲人拿去用于攻城作战。这种机械将原先用人牵拉绳索改为用滑动平衡重锤来抛射石弹。  
　　抛石机是一种抛射石弹以袭击城堡防御工事的机械，也可用来朝城墙抛射石块或其他物体。它跟以张力或扭力作抛射力的抛石机和弹射器不同，抛石机是以平衡重锤的力量作抛射力的。  
　　抛石机是一种极好的攻城武器。近代试验表明，吊杆长50英尺，平衡重锤为10吨的抛石机能将200到300磅的石块抛射约300码的距离。到了14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有的抛石机竟能抛射将近1000磅重的弹体。例如，许多历史记载中曾说到把化脓腐烂的马尸抛射到被围困的城市，以传播疾病，引起人们的混乱和不安。  
　　十字军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构筑城防设施的经验，从而完全改变了当时西欧流行的城市防卫指导原则。不过欧洲人在应用这些经验时，有一个重要方面跟拜占庭不同。拜占庭基本上将城堡用作野外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基地，因此，他们的军队往往驻扎在居高临下而又容易进退的地形位置上。而欧洲人则更重视打防御战，加之还受着这样一种封建式作战原则的束缚：那就是军事行动时间要短，规模要小。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将要塞和堡垒建立在敌人最难接近的位置。这样敌人进攻当然极其困难，但是堡垒的驻军要想迅速地冲出来，也就同样的困难。因此，他们很难抓住作战的主动权，去袭击围攻封锁堡垒的敌军。  
　　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西欧人就已经认识到军队里如果有一支可靠的步兵，那末，肯定要比单纯由骑兵组成的部队强。步兵为骑兵实施机动作战提供了基地，又能夺取并扼守制高点或重要的地形。为此，许多欧洲军事将领常常将一部分骑士和重骑兵改成步兵，并让他们作为用封建征兵制招来的步兵的坚强核心。有时军队中的步兵全部由不骑马的骑士组成。显然，这是对颇费钱财而建立起来的骑兵的一种浪费。因此，出于中世纪的经济效能观，欧洲人不得不着手发展一种装备优良、纪律性强的常备步兵。  
　　十字军东征的作战经验更加促进了常备步兵的发展。在跟穆斯林作战时，十字军感到必须建立一个牢固的步兵基地，以便骑兵发起猛烈的冲锋。因此，到了第三次东征时，标准的十字军战斗队形中就有一支十字弓步兵横队作为掩护屏障，部署在骑兵的前面。当重骑兵要发起冲锋时，步兵屏障就让开一条通路。很快，穆斯林军队看出了这种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的好处，因此，竭力将十字军的骑兵跟步兵分开，然后加以各个击破。穆斯林的这种战术促使十字军更加重视步兵和骑兵作战和运动的紧密配合，从而实现了真正有效的联合兵种协同作战。  
　　从欧洲出发的重骑兵，由于作战和自然减员，数量不断减少，迫使十字军不断扩大步兵的使用，许多重骑兵和骑士不得不改成徒步作战或者改为轻骑兵。但是，即使在只剩几百名重骑兵的时候，十字军仍然把他们当作夺取胜利的关键性战斗力量。  
　　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的重点之一是火力和部队的机动性。由于十字军认识到他们需要强大的火力来对付土耳其的弓箭骑兵，于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十字弓的杀伤威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总是在步兵用十字弓齐射袭击敌军后，立即由重骑兵发起冲锋以夺取战斗的胜利。  
　　后来，土耳其人也感到他们必须以联合兵种来对付十字军的强大进攻。萨拉丁是最早将阿拉伯和埃及步兵跟马穆鲁克(原系土耳其奴隶)弓箭骑兵有效地联合起来进行作战的一位统帅。然而，在这种激烈争夺中，轻装的穆斯林很难敌得过密切协同的欧洲联合兵种军队。  
　　这一时期的骑兵共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拜占庭和土耳其军队中的弓箭骑兵，其中拜占庭的骑兵训练要好得多，披戴的盔甲也完善得多，因此实际上能起到第二种骑兵——突击型重骑兵的功能。在这第二种骑兵的力量上西欧占据着强大的优势。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对付得了等量的欧洲铠甲骑士和重骑兵。第三种类型是轻骑兵，他们通常披着轻型盔甲，配有长枪和剑等兵器。只有阿拉伯、埃及和北非国家才用这种轻骑兵实施突击冲锋，但根本对付不了十字军。在萨拉丁之前，十字军在骑兵作战中已经成功地战胜了数量更多的穆斯林军。  
　　十字军向拜占庭和穆斯林军队学习，将轻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将轻弓箭骑兵用于作战。后来他们除了雇用穆斯林人充当轻骑兵外，还建立了由欧洲人组成的轻装弓箭骑兵部队。这些弓箭兵通常是在叙利亚出身的第二代欧洲人。不过西欧军队在使用弓箭骑兵作战时往往是不成功的。  
　　十字军曾试图让十字弓箭兵骑马作战，但是发现，这样一来他们的机动性虽有提高，命中率和射箭的速率却大大下降了。(奇怪的是就在这同一时期，亚洲鞑靼王正是用十字弓箭骑兵进行作战的。)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初步胜利，以及耶路撒冷和其它十字军拉丁国的建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地区，三种不同的文明交叉混合起来了。穆斯林的东方文明由于当时土耳其人的迁移而得到了复兴。拜占庭高度发达的典雅而幽默的复兴式文明，早已跟同样充满了高度智慧修养的穆斯林东方文明互相影响而卓有成效。这两种文明社会都用敬畏、好奇和厌恶相混的目光看待粗鲁、蛮横而又原始的欧洲文明。后者依仗着军事武力，强行渗进了拜占庭和穆斯林东方文明。  
　　虽然在十字军东征的两个世纪里，三种文明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但是它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的社会联系，而且在互相对抗的战争中，以及当一国发生内部动乱邻国必定起来干预的过程中，经常变更结盟的对象，因此更增加了互相之间的接触。  
　　在这些接触中，十字军收益最大。因为他们要学的东西最多。欧洲那充满活力的国内社会正是向近东地区学习而建立起来的。西方在军事上所学到的东西跟在文化、科学和经济方面所得到的东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军事战术方面，十字军学会了包围和伏击等战术机动的实施方法，用轻骑兵进行侦察和掩护以及运用弓箭骑兵的火力的方法，特别是在对付足智多谋、灵活机动的敌人时，运用步兵和骑兵联合兵种的协同作战以及步兵投掷兵器跟骑兵突击冲锋相结合的作战方法。  
　　十字军东征取得的最突出的军事成果是欧洲在防御设施构筑技术上的进步。对于拜占庭的那种二层或三层同心圆式的城堡以及筑有大量塔楼的城市和堡垒，欧洲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在西方还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因此在12世纪期间，西欧的城堡建设和城市防卫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英王查理德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返回诺曼底后建成的盖亚尔大城堡。  
　　在攻城技术方面十字军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也改进了一些当时使用的攻城手段和攻城机械。在兵器方面收获也不大，只是更加重视弓的使用罢了。在兵器和盔甲方面，与其说他们学到了点什么，不如说他们教会了敌人许多东西。不过，在这一方面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那就是学到了许多更好的生产制造轻型装备的方法，因而提高了他们的防御功能和进攻能力。  
　　十字军的另一重要收获是重新认识到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自从罗马陷落后，这项工作在西方军队中实际上被取消了。欧洲军队依靠农村生存，否则他们就会维持不下去。由于封建义务兵役制服役期限较短，因此作战时间一般也不太长。当然，国王和贵族率领的规模较小的雇佣常备军所进行的攻城战和小规模战斗以及突袭属于例外。在近东地区的长期战斗中，常常要在荒无人烟的乡村作长途行军，因此十字军不得不学会后勤保障的组织方法，否则就会自取灭亡。事实上，在第一、第二两次东征作战中，由于饥饿和缺乏马匹饲料而死亡的十字军士兵超过了土耳其砍刀和弓箭的杀伤人数。  
　　在学习后勤保障经验方面，英王理查德一世的成就较为突出。他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中间物资供应基地；他充分利用了海军具备的后勤供应潜力；他出色地组织了十字军从阿克(今以色列境内)至阿什克伦(今加沙境内)的行军途中的后勤保障。他还拒绝在后勤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向耶路撒冷发动长时间的围攻战。在这次战役中，理查德一世因在阿苏夫取得卓越的战术胜利，并在对付萨拉丁时施展了成功而实用主义的外交手腕而名噪一时。说明他是中世纪西方首屈一指足智多谋的将领，并且也是包括爱德华一世(也许是最杰出的一位)，黑王子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在内的卓越的英国皇家将领中出类拔萃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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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来自蒙古的旋风(公元1200-1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在中国北部的蒙古族，由成吉思汗创建并由他的继承者保持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骑兵部队。这支蒙古骑兵摆脱了欧洲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建立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这支军队的建立应归功于窝阔台 [ 扫校者注：此处有误，应为也速该 ] 之子铁木真。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非凡的领袖。正是他把一个由于妒嫉和连年不断的战争而分裂为许多部落的民族建成为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军事组织。1211年，他在统一了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后即着手统一中国。五年内，蒙古人迅速占领了华北和朝鲜，他们对城市和乡村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就在这时，成吉思汗发现单纯依赖骑兵无法攻占筑有高墙的城市，因此向中国工匠学会了制造攻城机械和使用射石机、弹弩的方法。  
　　最后，成吉思汗认识到要统一中国这样辽阔的地区需要化费很长的岁月。这时他又得知蒙古内部发生了动乱，因此只得留下少量部队后返回蒙古。后来他又率领军队进攻波斯花剌子模帝国，并于1221年使之臣服。接着继续领兵向南、向西、向东，席卷了整个亚洲，毁坏了大批城市和乡镇，残酷地屠杀那些对蒙古人来说一文不值的老百姓，使这个地区备受蹂躏。接着蒙古军队又从波斯出发向西北方向推进。经过广泛的兵力侦察，一支大约20,000人的军队在苏布台和笳卑将军的率领下穿过高加索进入俄罗斯，并派探哨四出察看地形。1223年，蒙古军击败了卡尔卡(kalka)河岸的一支由俄罗斯人和库曼人(库曼百姓在蒙古人越过高加索前就逃走了)组成的军队，接着又跟卡马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军队遭遇并将其击溃，然后向东折回。根据这次远征所收集到的大量情报，十五年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制订出了征服欧洲的详细作战计划。  
　　 “汗国”一词原指一个蒙古游牧部落或一支野战部队，后来变成了“巨额数量”的同义词。因为蒙古在西方的敌人，不相信他们会被一支小小的军队压服。13世纪的欧洲人确实但又错误地认为，蒙古军队是一群声势浩大却又缺乏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能够征服别国完全是依靠兵力上的优势。这其实一方面是欧洲人想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托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蒙古人采用了一种绝妙无双的军事体制，因而能够以飓风般的速度和力量进行作战。  
　　对于现代军队来说，要想重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所树立的功绩，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成吉思汗他们有着一支前所未有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纪律极其严格的军队。蒙古军队通常比它主要敌手的军队规模要小。成吉思汗组建的最大一支军队是他用来征服波斯的那支军队，但人数也不到24万。后来他们用来征服俄罗斯和整个东欧以及中欧地区的军队也没有超过15万。  
　　蒙古军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单一简洁的组织体制是其军队的显著特征。标准的蒙古野战部队由三个骑兵纵队组成。每个纵队有一万骑兵，大体相当于一个现代骑兵师。每个骑兵纵队包括十个骑兵团，每团1000人；每个骑兵团包括10个骑兵连，每连100人；每个骑兵连包括十个骑兵班，每班10人。所有骑兵一般都是骑马作战，但是假如许多马匹垮掉，那末一部分士兵就只好在骑马部队的掩护下立于马后进行射箭。  
　　蒙古人在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革，不过对当时武器的使用方法上作了一些创新。  
　　典型的蒙古军队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他们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或者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锁子铠甲。他们头戴当时中国和拜占庭士兵通常所用的简易头盔。重骑兵骑的马匹往往也披有少量皮制护甲。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挂在腰间，或者置于马鞍上。  
　　蒙古军的百分之六十是轻骑兵，他们除了戴一头盔外，身上不披盔甲。轻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以及跟踪追击。  
　　轻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这是一种很大的弓，至少需要166磅的拉力，比英国长弓还要重，射击距离为200至300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比较轻，箭头小而尖利，用于远射；另一种比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跟重骑兵一样，他们也有一柄很重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者一根套索，有时还带一支头上带钩的标枪或长枪。  
　　蒙古士兵在战斗开始前要披一件绸长袍。这种绸用生丝制成，编织得十分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箭很难穿透这种绸衣，只会连箭带布一同插进伤口。因此蒙军招来的中国外科医生只须将绸子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  
　　为了确保和加强骑兵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几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的后面，在行军过程中，甚至在战斗进行时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按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对完成预定的任务影响最小。  
　　蒙古骑兵都是从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中选出的。他们从三、四岁开始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因此他们具有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惊人本领。比如，他能在快速撤退时回头射击跟在他后面的敌人。他们很能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他们体格强壮，只要一点点或者根本不需要医疗条件，就能保持身体健康，适应战斗的需要。随时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人人都能严守不怠。纪律已形成制度，这在中世纪时期别处还未有所闻。  
　　骑兵所用的马匹也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跟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必要时可以连日行走而不吃一点东西，总之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长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例如，1241年，苏布台的先遣部队只化了三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路上大部分地区有很深的积雪，而且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行军。  
　　由于行军时不需要为马匹备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都只要最小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都能靠喝马奶生活，因此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一开始，他们运用原有的进攻战术未能攻占筑有城墙的中国城市。后来向中国学会了攻城炮的使用方法。尽管这种炮很容易用牦牛和骆驼来驮运，但是他们的部队还是尽量少带这种装备。象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那样，蒙古士兵能够就地取材迅速把攻城机械架设起来，因此蒙古军队的机动能力是任何别的军队所达不到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系统，经常超前作战部队上百英里进行侦察警戒，从而使部队能够最充分地发挥机动性。  
　　在战斗开始时，蒙古骑兵纵队通常摆开极宽的阵势高速向前冲去，各主要部队之间由传令兵传送信息。当发现敌军后，附近所有的部队均以此为目标实施突击。这时，有关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全部情报都被送往总指挥部，然后再转给各野战分队。如果敌人不多，则由靠得最近的指挥官立即率部迎战。如果敌人规模太大，无法马上把它吃掉，那末蒙军主力便在骑兵掩护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然后高速前进，在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兵力的时候，就将敌人分散击溃。  
　　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下属将领在作战方法上从不因循守旧。如果已经发现敌人的确切位置，他们就率领主力袭击敌人的后背或者侧翼。有时他们佯装撤退，然后在更换新的马匹后重新发起冲锋。  
　　蒙军最常使用的作战方法是在轻骑兵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大致平行的纵队，以很宽的一条阵线向前推进。当第一纵队遇到敌人主力时，该纵队便根据情况或者停止前进或者向后稍退，其余纵队仍旧继续前进，占领敌人侧面和背后的地区。这样往往迫使敌人后退以保护其交通线，蒙军乘机逼近敌人并使之在后退时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将敌人完全包围并彻底歼灭。  
　　标准的蒙军战斗队形由五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为重骑兵，其余三队为轻骑兵。在这五个横队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轻骑兵部队负责侦察掩护。  
　　当敌对双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时，位于后面的三列轻骑兵便穿过前两列重骑兵之间的空隙向前推进，经过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枪和毒箭。接着，在仍然保持队形整齐的情况下，前两列重骑兵首先向后撤退，然后轻骑兵依次退后。即使敌人的阵线再稳固，也会在这种预有准备的密集乱箭袭击下动摇。有时光靠这种袭扰就能使敌人溃散，不必再进行突击冲锋。如果纵队指挥官认为预备性袭击已使敌人完全瓦解，那末就下令让轻骑兵撤退。但如果需要，这时就命令重骑兵发起冲锋。命令的传送白天采用信号旗和三角旗，夜晚则用灯光或火光。  
　　作战时，各个骑兵连靠得很紧。但是如果位于中央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火，那末两翼部队便向翼侧疏开，绕向敌人的两侧和后背。在进行这种包抄运动时，常常借助烟幕、尘土来迷惑敌人，或者利用山坡和谷地的掩护。完成对敌包围后，各部即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引起敌阵大乱，最后将敌人彻底击溃。这种包围运动是蒙古军队常用的作战方法，而且他们特别善用计谋来实施这种方法。  
　　蒙古人跟好讲义气和面子的西欧骑士不同，他们不赞成欧洲人堂堂正正的打法，而喜欢运用计谋和策略。这一点使他们在作战时往往非常占先，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损失，增加了敌人的伤亡。这里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战例。  
　　蒙古人喜欢冬季作战，封冻的沼泽河流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为了测定什么时候河上的冰层能够足以承受马匹的重量，他们往往驱使当地的老百姓为他们上冰察看。1241年末在匈牙利，他们把无人照看的牛群留在多瑙河的东岸，而眼看着那年年初被他们驱赶到对岸去的难民受饥挨饿。当匈牙利人渡过河来牵回牛群时，蒙古军队又决定继续向前推进了。  
　　另外一种计谋，我们把它称为战术手段可能更为恰当些，那就是在作战中使用烟幕。他们常常派遣一支小分队，在草原上或牧民居住区烧起大火以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及行动。  
　　蒙军首领常常喜欢先派一支先遣队迎战敌人，打一下便向后撤，引诱敌人尾随。撤退可能要好几天，最后敌人发现自己落入了蒙军的陷阱，四周已经被埋伏着的蒙军骑兵包围了。  
　　成吉思汗在中国作战的初期，他的骑兵部队常常在中国城市高大的城墙面前束手无策。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采用了中国南方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几年之内蒙军将领就创建了一种能够攻占原先似乎无法攻破的城防设施的作战体制。这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攻城部队和一批最优秀的工兵，他们被蒙军征募而来，充当攻城部队的士兵。  
　　在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部将苏布台后来所进行的战役中，任何城防堡垒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军队进军的步伐。对于有重兵把守的城市，蒙军往往用一个纵队来围攻，并派部分或全部工兵辎重队予以协助。主力部队仍旧继续前进。由于蒙军常常巧施计谋，大胆行动，急速直捣敌城，因此，领头的轻骑兵总是在对方还来不及关闭城门之前就紧跟着冲进城去。假如敌人预先充分戒备，使蒙军冲不进去，那末围城的纵队和工兵就迅速有效地开展常规围攻战，蒙军主力也竭力寻找对方的主力野战部队交战。一旦胜利在握，被围城池常常不战自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老百姓常可少受一些灾殃。  
　　但是，如果守城部队竟敢公然抵抗，那末成吉思汗的工兵就会很快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或者迅速为不骑马的纵队骑兵作好攻城准备。为了造成守城部队的混乱，增加防守的困难，蒙军在进攻之前先派轻骑兵在城墙前冲击一番，发射燃烧箭，使被围攻的兵营或城市烧成一片火海。当他们准备穿过城墙上的突破口或越过对抗工事发动最后进攻时，常常采用一种残忍的但却十分成功的办法。他们让一大群俘虏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步行的骑兵。这样守城部队要击中他们就会先杀死自己的同胞。  
　　对于成吉思汗的参谋体制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其原因很可能是他的作战历史大多是由其敌人撰写的，而他的敌人又很少了解他是如何赢得战争胜利的。显然，每次作战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都是预先周密细致地计划好的。情报系统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一个重要部门。作战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蒙军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国家。间谍一般都是披着商贾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  
　　一旦对情报作出了分析估价，整个战役的进军路线便预先确定下来，并指定各骑兵纵队的路线和作战目标。每个下级指挥官都有一段很宽的地域范围以实现其作战目标。战斗中只要不违背总的作战方案，他可以率领部队在其作战地域范围内自由运动，迎战敌人。骑马传令兵迅速敏捷地来往于作战总部和下属各部队之间，传递命令交换战斗情报，以确保各级指挥机构的协调统一，并使成吉思汗始终能够亲自指挥最大范围内的作战行动。  
　　 1237年12月，苏布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蒙军再次渡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在这次远征中，蒙军的情报搜集、严密的作战计划、严格的训练以及巧施计谋策略等各种手段得到了全面运用。一路上所到之处他们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击败了遇到的所有敌军，大搞血腥恐怖。蒙军骑兵横越俄罗斯，几个月内摧毁了北俄罗斯的各个诸侯国。到了1238年，大部分俄罗斯地区都遭到蒙军铁蹄的蹂躏。接下来的两年中，苏布台的部队进行休整，以便巩固他在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统治，并着手搜集有关欧洲的情报。1241年初，苏布台在喀尔巴阡山东南以及黑海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作战基地后，便着手开始下一场战役。这时他的野战部队可能达到了10至12万的兵力。  
　　这时蒙军的主体由两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分为两个纵队平行前进，由苏布台和拔都分别率领。他们的任务是强行越过中央喀尔巴阡山山脉，两军将会师于匈牙利平原上的佩斯城前，此城在多瑙河东岸首都布达城的对面。另外还有两个纵队，各由一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其任务是保卫主力纵队的南北两个侧翼。  
　　按照计划，北部侧翼纵队横扫了波兰、西里西亚和普鲁士东部地区，行进中击败了大量敌军，把中西欧各君主国的注意力从蒙军主要进攻目标上吸引了过来。南部侧翼纵队进军同样顺利。经过三次激战，敌军在德兰西瓦尼亚的抵抗遂告失败，该纵队穿过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铁门，然后向北来到匈牙利平原，跟佩斯城附近的苏布台军会合。  
　　与此同时，蒙军的两个主力纵队于3月12日突破了喀尔巴阡山口的匈军防线。匈牙利国王贝拉得到这一消息后在200英里外的布达城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尚未结束，3月15日他又得悉蒙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多瑙河的对岸。  
　　贝拉急忙在两周之内集结了一支将近10万兵力的军队。这时蒙军被宽阔的多瑙河和佩斯城坚固的防御工事挡住而前进不得。四月初，国王贝拉率部队从佩斯城向东进发，小心翼翼寻找机会跟蒙军交战。而蒙军则在匈牙利军队的前面缓慢退却。4月10日，在布达和佩斯两城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绍约河附近，两军开始接战。贝拉的军队给苏布台一个措手不及，迅速有力地占领绍约河上的一座桥梁，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桥头堡。他又在河西岸将四轮马车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兵营，让其余部队驻守其中。他知道，蒙军约有6万兵力，而他的军队达9万以上，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黎明前，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发现飞来一阵密集的石块和箭，紧接着蒙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桥头守军瞬即崩溃，蒙军急速穿桥而过。贝拉的主力慌忙从兵营出击。接着两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突然，人们恍然大悟，这只不过是蒙军的一次牵制性进攻战。  
　　蒙军的主攻战是由三个骑兵纵队实施的，总兵力约三万，由苏布台亲自指挥。在黎明前的朦胧夜色中，他率部在离桥头堡以南很远处涉过绍约河冰冷的河水，然后折向北袭击匈军的右翼和后背。匈军挡不住蒙军猛烈的冲锋，慌忙退回兵营，但很快又被蒙军包围，并遭到几个小时的石块、箭和燃烧油的袭击。  
　　一些绝望中的匈军士兵发现其西侧有一缺口，于是夺路冲了出去。此时蒙军对别处的进攻越来越猛，因此更多的匈军士兵乘机逃走，很快他们成群结队越过缺口向西窜逃。随着匈军防线的崩溃，幸存者慌忙加入了逃兵的行列。为了跑得快些，他们丢弃了手中的武器和身上的盔甲。这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敌人的又一个陷阱。蒙军已经骑上新的快马，从四面八方围截过来，猛砍精疲力竭的匈军士兵，追得他们只好逃进沼泽。蒙军又袭击了匈军企图藏身的村庄。经过几小时的血腥厮杀，匈军全军覆没，一小股幸存的士兵带着恐怖的消息逃回了佩斯城。  
　　整个欧洲都为蒙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正当蒙军于1242年初逼近维也纳的时候，从遥远的蒙古传来了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薨毙的消息。拔都和苏布台必须返回喀喇昆仑重新推选一位新的领袖，因此，整个西欧又惊又喜，蒙古人终于退回到了他们冲杀出来的那块不可思议的鬼地方，只在俄罗斯留下了一支占领军。  
　　蒙古军队撤离后，他们留给匈牙利、亚里西亚和波兰的浩劫灾难令人触目惊心。整个地区变成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以佩斯城为例，死亡人数共达10万人之多，光是绍约河一战就有7万人阵亡。那里的经济也陷入一片混乱。  
　　蒙古人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养成，建立了一支以弓箭为武器，骑兵为基础的军队。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并且充分运用了突然袭击和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同时采取了智取计赚和残酷无情的心理战手段。13世纪时，他们在欧洲所遇到的敌人则显得十分笨拙，缺乏机动性，根本无法对付骑着骠悍大马的高度机动的蒙古军队。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充分可靠的数据材料，那末毫无疑问，欧洲军队跟蒙军的伤亡比例即使不是历史上最高，也是名列前茅的。蒙古的侵略战争，杀伤了大量军民，对被侵略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而长期的恶劣影响。遗憾的是，不能长期抵抗蒙古侵略的欧洲军队不仅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蒙古的军队，而且根本就没有学到多少有益的东西。蒙古人对喀尔巴阡山地区的短期入侵并没有对欧洲中西部国家的军事战术和传统的作战方法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但是，俄罗斯人从蒙古骑兵作战的理论和战术中可以说是得益非浅的。著名军事历史家休·科尔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说：“1914年喀尔巴阡山战役中，俄国轻骑兵所采取的战术便是以当年蒙军战术为范本的。”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当年蒙古人对我们今天的军事还有着深远影响，西方正在对蒙军的战例、战术以及军事技术进行着广泛的研究。休·科尔曾进一步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利德尔·哈特曾以蒙古军队为例，说服人们将骑兵作战方法运用于坦克。并请注意，美军总参谋长麦克阿瑟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曾敦促国会吸取蒙古军队的经验教训，批准他关于要求为美军机械化拨款的提案。”  
　　那末，究竟为什么蒙古人的作战经验对当时欧洲人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从来还没有得到过一种完满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全面的答案。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也许就可以了解事情的原委。  
　　首先，蒙古人在欧洲遇到了许多地方部队，它们根本无力对付外来的侵略者。大多数正规精锐部队又都被打垮了，幸存下来的部队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作进一步的抵抗，敌人却撤走了。在俄国，蒙军的壕沟防御工事构筑得是如此坚固，即使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俄军也别想有效地对付他们。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梦，一场恶梦，一场难以忘怀的讨厌的梦。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只有三个世纪后墨西哥和秘鲁军事力量的彻底毁灭方能与之相比拟。  
　　绍约河战斗之后不到20年，蒙古人又开始大举进兵勒旺岛。不过，这两次战争所处的环境条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此时，蒙军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它所面对的敌人已经有了一套比欧洲成熟得多的军事体制，那就是土耳其军事体制。经过上两个世纪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战争，土耳其从后者学到并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当蒙军实力最强的时候，波斯巴比教祖和它的奴隶军队能否挡住成吉思汗或者苏布台军队的侵犯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到了1260年艾因加鲁特战役时，土耳其奴隶军队的猛烈抵抗以及蒙军遇到的严重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便都成了成吉思汗的后继者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艾因加鲁特战役中，蒙军败得并不很惨，不过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当蒙军的侵略势头衰退的时候，中东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体制，一种集蒙古、撒拉逊、拜占庭、十字军传统于一体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事体制。这一军事体制(不同于蒙古)成功地推进到了地中海地区，甚至到达多瑙河流域，并在那里驻留了几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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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步兵的复兴：英国长弓和瑞士长矛(公元1200-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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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在蒙古人征服别国的战争中，骑兵的作用达到了顶点，正在这时，西欧战场上的步兵却已开始重新得势。大约从13世纪中叶起，中世纪的重骑兵便走上了下坡路。当时有三种经过改进并以不同方式使用的老式步兵兵器，在使配有长枪的中世纪骑兵失去优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三种兵器是：经过改进后效果更好、威力更大的十字弓，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长弓和在瑞士人手中变得确实令人可怕的长矛。  
　　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两种影响颇大的技术变化，一是由十字军将欧洲马与阿拉伯马杂交所得的马种逐渐退化了，二是锁子甲被金属片铠甲所取化。杂交良种马和锁子甲曾使重骑兵具备了高度的战术机动性，从而使之成为13世纪战场上的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而上面出现的两种技术变化则使重骑兵丧失了原有的战术机动性。14世纪的重骑兵，由于全身披挂着金属片铠甲，其战马也披有同样沉重的护甲(总重量达140至150磅)，加上手执剑、盾和又长又重的长枪，因此成了一群行动迟钝十分笨重的芸芸众生，他们只能一股劲儿地朝前冲去，但速度又快不了，更做不到快速停顿和立即起步。这样的骑兵在长弓和十字弓的袭击下，或者到14世纪末在遭到黑火药兵器的袭击时往往很容易乱作一团。即使是披着金属护甲的马匹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弓箭的伤害。一旦马匹受伤，根本无法驾驭。要是碰上比较灵活敏捷的骑兵或步兵对手，披着全副铠甲的重骑兵更是束手无策。尽管如此，由于自我护卫是作战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护身盔甲越变越重的趋向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13世纪，长弓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它加速了当时作为优势兵种的骑兵的衰落。从爱德华一世(1272-1307)到亨利八世(1509-1547)，这一时期内的英国君主无不果断地大力发展弓箭部队，提高弓的杀伤威力，从而使长弓这一兵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威力和使用灵便的优点最终导致了十字弓的淘汰。  
　　长弓用榆木、榛木和罗勒木制成，后来主要用紫杉木制造。最好的紫杉木并不产于英国，而是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的。长弓的长度为六英尺，箭长三英尺。弓身的中间用手握住的地方为一点五英寸宽，往两端方向逐渐变细。弓的两端用角料镶包。弓架的前部为圆形，后面是平的。长弓不仅射程是十字弓的两倍(最远达400码，有效射程接近250码)，而且射箭速率要高得多(每分钟可发10至12箭)。在技术熟练的英国士兵手中，长弓的命中率大大高于十字弓。它显得更轻便、更容易掌握，适用于散兵射击或齐射。就当时来说，它是战场上最有效和用途最广的单兵武器。  
　　长弓有一项不足之处，那就是使用长弓必须有很强的体力、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和高超的技术，为此非经常年累月的训练和实践不可。为了使青年能够致力于这种艰苦的训练，因此踢足球在14世纪的英国是不合法的。而十字弓的士兵则不然，他们只须稍作训练便能很快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  
　　在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战役中，步兵作为步、骑联合兵种战斗编队中的主要成份，无疑在战斗中重新占据了优势的地位。这次战斗中，弓箭兵是英国步兵中的关键力量，击败并重创了当时最难对付的法国骑兵。  
　　同年7月，英王爱德华三世率部从朴次茅斯出发，渡海抵法国北部，支援佛兰德和布列塔尼处境危急的盟军。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穿过法国西北部地区，来到欧洲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背后，法王菲利普六世率领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紧紧追赶着。英军渡过塞纳河后，爱德华认为，这时假如需要进一步撤退到佛兰德的话，就不会遇到重大障碍，因此决定在此跟法军开战。他在克雷西-茵彭特尤村庄附近找到一块合适的战场，那里正好有一平缓的斜坡，控制着法军将要经过的路线。  
　　英军精心地摆好了作战的阵势。其右翼部队靠近克雷赛城，有一条河流作屏障；其左翼部队位于瓦迪库尔特村的前方，有树林和步兵挖掘的战壕作掩护。英军分为三支分队或称“战斗大队”，各队兵力大致相等。其中有两个分队并排在一起，右分队由韦尔斯王子(黑王子)率领，左分队由诺萨姆顿伯爵指挥，第三分队位于它们的后面，由爱德华国王亲率。英军总兵力约为2万。国王立于一座风车内，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整个战斗的进展情况，并向下属指挥官适时发出作战命令。  
　　每个分队的中央是一个由大约一千名不骑马的重骑兵组成的方阵，纵深为六排，每排长二百五十码。英国骑兵多数不骑马作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出于军事作战上的需要，那就是要为弓箭兵以及从事反击的小股骑兵预备队提供一个作战机动的坚强后盾。第二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那就是要使弓箭兵坚信他们不会被自己的骑兵丢弃不管，一定能够顶住法国骑兵的冲锋。  
　　弓箭兵部署在每个分队侧翼的外层，按梯队形式向前排列，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互不影响的集中的火力区域。位于前面的两个分队的侧翼弓箭兵恰好在英军中央的正面，会合成一个倒V字队形对准了敌人。在每个分队中央的后面是一小部分骑在马上的重骑兵预备队。如果法军突破了正面防线，预备队便可发起反击。白天英格兰和威尔士步兵在阵地前面起伏不平的地域挖掘了许许多多的陷坑，以阻止法军骑兵的进攻。  
　　据估计，法军兵力接近6万，其中约有12000名重骑兵(由骑士和普通重骑兵组成)，约六千名雇佣的热那亚十字弓步兵，17000名轻骑兵和25000名公社征募兵(一群跟在后面缺乏纪律的步兵)。  
　　下午大约六点钟的时候，这支部队排成冗长的一路行进纵队，在没有任何侦察警戒的情况下，毫无准备地踏入英军作战阵地。法王菲利普竭力想让部队停止前进，并将部队集结整顿好。他把十字弓步兵拉到队伍的前面，但是那些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鲁莽骑士却无法加以控制。就这样，法军先头部队跟在热那亚步兵的后面一窝蜂地向前冲了过去。  
　　很有纪律的热那亚雇佣十字弓步兵排成整齐的队伍，穿过谷地开始爬坡。他们在离英军阵地大约150码的地方停下来，向英军射箭，但是多数箭都没有射中目标。接着他们继续向前移动，但遭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英军长箭的袭击。顿时，热那亚人溃不成军，退了下去。这时早已不耐烦的法军先头部队立即策马向前，他们排着乱七八糟的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踩着热那亚人发起了冲锋。霎那间斜坡上布满了乱糟糟的披着盔甲的士兵和马匹。他们把可怜的热那亚人踩倒在地，而英军的箭又雨点般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由于法军冲得太猛，有些士兵一直冲到了英军队伍的前面，于是几分钟内便掀起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法军的进攻被强大的英军骑兵分队赶了回去。  
　　这时，法国部队依然毫无道理地一批接着一批冲进了这场可怕的混战之中，并相继被英军的乱箭所击中。厮杀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法军经过大约十五或十六次突击冲锋，把自己的部队搞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好倒旗彻底认输。  
　　在一片小小的谷地里，躺着一堆堆法国人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其中有1542位勋爵和骑士，约15000名重骑兵、十字弓士兵和步兵，还有成千上万匹马尸。而英军总共死伤仅约200人。在英军阵亡人员中，只有2名骑士，40名重骑兵和弓箭手，另外还有100名左右的威尔士步兵。  
　　英军击败了约三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对于这次胜利的全部意义就连英国人自己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至于14世纪的别国将领们，虽都纷纷效仿英国人的做法，让重骑兵下马作战，可惜他们没有能够找到英国人取胜的关键所在。他们岂知英国人胜利的奥秘不仅仅在于让骑士和弓箭骑兵下马作战，而且在于明智地让下马作战的骑士与弓箭骑兵互相合作，并使他们跟骑在马上的骑兵紧密结合，从而把投射式兵器的火力、防御的耐久力跟机动突击力灵活地结合了起来。  
　　在14、15世纪期间，重骑兵的作战能力不仅受到了英国长弓的威胁，而且还遭到许多其他方面的猛烈冲击，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前途。在一个半世纪里，由瑞士山民组成的长矛方阵曾多次击败了先是奥地利后是法国勃艮第的骑兵。随着黑火药兵器的日益发展，骑兵越来越经不起训练有素的步兵的袭击。  
　　从14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瑞士反抗奥地利公爵的统治，争取自身独立斗争的发展，它象英国发展长弓那样，把长矛变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兵器。当然长弓跟长矛有着很大的区别。长弓基本上是一种单兵使用的武器，弓箭兵的技术也就是一种单兵技术，而瑞士长矛兵则与此不同，他手执长而不灵便的长矛，一旦离开了他的队列，则既无用武之地，又会变得孤立无援。跟英国弓箭手一样，瑞士长矛兵从小就开始技术训练，目的是要使他成为方阵中一名动作熟练而称职的士兵。这样一支军队的创建，并不是哪一个非凡天才的杰作，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瑞士长矛兵都是些体格强壮的山民(自治市的公民或庄稼人)，他们均属自由民。在瑞士方阵大发展的初期，他们出于反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小国(或州县)的爱国心而操戈从军。当时方阵所用的主要兵器长矛，经过15世纪前的一个世纪的改进，其长度达到了20英尺。矛的端部有三英尺长的一段用铁制成，以防止它被敌人的砍刀或战斧砍断。在方阵的正面往往形成一道由四至六排长矛兵组成的密集长矛屏障，除非敌人有类似或更长的兵器，否则是无法突破的。瑞士长矛兵很少披带盔甲，只有前几排的士兵有时佩有胸铠。  
　　进攻时，长矛兵手持的长矛往往稍高于肩部，矛头微微向下。采取这样的姿势可以得到极大的向下插刺的力量(瑞士人很少接受剑术训练，他们主要依靠兵器的强大冲击力)，这对敌人来说，要想不受任何伤害把矛头挡向上方就更加困难，而且不因矛柄后坐的力量而可能伤及身后的士兵。防御时，头排士兵将矛柄支在地上，柄端顶住右脚，稍往上一点则靠近左腿膝部，左手前伸握住矛杆，矛头与胸高相平。后面几排仍保持进攻的姿势，四至六排以后的士兵则将长矛直立于地，随时准备走向前去替补倒下士兵的位置。  
　　方阵士兵的主要辅助兵器是戟。最初，瑞士人曾经想把它作为瑞士民族特有的兵器，而且它在早期跟奥地利人作战的某些战役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也许它是中世纪武器库中杀伤力最大的单兵武器。  
　　戟是一种长约6至10英尺的长矛型兵器，头上有一很重的斧头，背面是一尖铁(有时是弯曲的)或钩子，顶端是矛或梭标的尖头。14世纪初，瑞士人重新开始大量使用这种兵器。它能一下子穿透头盔，砍断剑锋或者击倒马匹。它也可以当作短矛来用，它的弯钩还能将骑兵拖下马来。  
　　早期采用纵队进行作战的瑞士军队用戟十分普遍。尽管这种兵器有着许多厉害之处，但是在以密集队形作战时，特别是对付穿着盔甲和排着难以攻破的队形的敌人时，它的缺陷就十分明显。在1386年的曾帕赫战斗中，瑞士军几乎全部使用戟。虽然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从此，他们便把戟跟长矛(它延长了士兵的杀伤作用距离)结合起来使用。瑞士军首先让长矛兵发起冲锋，骚扰敌人的横队或方队，然后位于纵阵两翼的戟兵就跟着冲进敌阵。  
　　在曾帕赫战役之前，瑞士的武器库里也还包括不少别的兵器。比如用双手执的剑，晨星棍(头上装有尖铁的棍棒兵器)，卢塞恩锤(戟的一种，头上不是斧刀而是弯曲的尖叉)，当然还有十字弓等。这些兵器因威廉·特尔而曾经变得相当出名。但到了1500年，在由长矛兵和戟兵组成的瑞士军队中，除了十字弓外所有这些兵器都销声匿迹或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瑞士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他们通过尽可能减少累赘的办法取得了作战的机动性，并认识到了它的好处。同时他们又重新象古希腊人那样利用密集的长矛部队居高临下地进行冲锋，从而发挥出强大的冲击力。他们还进一步懂得，在平坦地域上，如果长矛兵能够不留丝毫间隔始终保持密集的战斗队形，那末仍然可以运用冲锋作战的方法的。要很好地运用这种作战方法，需要古罗马时代以来空前高超的组织技能、严格的训练和铁的纪律。意志坚强的瑞士人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从而建成了一支在武器、机动性、团结精神和突击力量等方面可与马其顿方阵相比拟的军队。这样，到了14世纪中叶时，瑞士军队终于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劲旅。  
　　瑞士方阵基本上是一种以进攻性武器为主的作战体制，同时也具备长矛步兵通常所有的防御能力。当它前进时，但见林立的长矛以排山倒海之势袭击对方的队伍，其威势和速度在当时步兵中是罕见的。勇敢敏捷又不穿盔甲的瑞士兵总是排成整齐的队形向前推进，其速度只稍稍慢于他们常常与之交战的披着盔甲因而过于笨重的骑兵。这是瑞士兵接受严格训练的结果。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为使密集的队伍在高速前进时保持整齐的队形，必须进行反复不断的操练。瑞士军队在操练、行军、甚至发动攻击时都是按照战鼓声音的节奏进行的，根据某些人士的说法，是打着拍子行军的。(倘若如此，那末这是军队齐步行军的最早先例。 [ 注：使人奇怪的是，在此之前没有人搞过按节拍行军，但可能有人试过。不过找不到确凿证据表明有哪一支军队作过齐步行军，斯巴达人也许这样做过。 ] )方阵能够迅速变换方向，越过或绕过障碍，组成防御方队(菱形拒马)，并且能够带着伤兵井然有序地撤退。不过它象其他以密集队形作战的步兵一样，也要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只是比别的步兵少受些限制罢了。瑞士军队素以善于克服一切天然的障碍而著称。遇到深沟，陡坡或者野战工事，尽管有时伤亡很大，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强攻。  
　　瑞士军以300人左右规模的连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中约有250名长矛兵，排成16乘16的方队，其余为戟兵或十字弓士兵。典型的瑞士纵阵通常由横排着的两个或三个连组成，其纵深至少跟横宽相等。  
　　速度和机动性是瑞士军队的战术要素。他们的军队(跟多国军队中的瑞士分遣队不同)通常编为两个或三个“战斗队”或纵队。作战方案往往在发动进攻前的数小时，由州官委员会以多数票表决通过。部队在敌人看不到的地方排成作战队形，然后迅速向前推进。他们不采用传统的方式，化费很多时间在战场上举行集队出发的仪式，这样，有时队伍尚未集结好就能够向敌人发起进攻。战斗队行进时通常采用梯队形式，而不是平行或前后跟进的形式。有时，第二或第三队停止前进，或者来一个大转弯，让先锋队将敌人咬住。有时侧翼部队停在原地不动，由中央队发动进攻，或者中央队不动，翼侧队发动进攻。还有一种进攻队形叫做“楔形队形”，实际上这是一种纵深很深的密集纵队(不是三角形纵队)。防御时，方阵通常编成为空方队，所有的长矛都一致向外伸出，形成一种其他步兵或骑兵无法摧垮的队形。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瑞士士兵的勇猛精神常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即不准索要也不给予宿营的住房，即使是在瑞士赢得独立很久以后，这条规定也很少打破。它的士兵仅仅是为了远离故土求得外国君主的雇佣而已，但外国君主所从事的事业却是他们所不感兴趣的。在这个雇佣时期，激励他们奋勇抗击奥地利和勃艮第军队的爱国热忱，变成了无比勇猛的职业自豪感，从而产生了强大的作战动力。  
　　自古以来山区居民一直处于贫困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瑞士人采用什么样的兵器和战术，而且也导致从15世纪末期以来，老百姓受雇佣而从军(州和市政府为订约人)实际上成了一项民族的职业。日尔曼小君主国的人民以及(因不同的原因)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也小规模地仿效瑞士人从事着这种职业。作为雇佣军，瑞士士兵遵循着给多少钱就在战斗中出多少力的原则。“没有金钱，瑞士人就不给卖命”成了雇主们无法忽视的通例。确实，尽管有合同条款的约束，瑞士人竟可毫不疚愧地离开原来的雇主，改换门庭服务于给钱多的雇主。  
　　 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英国人在运用长弓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得欧洲战争中防御战和进攻战相比前者在战术上处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有防御工事的情况下，防御战的固有作战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加强。自从古罗马军团衰亡以来，正是瑞士人首先使步兵重新成了进攻战中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  
　　尽管重骑兵成为英国长弓兵和瑞士长矛兵手下败军的真正原因一直没有找到(而且由于新型黑火药兵器的使用，重骑兵败得更惨)，但是它始终是西欧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阶级的自负感和封建的偏见意识，使得那些骑士绝不采用有损他们尊严的战术和兵器。  
　　但是，作为一种妥协，在欧洲开始出现兵器和盔甲都比较轻装的骑兵。有些参加过东欧土耳其战争的西方士兵发现匈牙利、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轻装骑兵战斗力比较强，他们把不披盔甲的轻骑兵所具备的纪律性和突击力量跟它们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结合了起来。他们是弓箭骑兵和长枪骑兵的混合体，他们在组织上以及采用的兵器和战术方面跟过去的拜占庭重骑兵十分相近，只是盔甲较轻而已。  
　　这是欧洲骑兵一系列重大变革的第一步，不过一直要到17世纪的时候，它才真正开始发挥战斗力。  
　　骑兵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由于别的原因，这一时期在历史上称之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较为直接的作用，使那些有见地的军事将领认识到这两个兵种的性质和特点是各有千秋，可以互为补充的，从而产生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将军曾经有效地采用过的联合兵种作战体制。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思想重新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黑火药兵器的发明和战争的日益复杂化，军事技术的培训，操练以及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都需要技术熟练的专职内行，而不是封建式的兼职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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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光”作战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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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射石炮、火绳枪、爆炸盒和榴弹(公元1400-16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黑火药的问世  
火枪的演变发展  
炮的演变发展  






黑火药的问世  
　　黑火药的本身只是一种威力中等的炸药，欧洲到了1250年才懂得了它的作用。又过了50至75年后，有人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壳内并点燃它，就具备了杀伤威力。  
　　公元14世纪，随着黑火药应用于欧洲战争，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奇迹。将硝酸钾、硫黄和木炭的混合物装在密闭容器内，利用点燃后产生燃烧气体的爆炸力，使兵器和兵器系统具备了比以往的任何兵器大得多的杀伤力。不过，早期的火枪命中率低，射程短，射击速率慢而且使用起来极不灵便。表一列举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兵器的相对杀伤力。从表中可以看出早期火枪的杀伤力实际上还不如同时代的长弓和十字弓。但是，火枪的使用比较简便，步兵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可很快掌握，相反，要有效地使用十字弓，就得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练习，而要真正精通则需数年时间的刻苦训练。因此从冷兵器到黑火药兵器之间有着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转变过程。经过年长日久的发展阶段，黑火药兵器才逐步代替长矛、十字弓和长弓，成了战场上威力空前的兵器。  
表1 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TLI) [ 注 ]  
兵器名称  TLI  
白刃战兵器(剑、长矛等)  23  
标枪  19  
普通弓  21  
长弓  36  
十字弓  33  
火绳枪  10  
17世纪的滑膛枪  19  
18世纪的燧发枪  43  
19世纪的来复枪  36  
19世纪中叶的来复枪(采用圆锥形子弹)  102  
19世纪末叶的后膛来复枪  153  
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来复枪(连发式)  4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关枪  3,463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关枪  4,973  
16世纪的12磅炮弹加农炮  43  
17世纪的12磅炮弹加农炮  224  
18世纪格里比尤伏尔12磅炮弹加农炮  940  
法国75毫米火炮  386,530  
155毫米通用引信火炮  912,428  
105毫米榴弹炮(M-1型)  657,215  
155毫米舰载中央主炮  1,180,68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  6,9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型坦克  575,00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6,9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P-47)  135,000  
V-2型弹道导弹  3,338,370  
二万吨级高空爆炸核弹  49,086,000  
一百万吨级高空爆炸核弹  695,385,000  

　　法国直到1566年才淘汰了十字弓，而英国直到1596年才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同样，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特别是它的骑兵部队极不愿意废弃早已用惯了的弓箭。公元16世纪，土耳其的精锐骑兵拒绝用火枪代替手中的弓，因此从当时观察家观点来看，兵器的更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直到17世纪末，十字弓和长弓才完全从战场上销声匿迹。  
　　炸药和火枪的出现并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必须看作是区域性技术并行发展的综合结果。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发展黑火药和火箭兵器，而中国和欧洲又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里启用了原始的枪炮，然而，枪炮在西方的发展速度却比别的地方快得多。到了1350年，大口径的枪和最初的手枪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而中国早期使用枪的记录也可以追溯到跟欧洲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不过中国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使用原始的竹火箭来恐吓敌军或进行火攻了。  
　　铸铁技术的发明是促使黑火药兵器发展的最重大最突出的技术进步。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一直延用着陈旧的冶炼技术。新技术的出现，例如用水力锤粉碎矿石，利用水力进行锻处理，以及用水力驱动更大的风箱等，使得熔炼物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使铁液化并吸进碳，这样铁熔液就可以从炉底通过粘土封口流出来，进入预先准备好的砂和粘土制成的模子。从14世纪开始，莱茵河沿岸的高炉就能生产出各种形状的铸铁。由于铁比较便宜，因此铸铁产品的市场迅速扩大。15世纪中叶，发明了用铅将银从含银的铜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这样，铜和青铜的铸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  


火枪的演变发展  
　　轻型手枪是跟比较大的枪同时发明生产并得到发展的，因为，如果枪的尺寸较小，那末枪管的锻造和铸造也就比较容易。最早的手枪只是由一根很短的枪管构成，用铁或黄铜制造，长度不到10英寸，口径为25至45毫米。用一只手持枪，另一只手射击。火门通常在枪管的上方。这样小的枪很难掌握和瞄准，枪管会很快发烫以致无法用手握住。因此，有时只好把它们装在木板上进行射击。有迹象表明这种兵器曾经在克莱赛 [ 译者注：位于法国 ] 战役被使用过。不久在它们的基础上逐步研制成了各种各样的手枪。  
　　约在14世纪中叶，发明了枪托或称枪柄，用来支持手枪的枪管。起初枪管只是简单地夹在一根四至五英尺长的木杆上，这样，纵然是有了一个依托，但命中率仍然很低。  
　　由于当时火药的质量不高，因此也影响了枪的效能。火药在运输过程中，比较重的硝酸钾沉到了下面，而比较轻的炭则跑到了上面，射击前必须将火药稍稍地重新加以搅和方能使用。另外，在细小的粉末火药颗粒之间缺少足够的空隙，爆炸也就不能充分地进行。由于黑火药存在这些缺点，因此它的用量特别大。往往火药要占据枪管四分之三的容积。当火药装好后，在枪管上面要放一木栓(称为弹底板)，最后装上弹丸，这时候弹丸实际上已经放到了枪管的口子上了。由于火药燃烧得又慢又差，因此不得不在枪弹内放上一些碎布片和粘土，让火药有足够的燃烧空间，使枪膛内的压力逐渐增大。所以，起初手枪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威力，可以说只是一种心理战的武器。火药爆炸时所产生的巨大声响，烟尘和火光往往使敌人骑兵的马匹惊吓不已。  
　　 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从而解决了手枪火药爆炸所应达到的压力问题。由于构成粒状火药的三种成份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加之火药颗粒之间有均衡的空隙，因此粒状火药的爆炸更加均匀，几乎做到了即时爆炸。  
　　早期的手枪用上了这种新的火药之后，最大射程可接近200码。不过实际有效射程仅为50码。与长弓相比，虽然手枪的穿透力要大得多，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长弓在速度、攻击目标的数量、精确度和机动性等方面一直处于优势。之所以手枪的使用不够灵便，原因之一是它需要点火。点火的方法是将一块烧红的炭或一片烧红的铁插进枪的火门。为此，士兵就总得站在靠近火的地方，要射击时便从火里取出炭或铁块进行点火。  
　　最初的枪精确度很低，部分原因是很难握住枪柄。通常左手握在枪管后面的地方，左臂和身体夹住枪托，另一只手用来点火。有时，士兵将枪托支在地上或放在叉状支架上。不管怎样，士兵的眼睛必须始终盯住枪的火门，才不致于点错位置或烧了自己的手。因此射击时不能用眼睛来观察射击的目标，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瞄准。  
　　到了公元15世纪，发明了较为安全的点火装置。采用这种装置后就可以比较精确地进行射击瞄准，因而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时枪的火门从枪管的上面移到了枪管的右侧，枪上还加了个小小的突槽或称“火药池”，用来放置引火药，这样，点火就较有把握。枪管的长度增加了，而枪柄则缩短了。最为突出的一项技术进步是采用了一种可以燃烧的“火绳”和放置这种“火绳”的装置。所谓火绳就是一根绳线或捻紧的布条，放在硝酸钾溶液中浸泡后晾干。它能燃烧(除非受雨淋而熄灭)并点燃火药池内的引火药。  
　　最初用来放置火绳的装置是个简单的绕轴旋转的盘管，可以用手升降。不久，有人将盘管跟一扳机连接起来，制成了火绳点火开关。如果拉下扳机，盘管的下端便向上抬起，而夹着火绳的盘管上端便恰好降到了火药池。这样，士兵在射击的时候就不受点火装置的妨害而可以看清他所瞄准的目标进行瞄准了。  
　　这种枪的枪托经过缩短并弯曲成适于贴近面颊、顶住肩胸的形状，这就非常有助于瞄准。这种新型兵器在德文中叫做hackbut，法文中叫枪(Arquebus)，字面上的意思是“钩状枪”。  
　　钩状枪重约10至15磅，弹丸不足一盎司，初速约为每秒800英尺，射程大约100至200码。这种枪的发射速率仍然很低，到16世纪70年代时，每三分钟发射二发子弹就是极好的了。尽管它还有许多不足，但毕竟是最早可以真正用于实战的轻型黑火药兵器。而且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始终是步兵的制式武器。由于它的穿透力比较小，而步兵又越来越多地使用盔甲，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既能穿透金属盔甲又能阻挡敌人重骑兵进攻的新型兵器。  
　　滑膛火绳枪是西班牙人研制成功的一种较重型的兵器，其弹道特性也有所改进。16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战争中初次用于阵地防御。它的枪管变得更长，发射的弹丸更重，可以穿透盔甲，阻击骑兵的冲锋。枪管的延长和火药的改进使枪弹具有更高的速度，射程也更远。另一方面，由于枪变得很重，因此，实际上象一门小型的加农炮，其机动性也差了。  
　　最初滑膛枪长达6至7英尺，重25磅，甚至更多，弹丸重10至14分之1磅。虽然赞成滑膛枪的人声称，如果火药质量好，这种枪能击毙600步 [ 译者注：一步等于0.75米 ] 开外的人。但是，实际上它的有效射程远远不足200码。后来虽然几经改进，一直到它代替火绳枪的时候，重量仍达14磅以上，而且必须放在叉形支架上才能射击。  
　　火绳枪只能在气候干燥的时候使用。火绳的消耗量很大，而且在战斗开始前和战斗进行时火绳必须始终闷烧着，因此，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夜间作战时易暴露，有时士兵携带的弹药会发生爆炸，火药的供应工作也十分危险。由于火绳必须在战斗之前就点燃，因此，有时部队遭到突然袭击时不能及时地进行还击。  
　　 16世纪出现了一种机械式点火装置，即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片撞击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内的引火药。还有一种转轮点火开关，曾对骑兵武器及其战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这种装置价格太贵又很娇气，因此无法普遍采用。骑兵和特种步兵曾经使用过这种点火开关，不过这种枪从未作为步兵的主要兵器取代过火绳枪。  
　　另一种使用燧石与钢片撞击的点火装置名叫弹簧点火开关，其结构是枪管侧面有一击铁，击铁夹着燧石，扣动扳机时，一个V形弹簧将击铁松开，撞击装在绞链上的弯钢片，钢片盖在引火药池上，这样就产生一片火花，将子弹射出。火药池上有一保护盖，用来防止雨水进入和火药溢出，盖子在射击前通过扳机打开，装上弹药后再用手盖上。  
　　公元16世纪，当作战中已经有条件使用火枪兵器的时候，战场上却仍然被长矛方阵和披盔甲的重骑兵这二种敌对的突击作战体制统治着。当时枪在战场上的主要作用是加强长矛方阵的防御力量，或者专门用来保护战壕和堡垒等防御工事。  
　　早期的火枪精确度差，射程短，发射速率低，很笨重，使用很不灵便，因此使用火枪的士兵比长弓兵和十字弓兵更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在一般情况下，火枪不是单兵使用的，而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齐射，并用来对付密集的敌人，以求总有一些子弹会击中一些敌人。在近距离内进行密集的齐射时，枪的精确度就显得不太重要了，再加上子弹的冲击力和穿透力，因而火枪比早期的投掷式兵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是，15世纪时，用枪进行密集射击的部队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还得借助于长矛兵和防御工事的保护。如果以最大射程作骚扰射击，或者在大规模战斗开始之前进行散兵袭扰，这种枪的用处就非常有限。  
　　由于火绳枪手、滑膛枪手和炮手在作战时不可能既用火枪，又用格斗式冷兵器，因此，他们一直仍处于辅助部队的地位，大多编成较小的战斗队形，附属于密集的长矛兵部队，与长矛兵分开但又不独立进行战斗。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火绳枪和十字弓之间冲突的情况表明，前者的各种战斗性能均占优势。不过火绳枪与英国长弓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十分直接的冲突，因为随着上个世纪中叶英国人被逐出欧洲大陆之后，长弓实际上已经从欧洲消失。这两种兵器在作战中的性能记录表明，总的来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火枪的杀伤力并不高于长弓。在射击精确度、射程、发射速率、轻便性以及生产制造等方面，长弓明显地优于当时处于初级阶段的火枪。与弓箭相比，火枪发射的一或二盎司重的弹丸具有更大的和更容易使人伤残的冲击力(包括穿透力)，由于当时的火枪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进行精确的瞄准，因此也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训练；另外，枪弹所引起的伤口常常会引起血液中毒，这些方面也是枪的优点。由于这两种兵器各有利弊，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英国军队中长弓的废弃过程十分缓慢，甚至直到18世纪，还有人企图让长弓东山再起，这一点是并不奇怪的。  
　　公元16世纪，由于火枪处于当时兵器和战术中的从属辅助地位，因此它的杀伤力受到了限制。在整个16世纪里，尽管作战中火枪对长矛的使用比例在缓慢增长着，同时火枪的性能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多数战斗是通过白刃战决定胜负的。当时杀伤力最大的兵器不是新流行的火枪，而是老式的长矛、长枪和剑。不过，火枪虽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作战中却是不可缺少的。16世纪的军队倘若手里没有火枪，它是决不敢跟有火枪的军队交战的。如何将火枪和长矛纳入同一个武器体系，乃是16世纪末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战术技术课题。  


炮的演变发展  
　　世界上最早于何时采用浇铸法制成加农长管炮，这一点已无从查考。人们只知最先出现的是青铜铸炮。根据记载，15世纪中叶之前已在法国第戎炼出了铸铁块，显然这是仍处于初级阶段而不太成功的一项孤立的技术成果。英国都铎王朝初期，这种铸铁新技术传到了英国，从而为苏塞克斯的炼铁业奠定了基础。瑞典的炼铁业兴起于17世纪。在此之前，苏塞克斯的炼铁业一直在欧洲的枪炮制造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铸铁的优点在于价格便宜，而不是它的性能优于别的金属，无论黄铜或者是青铜，虽然价格昂贵，但质地坚韧，不易爆裂。  
　　大型炮的铸造吸取了钟的铸造技术。它是将金属熔液注入一个粘土模子而成的。模子由模蕊和横壳构成。粘土模型放在一个凹坑里，熔铁炉有一出口，以便铁水流进模子。当铸件冷却后，便打碎模子，再取出铸件。这样铸成的每一门炮就象一件雕塑制品一样都是各自独立的产品，上面的精细饰纹也是相同的。炮的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工匠浇铸技艺的高低。过了200年之后，人们才设法用一个模子进行加农炮的连续浇铸。  
　　在打碎模子取出炮的铸件毛坯后，就要用装在一根长轴上的钻头利用水轮机作动力进行镗孔。因为装钻头的轴只是一头有支架，因此，镗孔常常不能做到精确，而且由于镗孔工序的问题，模子上原有的误差无法纠正。镗孔后要进行炮的测试，包括目测，用铁锤敲打，进行逐步加大火药量的发射，最后一次发射的火药量与弹丸重量要相等。如果试验合格，这门炮就可交付使用。到了18世纪，荷兰在整体浇铸炮管的镗孔技术方面占据了领先的地位。  
　　 19世纪中叶前，在炮的制造上，除了海军重炮外，青铜炮和黄铜炮始终以优势压倒了铸铁炮。但是，青铜炮的炮管比较软，在多次发射圆形炮弹时，炮弹以不正圆的方式穿过炮管，容易使它变形，因此青铜不适宜制造重型炮。  
　　 14世纪末，战争使加农炮发生了变化。随着熟铁和铸铁新技术的采用，这一变化就更加明显而突出。  
　　 11世纪在中国出现了抛石机，并迅速在欧洲得到推广应用。它大量取代了希腊和古罗马陈旧的靠张力和扭力的攻城机械，在黑火药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这种抛石机一直被延用着。这种机械制作简便，造价低廉，而且投掷量大，使用非常可靠。但是，除了这种老式机械外，新型炮已开始显露头角。黑火药问世后发明的加农炮比手枪效能更佳，使用更方便，这就是黑火药对攻城炮所产生的最初的重大影响。但是，直到15世纪下半叶，加农炮才真正有效地取代了抛石机，成了重要的攻城炮。  
　　 14世纪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重型加农炮，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称为射石炮的巨型炮。这种炮的炮管较短，通常用青铜或铁浇铸而成，有时也用紫铜和黄铜制造。由于它发射的石弹重达300磅，因此，必须使用大量的火药。火药常常塞满整个炮管，石弹则突出在炮管的外面，因此发射谈不上什么精确度，而且初速也极低。为了提高炮的效能，不得不将炮放到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这样石弹才能轰击到目标。  
　　据说，铸铁射石炮曾在1340年用于轰击意大利的特尔尼城。英国可能(但不肯定)于1346年使用较小的射石炮袭击了克雷赛城 [ 注：在1324年围攻法国梅斯城和1342年进攻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时也可能使用了射石炮。 ] 。到了14世纪末，人们将熟铁条焊接起来，再用环套加以固定，制成了更长的射石炮。理查德二世曾制造过一些这样的炮用来保卫伦敦塔。英国爱丁堡著名的蒙斯梅格炮就是用螺扣将几段铸铁接起来，再用环套将整个炮管焊接加固而成的。  
　　随着炮管的加长，铸铁工艺的改进，攻城加农炮的效能有了很大提高。1450年左右，铸铁制的炮弹取代了石弹，因而减少了炮的游隙(即炮膛内径与弹体之间的空隙)，提高了炮弹的初速，增强了炮弹的冲击力。从1470年起，攻城炮已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摧毁中世纪的城墙防御工事。由于受炮的重量及弹道的限制，因此无法将适合用于对付敌攻城炮的大型加农炮设置在城堡和有城墙的城市里。到了15世纪末，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中世纪的堡垒防御工事变得不堪一击了。(参见第13节)  
　　新型炮对攻城作战产生了十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表明它在战争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和效能。尽管它的前景令人十分乐观，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对它在战场上的作用却存在着某种分歧的意见。  
　　 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约翰·齐斯卡手下严阵以待的胡斯拥护者曾将一批各种各样的原始炮放在由马车围成的营垒中，在作战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对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式兵器可以与它相媲美。胡斯拥护者的士兵将二轮或四轮马车排成纵队前进。大部分马车有金属装甲，车子的两边开着炮眼。在有装甲的或敞篷的四轮马车上，装了许多小型射石炮，军队里大多是徒步作战的士兵，有的配有手枪，而大部分手执长矛。此外，还有少量披着轻型盔甲的骑兵，负责进行侦察和反击敌人。齐斯卡总是想法避免在野外发起进攻战。他的战略是尽量深入敌区，选择一个有利的防御阵地，建立起由马车构成的营垒。这种马车营垒可以用来发起进攻，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炮的牵引马车常常围成一个临时防御营地，用链子将马车连接起来，并在防御营地前面挖一条防护沟。射石炮设置在车与车之间的地方，或者放在四轮敞篷马车的上面，但更可能架在泥土筑的工事上或坚固的木制炮架上。火枪手和十字弓手在车与车之间或者通过装甲马车的枪眼进行射击。还有一些长矛兵负责保护射石炮，防止敌人步兵砍断连接马车的链子。不过敌人往往早被炮火压住，因此长矛兵很少有用武之地。一旦敌人的进攻被击退，齐斯卡部队的长矛兵和骑兵就发起反攻，以最后解决战斗。  
　　齐斯卡并没有使用过真正的野炮，也没有将黑火药兵器用于战术进攻，但他却创造性地以进攻精神运用了野战防御工事。他指挥的战斗采用典型的攻防相结合的战术。但是，假如敌军处于高度的戒备和进攻状态，那末就无法建立这种车寨；如果车寨建成后敌人不向他们发起进攻，那末他们也谈不上取得战斗的胜利。而且车寨极易受敌人真正的野炮和高效能轻兵器的攻击，因此很快就废弃不用了。  
　　西欧最早使用野炮是在“百年大战”的最后阶段。吉恩和加斯帕德·比幽儒兄弟为法王查理七世设计了一种新型炮。这种炮很机动灵活，因此在多次战役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1450年，在丰米尼有一支英国小部队驻扎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当遭到法国炮兵的骚扰时他们忍无可忍，在不利条件下向法军发起进攻，最后全军覆没。三年后，在卡斯蒂隆又一支英国军队向有炮兵护守的法国兵营正面发动进攻，也遭到了同样的结局。在这两次冲突中，都没有使用真正的野炮。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冲突中，法军借以取胜的长炮(一种轻型远程加农炮)和射石炮在以前都是用于攻城作战的，后来才改成用来击退英国援兵。这些炮在战场上都是不能机动的。  
　　野炮是在15世纪的最后十来年里突然而又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出现的。法国军队将比较轻型的铜铸加农炮装在马拉的两轮车架上，从而成了一种野炮。这种新式法国野炮可以在战场上很快地从炮车上卸下来并作好战斗准备。就在这十来年里，法国又提出炮耳的设计原理，这样，炮就可以很方便地装在永久性的带轮子的炮架上，并可进行较为精确的瞄准和测距。在早期，人们采用在炮架的尾部下面挖坑或在车轮下面填木块等笨办法来升降炮管。  
　　 1515年9月13日至14日，法国和瑞士在法国的马里尼安进行了两天激烈的争夺战。战斗证明，这种改进后的法国野炮性能优良。法国用这种炮击败了瑞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瑞士在称霸欧洲战场一个多世纪后初次遭到这样严重的挫折，不得不立即跟法国议和。这次和平一直延续到二又三分之二个世纪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但是，16世纪炮兵武器的发展却没有能够跟得上轻型兵器发展的步伐。主要原因是炮兵还无法使炮既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同时又做到十分可靠，而且射程又远。人们早就知道，要使炮做到射程远、精确、破坏力(或称杀伤力)大，那末最好炮的长度必须是炮的口径的20倍或20倍以上(即炮管长度是膛径的20倍)，同时炮管的管壁要厚，以承受装药量大的炮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管壁较薄的炮和装药量较少的炮弹虽然也能发射同样重的弹丸，但是，精确度和射程要打很大的折扣。因此即使是最轻型的炮，仍然很不灵便，移动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发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的炮具有这些缺点，因此，15世纪末，法国在野炮方面所取得的优势很快被西班牙在步兵轻武器以及步兵战术方面的惊人改良所抵消了。法国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结果在16世纪里炮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只是在攻防堡垒和海军作战中有一点用处。尽管当时的一些大的战役还都用到了炮，但在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场激战之后，一般情况下轻武器成了战争胜负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就在这一时期，法国在炮的制造和应用技术上的优势被更能干的德国枪炮制造者和炮兵取代了。接着，西班牙人又很快夺取了这一优势。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跟军事科学的其它多数领域里一样，西班牙在造炮技术方面始终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炮的制造者不断对炮的新型设计、炮膛直径、炮管管壁内的厚度、炮弹的炸药装填量和弹丸重量的综合性能进行多方面的验证。结果造成炮的型号繁杂多样，使弹药的供应成了一个极重的负担，因此，炮在野战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6世纪中期前不久，西班牙王查理五世下令将所有帝国制造的炮标准化为七种型号。不久法王亨利二世也效仿西班牙，将法国炮规定为六种标准型号。但是炮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在原有标准型号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型号，不过，总算比以前更有系统更有计划了一些。(见表2)当时各国有许多炮是仿照西班牙的设计而制造的，但国与国之间炮的型号一直各不相同。  
　　到了17世纪，炮的生产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以致于在后来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炮的射程、威力以及炮的主要型号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这时炮的改进主要限于机动性的提高，编制的改良，战术以及射击技术等方面。  
　　这一时期，炮兵武器开始组合成作为现代化炮兵原型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长炮型，相当于现代的火炮；第二类是加农炮，即榴弹炮的原型；第三类是一种炮管管壁较薄，弹道较高的炮(根据其特性可叫做不同的名称，如射石炮或迫击炮等)，即现代迫击炮的雏型。  
　　长炮类似于现代的野战火炮，其炮管较长(约为口径的30倍)，炮弹初速较快，因此它的弹道低平，射程远，精确度较高。为使炮弹达到所需的初速，又不引起炮管爆炸杀伤炮手，因此长炮的炮管都很厚，造成炮的重量很大，机动性较差。因此大口径长炮只能用于攻城作战。  
　　第二种类型的炮，其炮身较轻较短，用来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较近。这种炮虽然牺牲了射程和精确性，却换来了较大的机动性，又不降低它的威力。这就是所谓的加农炮。它的炮管长度约为口径的20倍，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榴弹炮。但是，早期加农炮的机动性甚至还不如长炮，有的实际上比最大的长炮还要庞大而笨重。  
表2 十六世纪各种炮的性能一览表 [ 注 ]  
表中所列只是象征性的近似数据，材料也不完整，且有混乱和矛盾现象  
名称  炮重(磅)  弹重(磅)  口径(英寸)  炮长(英尺)  直射距离或有效射程(码)  最大射程(码)  
第一类：长炮(炮的长度为25-44倍口径)  
艾斯梅里小炮  200  0.3  1.0  2.5  200  750  
蛇形发火器  400  0.5  1.5  3.0  250  1,000  
小隼炮  500  1.0  2.0  3.7  280  1,500  
鹰炮  800  3.0  2.5  6.0  400  2,500  
米宁轻型长炮  1,000  6.0  3.3  6.5  450  3,500  
帕萨伏朗特炮  3,000  6.0  3.3  10.0  1,000  4,500  
赛寇炮  1,600  9.0  4.0  6.9  500  4,000  
非标准长炮  3,000  12.0  4.6  8.5  600  4,000  
半长炮  3,400  10.0  4.2  8.5  850  5,000  
长炮  4,800  18.0  5.2  11.0  1,700  6,700  
特大型长炮  7,000  32.0  6.5  16.0  2,000  7,000  
第二类：加农炮(炮的长度为15-28倍口径)  
四开加农炮  2,000  12.0  4.6  7.0  400  2,000  
半长加农炮  4,000  32.0  6.5  11.0  450  2,500  
非标准加农炮  4,500  42.0  7.0  10.0  400  2,000  
蛇形加农炮  6,000  42.0  7.0  12.0  500  3,000  
加农炮  7,000  50.0  8.0  13.0  600  3,500  
大型加农炮  8,000  60.0  8.5  12.0  750  4,000  
蛇炮  12,000  90.0  10.0  10.0  750  4,000  
第三类：射石炮和迫击炮 [ 注 ]  
中型射石炮  3,000  30.0  10.0  9.0  500  2,500  
中型臼炮  1,500  30.0  6.3  2.0  300  750  
重型臼炮  10,000  200.0  15.0  6.0  1,000  2,000  

　　就象15世纪胡斯的拥护者和法国军队所做的那样，轻型加农炮可以装在马拉的四轮车架上，很容易运到战场上的阵地。最初，炮必须放在现场制作的炮座或炮架上，一旦战斗开始，炮就无法移动。后来发明了带牵引杆的两轮炮车(不久又发明了炮耳，这样不必移动整个炮身就可以使炮管升降)，这就是现代野炮的开始。  
　　粒状火药的发明加上炮管的延长，提高了炮弹的速度和射击的精确度。但是，炮管延长后，炮的重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妨碍了大型加农炮在战场上的应用。  
　　 17世纪初，聪敏的士兵显然感到需要这样一种野炮，它既要有加农炮那样远的射程和那样高的精确度，又要有14至15世纪的射石炮(见表2)那样好的机动性。荷兰率先研制成功了这样的一种新式兵器，这就是人们所知的榴弹炮。到了17世纪末，它成了欧洲各国军队标准化的炮兵武器。  
　　榴弹炮是一种炮管较短、口径较大、装在两轮炮车上的野炮。这种炮的架尾很短，因此，射角比较大，它的炮管要比长炮或火炮短而轻，比迫击炮长。这样，弹道就更加低伸，精确度也更高了。榴弹炮的优点在于它的攻击火力更强，炮身更轻，因此机动性更大。在可以用炮弹袭击和需要扫清障碍的地方，榴弹炮(跟迫击炮一样)由于弹道适宜，因此比使用加农炮更加优越。  
　　从黑火药时期一开始，人们就知道短炮管的迫击炮能以抛物线弹道发射弹体。由于迫击炮能够发射炸裂弹，它的抛物线弹道能使炮弹越过城墙这样的防御物，击中弹药库、兵营以及后备队等目标，因此在攻城作战中变得十分重要。迫击炮的主要优点是炮管短，炮管的管壁薄(可能是由于炸药装填量少的缘故)，因此重量轻，机动性大，缺点是射程短，精确度低。  
　　迫击炮的大小尺寸不一，有的很大，有的却小得只能用来抛掷手榴弹。它的炮口较大，炮管较短，可以固定在一个方形底座上。炮管与底座之间有时是固定的45度角，有时角度可以调节。17和18世纪有一种颇负盛名的炮，名叫科霍恩，1673年由巴伦·科霍恩发明，它能发射重达24磅的炮弹。还有一种重达几吨的巨型攻城炮，能发射直径10至12英寸的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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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新的筑城攻城技术(公元1400-17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欧洲十字军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从而完全改变了西欧城堡防御工事和城市防卫的概念。拜占庭帝国那筑有高大城墙的城市和坚固的要塞工事，以及建有高大结实城楼的两道甚至三道同心圆式的城墙，给西欧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这些东西在西欧还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此，12世纪的西欧在城堡的建筑和城市防卫方面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革命。  
　　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城堡防御工事的唯一重大改进是古城堡和设防城市的永久性城墙上用石头筑成的堞眼。这些堞眼高出于城墙的顶部，这样守城士兵就可以通过狭长的堞眼直接向城墙下或城楼下的敌人射击(或者将沸腾的油或其他东西向下倾倒)，而不致遭受任何危险。但是，以前的堞眼是挂在城墙顶上的木制瞭望台或“临时围板”，因此很容易被攻城器械和射石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而彻底摧毁。  
　　经过一个周而复始的历史时期后，攻城技术又远远落后于城堡防御工事的建筑技术。人们显然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很少有哪国的君主具有足够的技巧、能力和财富，能够并且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去攻克敌人十分强大的城防工事。封建军队很难长时间的待在野外从事无休止的围攻战。封建征兵制征募来的士兵一年里只有几个星期能应召作战，而雇佣军的费用开支又高得惊人，因此只好不定期地加以雇佣。当时，攻城战的胜败多半取决于城里贮藏了多少食物和水，或者取决于守城部队坚守城堡的决心。  
　　 15世纪初，黑火药兵器的问世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新型炮对城堡的攻守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15世纪初原始的射石炮、迫击炮和加农炮也要比黑火药出现之前的攻城兵器威力强大得多。面对发射石弹的早期加农炮，最坚固的中世纪砖石建筑也会土崩瓦解。  
　　但是，这种局面并非出现于一夜之间。起初黑火药攻城炮只能起到提高士气的作用，还算不上是一种真正能够杀伤敌人的武器。1356年爱德华三世调用20门炮进攻法国加来城，在该城断绝了一切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仍然坚守了11个月以上的时间。1422年，波希米亚的胡斯拥护者向卡尔斯坦城堡发起进攻，他们动用了46门轻型加农炮，5门重型加农炮，其中包括1门中型速射炮(速射炮每天可以射击30次，而别的炮只有5至6次)，另外还有5架抛石机，总共发射了11000发加农炮弹，932发石弹，13支燃烧筒和大约32吨腐尸，但是城堡依旧巍然不动。最后，胡斯拥护者的士兵只得放弃攻城。  
　　但是，30年后的1453年，在突破坚固的君士坦丁堡防御设施的战斗中，土耳其炮兵集中火力攻击了不到二个月的时间，终于戏剧性地解决了战斗，从而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时期，那就是通过使用技术装备进行持久不懈的攻击并采用饿降的办法，设防坚固的城市不再是不可攻破的了。  
　　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所使用的巨型射石炮也许是最有名气和最令人生畏的了。12门这样的射石炮包括1门叫做“巴西利卡”的超级射石炮是匈牙利技师厄本为土耳其苏丹设计制造的。厄本原受雇于拜占庭皇帝，后来背离出走。“巴西利卡”炮用熟铁条制成，并用铁箍加以焊接，它的炮膛直径达36英寸，发射的石弹重1600磅，射程在一英里以上，须要200人和六十头牛才能牵引。根据设计，它一天大约可以发射7发炮弹，但在打了开头几炮后，炮就炸毁了。在土耳其苏丹的大量攻城炮中，小一点的炮效能较好。其中有些炮在过了354年后对付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海军中队时仍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5世纪中叶，法国将英国军队从法国北部驱逐走的最后阶段基本上进行的是一连串的包围战，法国国王利用新式炮迅速摧毁了英军驻守的要塞。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他的最新式的机动炮队迅速攻克一个又一个意大利堡垒，以至于马基雅维里 [ 译者注：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 ] 把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推进描写成实际上是“手执粉笔”所进行的列队行进(也就是说，简直是用粉笔在地图上标出他们所经过的路线一样简单)。几年后，西班牙将领贡萨罗·德·科尔多瓦手下的一位名叫佩德罗·纳瓦罗的著名技师发明了一种攻城新技术，他们将地道挖到敌人堡垒的城墙下面，然后用黑火药将其炸毁。  
　　到了15世纪末，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中世纪的城防工事过时了。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城堡和筑有城墙的城市无法架设对付敌人炮击的大型加农炮。城墙上的轻型炮又打不着敌人的攻城远程炮，稍重一些的炮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以拖到城墙上面，但却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炮的后坐力会使墙基发生巨大的震动，严重影响城墙的坚固度，因此反而更容易被攻破。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城防工事的建筑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从而使围攻战中进攻和防守的能力又趋于平衡。在这一循环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又是炮的威力。  
　　容易被攻破的老式高大屏障式城墙和城楼被低矮而厚实的城墙取代了。新式城墙不仅足可架设护城炮，而且更难被攻城炮突破。新式城防工事筑有宽大低矮的城墙，从城墙上又延伸出三角形的棱堡。这样，护城炮就可以封锁接近城堡的所有通道。因此，当时各国都为原有的城防工事构筑了新的城墙和三角形棱堡，并尽可能给老式城墙加宽并降低高度。有的还在城堡周围挖掘了护城壕沟或护城河，壕沟边再构筑一个较低的外崖，崖边又是缓斜坡或土木工事，沿着缓斜坡的顶部再铺设一条廊道，这样城防部队就可以从一地迅速运动到另一地。护城壕沟的外崖上可以架设一些轻型炮，以对付大量的攻城炮，不使靠近。  
　　根据构筑城防工事的新理论，人们在对付敌人的围攻战时，不主张采用一般的障碍物，因为敌人不需化费很大力量就可以将它摧毁。而是构筑一条低矮而厚实的屏障式工事，用来部署有巨大威力的反击火力，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扼制住敌人的进攻。位于护城壕沟内侧的城堡壁垒上筑有宽阔的胸墙，胸墙上和胸墙后的炮火可以封锁城墙下的缓斜坡。这些壁垒只稍高于护城壕沟边的外崖，在壁垒拐角处每隔一定的距离还筑有突出在外的角度很大的棱堡，以确保在城墙隐蔽位置上的炮射出的侧翼火力覆盖城墙周围的所有地段。  
　　由于黑火药兵器的启用，战争变得日益复杂了，加之发动战争时更多地考虑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意义，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在人们对战争理论重新发生兴趣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军事的各个方面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设计新型城防工事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计算好炮火射击的角度和火力覆盖的面积，不留任何射击的死角。在中世纪的城堡中这种死角往往使攻城部队能够在城防工事的下面找到避开城防炮火袭击的隐蔽处。当时有两位比较高明的军事理论专家都是数学家，这一点是绝非偶然的。一位专家名叫尼科洛·塔尔塔利亚(1500-1557年)，他曾发表过许多有关枪炮学、弹道学和城防工事建筑学等方面的著作，另一位名叫西蒙·史蒂文(1548-1620年)，他曾于16世纪末担任摩利士 [ 译者注：荷兰将军及政治家 ] 的顾问，他特别重视使用城防炮火来摧毁攻城部队的防御工事。  
　　由于16世纪城防工事的建筑技术落后于理论，因此，当时大多数的军事著作，包括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一书，着重讨论的课题都是在敌人突破主要的城堡壁垒后，如何构筑临时性的内部防御工事的问题。很少有哪个城市愿意毁掉旧城，又从平地修筑一条新的城墙。人们一般只好采取这样的变通办法：将炮架在旧的城堡壁垒上(这常常需要对城墙进行加固)，将原有的城楼临时改建成棱堡，另外，在一些特别关键的地段加修一些棱堡的外围简易工事和防御工事。不过，在16世纪末之前，只有安特卫普(1540年，比利时)、赫士汀(1554年)、维罗纳(1520年后，意大利)、阿弗尔(法国)和马赛(法国)等少数城市完全按新的办法重新设计改进了防御工事。  
　　新型城防工事的设计还有另一个附带的但却是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敌人很难把地道挖到城墙下面，因为地道必须掘得很长，挖地道的人很难吸到新鲜空气。挖掘地道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黑火药的代价昂贵。在可以挖掘地道的时候，通常采用崩坍的办法而不是爆破，这正好又回到了古代采用烧毁地道坑木使城墙倒塌的办法。  
　　新型城防工事的出现，必然会刺激人们去努力改进攻城技术和方法。在进攻与防守这两个方面，围攻城堡的方法变得更加高明，组织更加周密，以便跟上新的科学的城堡防御工事的发展步伐。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进攻和防守的方法超过了枪炮技术的发展速度。当然，这两者的差距本来并不很大。当时必须寻找一种比较安全的办法，把进攻城堡需要的炮和轻武器尽可能送到离城防工事较近的位置上，以便充分发挥武器的火力。攻城用的老式弹盾和塔架已经不适于对付城防用的黑火药兵器的袭击。为此，攻城部队不得不求助挖掘壕沟的办法。在远程长炮的掩护下，攻城部队的工兵和步兵对准城堡防御工事中可能比较薄弱的地段挖掘壕沟，当挖到炮火可以打到城防工事的外崖时，便在宽而浅的壕沟前面迅速筑起一道厚厚的土墙，作为放置攻城炮的工事。然后在夜幕笼罩下，将重炮推进炮阵，向敌人发起猛烈的炮轰。在炮火的掩护下，壕沟不断向前延伸，直到炮兵和步兵联合发动进攻，制服城防工事壁垒上的防守部队。这时，攻城炮继续向前推进，集中火力轰击敌人的主城防工事。  
　　 16世纪末以前，掘壕攻城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它比17世纪沃邦的技术改进还是要原始一些。用来对付高度戒备的城防部队时，挖壕是一项费时、费力、费钱、还要流血牺牲甚至几乎是不忍心采用的攻城手段。16世纪时的城堡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和弹药储备，那末就象13世纪时的城堡一样坚不可摧。不过到了16世纪下半叶，围攻城堡又变成了象两个世纪前那样慢吞吞而又煞费苦心的一件事情。战争重新成了一连串的城池攻守。鉴于部队的机动技术、过分的自信或者后勤供应的压力等方面的综合因素，有时也会促使双方军队跑到野外来面对面地打上一仗。  
　　新的城堡防御工事以及对付它的攻城手段的进步，极大地刺激了古罗马时代以来在欧洲早就基本退化了的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不过首先还是由贡萨罗·德·科尔多瓦领导的颇有远见的西班牙士兵促进了野战防御工事的发展。显然是他最早认识到野战防御工事与新式轻型黑火药兵器相结合的潜在威力。后来，佩德罗·纳瓦柔和帕尔马·亚历山大也效法贡萨罗·德·科尔多瓦，使西班牙高超的工程技术和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成了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期间取得军事优势的主要因素。  
　　摩利士(见第16章)对攻城战作出了长期而实际的贡献，他对炮的口径实施了标准化，从而使杂乱的炮种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他采用集中式弹幕射击的方法来对付小段围廊式防御工事，然后在城防工事上打开突破口。他还采用很长的攻城壕沟来掩护移到攻城阵地上的火炮。虽然荷兰地区土壤潮湿，但在条件许可时他也用过挖掘地道的办法来进攻城堡。对于攻占了的城池，他并不提出苛刻的条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因此大大减少了掠夺和抢劫的现象，这就促使被围军民更快地放下武器，因而他的做法常常缩短了攻城所需的时间。  
　　法国技师塞巴斯蒂安·戴·沃邦曾在攻城技术和城防工事的构筑技术的发展上作出过最为突出的贡献。由于他的努力，只配备有前装式兵器和黑火药的军队在城堡的攻防能力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路易十四的国防大臣弗朗索瓦·路瓦易的指挥下，沿法国北部边界构筑了一系列城堡，充分配备并储存了军队所需的各种军用物资。这种沃邦-洛弗易斯的设防体系只是部分地用于防御，主要是为联合兵种提供进攻的基地——一种设防的兵站体制。沃邦总共构筑了33个新城堡，又对另外的300个旧城堡进行了改建。任何一个这样的城堡都可以作为行进中的军队基地，那里保证可以得到包括重炮武器在内的一切军需物资。而对敌人来说，要想一个接一个地攻克这些城堡则是极其棘手的事情。  
　　还是这个沃邦，创造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攻城体制，他把攻城作战变成了一种技巧和科学。进攻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要用攻城炮火在城墙上打开突破口，并扫清攻城道路上的障碍物，以便步兵纵队顺利出击，另一方面还要使步兵能够不等炮火打开敌人城墙上的突破口，在壕沟里的炮火掩护下向城墙发起攻击。在后一种情况下，进攻前通常先用大量柴捆(细树枝或灌木柴捆)填没护城壕沟和护城河，然后攻城士兵在炮火和轻武器的掩护下越过护城河爬上城墙。  
　　在沃邦的攻城体制中，他创造了一种逼近敌人城堡的格式化的方法。先在离敌人城防工事600至700码的地方挖一条战壕，这条战壕跟选定的突袭点的防御工事走向平行。这样就可以防止城防部队的纵射炮火对整个战壕的袭击。战壕与城堡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它接近于当时进攻或防御火炮的最大有效射程。在挖好第一条战壕后，在它的前面再构筑一个土木工事，用来保护部署在那里的攻城炮。然后在这些炮火的掩护下，攻城工兵开始向城堡挖掘“坑道”或进攻战壕(这就是军事上“坑道兵”一字的由来)。这些坑道跟敌人的城防工事总是构成一定的角度，以“之”字形盘旋向前，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纵射炮火袭击的机会。坑道兵将装满泥土的篾筐和柳条篮放在带轮子的车上，在坑道里推着走，这样可以避免敌人炮火的直接射击。  
　　当进军通道离敌人防线约300码时，开始挖第二条平行战壕，放置新的攻城炮。攻城炮从这里以猛烈的炮火将守城部队从壁垒上赶走，压制住敌人的炮火火力，并开始在城墙上轰击出突破口。这时如果可能，守城部队会以有限的反击力量出击，以阻止构筑第二条平行战壕，并设法毁坏或“塞住”攻城炮。(塞炮是用尖铁、钉子或刺刀塞进炮的火门，使炮不能使用，如要使用必须将塞物取走。)攻城部队必须随时准备对付守城部队的这种出击，因此在平行战壕里始终要保留一支很强的步兵来保护自己的炮和炮手。  
　　如果守城部队死守阵地，而攻城部队感到从第二条平行战壕发起攻击不能取胜，那末就要将坑道继续向前掘进。这时攻城部队要对付守城部队轻武器火力的威胁，但可得到自己第二条平行战壕的炮火掩护。新的坑道一直要挖到离城墙底下的护城壕沟或护城河几码远的地方。在那里修筑第三条平行战壕。当攻城步兵的火力使守城部队无法进入壁垒上的阵地时，攻城炮队便进入第三条平行战壕，向城墙进行近距离炮击。有时他们也采用改进了的坑道挖掘技术，它既利于攻倒城墙，也可使小股攻城部队进入敌人城防工事的里边，然后再跑出来投入战斗。当然守城部队往往也会利用对抗地道来对付这种地道攻城手段。  
　　通常从第三条平行战壕进行一、二天炮火轰击后，就可以从城墙上打开突破口，如果敌军尚未缴械投降，那末就发起攻城突击。  
　　 18世纪的主要作战形式是阵地战，因此，城堡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布整个欧洲。作战的主要对象是设防的城堡要塞、仓库和一些重要据点。攻占要塞有一套刻板的程序可依。同样，何时以及如何不失体面地投降也有固定的章程可循。  
　　从15世纪后期发明青铜加农炮到19世纪淘汰滑膛前装炮这段时期里，炮的设计并没有很大改进，但沃邦的防御工事构筑技术和攻城技术却一直延用到了19世纪的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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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西班牙方阵和大帆船(公元1500-16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步兵的战术  
使火枪适用于骑兵作战  
古希腊罗马战船的没落  
黑火药和桅帆战船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的出现  
海军强国的出现  




　　一般来说，是西班牙人，特别是他们的伟大的将领贡萨罗·德·科尔多瓦，最早懂得了火绳枪在作战中的巨大作用。16世纪初将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南部的这场重大战役中，火绳枪是他们使用的主要兵器。由于西班牙人积极启用轻兵器，在改进轻兵器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为了提高这种新兵器的效能，努力尝试建立一种新式战术队形，因而开创了西班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独占军事优势的新纪元。  
　　在这个兵器发展的时期里，由于火绳枪和滑膛枪在装弹时，士兵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使兵器的效能大受影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负责作战指挥的军事将领在协调联合兵种作战时遇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步兵轻兵器的威力，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技术上进行了各种试验，包括骑兵突击行动，骑兵用轻兵器出击，炮轰，长矛冲击和构筑野战防御工事等等。  
　　中世纪由三个“战斗大队”或密集的骑兵和步兵方队组成的作战队形一直延用到了16世纪初期。但是，这种作战队形特别容易遭受敌人的火枪和炮火的袭击而溃散。为此西班牙人首先对这种队形进行了周到细致的试验和改进。  
　　野心勃勃的西班牙君主在对西半球广阔地区的窥探、征服和殖民活动中，一直致力于确立它的制海权。他们跟法国和土耳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又支持在欧洲各地建立哈布斯堡帝国的事业，这一切对西班牙薄弱的人力资源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就象早期的马其顿和蒙古曾经昙花一现式地称霸于世那样，西班牙这一幅员窄小的国家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也产生过颇大的影响。当然，它的结果也是一样，它在地球上耀武扬威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便一天天地衰亡了。  


步兵的战术  
　　 15世纪末，在支持那不勒斯的国王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贡萨罗·德·科尔多瓦首先认识到并充分发挥了轻兵器的威力。也许是他发现了黑火药兵器最重要的一种战术功能：即火力是大大加强防御力量的倍增器。无论怎样说，是他第一个利用了这个新发现。他将火绳枪士兵部署在堑壕中，以守卫广阔的正面阵地，因而节省下许多兵力，使他能够用更多的部队来对付、机动制胜并击败数量比他大得多的法国军队。他还设法解决了15世纪的一个基本步兵作战课题：即如何保卫野外作战中正在装子弹的火绳枪手的问题。他把火绳枪手与长矛兵混合编在一起，长矛兵为火绳枪手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并利用进攻突击使火绳枪手的轻兵器火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贡萨罗·德·科尔多瓦在1505年那不勒斯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经阿拉贡王国 [ 译者注：西班牙东北部 ] 的斐迪南二世批准，将他的军队编成20支部队，称为纵队。每个纵队有1000至1250人(混合编有长矛兵、戟兵、火绳枪手和剑盾兵)，这些人又编为5个连。这就是自从古罗马步兵中队这种编队形式淘汰后，根据兵器使用的有关理论在西欧建立起来的第一种正规的战术编队。这种纵队从它的实际作战任务来看，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营和团，它由纵队司令或上校负责指挥。  
　　在后来的20年里，西班牙人逐步采用了一种称为步兵团的编队体制，来代替中世纪老式的“战斗大队”。最初，每个步兵团由数量不等的几个纵队组成，最后标准化为3个纵队。这样每个步兵团总兵力为3000多人。当步兵团成了西班牙军队的标准编队时，剑盾兵和戟兵便消失了。代之以长矛兵和火绳枪手组成的步兵团或称“西班牙方阵”。在16世纪的一段时期里，这种军事体制统治了整个欧洲战场。在兵器技术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西班牙方阵中包括着数量相等的火绳枪连和长矛连，但是一个熟练的火绳枪士兵每月最多可挣四个埃斯库多 [ 译者注：葡萄牙货币单位 ] ，而长矛兵最多不会超过三个埃斯库多。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曾经威震一时。其原因正是它采用了西班牙方阵这种军队体制的缘故。战场上长矛兵排成密集的三个横队，每个横队正面为50至60人，纵深为20列。在四个边角上是排成密集方队的火绳枪士兵。这种坚固而具有机动能力的密集队形其宽度约为150米，纵深100米。在方阵的四边外侧各排列着一列火绳枪士兵，还派出一独立的分遣队从事小规模出击。  
　　由于西班牙纵队作战思想的成功，不久法国也模仿组成了地区性的常备部队。它起初称为军团，后又改为团，每个军团由6个大队组成，每大队1000人，其中包括600名长矛兵，300名火绳枪士兵，100名戟兵。  
　　随着法国军团和西班牙方阵中火枪兵对长矛兵的比例逐步增加，出现了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战术：后退装弹战术。这是一种作战时士兵运动的方式，即列队的火绳枪或滑膛枪士兵在进行齐射后，沿着排与排之间的空隙，一列接一列地依次退到后排装子弹。在使用滑膛枪时，要保证射击火力的不间断，一个战斗编队至少要有10个横列。人们不清楚这种编队究竟最早始于何时，但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燧发枪问世并逐步得到完善时，这种战术仍然是弥补火枪发射速率太慢这一缺陷的主要手段。由于后退装弹能够保证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射击，因此在野外进攻与防御作战中可以十分方便而有效地大量使用火绳枪士兵和长矛兵。而且，这种战术还使长矛兵编队所特有的纵队战术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  
　　无论西班牙的长矛兵、火绳枪士兵还是滑膛枪士兵都具有沉着镇定的战斗精神，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期称霸于欧洲战场。16世纪前，西班牙兵团跟瑞士方阵不同，尽管它在当时来说成效最为卓著，但只不过是一种带代表性的战术体制，而不是最具特色的战术体制。跟别的战术体制相比，它并没有采用具有更大杀伤力的新式兵器，相反，它的对手都使用或者迅速采用了能大大提高当时兵器杀伤力的新战术。西班牙步兵团取得成功的根源在于作战技术和作战形式的进步，在于单兵和集团作战的常规技巧的缓慢改进，在于作战指挥管理的一套既定程序的改良。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远离故土，远离已经开始动摇西班牙国力的国内衰败环境，在同样的旗帜下，并在为同样事业而战斗的口号下，经受了多年战争的磨炼，终于成为欧洲一支出类拔萃、战技不凡的军队。西班牙的老兵跟瑞士兵一样能够吃苦耐劳，而且是一样训练有素的多面手。他们具有同样坚定的自信心和集体主义精神，而且他们的指挥(控制)体制更为优越。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采用了一种较重的轻武器——最大射程为300码的滑膛枪，目的是想努力加强它的步兵战斗力。虽然这种火绳式滑膛枪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枪械，但实际操作却相当复杂，光是装填弹药就有大约90个不同的步骤。这种滑膛枪必须支在木叉架上进行射击，装弹和射击比火绳枪花的时间更长，这样，原来已经相当复杂的操作和装弹训练就变得更加繁琐了。由于枪体要用木叉架支撑，因此操练的安排更为复杂，造成发射速率很低。滑膛枪在发射以后，士兵光是移动木叉架就要做大约15个动作，然后才能开始换装弹药。换装弹药究竟需要多少次动作取决于计算动作的方法。譬如，把子弹从弹盒里取出来可以算作1个动作，也可以说是4个动作：打开弹盒，取出子弹，放到嘴里，关上弹盒。为了确保训练和操练时特别是紧张的战斗中动作的正规化，每个简单动作都要分开练习并十分重视。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改进滑膛枪并减轻了它的重量、提高了它的发射速率之前(参见第16章)，它最多每三分钟可以射两发子弹。但是，由于滑膛枪在射程、精确度和冲击力方面大大优于火绳枪，因此人们并不在乎它发射速率较低的缺陷。到了16世纪末，滑膛枪基本上代替了火绳枪，成了欧洲步兵使用的基本兵器。  


使火枪适用于骑兵作战  
　　上个世纪，瑞士方阵所用的长矛、英国的长弓以及胡斯拥护者的马车牵引的射石炮，都曾使重骑兵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随着轻型火炮的扩大使用，重骑兵变得更加不能适应作战的要求了。为了保持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较强的突击力量，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尝试，其中包括增加轻骑兵的比例和改进黑火药轻兵器使之适用于骑兵作战的需要等等。  
　　由于上述努力，16世纪初，人们制造成功一种骑兵用的小而轻的火绳枪。理论上，这种手枪的雏型一只手就可使用。但由于操持粗陋的火绳动作比较复杂，实际上要同时用二只手才能射击。骑兵火绳枪手通常既要掌握射击技术又要具备熟练的马术。但一般来说，他们很难做到两者兼优，因此往往手忙脚乱的配合不起来。大约到了1515年，发明了转轮式点火开关。这种点火开关虽然造价昂贵，使用起来更加娇气，而且在步兵中一直没有用来代替较为可靠的火绳点火装置，但是它却能使骑兵用一只手进行射击。为了保证少量的不间断火力，骑兵通常备有三支手枪，两支放在枪套里，一支插在右靴里。在三支手枪都射击完毕后，骑兵或者放下最后一支手枪，拔出剑来继续战斗，或者下马重新装弹——装弹必须两只手同时进行操作。  
　　在这个兵器试验时期，德国建立了一支配备有新式转轮手枪的重骑兵。起初他们穿锁子甲，后来改为头盔，胸铠和一直套到大腿的笨重皮靴。冲锋时，他们排成由一些不大的密集纵队组成的横队。每个纵队由几个横排组成，纵行之间相隔约两匹马的距离。当他们接近敌人时，前排士兵把所带的三支手枪全部射击完毕，然后，突然转弯180度向后跑去。这就称为“半旋转”战术。当他们跑到自己一行的最后一排位置上装弹时，最前面的一排骑兵也开始按步就班地前进、射击，然后转弯向回跑。通常“半旋转”战术是在骑兵全面向前推进之前采用的。要顺利地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相当困难，很容易遭到敌人骑兵反冲锋的破坏。  
　　德国雇佣军在改进黑火药兵器使之适合骑兵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德国骑兵通常披着黑色盔甲，使用的武器也带黑色，因此他们最初被称做“黑色骑士”，后简称骑士，通常用来称谓16世纪的德国雇佣骑兵。  
　　虽然16世纪下半叶德国在骑兵采用黑火药轻兵器方面最初处于领先地位，但不久法国骑兵夺取了它在欧洲的优势。法国重骑兵通常排成很长的横队，快速向前冲锋。横队的纵深只有二至三个横列，他们先用手枪开道，然后挥舞马刀实施突击冲锋。到了16世纪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骑兵都装备了黑火药轻兵器。唯一例外的是西班牙和波兰的长矛兵。西班牙长矛兵是一种阿拉伯-摩尔人的轻骑兵，附属于重型手枪队。而波兰骑兵更是完全避而不用黑火药轻兵器，仅仅依赖轻重骑兵的突击作用和长矛的作用，而且基本上是相当成功的。  


古希腊罗马战船的没落  
　　 16世纪的海军作战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随着海军炮火潜在威力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延续使用了2000多年的古希腊罗马战船时代遂告结束。尽管这种战船后来又在地中海区域活跃了一个多世纪，但装备有舷侧炮的新型战船时代已经开始。古希腊罗马战船成了新型战船的辅助船。  
　　从公元前450年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到公元1571年的勒班托海战期间，海军战船和海军战术的变化很小。海军作战的目标是撞毁或攻占敌人的战船。勒班托海战时不太坚固的战船跟布匿战争时的战船相比并无很大的差异。这些战船又长又窄，只有一层甲板，长度约为150英尺，最大宽度为20英尺，由54支桨推进，每边各27支。船上还装有二至三个三角帆，用来让划手得到轮换休息，或者在顺风时加快船行的速度。每支桨配有4至6名划手(通常是奴隶)。在基督教徒使用的战船上，划手通常可以用弹盾来保护自己，而土耳其人则根本不考虑用什么办法来保护战船上的奴隶。每艘战船上的船员总共约有400人，包括划手、水手和一个作战士兵分遣队。勒班托海战时，基督教徒的战船船头装有五门小型加农炮，稍小一点的土耳其战船只装有三门。在船头前面吃水线的上方伸出一个金属撞角，长约10至20英尺，用来撞击敌船。  
　　在勒班托海战时期，还有两种类似古希腊罗马战船的重要变型船。一种是土耳其帆桨两用小战船，它是仿照早期拜占庭帝国的一种战船制造的。其船体较小，但速度更快。船上有18至24名划手，船员共约100人。另一种是地中海另一侧的威尼斯人用的三桅帆装战船。它比古希腊罗马战船大一倍，因此船速较慢，但威力更大，适航性更强，装载的士兵更多。这种战船并不是地中海的快速古希腊罗马战船和北欧的新式多门加农炮桅帆战船的一种十分成功的折衷产物。三桅帆装战船装有50至70门炮，但其中大部分是鹰炮或用来杀伤人而不是击毁敌船的小炮。  


黑火药和桅帆战船  
　　直到16世纪中叶，象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北欧的桅帆战船也是作为载运士兵的浮动堡垒或战台而用的。它的任务是跟敌船上的敌军交战。海战跟陆地作战的打法基本相同。当双方战船进入弓箭或轻型加农炮的射程范围内时，战斗便开始进行。在战斗进行到高潮时，一方的士兵就攻上敌船并将其俘获。当时的战船基本上仍是由“圆形”商船改建的。船的长度勉强是船宽的两倍。黑火药出现后，在战船的船头和称为船楼的高层建筑的后面，以及沿上甲板的栏杆等位置均装备了轻型加农炮，从而延长了战船的作战距离。为了避免战船倾覆的危险，在船上和甲板上均不设置重型加农炮。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的出现  
　　 16世纪初，战船上开始设置“舷窗”。这是开在船侧的窗口，上面有用绞链开启的窗盖，这样，不必从船边吊装而通过窗口就可以很方便地给船装卸货物。英国造船家运用这个思路，设法使加农炮从船的下甲板进行射击。这样，舷侧炮便告问世。它的重量正好安全地分布在它的重心下面。西班牙立即步英国的后尘，建造了一种长约100英尺、宽30英尺的战船，称为西班牙大桅帆战船。它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是专门为海军作战而设计的。它的船身趋于狭长，在吃水线上方有个较低的撞角，用来冲撞敌船。这种战船有三个桅杆，上面装有横帆。船头船尾建有船楼，水线以上的船体装有许多门轻型加农炮。在主船体上有一排大型加农炮，这样，海战的初始阶段就大大延长。但如果不能对敌船作猛烈的冲撞，并象早期海战那样士兵登上敌船，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那末战斗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不同，它具有远距离海上航行的适航能力。其主要缺点是它的行驶主要受风力的支配。由于新式战船比老式圆弧形战船机动性更大，索具也有了改进，因而它可以“逆”风驶行，这样，上述缺陷部分地得到了弥补。  
　　不久，英国人认识到舷侧炮的应用有可能改变海军战术，因此越来越重视发展适合装备远射程炮的战船而不再注重攻占敌船这种作战方法了，结果，位于战船头尾的船楼变得越来越矮，船头上的撞角也很快取消了，重型炮的比例也有稳步增长。不过，西班牙的战船还依然保留着船头上的撞角，杀伤人员和摧毁敌船的两种火炮的数量继续保持平衡。他们仿照英国，降低了船头上船楼的高度，但船尾的船楼仍然造得很高，并在上面设置了敌人难以对付的轻型炮组。  
　　西班牙人仍然把他们的战船看作是主要用来携带陆军的海上浮动堡垒。与此相反，英国人则不愿浪费船上的舱位和人力来装载不懂海战的陆地部队，他们将水手训练成能够离开炮位或者攀下帆缆，操起长矛或短剑，强行登上敌船或者竭力把自己舰上的敌人赶走。  
　　这些就是各国海军战术理论的区别，他们导致了英吉利海峡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在这次海战中，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无畏舰队，开创了海军作战史上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纪元，并标志着英国谋求制海权的开始。  


海军强国的出现  
　　 16世纪前，海军战略基本上是依附于陆地战略的。16世纪初，葡萄牙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奎尔寇最先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要让海军远涉重洋，为本国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他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起一个海军基地网，使葡萄牙得以控制其海上航线和海岸线。而西班牙人似乎从未象葡萄牙人那样清楚地认识到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不过，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他们也利用海军巩固了对西半球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并控制了大西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航线。  
　　西班牙的海军基地以及西班牙对重要海上航线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对于象弗朗西斯·德雷克那样的英国海军将领来说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德雷克确信采用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战术使他和他的同胞取得了对西班牙明显的海上优势，因此，他比别人更加尽力精心策划发起了一连串的海战，从而使英国实现了它的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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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战列舰：黑火药兵器支配海洋(公元1550-18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英国对西班牙海上霸权的挑战  
西班牙无畏舰队  
英吉利海峡之战  
英国海军战术的发展  
欧洲大陆的挑战  
18世纪海军战术的发展  
舷侧炮齐射和舰队纵列战术  
海军炮技术  






英国对西班牙海上霸权的挑战  
　　在西班牙称霸于欧洲陆地战争，并寻求海上霸权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不列颠诸岛正处于亨利八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之下。在他们当政期间，曾为建立大不列颠海上帝国奠定了基础，刺激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创了英国皇家海军发展的新时期。不列颠岛国的劲敌是当时称霸于海洋并垄断着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贸易的国家——西班牙。  
　　但是，16世纪期间英国跟法国时有摩擦，这与法国经常卷入一些重大的内外冲突有关。法国曾先后企图于1545年和1546年两次在英国海岸登陆，从而导致亨利八世在他当政快要结束的几年里，实施了一项细致周密的海军建设计划，这就是近代英国皇家海军的真正开始。  
　　伊丽莎白执政后(1558-1603年)，她的基本国策是避免卷入欧洲大陆上的重大战争，但暗中却不断向欧洲大陆派遣小规模的远征部队。在她当政期间，英国和西班牙的敌对状态达到了高潮。在荷兰反抗西班牙的长期叛乱中，英国经常派分遣部队予以支援，最终叛乱取得了胜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他作环球航行的时候(1577-1580年)，曾对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各、卡塔赫纳和圣奥古斯丁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并对西印度群岛的居民进行威胁恐吓。这十来年中，由于英国和西班牙在公海上、在南北美洲以及在荷兰的暗中争斗，终于酿成两国之间正式公开的敌对行动，从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无畏舰队的远征。  


西班牙无畏舰队  
　　 1585年，西班牙天才的海军将领圣克鲁斯侯爵阿尔万柔·德·巴赞建议派一支海军远征舰队入侵英格兰。经菲利普二世批准，于1586年3月命令西班牙驻荷兰军队总指挥帕尔马公爵(当时的一位伟大军事家)作好准备，于次年让其部队由圣克鲁斯侯爵的舰队护送去英国。当英国德雷克爵士得悉西班牙海军正在积极筹划这次远征时，于1587年春将一支拥有23艘战船的舰队派往西班牙加的斯。这支舰队摧毁了大大小小33艘西班牙战船，在返回英国时又袭扰了西班牙港口圣文森特角 [ 译者注：今葡萄牙境内 ] ，摧毁了里斯本的港口设施，并在亚速尔群岛俘获一艘西班牙珍宝船。  
　　尽管西班牙倾全力以恢复这次战争的创伤，但毕竟将其原计划推迟了一年。远征尚未准备就绪，圣克鲁斯侯爵去世。他的死也许是英国暂时避免了这次西班牙入侵的最重要原因。不久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朗索·佩里斯·德·格茨曼接替了圣克鲁斯侯爵的职位。他是个勇敢而富有才华的人，但缺乏高级军事指挥的经验，对海军作战更是一窍不通。海军上将迪戈·德·瓦尔德茨担任副总指挥，而帕尔马公爵则负责远征军抵达荷兰后的全面指挥。  
　　当然，英国已经知道西班牙试图再次入侵的严重危险。1587年12月21日，伊丽莎白女皇任命埃芬厄姆勋爵霍华德为舰队总指挥，德雷克作为英国的主要海军将领和下议员被任命为舰队副总指挥。霍华德在海军作战上经验也不多，因此依赖德雷克和别的优秀海军将领服务于他。  
　　 1588年5月，西班牙无畏舰队由里斯本出发，途中因遇大风暴，在拉科鲁尼亚停泊避风，同时修理一些不适航的战船。7月12日，舰队离拉科鲁尼亚继续前进，19日 [ 注：这里引用的日期采用的是西洋旧历，因此跟加勒特·马丁利所著的《西班牙无畏舰队》(1959年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人所熟知的描述日期相差10天。 ] ，在利沙海角附近海面被英国侦察船发现。西班牙无畏舰队共由130艘战船组成，其中包括20艘西班牙大桅帆战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运输船，35艘小战船，4艘三桅帆装战船和4艘古希腊罗马式战船。全舰队共有8500名水兵和奴隶划手，19000名士兵。战船上总共装有2431门炮，其中1100门为重炮(包括约600门长炮)，其余为加农炮，用来对付敌舰的轻型炮，这种炮是根据陈旧的海军战术中需要进行白刃战而设计的。  


英吉利海峡之战  
　　由霍华德勋爵统帅用以对付西班牙舰队的英国海军包括：由他自己指挥的一个海军中队，34艘战船，驻普利茅斯；德雷克指挥的一个海军中队，34艘战船，驻普利茅斯；伦敦海军中队，30艘战船；以及由亨利·西摩勋爵指挥的另一个海军中队，23艘战船，驻东英吉利海峡道恩港附近。此外，还有大约50艘其它不同类型的战船，上面装备了少量的大炮，它们大多是运输供应船，在后期参与了少量的作战行动。英国舰队的主要船只总共装有1800门重型加农炮，其中大部分是射程较远的长炮。  
　　 7月21日两国舰队在普利茅斯附近首次交战。英舰在航行速度上和炮的射程上都超过了西班牙。在英舰远程炮轰击下，一艘西班牙战船被击沉，全舰队遭到重创，损失惨重，7月23日，双方在德文港附近海面再次进行一整天交火，双方差不多耗尽了弹药，但都没有给对方造成重大伤亡。到了25日，英国舰队得到了足够的弹药补充，但西班牙没有补给机会，不得不放弃预定在怀特岛登陆的计划，改道前往法国加来，希望能从帕尔马补给仓库得到弹药的补充。  
　　这时，只剩下124条战船的西班牙舰队在加来港附近海面停泊了下来。而英国霍华德的4个海军中队共有各种类型的战船136艘。他把大部分舰只停泊在西班牙战船的炮火射程以外的海面，而自己还有少量舰只的炮火可以打到西班牙的战船，对此感到满意。他知道，如果他的舰只不靠近西班牙战船，那末就不可能重创它们，但是，如果靠得很近，西班牙士兵就可以设法攻占英国战船，因此，他不愿意冒这个危险。这时，帕尔马也无法前来支援西班牙无畏舰队，因为他被荷兰舰队严密封锁在布鲁日 [ 译者注：今比利时境内 ] 。  
　　 28日黎明前，英军派出几艘火攻船袭击西班牙舰队。当英舰驶向西班牙舰队总指挥梅迪纳·西多尼亚的舰只时，他命令砍断锚缆。他打算等危险过后再回到这抛锚地。但是，他的下属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变得惊慌失措，舰队顶着逆风无法靠到一起，只好以散乱的队形向北漂去。英国战船紧随其后，以十分贴近的距离向着暴露的西班牙战船进行了持续一整天的袭击。英国舰队始终占着上风位置，几条舰集中在一起，用舷侧炮轮流发射的办法攻打西班牙的孤立战船。尽管西班牙人奋力战斗，但因缺少重型炮弹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还击。他们的轻型炮和火绳枪根本敌不过英国人的长炮和重型加农炮。西班牙战船受到严重创伤，士兵大量伤亡，不过没有船只被击沉。快到天黑时，英国人开始包围西班牙战船，并把它们分割开来，攻占受伤最重的舰只。他们总共俘获16条西班牙战船，其余舰只由于突然刮起海上风暴而得以死里逃生。  
　　梅迪纳·西多尼亚原计划让西班牙舰队到敦刻尔克和布鲁日进行修整，补充弹药并跟帕尔马舰队汇合，但由于风向不顺，无法进港。他不愿冒险顶着逆风驶向荷兰海岸，否则将导致当时实际上已经解除武装的战船暴露在英国舰队的舷侧炮火之下。因此他决定环绕不列颠岛，经欧洲北海返回西班牙。直到8月2日，西班牙舰队才勉强集结了起来。接着粮弹也显不足的英国舰队也集结返回基地港。  
　　 8、9两个月，一方面由于大风暴的袭击，更严重的是饥渴的煎熬，西班牙舰队在返回途中吃尽苦头，成千士兵死亡，损失巨大。出发时130艘战船，9月份只有63艘零零落落地回到了西班牙港口。其中被英国舰队俘去18艘，19艘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遇难，另30艘下落不明。  


英国海军战术的发展  
　　在跟西班牙进行的海战中，英国海军将领创造性地运用了海军作战火力，从而说明17世纪初英国在海军战术上遥遥领先于它的所有对手。令人奇怪的是，它的所有对手，甚至包括深受其苦的西班牙和聪明能干的荷兰，似乎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取胜的秘密在于强大的舷侧炮火力。或许英国取胜的关键也在于它在航海技术上的优势，不过，英国决没有垄断这项技术。  
　　 17世纪初叶，射击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是用绳子来制止火炮后坐，使得从炮门起，相当一段炮身留在船舱内，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装填弹药。而过去，为制止炮身后坐，炮被紧紧固定在船的舱壁上，炮管伸出船外，因此装填弹药相当困难。在激烈战斗中，简直无法进行。  
　　英国海军的基本战术是以五艘舰为一组，每次只有一艘战船用舷侧炮向敌舰射击，其余各舰忙着装填弹药。一艘舰射击完毕后第二艘射击，一艘接一艘依次进行。由于妥善解决了火炮的后坐问题，因而提高了舰炮的射击速率，实际上使火力提高到原来的五倍左右。  
　　根据这个经验，英国的罗伯特·布莱克正式确立了舰队纵列这一战术思想，即作战时将所有舰只以一定的间隔排成一个纵队。这种队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炮火的威力，同时海军指挥官也可根据自己的作战意图对井然有序的舰形实施最有效的作战指挥。  
　　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分布在海面数英里的大量战船，就会在海军战术和航海技术的结合方面造成极大的问题。当时的海军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旗语，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旗语已经相当成熟的时候，海军指挥官仍然很难将准确的命令传达给他的下级。即使利用旗语可以把他的命令准确而又迅速地发出去(这两方面实际上都做不到)，但距离、雾气、硝烟以及作战时的混乱状态统统会使旗语变得靠不住。为此，英国海军研究了一种战斗指令，为处理战斗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偶然情况，规定了一套通用易懂的条令式规则。这套指令经过海上试用，并在发生海战前由一位海军将领向其下属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详细的规定，扩充了内容。但是，每次海战的情况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的敌人打仗的方法也不都相同，作战中不断发生新的偶然情况，因此这套指令无法把它们一一包括进去。  
　　这时出现了两种海军战术思想派别。两种派别都主张舰队在进入战斗时采用纵队形式，努力抢占上风位置，这样就可以根据战斗进展情况来决定是否逼近敌舰还是避开敌舰。但是一旦投入战斗，两派在打法上就发生分歧，简单来说，分歧有如下几个方面：  
　　 “正规”派主张在取得海战全胜之前或者除非取得了海战全胜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始终保持舰队纵列的队形。战舰应尽可能逼近敌舰再开炮，同时后面的战舰必须紧随前面战舰的航线，这样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各舰的位置，一旦需要就能令其一起撤出战斗。  
　　 “混战”派则主张舰队总指挥应相机派单个海军中队和战舰指挥官离开舰队阵线，以密集炮火轰击敌舰队中明显易于击毁的船只。“混战”派往往依赖下级指挥官的判断力和经验，发扬皇家海军的传统战斗精神，尽量利用这种战机，因为在当时向所属各舰迅速而充分地传递命令，显然是很困难的。  
　　到了17世纪末，两派主张都得到了验证，结果各有成败。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正规”派得势，而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欧洲大陆的挑战  
　　好战的荷兰总是在战术上紧步英国的后尘。尽管他们仿效过英国的舰队纵列作战队形，但实战中总是宁肯采取攻占敌舰进行短兵相接的打法。在航海技术方面，荷兰的海军主将(特朗帕斯兄弟和戴吕泰尔)可以跟英国最好的将领媲美。他们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不仅是强有力的，而且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英国人并不甘愿认输，由于他们在炮火的威力上保持着明显的威势，因此还是取得了微弱优胜。  
　　到了16世纪80年代，当英国在跟荷兰的残酷战争中胜利地再度得势时，法国也靠实力登上了争夺海上强权的舞台。法王路易十四采纳了国防大臣弗朗索瓦·路易瓦关于建立法国海军力量的建议，否定了财经大臣琼·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的主张。财经大臣认为法国想要在陆地和海上出人头地是危险的。从此，法国大力发展舰船的科学设计和制造，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采用了英国发展海军的最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就舰与舰相比而言，新的法国海军战舰在速度和质量上都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大同盟战争爆发时(1688年)，法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劲旅了。它的数量等于英荷联合舰队的总和。按照逻辑，法国海军完全可以将英国舰队从英吉利海峡赶走，但是实际上它并未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是路易十四未能抓住有利的战机，而且又不让法国高级将领安尼·希莱林·戴·图尔维利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作战。后来，英国又进一步发展它的海军力量，法国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将英国人打败。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又近乎重演了。  


18世纪海军战术的发展  
　　公元1750年前，海军战术一直是既简单又原始的。交战双方的舰队均排成纵队(舰队纵列)航行，航线互相平行，这样才能互相靠近，进行舰对舰的交锋。各战舰以舷侧相对进行战斗，有时，实际上是舷侧靠着舷侧，用炮火猛烈对射，直到一方屈服为止。在这段时期里，英国始终掌握着制海权，这并非因为他们运用了新的海军作战思想，而是由于它的卓越海军将领掌握了强大的海上攻击力量，由于他们为取得炮兵技术的优势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由于他们的战舰在数量上超过了别人。  
　　法国的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舰与舰相比，法国的质量优于英国，但法舰数量较少。总的来说，英国的航海技术比法国强。英法海军战术的基本差异在于，法国常常由于数量上处于劣势，因而更注重保全其舰只不使受损；而英国则愿意拿自己的战舰进行较大的冒险。结果，法国人常常喜欢在敌舰的下风一侧进入战斗。这样，一旦需要就可以很快脱离冲突。战斗一旦开始，他们就将炮火对准敌舰的桅杆和帆缆轰击，使敌舰速度慢下来。英国人也一样，用船头上的远程火炮击毁敌舰的桅杆和帆缆，使敌不能逃跑。一旦初战胜利，便改为轰击敌舰的船壳，将它击沉或摧毁。为此，英国战舰常常占据上风一侧的位置，这样比较容易靠近敌舰。  


舷侧炮齐射和舰队纵列战术  
　　战舰的舷侧炮火力对海战起着支配的作用，航海技术和战舰的操纵技术是海军炮射击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除非能够敏捷地操纵战舰，使位置几乎固定的火炮能很好地瞄准射击目标，否则舰炮火力只不过是一个空泛的数据而已。英国皇家海军严格规定不准战舰各行其事，它所规定的战斗指令已经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单行纵队是战舰编队的唯一形式，不允许进行别的试验或革新，如果这样做，就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到处罚，有时(虽然极少)甚至处以死刑。由于当时没有其它更好的海军体制，而别的体制还比之不如，因此，英国的海军体制一般来说算是成功的。不过，只有杰出的海军指挥官才能在对付跟自己力量差不多的敌军舰队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倘若不是英国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新的战术派别大胆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否则就不能设想战舰可以离开战斗队列进行作战。不过，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圣次海战中，有些指挥官确曾指挥自己的舰队向着敌舰扬帆冲击，突破敌舰防线，将敌舰分割袭击，集中优势炮火接连摧毁了它们的舰只。到了1800年，海战便增加了这种作战方法，但实际应用仍属罕见。  
　　这个时候正是配备有大量舷侧炮的大战舰的黄金时代。这种舰的名称表明，它在规模上和武器装备上都要在海战阵列中大显身手。这种战舰最大的长达300多英尺，有的排水量达2500吨左右，载员约1000人。  
　　到了18世纪中叶，战舰大体上标准化为六个“等级”。头三个等级属于大战舰：一级有三层甲板，共配备100或100门以上火炮；二级也有三层甲板，共配备约90门炮；三级也就是作战舰队中的载重舰，有两层甲板，共配备64至74门炮。四级是按折衷方案建造的，配备有50门炮(两层甲板)，称为巡洋舰，有时也用在海军作战队列中。象所有按折衷方案建造的战舰一样，它的战斗力不很强大，因此在舰队中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不够灵活，很难充当巡洋舰的角色。真正的巡洋舰是形体更小一些的五级和六级战舰，它们有24至40门炮，往往全都设置在一层甲板上。这些战舰比大战舰更轻便，航速更快，因此适用于袭击商船，担负侦察搜索和警戒掩护任务。所有的等级舰，包括大战舰和巡洋舰，用地道的航海术语来说，均属于三桅横帆战舰。  
　　以上的等级舰之下，便是几种桅帆小炮舰(“桅帆”一词与船具装置方法无关)，它们通常是双桅横帆炮舰或双桅纵横帆炮舰(双桅，前桅为横帆，主桅为纵帆)，舰上配备有16至24门炮。最后，便是按船具装置方法定名的单桅快船或其它小型桅帆炮舰(如单桅纵装帆船，双桅纵帆船，双桅小帆船等)。  
　　这个时期的造船技术有两项重大的革新。1700年，舵柄(系从舵伸到船内的一根大杠杆，用它对舵进行操纵)已经用缆绳与装在后甲板上的舵轮连接起来，从而大大方便了舰船的驾驶。舰的水下部分覆盖以铜护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藤壶(附在船底的甲壳动物)和可怕的凿船虫(一种咬啮木头的蠕虫)对栎木船底的侵蚀。  


海军炮技术  
　　这个时期大型战舰和巡洋舰的主炮已经是完全标准化的16、18和24磅炮弹的加农炮。多层甲板的战舰通常在上甲板配备16磅炮弹的加农炮，下甲板是24磅炮弹的加农炮。轻型桅帆战船装有4、6和9磅炮弹的加农炮，大型战舰常常也装备一些轻型炮，作为主炮的补充。  
　　当时的海军炮术分为二派。英国人用炮击穿敌舰的船壳，摧毁栋木制的舷侧使之沉没，或者丧失战斗力，同时给敌舰船员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而法国人则用炮轰击敌舰顶部的船具，通过摧毁桅杆和帆缆使之不能行驶。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向英国的海上霸权提出了第二次挑战，这对实现美国的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英国在技术上素有突出的创造性(不过这种创造性发挥得为时过晚，结果它未能保住其殖民地)，在海军炮上进行了许多项技术革新，使其舰炮火力继续处于优势，从而保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些技术革新包括了一种燧发机装置，它产生火花进入火门引起点火，代替了过去松散的点火药和火绳杆(一种慢速火绳点火装置)点火方法；另外火药盒也有了改进；他们把火药和弹丸之间的填弹塞弄潮湿，以防过早发射；在防止后坐的驻退索上加了金属弹簧；炮架轮子的下面放置了斜面木块，这样，便于炮架吸收后坐力；他们还装置了滑车组滑轮，使每一门炮可以向右或向左旋转，这是射击技术的一项重大进步，从此，不必为了瞄准目标而将整个战舰作直角旋转了。另一项技术是向木制的敌舰发射炽热的加农炮弹。英国最早于1782年在直布罗陀海战中采用了这种技术。这种炮弹极易燃烧，命中目标也比较精确，与过去效果没有把握的漂浮式火攻船和火攻筏相比，确是一项很大的改进。  
　　由于英国采用了大口径短炮，因而大大加强了炮的火力。这种炮短而粗，能够发射32磅甚至更重的炮弹，其近距离的摧毁能力大大超过了当时大战舰和巡洋舰上的12、16和24磅炮弹的长炮。大口径短炮的造价比长炮低，炮身又轻，而且操作简便。在18世纪末期英国战胜法国的关键性战斗中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到了1812年战争时这个缺陷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装备了大口径短炮的战舰必须比装备长炮的敌舰舰速更快，并要更容易驾驶，否则不等大口径短炮进入轰击敌舰的射程就会先被对方击毁。  
　　英国海军采用了一种改进了的旗语，使战术指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采用这种旗语后，在海军历史上指挥官第一次能够在交战开始前对舰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和发布命令。旗语的改进是逐步进行的，到了18世纪末，实践证明这种改进效果良好。  
　　这个时期里各国海军的舰上生活条件是十分恶劣的。20世纪的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一千个人竟能生活在一艘2500吨的船上。平均每人只占有20平方英尺面积的甲板，船上还要装载弹药、足够的水和食物以便一年或更长时间巡航在海上而不得进港补充。经过海上几个月的存放，食物的质量和状况已经是很难用文字形容了。舰上的主要饮食是几片被象鼻虫爬过啃过的砖头一样坚硬的面包，用几口带盐味的水冲进肚里了事。有时能给一点在水里加些甜酒而制成的“淡酒”。这样的饮食对人体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在战斗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水兵常常很快衰老，年纪轻轻就过早去世了。英国皇家海军发现柠檬果汁可以预防坏血病，正是由于英国水兵大量服用柠檬果，因此就出现“莱米”这一俚语，用来专指英国人。  
　　除了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外，海军的纪律也极为严酷。舰上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海军跟陆军一样，军官跟士兵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军官对士兵几乎拥有生杀之权。也许这就是用以确保野蛮的和被搞得野蛮的士兵对上司绝对服从的唯一办法。许多士兵是违背自己心愿被迫入伍的。  
　　 18世纪末，英国皇家海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兵变(1797年)，结果，当局假惺惺地改善了水兵的待遇。由于公众对水兵所遭遇的种种不平和痛苦极为关注，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实质性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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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帝国军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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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时代：步兵与炮兵结合(公元1600-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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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军事上的过渡时期  
荷兰将军摩利士  
古斯塔夫·阿道夫  
瑞典步兵  
瑞典的骑兵和炮兵  
瑞典的武器装备  
训练和战术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体制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继承者  
法国的军事体制  
克伦威尔统率下的英国军队  






军事上的过渡时期  
　　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军事过渡是在公元17世纪完成的。从此，滑膛枪取代了长矛，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的披盔带甲的重骑兵经过改良，最后又被淘汰。原先的方阵作战队形变成了线式队形。机动性很差的攻城炮变成了密集的机动炮。这种机动炮是跟步兵及骑兵协同作战使用的主要作战武器。军事技术的这些进步大部分是荷兰的摩利士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里，人们对轻武器进行了许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火绳滑膛枪的改进。古斯塔夫·阿道夫发现这种枪本来重达15至25磅，必须放在木叉支架上才能射击，使用很不灵便。因此，他设法将它减到11磅，这样射击时就不必再用支架。他还采用了一种纸质弹壳——一种定量装药，即里面装有仔细秤量的火药(可使弹道匀称一致)和弹丸。标准的滑膛枪弹丸重量只有一盎司多，约为一磅的十二或十四分之一。到了17世纪中叶，滑膛枪的长度减为标准的4英尺或一又四分之一米。在英国内战 [ 译者注：1642-1649年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 ] 时期，滑膛枪的长度又缩短为3英尺或1米左右。这些改进使滑膛枪变得更轻，更灵便，更容易装弹，发射速率比原来翻了一番，即每分钟达一发以上，因此成为一种火力很强的兵器。  
　　 16世纪期间，启用了一种弹簧点火开关，即用燧石与打火镰相撞击产生火花引起点火。1615年，法国军械工人勒布儒耶发明了真正的明火枪或称燧发机滑膛枪，后经改进约于1630年变成了一种运动枪械。它成为作战兵器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一部分原因是造价太高，另一部分原因是军事将领们保守的传统习惯。他们对于火绳枪已经心满意足。英国在克伦威尔 [ 译者注：英国将领和政治家，1599-1658。 ] 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其中有两个步兵连装备了燧发机滑膛枪。1670年法国有一个团全部配备了燧发机滑膛枪。虽然这种枪在精确性和发射速率方面还不如改进后的火绳枪，但是它的优点却弥补了它的缺点。它不仅很少受变化无常的气候的影响，而且消除了燃烧着的火绳所能引起的危险。这样，士兵与士兵就可以靠得很近，从而增加了既定战区里士兵的数量和火力的密度。到了1699年，燧发枪成了欧洲各国军队的制式武器。  
　　有些国家的军队得到了一种命中率更高的来复式滑膛枪，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使用。少数骑兵部队还开始将来复式卡宾枪跟剑配合起来用。但是来复式兵器造价比较高，因此当时还不可能大规模地加以应用，  
　　到了17世纪中期，一种插在滑膛枪枪口的刺刀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部分地代替了长矛。最初使用滑膛枪的士兵在跟敌人进行白刃战时捡起折断的长矛头，塞进滑膛枪的枪口进行战斗，也许这就是刺刀的来历。这佯一来，枪就不能再作为火器使用了，因此长矛兵仍是步兵编队的必要补充，用以保证火力不至于间断。大约在1680年，可能是沃邦采用套环将刺刀固定在枪管上，这样枪膛就空出来可以进行射击了。不久，有人又作了改进，在刺刀的把上安一个套节，用螺栓使它跟枪管牢固地固定在一起。17世纪末，欧洲各国军队普遍采用了这种刺刀。从此，滑膛枪士兵自己也成了长矛兵，真正的长矛兵则很快从步兵编队中消失了。  
　　 16世纪期间，法国和西班牙都修改并缩小了野炮的口径。17世纪摩利士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只采用四种口径，即48、24、12和8磅炮弹的炮。所有这些炮都装在轮子上，炮的架尾连在另一辆两轮牵引车或前车上，最重的炮需要三十匹马才能牵引。  


荷兰将军摩利士  
　　为了使火绳枪成为一种有效的步兵兵器，西班牙采用了方队这样的作战队形。接着又着手寻求更加灵活，更加节省兵力的战术体制。当时有位军事家为此迈出了最初的重要一步，创建了古罗马军团这一军事体制的完美翻版。十七岁的奥朗日王子摩利士，在他的父亲威廉一世 [ 译者注：1533-1584年荷兰独立战争的领袖。 ] 于1584年遇刺身亡后，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1590年他担任乌特勒支省和奥弗里塞尔省的省长。不久，他在为反对西班牙而进行的叛乱中被推举为海军上将和联军总司令。由于他对经典军事著作有着颇深的研究，又有丰富的野战经验，因此他对当时的军事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始了17世纪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战术的一场革命。  
　　摩利士对战争艺术的主要贡献就是从最佳的战术角度来使用兵力。他在古罗马军团这种军事体制的基础上，减少了步兵编队的纵深厚度，通过严格的训练和操练使它变得更加灵活，更有战斗力。他把西班牙长矛步兵团的横排数先从40排减到10排，最后又减到5排，这样所有的士兵就能够一次将全部兵器投向敌阵。摩利士创建的这种由5个横排组成，每排约有50名长矛兵，士兵间距约3英尺的战术队形，可以说是近代线式编队的雏形。在这种队形的各个侧翼，是3个由滑膛枪士兵组成的排，每排40人，面对敌人编成四路纵队，每纵队10人，这样滑膛枪士兵射击完毕后就可以采用西班牙式的反方向行进方式，到最后一排去换装子弹。这种编队中，滑膛枪士兵和长矛兵仍被编在同一个队形里，但不再是混合在一起。以免大部分人不能发挥作用。  
　　随着编队纵深层数的减少，部队规模也缩小了。摩利士将连的兵力从150人减到了80人，长矛兵和滑膛枪士兵的数量各占一半。团(当时称为营)的兵力约为500人，大体相当于古罗马军团中的大队规模。团的正面最大宽度约250米，长矛兵居于中间，滑膛枪士兵位于侧翼。它避免了原来的西班牙步兵团中浪费兵力的现象，灵活性也更大了。士兵与士兵相比较，他们的作战效能实际上成倍地提高了。每个营被分成6个分队，象古罗马军团那样按棋盘方格形状摆成3个作战横队。  
　　在跟敌人步兵进行正面交战时，这种队形效果很好。长矛兵打起来很顺手，滑膛枪士兵也可以稳稳当当地射击。但是，在对付敌人骑兵的正面冲锋时，滑膛枪士兵必须以长矛兵作掩护，艰难而杂乱地向后移动。当敌人向自己侧翼进攻时，必须把队形的正面转过来面向侧翼，这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摩利士鼓励人们研制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式武器(包括毒气弹和爆炸弹)，他赞助军用地图绘制者的工作，并用双筒望远镜进行侦察。这一切都是他的同代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的。作战中他大量构筑野战工事，在攻城战中采取了许多新颖的作战方法，因此大大缩短了攻占堡垒所需要的时间。  
　　摩利士作战体制的成功依靠的是士气，靠的是严格的训练以及操练所取得的士兵的高度纪律性。甚至在不打仗的间隙，士兵仍然要不停地进行操练，直到精疲力尽为止。因此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迅速进行编队和变换队形。摩利士的操练和训练方法是他在军事上的一项传之最为久远的贡献。这种方法不仅改变了军官教导队的职责，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训练部队，而且也给军队确立了在和平时期以及打仗间隙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有些标准的训练项目，如齐步行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  
　　尽管摩利士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他没有能够克服长矛兵和滑膛枪士兵的线式编队所固有的死板而不灵活的缺点。虽然单个步兵部队由于缩小了规模，比过去灵活了，但要独立作战却又嫌规模太小。而且实践证明，它跟原来作战体制一样，也是属于防御性的。长矛兵的作用跟过去一样，滑膛枪士兵仍然要依赖长矛兵的保护。  
　　摩利士的大部分军事改革工作是在1609年完成的。这些改革标志着黑火药时期的早期作战方式开始向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体制的过渡。古斯塔夫创建的军事体制几经改进延用到了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而他的基本的线式机动作战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到了20世纪。  


古斯塔夫·阿道夫  
　　 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登上瑞典王位时，瑞典军队正处于相当糟糕的境况。组织松弛涣散，兵力严重不足，长矛部队薄弱，士兵的武器还是老掉牙的火绳枪，军队的领导软弱无力，军队的管理有名无实，兵员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士气低落，与丹麦的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就在这关键时刻，不幸中之大幸是出了一位能力非凡的统治者。他不但是一位战术家，而且是一位战略家，是一位有治国治军之才和将帅之才的君主。  
　　就象当时别国的君主一样，古斯塔夫早年学习过军事。他跟摩利士一样，博览过经典军事著作，熟悉西班牙的军事体制，也了解摩利士对军事技术所作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在德国作战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战术家。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步兵部队的运用上，而且表现在炮术、马术、攻城战、防御工事的运用、训练和后勤等各个方面的技能上。对于地形他有高超的观察判断力，在作战指挥方面他是一位杰出的天才。  
　　但是，除了精通各种军事技术外，更重要的他是位革新家。对于武器装备、战术和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他称得上是位行家里手。  
　　古斯塔夫即位以后的第一件事是重建军队。究竟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雇佣军，一种是募兵制的本国军，他决定建立国家募兵制，作为改组军队的基础。他在国家设立几个征兵区，负责供养和维持国家的军队。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瑞典人无法满足君主对兵力的需求，因此军队常常以雇佣军作为兵力不足的补充。  


瑞典步兵  
　　瑞典军队的基本战术步兵单位是中队，由408人组成，其中长矛兵216人，滑膛枪士兵192人。长矛兵排成6列，居于编队的中心。滑膛枪士兵位于长矛兵的左右两翼，每边96人，也是排成6列。另外，每个中队通常还附加96名滑膛枪士兵，这样中队的正面共84人，宽约700米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有可能是70米之误。 ] 。另加的滑膛枪士兵通常负责执行警戒，侦察和其他派遣任务，因此往往不跟中队在一起。  
　　很明显，这种中队跟摩利士作战体制中的营很相似。但是如果不计附加的滑膛枪士兵，那末中队的规模略小一些。从战术上来说，瑞典的中队跟荷兰的营一样，基本上都是防御性的。如果跟别的步兵部队很好配合，并跟骑兵和炮兵合作，那末也可以用来从事进攻战。  
　　为了使中队具有进攻作战的能力，首先要把3个或4个中队合并为1个大队。但是，如果要使联合兵种部队具备各种各样的作战能力，那末就必须对骑兵和炮兵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瑞典的骑兵和炮兵  
　　瑞典骑兵是通过志愿兵制征募而来的。他们多数为轻骑兵。尽管瑞典马匹体格较小，但它的骑兵部队却仍能承担古斯塔夫所规定的任务。为使骑兵能够保持高昂的士气，采用了跟步兵一样的付以固定高薪的办法，而且常常给他们土地或出租土地的租金这样一些额外津贴。到1630年的时候，古斯塔夫共有8000名瑞典国民在骑兵部队服役。  
　　古斯塔夫认为，光靠他当时已有的作战火力是无法赢得战争胜利的，他需要能够进行近战的突击力量，这只有骑兵方能胜任。为此，古斯塔夫竭力寻找能充分发挥瑞典矮种马的战斗力的方法。他淘汰了骑兵的半旋转战术和纵深很厚的骑兵队形。把骑兵队形搞成纵深只有6个横排，后来又改为3排。骑兵的手枪只是摆摆样子的，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手持马刀的冲锋。当骑兵的第一排接近敌人时，便开始用手枪射击，另外二排作好射击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滑膛枪分遣队设置在骑兵的中队与中队之间，为骑兵冲锋提供火力支援以震撼敌人。当骑兵发起冲锋时，滑膛枪士兵趁机换装弹药，准备下一次齐射，以便骑兵发起第二次冲锋或者掩护骑兵撤退。在吕岑会战中，又增加了改组后的瑞典炮兵团对骑兵的炮火支援。  
　　在古斯塔夫掌管军队以前，炮在瑞典被看作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装备，通常由雇佣来的老百姓和炮手操纵。但是这些人自由散漫，目无军纪，因此古斯塔夫认为必须建立一种更坚强更正规的炮兵体制。1623年他组建了一个炮兵连，1629年，又扩建为由6个连组成的炮兵团。由他手下最优秀的炮手，27岁的伦纳特·托斯坦森担任指挥。该团的6个连中，4个连由炮和炮手组成，一个连为工兵，一个连负责使用专门的爆炸装置。这样炮兵首次成为瑞典军队中一个正规的专门兵种。他们几乎完全由瑞典部队组成，这在雇佣军盛行的时代来说是很不一般的。瑞典炮兵和同时代的别国炮兵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他们使用了新式炮和新式操纵技术。  


瑞典的武器装备  
　　除了革新军事体制外，古斯塔夫在武器装备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进。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步兵已经不再使用盔甲，但古斯塔夫却仍让长矛兵穿上胸铠和胫甲。为了防止敌人的骑兵用剑劈断瑞典士兵手中的长矛，他在长矛的上段包上了铁。为了不使长矛太重，以致无法挥刺，他把长矛的长度从16英尺缩短为11英尺。他用火绳滑膛枪取代了普通火绳枪，并把火绳滑膛枪的重量减少到比别国的更轻。他使枪的口径和装药标准化，并发明了纸弹筒。所有这一切技术上的革新既提高了瑞典步兵的火力，也提高了他们的防御能力。  
　　古斯塔夫在炮兵武器上进行了最为重大的技术革新，目的是要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他并不在乎提高炮的发射速率(虽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使炮能够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这就要求炮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减轻炮的重量。为此，他把瑞典炮的口径标准化为适合发射24、12和3磅炮弹的三种口径。他取消了笨重的48磅炮弹的炮，又用机动性很强，发射速率较高的3磅炮弹的炮取代了8磅炮弹的炮。通过提高炸药的质量，他使炸药在炮管内产生的压力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接着他又大量采用了瑞典有着丰富资源的铜来制造炮，并替换下原来的一些木制零件，因而缩短了炮管的长度，减轻了炮的重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采用的结实牢靠的3磅炮弹的炮或称之为“团属炮”。这种经过反复试验后采用的炮长度为4英尺，连同炮架重625磅。它采用了整装式炮弹，从而简化了装弹程序，提高了炮弹的发射速率。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炮兵的功能，古斯塔夫军队中的每个团都配备有一门这样的炮(后来改为两门)因此使瑞典军队的作战火力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在许多年里，配备有这种炮的团是唯一能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军队。  
　　古斯塔夫努力发展团属炮，体现了近代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有趣现象，那就是人们总是设法寻求一种方法来提高兵器的火力和杀伤力，以满足前线士兵的需要。步兵作战对“随伴炮”的需求始终影响着军队的战术理论，编制和兵器的发展。  


训练和战术  
　　没有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纪律，新的军事编制和改良后的兵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古斯塔夫跟摩利士完全一样，也是位杰出的军训教官。士兵从入伍开始，古斯塔夫就对他们不断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他们先要接受为时两周的基础训练，例如，按击鼓的点子走步，学习滑膛枪装弹和使用长矛的技术。他们还经常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的机动演习，不给部队一点空闲。部队纪律十分严格。团的指挥官必须每月给部队宣读一遍作战条例。违背这些条例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古斯塔夫的士兵素以纪律严明举止端正而闻名，这在当时各国军队中是十分突出的。  
　　所有这些军事改革都成了瑞典军队在战场上持续取胜的重要因素。古斯塔夫从事改革的目的旨在提高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质量，使这三个兵种都具备更大的战斗力，从而充分发挥他们联合作战的威力。  
　　但是，这种联合兵种作战体系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将骑兵跟步兵和炮兵组合在一起之后势必要牺牲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量，骑兵只能在最后大约100码的距离内才可以作最后冲刺。不过好在瑞典骑兵可以而且一直是用于传统的侦察和掩护的，因此，联合兵种作战体制还是比当时别的体制来得优越，它毕竟取得了成功，因此许多国家争相效仿。  
　　在将火枪与长矛、兵器投掷与部队冲刺相结合的过程中，古斯塔夫仍然保留了摩利士创建的6个横排的步兵线式编队。他将这两种步兵武器结合起来使用，火力更强大了。在第一排士兵射击完毕作反方向行进换装弹药前，后面两排士兵已经作好了射击的准备。而且在实施反方向行进的过程中，整个队形仍然在向前推进，因此整个队伍的作战火力好象是向前席卷的轻武器火力网。编队向前运动时，滑膛枪士兵换装弹药受到长矛兵的掩护。后来古斯塔夫又发明了齐射的方法，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火力。所谓齐射也就是让三排滑膛枪士兵同时向敌人进行射击。这样一来，虽然不能保持火力的不间断，但是实践证明，在发起冲锋高潮前逼近敌人的几分钟内进行一阵猛烈的射击，其效果是很好的。如果用反方向行进换装弹药的方式，那末就要化费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加强轻武器的火力，他们还增加了团属3磅炮弹的炮火支援。  
　　在齐射后换装弹药时，士兵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因此这时长矛兵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保护滑膛枪士兵的最好办法是长矛兵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样长矛兵就不仅仅用来保护滑膛枪士兵，它的作用范围变得更广了。它可以用来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而滑膛枪齐射只是作为长矛突击的前奏，就象骑兵冲锋时的情况一样。正当长矛兵在别国军队中迅速淘汰的时候，古斯塔夫把它跟射弹兵器的火力结合起来，从而重新使长矛成为一种进攻性兵器。  
　　古斯塔夫还把炮变成了一种进攻性武器，跟骑兵和步兵结合起来加以使用。他使用炮的目的是要让炮和别的兵器一起，共同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敌人目标实施最强大的火力进攻。通过提高炮的机动能力，他达到了这一目的。过去，炮通常必须在战斗开始前预先占领阵地，在整个交战过程中火炮都固定在阵地上无法移动。在吕岑会战中，古斯塔夫在关键时刻移动野炮给步兵及骑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这种轻型团属炮可以随意移动，因此在作战中用途十分广泛。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体制  
　　对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成就有时很容易言过其实。实际上，他在军事技术上的大部分革新都来源于别人的成果和心血，况且改革当时军事体制的人也并非他一个。但是应该说没有人能够象他那样扎扎实实地把一些思路设想变成了现实，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用自己的一些总体原则将众多的技术革新应用到了一个完整的军事体制之中。他的成就是举不胜举的。他使步兵和骑兵具备了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无可比拟的进攻能力；他提高了它们的火力强度，并使这种火力成为突击冲锋的前奏；他使炮兵具备了机动能力；他使线式编队可以根据指挥官的意图灵活变化，从而使它具备了更强的生命力；他解决了联合兵种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他使小部队的指挥官成为作战行动的关键。虽然在法王路易十四的长期统治结束之前，军事技术上还曾有过许多革新和改善，但是他把16世纪中叶开始的军事变革推向了高潮。尽管古斯塔夫的军事改革并非全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是他对欧洲战争的影响毕竟是十分深刻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继承者  
　　古斯塔夫死后，他的军事体制在不同国家的许多军事首脑的领导下得到了改革。兵器的发展，特别是刺刀的使用，不断影响着战术和作战编队的形式。在此期间，欧洲军队的规模和组成也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它体现在17世纪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之中，同时又对后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欧洲除英国之外正处于专制君主统治的时代。以严格的纪律，刻苦的训练和集中管理为基础的军事体制和一支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军队特别适合于这种形式的政府的需要。当时，瑞典君主名叫伊普索·法克托，他是国家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首脑都十分重视他在军队里的作用，以至于他们平常总是以身着军服为荣。由于战争开支越来越大，不得不将民用经济集中起来，因此，仿照军事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民政管理机构。而且正是战争，以及为应付战争而供养着的一支军队，对王室政府的财政资源提出的需求最大，迫使政府征收高额赋税，从而产生了税务机构，它反过来又加强了君主的权力。  
　　另一方面，军事的发展对社会或者至少对社会的某些部分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战争不再仅仅与上层阶级有关了。骑兵，过去曾经只是王公贵族涉足的领地，现在，只要你能够骑马就都有资格参加。无论雇佣军还是本国军都开始提拔中层阶级担任军官职务。但下层阶级仍然很少被吸引投身于军队的行列，只是在有些国家里，他们可以成为民兵组织中的一员。  
　　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多地用来为战争服务。摩利士和古斯塔夫曾使用过轻便的望远镜；制图学也被用于军事目的；从军，至少对军官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接受系统化的教育日益变得重要了。  
　　盔甲的淘汰，军人制服的推广，以及固定的薪俸使得许多原来没有考虑执戟从戎的人开始了军人的生涯。另外，由于强调了军队的灵活性，并又建立了许多小部队，因此下级军官的职位开始由一些平民(他们是平民中的地位较高者)来担任。日益重要的炮兵比别的兵种更加开放，那些受过一些科技训练的人，无论出身和背景如何，都被吸收加入了军队。  
　　 17世纪下半叶，人们作了大量实验，来论证和试验内弹道学的基本理论。根据伽利略提出的原理对迫击炮的弹道也进行了研究。在法国科尔伯特创建了皇家科学院，标志着要将科学应用于战争。随着战争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因此知识、科研和学校教学变得更加重要了。近代第一所军事学院是由拿骚的约翰于1617年创办的。那些向来独占军队领导职位的王公贵族也不得不前去学校深造以掌握作战的技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事技术对社会起到了一种平衡和民主化的作用，把过去存在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明显界线抹去了。军衔开始正规化，又建立了专业军官队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这种军官队伍虽属于某一个国家，但又属于整个欧洲。由于他们缺乏强力的民族意识，因此就象斯图亚特王朝倒台后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追随者那样，朝三暮四，开始时为这个君主供职，不久又服务于另一位国王。  
　　 17世纪军队的规模和作战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摩利士、古斯塔夫及其追随者对战争和军事改革的结果，但更加重要的原因却在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前，军队的数目很少达到5万人以上。古斯塔夫在1631年时的军队人数约为3万，他的对手的军队仅稍多于这个数目。但是到了路易十四当政时，他就拥有一支40万人的庞大军队。其中野战部队有时接近10万人。据说17世纪一个国家能够供养的军队人数约为人口的百分之一，法国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扩建军队的趋向到了18世纪的时候慢了下来，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时期又再度出现了扩军的势头。  
　　随着军事机构和野战部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军队的组织体制以及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发动战争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口和国家资源对战争是同样重要的。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数军队是雇佣军，到了17世纪末，基本上都成了国内供养的皇家常备军，不过雇佣军的部队仍然不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囿于当时的财政和政治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军事因素造成的。尽管从10月至翌年5月这段时间很少从事作战活动，但不管在打仗和休战时期，训练是全年始终不停的。只有坚持训练，才能保证部队常备不懈。  
　　一旦军队变成了常备军，它就开始以现代军事机构的面貌出现了。军人有了标准的制服，军衔也正规化了，团指挥官被授予上校军衔而不再称做合约人，健全了规章制度和惩戒条例；组织了专门的供应和支援机构代替原来的民政部门行使职能(士兵很快住进了由王国政府提供的兵营)；兵器进行了制式化，使用兵器的士兵也按标准进行配备；总之，军队变成国家的军队，或者说变成了王国政府的军队，当然，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真正成为国家的军队。  


法国的军事体制  
　　在古斯塔夫于1632年死后的一段时期里，军事战术并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早些时候许多法国军官曾在荷兰军队中供职，联合跟西班牙打过仗，并把摩利士的军事技术革新应用于法国自己的军队。后来法国人又跟瑞典人建立过联盟，因此对古斯塔夫的军事体制也相当熟悉。这时瑞典在德国境内的军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639年当萨克森的魏玛公爵领地的伯纳德死后，法国接管了古斯塔夫留下的8千人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成了黎塞留 [ 译者注：1585-1642年，法国政治家和红衣主教。 ] 时期法国军队的主力，并被路易十四保留了下来。当时法国最优秀的军事家亨利·戴蒂雷纳是古斯塔夫军事上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在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当政期间，法国军队采用了瑞典步兵的基本编队体制——营(或称团)，规模约为600人。它通常编成横队的形式，纵深为6个横排，每排长约100码。位于中央的是250名长矛兵，两侧各150名滑膛枪士兵。另外，每个营还配属有150名滑膛枪士兵。一般作为支援骑兵的分遣队。标准的步兵作战队形由前后两个横队组成，横队之间通常相隔300至400步远的距离。各个营以棋盘方格的形式进行部署，营与营之间的间距估计相当于营的正面宽度，这样，第二横队就可以穿过第一横队营与营之间的间隔向前推进。另外还有后备队，通常编为不完整的第三横队，实力约为主横队的一半，在战斗开始阶段，后备队一般位于第二横队后面的600步远的地方。  
　　路易十四登基时，他接管了先王留下的139个团的一支军队。其中20个团是外国雇佣军，约有30个团是骑兵。当时法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内乱和内战的剧烈动荡时期，因此军队纪律松弛，管理松散。路弗伊斯承担了重建和训练军队的任务。他制定了许多束缚人们手脚的规定，来限制野战部队指挥官的工作。不过他毕竟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他改进了军队的管理，并沿法国边境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从而弥补了他的上述缺陷。  
　　路易十四的骑兵部队包括重骑兵，轻骑兵，马枪队和龙骑兵。17世纪初，他有8个马枪团，共约3千兵力，配备了来复式卡宾枪和剑等武器。1650年法军只有一个龙骑兵团，1690年时增加到了43个团，士兵总数达16000人，他们配备有新式的带刺刀的滑膛枪，马鞍上还绑着掘壕用的工具。这两种骑兵，特别是龙骑兵，集步兵与骑兵的长处于一身，机动性很强，因此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克伦威尔统率下的英国军队  
　　 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英国在陆地战争方面的战绩并不十分突出，相反，却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但是到了17世纪下半叶，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帅下，他们迅速进步了。当英国爆发国内战争(1642年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的时候，担任国内防卫的部队是缺乏训练，纪律松弛的空头组织民兵。1644年英国议会授权克伦威尔组建一支新型军队。  
　　 1645年，新型军队建成。它共有约2万2千名士兵，分成12个步兵团，11个骑兵团和1个龙骑兵团。起初，约有一半人是强征入伍的，后来改成了志愿兵。  
　　每个步兵团有1200人组成。它的编制和装备跟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大致相似，长矛兵与滑膛枪士兵的人数通常为一与二之比，后来又变成了一比三。这反映了火枪的重要性增加了。  
　　步兵的战术和编队形式模仿了瑞典的体制。编队纵深为6个横排，长矛兵居中。特别是在跟敌人骑兵作战时，这种编队既具备从事进攻的火枪的火力，也包含了用于防卫的长矛。但是，由于长矛兵的比例较少，因此，对他们的训练和机动演习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会降低他们的防卫能力。作战中滑膛枪的使用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各横排依次射击然后反方向行进装换弹药；各横排依次前进并射击，也就是说第一排射击后在原地保持不动，然后第二排前进到第一排的前面进行射击；每一次由二个横排或三个横排(象古斯塔夫那样)，甚至六个横排密度加倍(即把六个横排压缩成密集的三个横排)进行齐射。总之，英国的新型军队所采用的作战方法基本上都是古斯塔夫那一套。  
　　在对付敌人骑兵的进攻时，长矛兵编成为密集的方队，方队四周各有两排滑膛枪士兵。第一排跪在地上，第二排在第一排士兵的头顶进行射击。当敌人的骑兵冲到离方队二十码左右时，滑膛枪士兵或者一齐或者依次向敌人的马腿进行低射。如果这样还不能挡住敌人的冲锋，那末长矛兵就作好出击的准备，将手中十六英尺长的长矛向远处投掷以保护滑膛枪士兵。如果方队被敌人的骑兵冲垮，那末每个士兵就利用他手中所有的一切利器，包括滑膛枪的枪托，继续还击。  
　　公元17世纪，虽然步兵在作战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在整个军队里骑兵的比例仍然高于步兵。在英国皇家陆军中大约是一比二，而在议会党人的军队中则大约为一与三之比。在英国国内战争初年，新型陆军中的骑兵分为两类：火绳枪骑兵和龙骑兵。前者指的是骑着马，配有卡宾枪的士兵，这种枪约有两英尺半长，子弹重约一盎司或二十分之一磅。枪的点火装置是转轮点火开关或燧发机。火绳枪手还带着一支手枪，一把剑，有时还有一把短柄斧。他通常身披轻型盔甲或软皮甲，头戴“罐状”头盔。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双方的骑兵都不再使用卡宾枪，而改为手枪和剑。所谓龙骑兵实际上就是骑在马上的步兵，它属于一种随便什么样的马都骑的低级骑兵。他们配备有滑膛枪或别种火枪，还有一把剑。龙骑兵负责执行侦察任务，在进军和撤退时负责保卫桥梁和道路，在设防区域设置障碍和控制围栏。他们还常常下马改用滑膛枪，支援骑兵作战。  
　　经过多次争论，英国新型陆军中的骑兵摒弃了荷兰战术，决定采取瑞典的战术。但拥护荷兰战术的人势力也相当强大。骑兵编成三列横队，冲锋时不向敌人进行射击，而是挥舞着剑迅速冲向敌人。克伦威尔总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在敌人之前首先发起冲锋。  
　　英国内战时期，炮兵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曾经在低地国家 [ 译者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 和德国服役过的英国人对于古斯塔夫的教训依然记忆犹新。他们使用的炮有长炮、半长炮、赛寇炮、轻型长炮和德来克斯炮(或鹰炮) [ 注：参见表2 ] 。英国人对当时的作战方式没有作任何改进。  
　　克伦威尔所拥有的军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效能很高的军队，后来马尔巴勒 [ 译者注：1650-172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 ] 和惠灵顿 [ 译者注：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 ] 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用燧发枪代替火绳枪，用刺刀代替长矛。在17世纪末之前，这两项改革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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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腓特烈和黑火药兵器战术的完善(公元1700-178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公元18世纪的战争  
轻步兵重新崛起  
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军队  
洛伊滕战役  






公元18世纪的战争  
　　始于16和17世纪战争的发展，至18世纪时达到了高潮。野战部队规模的扩大趋势仍在继续，不过，步子稍稍放慢了。与此同时，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发展。譬如，军队实施了统一的管理；为了维持更加庞大的军队，建立了必要的高级领导机关和具有各种职能的参谋机构，战争进一步复杂化，军费开支不断增长；作战编队的机动方式进一步完善，变得精确而恰到好处。这些早期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18世纪中叶日臻完善的。  
　　兵器和战术在此期间也经历了缓慢而重大的变革。燧发枪完全取代了火绳滑膛枪；随着刺刀成为作战中的重要兵器，长矛在战场上消失了。18世纪初由于沃邦的努力，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几乎所有军队防线都构筑有防御工事。军队在作战和后勤两个方面跟防御工事的关系日益紧密，军队的机动减少了。战争要精心策划，打法也更正规和格式化，甚至有点艺术化了。  
　　 18世纪的战争是按照明确而详细的作战原则来打的。由于敌对双方都要寻找适合于他们各自军事体制的设防兵营和仓库的有利阵地，因此作战的目标不是为了打一仗，而是在于实施部队的机动。战争是在王朝统治者之间进行的。战争的目的局限于为了夺得一个省份，或者调整一下边界，或者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或者为了争取一些王室成员的权益，因而冲突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倘若把对方完全消灭，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战争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当时军队所采用的兵器和战术的缘故，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避免打对阵战，因为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燧发枪是一种比火绳枪更复杂更昂贵的兵器，每一支枪都必须按照标准尺寸精心制造，才能装得上用环套固定的刺刀。由于军队日益强调作战的火力，因此在枪炮和弹药上化费的钱越来越多。整个欧洲到处都在加紧生产制造黑火药的硝酸钾。所用的士兵、材料和工人越多，意味着产品的成本也更高。  
　　 18世纪的战争冲突范围有限，打得也比较正规，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战争的费用大大增加，空前庞大的军队需要衣、食、住和武器装备。没有一位君主希望或者敢于承担“三十年战争”给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因此民用经济才最大限度地避开了严酷战争的影响。军队及其将领不得依靠乡村供养，即使在敌国的土地上也是如此。供应物资及武器装备均存放在设防的仓库里，部队士兵要住在兵营里，打仗时则住在他们自己的营地，不允许外出掠夺百姓。  
　　当时，所有军队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他们是否忠于所服务的军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打仗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什么事业，当然不会打算为此而卖命。本国军士兵通常是些社会渣滓，用征募方式被迫应征入伍，对军队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只要有一丝机会，军队就可能分崩离析。要把这样一些人组成一支能够作战的部队，必须要有严厉的强制性的命令，严肃的军纪，正规的教育和长期的训练。士兵的一切行动必须完全服从作战指挥，在当时密集的作战队形中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  
　　军队的这种性质，士兵普遍的不可信赖，使得君主们更有理由对士兵严加管制和监视。不管是在名义上友好的国家里，还是在敌人的国土上都不让士兵在作战地区跟老百姓混在一起。这样就使老百姓跟他们的君主统治者所进行的战争隔绝开来。除了交纳税款外，只要不在老百姓所在的地区打仗，他们是不会对王朝的战争给予多大注意的。  
　　 18世纪多数国家的军队是按照同一格式建立起来的。18世纪初，法国军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劲旅。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超过了法国。到了该世纪末，法军又最新夺回了它的优势地位。  
　　 18世纪战术和编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了燧发枪和刺刀的缘故。这就要求部队在教练场上进行刻苦的训练，并执行严格的纪律。燧发枪装换弹药需要化费一定的时间，作战编队的纵深厚度取决于装换弹药这一因素。由于兵器的精确度不高，因此，不得不采取齐射的方式。一排排士兵按照命令统一进行射击。操练的目的之一是要训练士兵齐步前进，协调一致地进行射击，并能迅速装弹。由于作战编队采取了很长的横队，因此对作战地形和气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丘陵、山坡、沼泽和村庄都会破坏整齐的编队，雨天会使弹药受潮，不烘干就毫无用处。  
　　有趣的是，当人们普遍把燧发枪称为滑膛枪的时候，使用它的士兵却总是被称为燧发枪士兵。到1700年时，燧发枪兵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滑膛枪兵。虽然燧发枪兵还携带着一把剑，可他的穿着并不象以前那样笨拙。他用的燧发枪，或称为燧发滑膛枪，要比火绳滑膛枪更轻更灵便。枪的口径变小了，弹丸的重量为18分之1磅或18至20分之1磅，而不是原先的12分之1磅。  
　　长矛兵从战场上消失，并不标志着这种类型步兵功能的完结。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投弹兵又问世了。手榴弹(一种圆形炸弹，它有一根不长的能够很快燃烧的导火线，在投掷前的一瞬间进行点火)在“三十年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1670年法国军队在杜劳埃团里建立了一个手榴弹独立连，不久到处进行了推广。手榴弹连的士兵是专门挑选的，个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这样才能掷得动重达三磅或三磅以上的手榴弹。除了手榴弹外他们还配备了标准的燧发枪和刺刀。后来，由于手榴弹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停止了使用。但手榴弹兵仍保留着，专门负责特别艰巨的任务。手榴弹兵实际上变成了燧发枪兵。不过，他们通常是些更优秀更可靠的士兵。  


轻步兵重新崛起  
　　 18世纪上半叶，欧洲战术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在战争中重新使用轻步兵。早些时候，轻步兵曾经以各种形式在军队里出现过，但一般来说他们只属于非正规部队：如作为弓箭兵、投掷兵、标枪兵和许多其他类似的士兵。他们通常负责把战斗打响，而在主要作战行动中则退居一边。在刚刚开始使用黑火药兵器的时候军队中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战斗小组。  
　　 18世纪初，由于采用了刻板的线式战术，因此正规步兵的作用也变得拘泥而缺乏灵活性。在步兵营占领战斗阵地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很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因此必须对他们实施掩护。另外，后勤补给仓库和运输部队也会受到敌人的进攻而应加以保卫。为了实施这些掩护和保卫任务，1740年后，在欧洲军队中再次使用了轻装部队。他们主要是步兵，还有一些轻骑兵“军团”。除上述任务外，他们也负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捕捉俘虏。后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又改为在主要战线的前方或侧翼对敌人进行骚扰并掩护自己的作战部队。也就是说，他们担负了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轻步兵的任务。  
　　大规模的轻装部队最早出现于奥匈帝国的分裂战争时期(1740-1748年)。1740年奥地利遭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及其法国和巴伐利亚盟国的优势军队的进攻。玛丽亚·特里萨把所有军队集中起来置于她的指挥之下，并立即号召边境居民(即曾作为奥地利边防军的一部分，抵抗过土耳其入侵的克罗地亚和潘杜尔土著人)帮助对付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威胁，保卫她的王国。1741年初，他们将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投入到中部欧洲的战场。由于这支军队威力强大，因此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建立并使用同样的军队。腓特烈匆忙增加他的轻骑兵，集结了几个非正规的“自由”营来对付克罗特土著军队。1744年后，法国也建立了几个轻装步兵团和许多步兵和骑兵的联合部队(称为“军团”)。  
　　 18世纪50年代，英国在美国服务的一些正规营在特定情况下组建了一些轻装连。在此以前，英国军队一直没有轻装部队。1753年英国在孟农加希拉 [ 译者注：位于美国。 ] 战役中布拉多克一仗的失败，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刻板的欧洲线式作战队形，充分发挥在野外战斗中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为此，英国军队作了大量尝试，在每个步兵团内，建立一个“轻装”连，该连通常由营负责派遣，从事掩护部队前进或其他特殊使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的做法是把轻装连从团里分出来，组成临时性的作战部队。另外，手榴弹连(也是每团一个连，不跟手榴弹警备团混同)也跟团分开，并在作战时组成特别部队。  
　　有人批评说，英国的这种作战编制虽然建立起了一支精锐部队，但是会在团的“正规”连中造成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人们怀疑建立这种精锐部队作用何在？它的缺点能否得到完满克服？因为在组成这种部队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在将来军队中也无疑会有精锐部队的。)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有人辩解说，英国步兵的这些特种部队实际上是尝试性的，因此在19世纪初，在发展欧洲最先进的步兵理论中它是十分重要的。由于那时英国使用正规部队从事小规模袭扰战，因而导致了“轻装”团和“来复枪”团的建立，但实际上这两种团并无多大区别。  
　　事实上轻步兵并没有成为欧洲军队中占支配地位的兵种。奥地利的边民部队在开始时冲撞一阵后，表明它们对整个战斗结局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普鲁士，腓特烈继续依赖作战横队密集的齐射火力，并化费很多的时间和力量，采取措施以提高兵器的发射速率。他建立了许多轻步兵部队(在普鲁士称为燧发枪部队)，不过它们是按照正规步兵进行训练和配备武器的。奥地利人重又回到解决问题的老办法上来了，对边民团进行了线式战术的训练。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试验和实践，此时的步兵火力在作战中变得最为重要，而突击冲锋则退到了第二位。当然长矛的淘汰所引起战斗力的削弱被刺刀的启用所弥补了。但放弃重型密集的长矛突击对作战还是有所损失的。燧发枪兵的线式队形没有方阵队形那样强大的进攻性、冲击力和防御能力。防御工事和堑壕设施提供了18世纪作战所需要的防护作用，它们不仅可以用来阻止敌人骑兵的进攻，也能对付敌人炮火的袭击。不过，构筑这些设施的费用很大。总之，18世纪战争的特点是：打法固定，阵地战多，目标有限，原则死板，墨守成规，优柔寡断。  


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军队  
　　 18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在军事战术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发展，跟当时的普通情况大相径庭。他对线式战术所作的改革是无人可与他相比的。他在18世纪普鲁士所具备的技术水平和政治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就。在欧洲事务中，普鲁士赢得了显赫地位，这种地位与其国家的幅员和财富是不相称的。  
　　当1740年腓特烈继承王位的时候，他的父亲留给他一支第一流水平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当时属于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其兵力已接近8万人，这对于一个只有250万人口，年收入约100万英镑的国家来说确是一支非同寻常的军队。到了1786年，常备军达到了20万，人口也比1740年增长了一倍。普鲁士国家年收入的五分之四都化费在军队上。  
　　从腓特烈大帝的个性、教养和才华来看，人们不应该对他只作简单的分析。他既是个思想敏锐的受过很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又是个残忍、冷酷无情的惩罚主义者。作为一国之主，他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可以是一个狡滑、奸诈、不可信赖的敌人，有时也可以成为你的盟友。他找到并接受了一种军事体制，但又发现这种军事体制有着许多弱点：迟钝、不灵活，拘泥死板，兵器的射击速率也很低。他成了一位保守的革新者，把机动性、速度、射击速率纳入了他的军事体制。他积极地运用了骑兵部队，特别是在战斗快要打响的时候和战斗的早期阶段，他总是先向敌人发起攻击。他发明了骑兵炮，使高速运动的骑兵具备了更强的火力。他特别重视使用榴弹炮，因为它的重量比较轻，因此机动性更强。同时又因为它的弹道比较高，因此可以袭击隐藏在山背后敌人的后备队。他懂得利用军队高速敏捷的运动，可以在迟钝的敌人来不及作出有效反应之前，在关键性的阵地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他通过反复加强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训练方法和纪律手段，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速度。  
　　普鲁士人依赖它的军官队，来确保其军队的质量。军官队的成员几乎全部是从乡村贵族中招募来的。普鲁士军官在军队中的权威和地位不是靠他们的专业技能或所受的教育，而是靠高度的责任感和铁的纪律。他们早年就在军官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接着又在部队服役数年。他们的军队生活始终是反复不停的操练。为了补偿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因而被定为王国的一等臣民，并称为国王的低级勋爵。他们的地位高于所有的政府官员，对下属士兵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作战时一旦失利，往往以自杀表示效忠。  
　　普鲁士军队比当时任何别国军队更加重视军事训练。这不仅为了使军队能够适应线式战术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指挥管理。腓特烈大帝不相信士兵对他的忠诚和他们的荣誉感。这些士兵和别国军队一样都是从社会的最下层征募来的，因此对他们不可信赖，决不能也决不允许让他们离开部队去单独执行任务。18世纪所有的作战指挥机构都具有防止士兵开小差的职能，甚至当时的战术也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制定的。由于担心士兵开小差，因此行军速度不能太快，也无法开展散兵袭击战或跟踪追击溃败的敌军。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普鲁士军队中士兵的逃跑现象仍然超过其他各国的军队。如果战斗失败，那末逃散的人数往往要三倍于战斗伤亡数。  
　　腓特烈大帝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物资补给的陈规，但也不允许士兵抢劫(因为这会给士兵提供逃跑的机会)。他采取的办法是，每个士兵的背袋里装带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部队8天的面包定量，军的补给车队携带1个月的食品供应量。腓特烈创建了一种十分有效的运输体系，将部队跟兵站连结起来，从而保证了部队的物资供应。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把步兵作战编队的纵深减到了3列，并让他们互相靠得更近。他把早已用在手枪上的铁制推弹杆应用于滑膛枪。当时的许多军事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把普鲁士军队的枪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发射速率的原因归之于这一革新的结果。普军士兵每分钟能够发射5发子弹，而别国军队只能发射2发。但是很清楚，普军的优势原因在于他们的士兵进行了严格的技术训练，具有很强的纪律，而不单纯是铁制推弹杆的神奇力量。  
　　作战时普鲁士步兵横队以缓慢的节奏稳健的步伐作齐步行进。在距敌100步起，便按命令间隔一定时间开始齐射。射击的顺序，先是第一列，接着是后面两列。射击时枪上都插着刺刀。由于减少了横队的行列数，缩小了间隔距离，因此，很容易将队形变换成行进纵队，其排头宽度正好适合普通道路的宽窄。在开战之前，部队是以连纵队或更小的队列单位行进的，象现代步兵的操练方法一样，采取立定转向，行进间转向，队列转弯前进或排头变成横队等方法可以将行进纵队变换成横队。  
　　腓特烈大帝不仅对军队作了重大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以严格的纪律和训练方法完善了部队的机动行进，因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普军的步兵编队由两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纵深为三列，二个横队之间相隔约300步。骑兵排成两个或三个单列横队，位于步兵横队的两翼。整个部队共设四个指挥点，分别位于步兵的两翼和骑兵的两翼，在这种刻板的作战体制中，想要实施某一部分的机动是困难的。由于编队形式的局限，同时为了对步兵实施最佳的战术配置，因此也不允许作这样的机动。为此，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前部署和变更某种训练场上的技术使之特别适合战场配置这两种办法。后者就是所谓的“斜行战斗序列”。很明显，这是腓特烈仿照特班·义巴敏诺达 [ 译者注：古希腊将军及政治家。 ] 在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和曼提尼亚战役(公元前362年)中的先例而构想出来的。  
　　斜行战斗序列在作战中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依赖普鲁士步兵完善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要有效地运用这种队形，指挥官首先必须了解敌军的部署，并等待机会在敌人还来不及加强其侧翼力量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向敌人斜向插入。因而部队必须加强侦察和情报搜集，并利用所有能够增加战斗突然性效果的条件——如气候、地形和夜暗等。此外，还要派一支前卫部队把敌人牵制在原来的位置上，防止它临时调动兵力对抗主攻。这种进攻的特点是猛烈，步兵和炮兵的火力几乎是连续不停，持续射击。  
　　普鲁士骑兵包括胸甲骑兵、龙骑兵和骠骑兵。前两种骑兵通常以5个中队编成1个团，后一种骑兵则以10个中队组成1个团，每个中队约120人。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为了对付奥地利军的边防轻步兵部队，腓特烈大帝增加了骠骑兵或称轻骑兵的数量。另外，他又重新强调了作战中骑兵的突击力量和战场外围侦察的重要性。胸甲骑兵不再配备手枪，龙骑兵也不再配备卡宾枪，因此变成了无装甲保护的骑兵。他们把骑兵训练成手中执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敌人全速冲锋的勇士。骑兵的武器装备被减到最轻的程度，以提高前进的速度和增强冲锋的猛烈程度。通过不断的训练，骑兵队形变得十分紧凑，以至于普鲁士的骑兵能够象步兵那样准确而秩序井然地行进。8千到1万名骑兵能够排成整齐的队形冲锋几百码的距离。并在经过一场混战之后立即整好队继续前进。在腓特烈20年胜利征战的大部分战斗中，这支骑兵曾立下了汗马功劳。  
　　普鲁士炮兵是以营为单位组建的。使用的炮从轻型3磅炮弹的炮到最重型的24磅炮弹的炮。在腓特烈大帝之前，普鲁士炮兵跟别国的炮兵一样，在战斗开始前就将炮部署在很靠前的阵地上。战斗常常是由炮战打响的。但腓特烈很快发现，他所喜欢的激烈进攻战往往使他自己的步兵和骑兵先陷入敌人炮兵的火力圈内，而自己的炮兵则无法给他们以炮火支援，使他们在前进中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之中。他还发现奥地利的炮兵威力特别强大，常给进攻中的普军造成大量伤亡。为此，腓特烈设法提高炮兵机动性，使炮能够随着部队的进攻而向前推进，为步兵和骑兵提供不间断的炮火支援。  
　　要给迅速前进中的普鲁士骑兵提供炮火支援是个特别尖锐的课题。为此腓特烈建立了一种能够跟着骑兵前进的骑兵炮队(跟马拉炮不同)。跟普通的炮兵不同，骑炮兵的炮手和弹药手不是靠步行也不是靠车拉，而是骑马行进的，骑炮兵部队配备有可以迅速移动的轻型炮和榴弹炮。  
　　从技术上看，骑兵炮和马拉炮是相同的。它们的唯一区别是骑兵炮的机动性更强。在进入战斗时，炮兵(特别是3磅和6磅炮弹的炮兵部队)先于被支援的作战部队出发，在离敌人500步远时，炮手下马，将炮拉到炮阵地上，接着便开始向敌人发起炮击，直到步兵队伍跟上来为止。然后采用交替跃进的方式，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半数炮以不间断的炮火支援其进攻部队。腓特烈还利用榴弹炮弹道较弯曲的特性，袭击隐蔽在树丛和山后的敌军后备队，显示了间接火力的潜在威力。  


洛伊滕战役  
　　洛伊滕战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一次巧妙地运用战术的杰作，它清楚地说明了腓特烈军事体制成功之所在。公元1757年，腓特烈已经有了16年的作战指挥经验，因此这次战役代表了他成熟的军事见解和他对自己亲手缔造的军队的指挥才能。他刚刚在罗斯巴赫击败了比普军规模大得多的法国军队，紧接着又挥师向布雷斯劳 [ 译者注：波兰境内。 ] 进军。在那里，加上增援部队的人数，普军总兵力达3万6千人。而洛林的查尔斯亲王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布雷斯劳部署了两倍于普军的兵力，约8万人。  
　　当腓特烈从布雷斯劳出发东进时，发现奥地利军队集结在一条长达5英里的战线上。周围是地势起伏的乡村，一部分部队隐蔽在一片低矮的丘陵后面(奥军尽管在兵力上处于二比一的优势，但仍然决定打防御战，这有助于腓特烈发挥技巧，获得声誉)。奥军的右边是一片沼泽地，左边是森林密布的山脉，两翼都部署了骑兵。另外，左翼还挖了一些战壕，让后备队隐蔽在内，以对付普军可能向侧翼发动的进攻。但是，跟奥军的预料相反，腓特烈将部队编成四个纵队，向奥军的中部和右翼运动，中间两个纵队是步兵，两侧各有一个骑兵纵队。  
　　根据普军的动向，查尔斯亲王匆忙调动后备队以对付普军对其左翼的威胁。但是，正当普军在低矮丘陵的隐蔽下不为奥军所知向前推进的时候，腓特烈将其部队主力的前进方向改为向右斜插，而让敌人能够看得见的一部分左翼骑兵纵队开始向奥军的右侧佯动。普军的一个步兵纵队避开奥军的视线，越过了敌人的正面防线，它的骑兵(由于左侧骑兵的佯攻行动)警戒着自己部队的侧翼，同时掩护着步兵部队的头尾。  
　　普军纵队在丘陵掩护下继续向前推进，这时已经开始踏上奥军的左翼阵地。腓特烈突然命令步兵向左转，从右向左排成两个横梯队，以有名的斜行战斗序列向前推进。普军的炮兵迅速冲过山丘，立即投入了战斗。正好在普军先头步兵营袭击惊慌失措的奥地利军队的时候，以密集的炮火，V字形的落点射向奥军左翼阵地。随着普鲁士步兵营一个接一个向奥军左翼逼近，奥军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整个战线终于开始动摇。这时位于步兵两翼的普军骑兵也向奥军左翼发起冲锋，从中间将奥军向后驱赶。  
　　查尔斯亲王企图组织一条新的防线来抵抗普军进攻。他将右翼骑兵调去对付普军的左翼进攻部队，但奥军的骑兵炮队与早已守候着的普军骑兵遭遇并被冲散。普军骑兵接着又向奥军右翼发起冲锋。由于两翼失去平衡，奥军再也无法重新集结。虽然夜幕的降临帮助了溃败的奥军残部向布雷斯劳逃跑，但整个军队彻底崩溃了，大约只有一半士兵回到了布雷斯劳和他们的冬季营房。  
　　腓特烈大帝此战大捷对整个欧洲的军事思想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的许多军事家竞相仿效他的作战体制。大量外国军官云集于波茨坦，以求亲眼目睹并领教普鲁士军队复杂的作战调遣方法，然后回国同样训练自己的军队。腓特烈把线式战术体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几乎无人可与他的成就相比拟，超过他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了。倘若不是腓特烈这样的一代雄才，根本不可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当时西班牙和俄国都曾采用过他的军事体制，但是未能造就出一支举世惊叹的军队。腓特烈死后，这种体制本应对他的后继者大有裨益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后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再也没有人认真运用过这种体制，可是世人对它的赞美之声却仍在回荡着。 [ 注：这是休·科尔的论点，我表示赞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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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拿破仑和战争中的革命(公元1795-1815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拿破仑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法国大革命中的军队  
拿破仑的作战体制  
拿破仑的作战原则  
　 作战目标  
　 作战方案力求简单  
　 统一作战指挥  
　 一贯采取攻势  
　 积极实施部队机动  
　 集中兵力进行作战  
　 节省兵力  
　 突然袭击  
　 注意部队的安全警戒  
惠灵顿的军队及其战术  
武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作为最杰出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他把整个欧洲作为其军事活动的舞台，而他的海军敌手则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协同海战。  
—— 引自西奥多·罗普教授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拿破仑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自成吉思汗以来，年青的拿破仑·波拿巴在意大利和埃及进行的早期战役中，最先表现出了跟成吉思汗一脉相承但又是崭新的军事思想。在他的驾驭下，这种军事思想直接支配了19世纪头15年年中所发生的战争。而它的巨大影响则延续得更加久远。尽管拿破仑的敌人力求一丝不拘地仿效他的军事体制，尽管他们以数量上的优势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懂拿破仑从事巨大军事变革的思想基础。  


法国大革命中的军队  
　　人们显然都已经注意到，拿破仑所使用的军事工具是他的军事体制的基础，而这种军事工具很多又是他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他的军队，军队的纪律制度，特别是军队中的炮兵体制，都是在18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大革命初期军官团和军队组织出现过激烈的动乱，但在大革命的天才军事组织者拉扎尔·N·卡诺的领导下，法国军队的发展始终没有间断。在19世纪的头10年中，拿破仑果断地改造并大大地改进了法国军队，但是这些都只是些改良而已，称不上革命性的变革。能够称得上革命性变革的是他运用军事工具的方法，也就是他的作战方法，或叫做“大战术”，以及他的军队的战略运用。  
　　 18世纪初，轻步兵重新被用于欧洲战争，唯独法国未受影响。法国的军事思想受的是萨瓦利埃·福拉德和莫里斯·戴萨克斯元帅的熏陶，他们基本上都不相信火器的威力和线式编队的优点，因此极力提倡以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和古罗马军团队形为基础的战术体制。结果，当时的战术发展到了由“纵阵”发起突击这样的形式。丰特努瓦内一仗(1745年)，塞克西元帅战胜英国军队便是这种战术的典型例证。但是到17世纪下半叶，在支援火力应该提前多久，在何种程度上来支援纵阵进攻，进攻的火力是采用横队、横队与散兵袭击相结合还是密集的散兵袭击等问题上，法国军事家们发生了争论和分歧。因此这一时期法军的战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  
　　法国大革命的初期，普遍运用的作战队形是“纵阵”，它实际上是线式体制的一种变形。所谓纵阵，也就是将许多线式分队（通常为营）进行纵深排列，这样就加强了进攻的力度，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必要时各分队仍然可以用线形编队进行作战，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由于法国的纵阵使用起来十分灵活，而且变化多端，因此具有极大的战术价值。跟形式刻板的横队相比，纵阵的指挥官可用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指挥方法在战场上调动数量相当可观的兵力。特别是在多山的地形上，纵阵的作战效果比横队更好。它可以很容易地变换成种类不同的队形，特别是把行军纵阵变成进攻纵阵所化费的时间要比线式编队的变换少得多。要派遣散兵袭扰敌人时，不需对纵阵队形作很大的调整，而且可以迅速组成纵深为二列或三列的横队和方队，对敌实施火力袭击。此外也不必象过去那样需要保持横队中各部分侧翼之间的紧密连接。战斗进行时，战术格局是开放型的，因此变得更有生气了。  
　　进攻时的纵阵有二项主要功能。第一，它能使排成密集队形的士兵迅速扑向敌人。这种作战行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依靠炮兵首先向敌人发起炮击，并由散兵预先对敌人进行袭扰，从而为纵阵进攻作好充分的准备。敌人的伤亡主要是炮兵和散兵的火力造成的，并非纵阵本身的功劳。这是因为纵阵在向前运动时，它自身的火力比较小，靠刺刀打败强敌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进攻纵阵更为经常的是作为后续支援部队来使用。通常纵阵先派遣散兵部队把战斗打响，然后作为散兵兵力的替换基地和直接的战术后备队。如果散兵袭击遇到敌人的顽固抵抗，那末纵阵便展开成横队用齐射的方式继续进行战斗。一旦敌阵开始动摇，横队就向前推进，或者再次减少排头的宽度，变换成纵队前进。  
　　另外，人们还应注意，拿破仑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能够利用(并告诉别人如何利用)新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法国大革命正是在比较早的时期显示出了这些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由卡诺和其他大革命的早期领袖首先应用于作战的“由群众组成的军队”，是拿破仑发动的旋风般强大的战役和那些最终把他自己推翻的战役中的基本军事力量。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由广大群众组成的军队，是由于工业革命将人力从农村解放了出来，他们可以被动员来为实现某个吸引人的社会目标而战斗。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对拿破仑的成功起了极大的作用。他本应更好地利用这个宗旨，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宗旨跟他想要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而必须实施的独裁和专制之间本来就矛盾重重，更何况他一向树敌太多。  
　　进攻型纵阵作为法国大革命战争中的标准战斗队形并没有导致步兵战术的革命。纵阵作用的发挥靠的是战场上其他军事技术的革新。后来，指挥官根据作战环境把队形紧密的纵阵与队形松散的散兵部队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步兵的新战术。由于散兵袭扰吸引住了敌人的火力，因此进攻纵阵向前推进时就不会过分地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在第一次同盟战争(1792-1795年)中，法国步兵广泛采用了散兵部队作战的方式。到了1793年，所有的营级部队都作为轻步兵进行作战。一旦交战开始，立即分成许多小股散兵部队。这种作战方式有时也叫做“群落战术”。1795年又出现了重新使用指挥得当的进攻纵阵以取代“群落战术”的趋势。纵阵在发起进攻前由散兵先进行侦察活动并用分散火力袭击敌人。  
　　法国散兵作战体制的特点在于这种散兵不是专门的轻装部队，而是正规部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采用这种作战体制的好处是步兵会变得更加机动灵活，从而预示着专门的轻装部队很快会被一种全能步兵来代替。  
　　英国的轻步兵在对付法国的这种作战体制时效果最好。尽管它们的战术特点不同，但英国的轻步兵也逐渐开始变成全能作战部队。在英国作战体制中，他们尽量将机动灵活的散兵部队跟坚强而稳固的横排主力部队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他们容易掌握和瞄准的滑膛枪火力。在约翰·摩尔爵士和阿瑟·韦尔斯利爵士(后来成为惠灵顿公爵)的领导下，英军常常趋向于采取防守战术，以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他们通常将部队编成纵深只有两列的横队，隐蔽在山脊的后面，利用这种地形条件作为部队的掩护。当发起进攻的法军纵阵靠近时，英军横队便从隐蔽的山脊后面发射出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火力。  
　　快到18世纪末的时候，来复枪逐渐被应用于军事，从而大大改变了轻步兵的特性和作用。来复枪本是一种比较重而且用起来不很灵便的手持式枪械。本来是作为一种运动枪械的。它的枪管内的膛线能给子弹一股旋转的力量，因此与滑膛枪相比，它的精确度较高，射程较远。来复枪从它的原产地西德莱茵兰(那里的猎人已经用了近二百年)越洋过海传到了北美。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德籍工匠又把它们改制为殖民地的樵夫使用的重量较轻，枪管较长的来复枪。  
　　来复枪的发射速率比滑膛枪慢，这是因为每颗子弹(用浸过润滑油的布包裹着)都必须用木槌敲到枪管里去，装弹十分费时。来复枪上也不装刺刀，因为装上刺刀后就可能降低射击的精确性，有碍射手掌握更高的射击技术。来复枪是一种单兵武器。在沿北美西部边缘13个殖民地的技术熟练士兵中得到了应用。欧洲吸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经验，到18世纪末时，来复枪和来复枪手已经成了欧洲战争中的兵器和士兵的一部分。但是，来复枪的造价较高，加之发射速度又比较慢，因此，直到19世纪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在欧洲正规连级部队中还只是有选择地配备到少数部队和个人。  
　　 19世纪初，英国轻步兵最先对来复枪作了改进，使之适合正规作战需要。在队形密集的滑膛枪士兵队伍中，插进了少量来复枪士兵。他们的枪采用了次口径子弹，子弹并不嵌进膛线，因此发射速度较快。如果需要单兵瞄准射击，士兵就使用正常大小的用润滑油布包着的子弹。很明显，这样的来复枪手必须是遇事冷静，训练有素而且有高度纪律性的士兵。由于他既能单兵作战，又能在密集的队列中进行射击，因此实质上相当于后来所谓的全能步兵中的士兵。  
　　法国和英国的新式轻步兵战术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影响的。轻步兵常常分散单兵作战的，不象在队形密集的纵阵或横队中要受长官的直接指挥和监督。不管是法国革命军还是英国的作战体制都废除了18世纪军队中粗暴横蛮的纪律制度。他们鼓励部队将正当而有力的纪律制裁跟严格的训练结合起来，并大力提倡发扬部队的荣誉、革命的热忱和民族主义的精神。  
　　炮兵在拿破仑作战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战斗中杀伤敌人的主要兵种，敌人约有一半以上的伤亡是炮兵造成的。法国炮兵军官琼·巴普蒂斯特·瓦奎特·格里比乌伏尔(1715-1789年)创建了一种杰出的野战炮兵体制，法国军队于1776年正式应用了这种体制，法国大革命军队正是继承了原君主国的这样一种炮兵体制。在菲特烈大帝的巨大影响下，格里比乌伏尔通过缩短炮管的长度，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使法国炮具备了很强的机动性。此外，又给炮车架装上了铁制轴杆和结实的大直径车轮，因此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行进。由于造出了更加精密的正球体和直径精确的炮弹，因此保证了炮的射程和精确性，并减少了炮弹的装药量，结果又进一步减轻了炮管的重量。预制好的弹药筒代替了过去的弹药和弹筒分开的状况，提高了炮弹发射的速率。炮的牵引马分成了双行而不是过去的单行。这样6匹马足可牵引一门12磅炮弹的炮，而8、4磅炮弹的炮和新式6英寸榴弹炮等只需4匹马就够了。  


拿破仑的作战体制  
　　拿破仑把炮兵作为最主要的作战工具，并注意充分发挥它的机动性。他最喜欢用的作战技术之一是大规模的炮队作战。由于战争的大量需要，部队质量的降低，因此在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后期这种炮战得到了特别的重用。1809年的韦格拉姆战役便是运用这种作战技术的典型战例。当时法国集中了数量优势的炮兵，支援战场上的主攻部队，摧毁了敌人的一段防线，为步兵前进打开了缺口。  
　　这一时期的骑兵仍然是担负突击行动的兵种，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和马刀。由于拿破仑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传统作用，因而他军队中的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区别跟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军队同样的明显。重骑兵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部分遮体的胸甲；而轻骑兵则由比较灵活敏捷的士兵组成，骑的马也较小，他们既能骚扰敌人，也能进行突击。  
　　拿破仑的骑兵中也有骑兵炮队，他们常常以很大的规模和紧凑的密集队形突然向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发起进攻，威力十分强大。他们常常在敌人的步兵被自己密集的炮火或步兵的进攻打散了的情况下猛扑上去。法国骑兵袭击溃退中的步兵效果特别大，但对于尚能集结成方队的精力饱满的步兵往往威胁性不大。法国骑兵正是利用这种有力的追击，以自己最小的伤亡赢得了胜利。此外，拿破仑还有效地利用骑兵进行侦察和掩护。  
　　在拿破仑战争初期，在精明强干的将领指挥下法国骑兵以锐不可当的冲锋压倒了欧洲其它国家最强大的骑兵。后来，由于岁月流逝，骑兵遭到不断的伤亡，拿破仑感到再也难以保持骑兵部队较高的作战水平了。与此同时，他的敌人则仿效法国骑兵的编队、战术和作战方法，努力加强其组织体制和训练，因而不断改进了他们的骑兵素质。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惠灵顿战役中，英国骑兵在阻挡法国步兵的进攻和向拿破仑的保皇部队发动总攻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在拿破仑帝国的后期，法国骑兵的衰落标志着整个法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国家军事机器的运转必须以社会和经济为基础。虽然结构严密的社会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军事机构具备很高的效能，但是，离开了社会和经济实力，这台机器就不能运转下去，更不能运转自如。经过20年几乎从不间断的战争，法国的牲畜资源，特别是马匹资源已被消耗殆尽。  
　　十八世纪的法国出现了步兵师。它是一级大规模的常备军战术和行政管理体制。1759年，达克·戴布罗格利在法国军队中又采用了一种师级规模的步兵和炮兵混合的常备军作战体制。  
　　 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作战部长卡诺建立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三兵种组成的能够独立进行作战的师。到了1796年，在法国军队中这种作战体制已十分普遍。拿破仑·波拿巴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全部威力，并将它作为机动部队应用于运动战。所属士兵必须进行机动快速行军训练和反复磨炼。他还改革了后勤供应体制，使之能对快速机动的大小部队提供支援勤务。炮兵经过改进后能够在战场上跟上步兵和整个部队的机动速度，这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  
　　当法国将野战部队的规模扩大到超过10万人的时候，便感到有必要将师合并成军，以简化部队的作战指挥。法国最早于1800年建立了军一级编制。当时莫罗将莱茵大军的11个师组建成4个军，从而使他的指挥控制范围更加集中了。1804年，当拿破仑为入侵英国而筹建一支拥有20万兵力的大军时，他将这种常备兵体制运用于法国军队，并象以前的师那样来使用它。不过师一级部队仍然是他的主要战术单位，通常由步兵和炮兵组成，并委之以特定的作战任务。军一级部队也配属有骑兵，通常师里面也有，负责整个军的侦察任务。此外，拿破仑还单独组建过骑兵军。  
　　拿破仑的步兵师由2个或3个步兵旅和1个炮兵旅组成。每个步兵旅包含2个步兵团，每个炮兵旅包括2个炮兵中队，每个炮兵中队配备有4门野炮和2门榴弹炮。他用改变组成每个师的旅和炮队数量的办法故意变化师的规模，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构。  
　　在实际战斗中拿破仑总是通过巧妙的部队调遣以夺取战略上的优势。如若可能，就占领或威胁敌人的交通线，或者把部队插到分散的敌人的后面，设法寻找机会打一场大仗。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战术上他极力采用集中兵力和部队高度机动相结合的方法，尽快地先发制人，迫使敌人就范于他的作战方案。他并不拘泥于死板的战术模式，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部队调度来攻击敌人的侧翼。他常常把敌人的侧翼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同时又向敌人的正面发起进攻；有时他用主力插向敌人正面阵线的中央实施正面突破，与此同时又向某个侧翼实施机动包围。负责进攻重要目标的师常常得到炮兵预备队的密集炮火支援。侧翼向敌人暴露着的师则受到军的骑兵部队甚至野战部队的骑兵后备队的掩护。在上述进攻取得胜利后，拿破仑便用骑兵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跟踪追击，接着整个野战部队紧跟上去。只有当歼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之后，他才去占领敌国的主要战略和政治中心。  
　　敌人的联合军事力量几乎总是超过拿破仑的军队。为了欺骗和迷惑敌人，同时也为了他的部队能够实施迅速的机动和有效的进攻，只要情况允许，拿破仑总是先让他的部队分散在阵地上，需要时再迅速集结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一些关键性的位置上形成优势的兵力。(他有一句名言：“我们食则分散，战则集中。”)他喜欢的另一种打法是把兵力集结起来，部署在敌军的两个部队的中间，以便对敌实施各个击破。他打的头一个和最后一个战役，即蒙特诺特和滑铁卢战役是两个属于这种打法的杰出战例。第二次战役的失败原因是他和他的下级都没有认真贯彻他的卓越战略思想。  


拿破仑的作战原则  
　　拿破仑军事体制的精髓可以用他的作战原则来加以最好的说明。后来研究战争的学者也正是通过他所指挥的战役才认识到他的这些原则的，并在过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才将它们作了汇集和整理。  


作战目标  
　　拿破仑总是把敌人的主力作为主要目标，设法以最快的速度将敌人的主力置于不利的条件之下，并用一次主攻战予以歼灭。他认为地理位置方面的目标，如居高临下的地形、重要的交通枢纽、补给仓库等始终是第二位的，对于摧毁敌军战斗力这一基本目标来说只起间接的作用。  


作战方案力求简单  
　　有许多原因促使拿破仑更喜欢制订简单的战略战术方案。他认为重要的是他的所有下级的精力都应该协调一致地用来取得最大的作战效果。由于他感到军队内部容易发生“战争摩擦”(这是后来由克劳塞威茨定名的一种现象。他也许可称得上是研究拿破仑战争的最伟大最有见地的权威)，因此他认为作战方案太过复杂会引起错误的理解和不正确的解释，而且这样的作战方案往往需要依赖周密的时间安排方能实施。但在作战行动中，特别是有人反对那些作战行动时，这一点很难做到。  


统一作战指挥  
　　或称协调配合，或象拿破仑那样称为统一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施统一的作战指挥是作战方案简单的结果。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拿破仑简单的联合作战行动，都要求并且往往也取得了他的军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以达到其中间的和最终的作战目标。  


一贯采取攻势  
　　作战时拿破仑总是无例外地力图抓住作战的主动权，即使是敌人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迫使他处于守势的时候，他也要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让敌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他绝不鲁莽行事，而总是沉着冷静地审时度势，(虽然他的敌人常常处于数量上的优势)他始终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他认为在战斗进行的高潮时向敌人发动强大攻势，可以抢先将敌置于相对劣势。  


积极实施部队机动  
　　这是拿破仑破坏敌人数量上的优势，置敌于劣势地位所采取的两种手段中的一种。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部队机动是拿破仑作战的特点。1796年他在蒙特诺特和德戈的首次大捷中，象他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大捷一样，都是靠积极实施部队的机动而获胜的。通过灵活的部队调动，即使他的军队数量比敌人少得多，他也能在局部的关键性战场上集结起优势的兵力。他在马仑戈、乌尔姆和耶拿战役中对部队所作的战略调动，使他的军队横跨在敌人的交通线上。这样，在战斗还没有进入高潮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取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集中兵力进行作战  
　　或称集中优势兵力。拿破仑喜欢引用伏尔泰 [ 译者注：1694-1778，法国作家。 ] 的一句格言：“上帝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他懂得，交战双方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战场上的兵力的优势便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总是力图在关键位置部署数量优势的兵力，以取得较大的战斗力。但是，他也懂得，高强的军事技术可以起到兵力倍增的作用。(他曾说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是三与一之比”。可惜他被人们稍稍地误解了。)为了获得优势的战斗力以战胜数量上优势的敌人，他采取的两项主要手段是积极实施部队的机动和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  


节省兵力  
　　这一原则恰是集中兵力的另一面。为了实现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特别是当他的部队在数量上少于敌人时)，拿破仑便在不太重要的阵地上大幅度削减兵力。他认为(正如后来克劳塞维茨在著文时写到他的一些战役情况时那样)“防御是一种更强有力的作战方式。”为此，他使少量部队处于防御态势，以阻挡或拖住大量的敌人，而集中最大数量的兵力来对付最关键或最脆弱的那部分敌人。因此，节省兵力往往是实现兵力集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突然袭击  
　　拿破仑认为，战争中所有的精神力量中最有效和最强大的力量倍增因素是出其不意的奇袭。他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实现进攻的突然性：“例如，将部队讯速移动到敌人意想不到的阵地；在敌人认为是拿破仑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动进攻；穿过敌人认为无法逾越的地形；在敌人认为拿破仑及其部队正在休息的时候发动攻击；在敌人认为拿破仑不能亲临的战场上意外地露面等等。(拿破仑的两个最强的敌手惠灵顿、布吕歇尔都曾这样说过：“拿破仑亲临战场相当于4万士兵的威势”。当我们想起这句话时，就清楚的感到拿破仑突然出现在战场时的重大意义。)  


注意部队的安全警戒  
　　拿破仑懂得突然袭击这种作战方法好比一把双刃利剑。虽然他知道他的敌人的脑袋都不如他聪明灵活，他也知道他必须设法猜透敌人可能对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为此，他经常派遣间谍或用骑兵进行侦察，或者随时保留一支后备队来应付意外情况，并且小心翼翼地部署他自己的部队，尽量减少敌人对他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一旦敌人发动突袭，他也能沉着有效地进行反击。即使是在滑铁卢战役中，他也采取了极其严密的安全防卫措施。但是他的下级(特别是格鲁切)没有能够履行交给他的安全警戒使命。  
　　拿破仑不仅是位战略战术天才，而且是位擅长于物资的计划和适时供应的天才。他全面改革了18世纪战争中依赖仓库的后勤供应体制。他的师级部队常常驻扎在城镇和乡村，那里的老百姓必须为军队提供食品。每个士兵自身携带4天的食物定量，部队后面的补给车队也负责运载4天的食物。这8天的食物定量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动用；在可能情况下，每天的食物均通过向当地老百姓征用或索要的办法获取。军需物资贮存在军队的主要基地和中转仓库，中转仓库是跟着部队向前移动的。  
　　这种后勤补给体制一直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但到了1812年俄罗斯战役时，由于俄国的道路很差，农村又很贫困，俄罗斯游击队积极抵抗，加之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将军运用了“焦土”政策，因此这种体制完全失败了。  
　　拿破仑从来没有著文系统地总结过他的军事思想。但是从他的一些随笔以及战绩纪录里，人们可以窥视到他的一整套作战方法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思想。军事上他总是极力避免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在制订每个战役和每次战斗的作战方案时都试图让敌人无法预料他究竟如何行事。只要可能，拿破仑总是力争在第一仗打响之前，先在战略上取胜于这场战役。只要一有机会他便采取高速机动和巧妙欺骗相结合的手段，让部队绕过敌人的侧翼，直插敌人的交通线，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下应战。  
　　当欧洲别国的军事将领刚刚吃了拿破仑败仗的时候，他们就试图模仿拿破仑。他们逐步把师和军的作战体制应用于自己的军队，用纵深较厚的作战编队代替线式战术，在战场上普遍地特别是关键战区采用集中兵力的作战方法，并且也开始组织和运用他们的预备队。尽管拿破仑的敌人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经验，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军事机器和效能，然而，他们永远也无法跟拿破仑这样的伟大军事家相匹敌。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这位军事天才的奥秘。最后他们采取兵力上的强大优势和在法国打消耗战的办法战胜了拿破仑。而这两种办法的得逞都应归咎于拿破仑外交上的失策。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是那些打败了拿破仑的将领们，也不得不承认拿破仑是位超群出众的军事天才。  


惠灵顿的军队及其战术  
　　在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军事家还一直在运用着线式战术，因为许多人认为惠灵顿在佩尼苏拉和滑铁卢战役中的胜利表明横队作战有它极大的优越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军事技术的改进，军队的火力，机动性和通讯联络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普遍产生了怀疑。鉴于惠灵顿采取的战术能够如此地连连战胜敌人的战术，而敌人的战术又将他的取而代之，因此，他的战术确实值得很好地加以研究。  
　　英国直到1807年才采用师的作战编制，而1809年伊比利亚半岛战役时惠灵顿的军队仍然是由独立旅组成的。尽管法军作战体制早已在实战中取得了成功，但英国军队仍然保留着纵深为两列横队的形式，因为横队比纵队更能发挥士兵兵器的火力。无疑这是惠灵顿取得胜利的一部分原因。但另一方面他的胜利也是他采取了自己的战术的结果。(应该记住，惠灵顿和拿破仑只进行过一次大交战，这就是滑铁卢战役。他的胜利与其说是靠他的高超指挥技巧，不如说是普鲁士军队增援的结果。)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惠灵顿决定采用三种作战办法来战胜法军的战术，一是在战斗打响前不暴露自己的横队位置；二是要防止法国军队用散兵部队袭扰自己的横队；三是保护好自己部队的侧翼。第一种办法往往是在可能时将自己步兵部署在山后反斜面，第二种办法是建立轻装部队，而第三种办法则是运用天然障碍和巧妙地使用骑兵。  
　　英国军队是一支由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当然要比法国军队小。但是它的技术的训练搞得比较好。它的步兵在滑膛枪的性能和使用技术方面都胜过欧洲的其他国家，加之又采用了两列横队的编队体制，因此它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是欧洲唯一能够用轻武器不断给敌人造成一半以上伤亡人数的一支部队。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1809-1814年)，惠灵顿的部队起初编为8个旅，每个旅由2至3个营组成。后来英军兵力有所增加，因此编成7个师，1个轻装师和1个独立骑兵师。虽然组成每个师的成分不同，但通常都有6000人的兵力。其中包括2个由英国士兵组成的旅，1个葡萄牙士兵组成的旅。每个旅通常包括3个营。每个骑兵师由3个骑兵旅组成，每个旅包含2个骑兵团。轻装师一般部署在离阵地正面很远的地方，负责掩护整个部队作战。  
　　惠灵顿作战编队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在部队周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散兵警戒网以对付法军散兵的袭击。按标准英军每个旅配备有三个轻装来复枪连，而他又为每个旅增设了一个连，此外，轻装师的每个旅也配备有好几个来复枪连。  
　　因此，英国的轻步兵配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兵器，一种是来复枪，另一种是滑膛枪。轻步兵所使用的滑膛枪是一种特殊型号的滑膛枪，它比著名的“塔瓦式滑膛枪”或“明火枪”等基本步兵兵器更轻、更短、更便于瞄准，命中率更高。正规营用的是明火枪。英国人认为(也许是错误地认为)它比欧洲大陆国家所用的枪威力更大更可靠。它的重量约为九磅，有效射程300码(但真正能够精确命中人的距离仅约100码)，是一种比较重的燧发枪，具有同类枪的一些优缺点，它使用圆形铅弹和比较重的纸质弹药筒。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惠灵顿军队的骑兵所起作用较小。一部分原因是很难将马从英国运往欧洲大陆。不过惠灵顿极其重视对付法国的骑兵。英国步兵坚固的横队和精确的射击一般都能击退法国骑兵的冲锋。有一次英国步兵横队硬是顶着法国骑兵向前推进，结果把他们赶出了战场。当英军组成步兵方队时就更难被敌人攻破了。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英国的一个轻装师编成了5个方队，在法军4个骑兵旅的进攻下撤退了2英里，仅仅只有35人伤亡。  
　　惠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很少使用骑兵，这并不是说在条件允许有效地使用骑兵时他无力为之。在滑铁卢战役的一次战斗高潮中，一个英国龙骑兵旅(有1000名骑兵)越过英国步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进攻中的法国步兵。当时法国步兵已经来不及组织方队，虽然法国骑兵立即挡住了英国骑兵的冲锋，但法军强大的进攻势头被压了下去，一些英国人(他们忘记了普鲁士人在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声称，英军骑兵的冲锋是法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炮兵，惠灵顿是根据情况有选择地加以使用的。那就是在关键性的时机，在慎重选择的地点，以少量单炮组的形式来加以使用的。他把炮组全部部署在阵地的前沿，用来对步兵实施火力支援。这在攻防战术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比较小，但却十分重要。  
　　在对付法国大革命军队的初期，英军作战不力。后来在惠灵顿将军的统帅下开始转败为胜。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末期，英军的声威大振。伊比利亚半岛和滑铁卢两次战役均在惠灵顿领导下获胜，惠灵顿将军因此而赢得了极高的军事荣誉。  


武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由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引导和促进，黑火药时代的各种兵器最终跟相应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了。自从战场上出现黑火药兵器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武器、战术和军事理论三者实质上的统一。带刺刀的燧发机滑膛枪和滑膛炮都在技术上得到了完善，达到了它们最大的潜在威力。经过几个世纪的尝试，不断改进了战术手段，从而使这些兵器能够配合使用，并能跟骑兵作战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熟练的军事指挥官只需化费最小的代价就能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在蒙古和英国的战术体系中，军事指挥官曾对他们的作战工具和手段实施各有区别的控制，最后做到这一点是在13世纪。正当这两种战术体制在士兵和兵器的使用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时，由于黑火药兵器的问世，它们过早地被淘汰了。而19世纪初的主要战术体系(即法国和英国的陆军战术体系和英国的海军战术体系)则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短命早夭了。  
　　由于早期的军事发展，这半个世纪里出现的武器、战术和军事理论互相统一的局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一局面的形成毕竟得到了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军事天才的促进，因此它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没有人象拿破仑那样给时代打上了如此深刻的个性烙印。在他的一生中以及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甚至他的军事思想，都被许多人以其自身标准及有关的作战思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而海军作战的权威们则试图重新拣起曾经在最后击败拿破仑时起过巨大作用的“纳尔逊当机立断的作战本领”来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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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技术和工业革命(公元1800-19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十九世纪初期的技术和战争  
十九世纪早期的武器和战术  
科学和技术的背景  
新武器  
出现电子通信  






十九世纪初期的技术和战争  
　　 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的整个世纪里，战争的演变是一场长期的革命，它由政治、经济、社会多种力量所创造和支持，技术进步只是其中的一种力量，但在许多方面它的影响最为深远和引人瞩目。在技术领域里，诸如冶金、化学、弹道学和电子学方面的进步是军事变革的突出因素，但还不是全部因素。这场变革中的武器，大量生产的各种工具和标志新工业文明的消费品，都是机器产品，而机器本身就是机械学和工程学的革命性创造。没有机械学和工程学，对于金属和能源的新知识将如2000年前希腊的科学发明一样贫乏。  
　　整个十九世纪，新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落后于其他方面的应用是一个特点。迟至1860年，实际服役的舰炮与三个世纪前使用的大炮在主要方面并无区别。例如，英国皇家海军1840年装备的最重的68磅级滑膛炮，基本上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海军炮一样笨重而且后坐猛烈，只能作为最大战舰的旋座火炮。当然，上述几世纪中(尤其后一世纪)在铸铁质量、火药配料、镗孔精度方面的许多精心改进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炮战和造炮的基本原理依然如故。  
　　然而，伟大的变革正在蕴酿之中，事实上，当时许多改革虽然尚未应用于陆、海军的制式装备，但已经进行了试验并为人们所熟知。1863年以前，现代海军炮的基本原理，在当时的军械制作中实际上已经采用， [ 注：见贝纳德·布罗迪著《机器时代的海军》，普林斯顿1941年版，第198页。 ] 在其他材料种类和陆战武器方面已出现了同样重要的变革。随即出现了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发展平静时期，此时陆军和海军则努力吸收新技术。  


十九世纪早期的武器和战术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在滑膛前装炮支援之下，相互结合的燧发枪和刺刀是战场上占有支配地位的武器。火炮比燧发枪在射击距离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战斗中差不多半数死伤是炮火所致。战斗中陆军是成线式防御或以火力进攻，进攻时队形有较大纵深(所谓纵队)。这种战术体系到1820年时大约已有200年的历史。在线式防御条件下，到拿破仑时代以前，整个有生力量的伤亡比例从三十年战争的胜方15%、败方30%降到法国革命时的9%和16%。拿破仑后来在未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或容忍了纵队进攻，使伤亡率突然上升到15%和20%。但在拿破仑以后的几次小战斗中，运用线式战术，伤亡率比法国革命时还低。这意味着，所用武器的杀伤力和持该武器士兵的线式战术效能之间已经趋于平衡。  
　　墨西哥战争是美军以滑膛枪运用线式战术对抗情况与之相同的对手的最后一次战争，那次战争中有关伤亡的经验开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纪 [ 注：吉尔伯特·W·毕比和迈克尔·E·德巴基所著《战斗伤亡》(伊利诺斯，斯普林菲尔德，查理·C·托马斯出版社1952年出版)。 ] 。表3所指是年度数字，而不是象上面讨论的单个战斗伤亡数字；表3不包括伤兵数字，战斗中一般受伤者约为死亡者的三倍半。  
表3  
战争名称  每年每千人中阵亡数  
墨西哥战争  9.9  
美国内战  北方  21.3  
南方  (伤亡资料不完整) [ 注 ]  
西班牙-美国战争  1.9  
菲律宾起义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  12.0  
第二次世界大战  9.0  

　　 1858年，美国采用了前装滑膛枪圆锥形子弹，这是美国内战中南北两方使用的标准武器，它的杀伤距离大于当时火炮发射的榴霰弹和圆形霰弹。滑膛炮发射的实心弹或其他炮弹和滑膛步枪发射的圆锥形子弹距离等同，但当时炮弹爆炸后只裂成二三片或四五片，而实心炮弹直接击中目标则极为罕见。  
　　总之，步兵武器和火炮的杀伤力之间的关系已经逆转。从144,000名内战伤亡人员抽样调查，各种武器弹药造成的伤亡数为：  
表4  
圆锥形步枪子弹  108,000  
滑膛枪圆形弹丸  16,000  
炮弹破片  12,500  
霰弹、葡萄弹和炮弹  359  
炸裂弹  139  
带刃武器(大多数是马刀)  7,002  
总计  144,000  

　　总而言之，轻武器(大多数是步枪)造成的伤亡占86%，火炮9%，带刃武器5%。  
　　美国内战中双方都用线式战术，许多情况下，是在崎岖地形上作战，部队往往自动散开成为小组，相互掩护作战，这点最为明显。但是为了进攻或者防御，要把士兵作二或三线配置；为加强进攻，象拿破仑时代那样，一个团的阵线之后还要配置一条阵线，以加强进攻队形。这样，一方面步兵武器具有较大的杀伤潜力，另一方面，所用战术都只适应于前代武器，导致双方伤亡增大，与拿破仑时代最残酷的战斗不相上下。然而，当这场战争结束时，虽然缓慢但却是清楚地出现了一种疏散配置的倾向。  
　　从1866年起，西欧的后装步枪是标准装备，步枪射击速度提高了，对野战炮性能的提高似乎是一种补偿。野战炮性能提高，是不久以后采用后膛装填和膛线的结果。这样，在法国-普鲁士战争中，象美国内战一样，步枪子弹造成的伤亡率大约等于火炮的十倍。但这事实的含义起初并未为法、普军队所认识，这点并不比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高明多少。或许普鲁士军队能较快适应新的情况，但是直到法普战争结束阿道尔夫·古斯塔夫的线式战术仍然风行一时。  
　　由于采用来福线和子弹后装的方法，步兵武器的杀伤力大为提高，普鲁士放弃了密集队形白刃冲锋战术，第一次显示了步兵武器杀伤力提高的影响。普鲁士的战斗配置采用了“疏散队形”，所有步兵就是散兵，这和美国前几年内战末期的非正式做法一样。但也有不同之处，德国人认真地吸取了他们十九世纪战争的教训，加上研究了日俄战争，比起同时代各国，效果较好。  


科学和技术的背景  
　　为了叙述十九世纪初期军事演变与有关技术的发展情形，必须回顾一下冶金学、化学、弹道学和电子学等领域中基础知识的线索。  
　　已如前述，从公元前1400年以来，铁的出现，熔解矿砂为金属的新技术的发展，影响着武器制造。十六世纪中叶，重型军械铸造技术的发展，为以后两个半世纪的火炮制造奠定了基础。  
　　十八世纪后期，由于欧洲木材资源短缺，锻铁(亦称碳铁)费用上涨，形成了严重问题。为适应需要，就采用了所谓搅炼工艺，就是用长长的钢棒将反射炉中的金属溶液加以搅拌。炉子用焦炭燃烧，这样，不仅使炉面溶液，而且全炉的溶液都能接触空气，从而使脱炭更加彻底，成为可锻铸铁。  
　　用搅拌法生产的锻铁，质量不如炭铁，但价格便宜得多。1829年又前进了一步，即应用鼓风炉本身余气进行预热鼓风，这种发明使得在消耗同等燃料的情况下，搅炼熟铁产量增加到三倍。  
　　还有一种改进是“湿”搅拌法，即在炉膛铺以含有氧化铁的小块炉渣，它与金属中的碳素相化合，在表层之下产生一氧化碳，形成加速脱炭进程泡沸搅动。1720年英国铁产量为20000吨，1806年上升到250000吨，到1850年英国每年可产250万吨，铸铁和锻铁的产量都有增长。  
　　自古以来，炼钢的方法几乎并无根本性改变，仍然是小规模的个体作坊产品。英国所用的基本材料是优质的和价格相等的瑞典条形铁，结果，钢的费用等于锻铁费用的五倍。  
　　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古代工艺有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改进。本杰明·亨茨曼将特种小型粘土坩埚放置在焦碳燃烧的炉膛内加高温，就有一种特殊的熔剂持续地生产铸钢。这种铸钢不含二氧化硅和其他矿渣，成本略低于以其他方法生产的钢材。但遗憾的是这种产品不能焊接，太硬，不合乎某些用途。不过这种技术终究成了谢菲尔德钢铁企业的基础，在欧洲广为传播，被人仿效。就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再无显著改进，加上钢材本身的缺陷，制造重型军械时使用这种钢材继续受到限制。  
　　十九世纪上半叶，普鲁士莱茵兰的克虏伯公司，因制造优质铸钢并在该世纪中叶制造了少量钢质火炮而名噪一时。1851年，在英国大博览会上展出的设计先进的模型极为瞩目，证明是未来发展的先驱。克虏伯钢铁的拉力强度相当于铸钢的四倍，锻钢的二倍。但是火炮专家普遍认为这种钢太脆(1847年首批制造的几门克虏伯炮已经爆裂)，所以在废弃更为可靠的铸铁、锻铁、青铜武器方面，意见难以一致，因为恰恰在这时期，火炮的设计制造上在采用传统材料方面开始了一场革命。  
　　通过酸性转炉炼钢法，大批量生产优质钢在费用上与铸铁和锻铁相比不相上下。几乎与此同时，英国西门子兄弟公司发明了一种热再生炼钢法，利用热废气或用劣质煤生产的气体对需进炉的燃料和空气加以预热。以后几年发展的“平炉”法，就是用回热炉熔化混杂有废钢铁的生铁块。以上这些工艺的基本产品是“低碳钢”，比锻铁硬，但比老工艺生产的“泡钢”要软，能作多种用途，如制造钢轨、锅炉钢板、结构钢(造船、建屋、水泥钢筋)以及薄钢板。1856年到1870年之间，钢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产量增加了六倍。1863年建造了第一艘钢壳船和第一辆机车。英国从1870年年产钢22万吨，(实际用的全是转炉工艺)，到1900年年产钢490万吨，(其中310万吨用的是平炉法)从上述情况就可得到英国钢铁产量上升的概念。美国1900年的钢铁总产量为1000万吨，德国约800万吨。  
　　随后在冶炼钢铁方面意义重大的发展是特殊应用的合金钢。法拉第早在1819年就制造了铬镍钢，但直到1868年穆谢特才开始制造高碳钨锰合金钢，用这种钢材虽没有淬火技术也能制成高强度工具。1877年法国生产了制造装甲钢板和炮弹的铬钢作为商品出售；1882年谢菲尔德公司的罗伯特·哈德菲尔德发明了用淬火法制造锰钢，勒·克罗索特于1888年制成镍钢。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发源于新冶金科学和对金属结构的研究。1895年威廉·伦琴发现了X射线后，除了其他进步以外，还出现了结晶学，更加改善了对于金属的使用。  
　　与冶炼方面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相适应，19世纪后期，在精轧工艺上也有改进，锤锻大部分已让位于轧制工艺，根本的改进是使用可逆轧机，将金属锭式薄片放在机器里来回轧制，可大大节省时间。三辊式轧机用第三个轧辊，回转轧制金属，机器无需开倒车。后续轧机具有一系列不同尺寸和功率的轧辊机座。这些方法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并不断有所改进。  
　　作为现代飞机工业基本材料的铝，是19世纪早期首先从矿砂中以实验方法提炼出来的。这种工艺，费用过于昂贵。1886年，查理·马丁·霍尔发明电解法，从熔化铝土(氧化铝)中提炼铝，这种铝土(开采于格陵兰，但后来以合成法生产)，是从熔化的冰晶石分解而来。这就以廉价的电力为基础，开创了制造轻金属及其合金的时代。铝和镁合金和其他轻金属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包括空中运输、电力输送、炊具制造、建筑行业等方面向钢和铜进行了挑战，后者在制造行业中早先占有支配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铝及其合金能加以浇铸、锻造、挤压、轧制、旋压、锤薄、喷镀等，以适应各种用途。  
　　 18、19世纪，由于科研兴趣扩大，人们的化学物理知识大为增长，新发明刺激着工业发展，但尚未致力于将新知识用来改进武器。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政府运用科学保卫国家，重点是改进方法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制造较好的具有更大杀伤力的武器。火炮、滑膛枪、火药、弹药与已经用了一些时候的旧品相同或者几乎相似。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大踏步前进时，才开始认真应用科学知识解决战场上的问题。  
　　这些发展特别重要，首先是罐头食品的制造及其保藏。早在1795年，法国革命政府觉得解决了食物保藏，就有可能较易于供应和养活一支大为扩编的军队。政府提出谁能想出实际保藏食品的方法便可得奖12000法郎。直到1809年尼古拉斯·阿珀特才得了这笔奖金，他能把专门玻璃容器内灭菌的食品保藏下来(但原因何在，直到1860年通过路易斯·帕斯特的努力才明白)。军人和科学家显然都明白如用金属容器比瓶子更实用，但问题是要发明一种焊接法，既要使罐头密封又要防止食品在储存中被污染。19世纪中叶，这个问题已获解决，但能够大批量生产罐头食品还是19世纪末叶的事。  
　　还有个相关联的领域是制造轻武器的子弹壳。首批完整的子弹壳大约出现于1850年，这是法国、英国和美国同时各自独立研究的结果。全金属弹壳装有加以保护的爆炸复合装置，以武器的撞针撞击发火，这在理论上问题不大，但在实践中还有不少问题。如怎样使金属软硬适度，既得经得住发射药的爆炸，又能被撞针击出凹形，就是一个问题。一旦有了这种软硬适度的金属，又怎样来设计一种机器大批量地冲压弹壳？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上述问题才完满解决，关于机关枪的设想才能实现。  
　　第三是战场外科抗菌和无菌操作的出现。帕斯特在18世纪60年代就表明感染和疾病是由细菌所引起。1867年前约瑟夫·洛德·利斯特把这个发现转化为实际的抗菌措施。但把抗菌的一套过程在战时应用于战场外科，又是另一码事。在解决抗菌问题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就联系到无菌法：如消毒品需加包装，以便在使用前不受污染。当然，无菌法是得力于罐头食品制造的成就，罐头里的食品在食用前能一直保持无菌。  


新武器  
　　 19世纪对于武器最重要的贡献是火帽的发明，使步兵滑膛枪发生明显改变。1798年L·G·布朗哈特里发现银雷汞。次年，E·C·霍华德制造出雷汞，这是首批能通过撞击进行点火的几种炸药。1807年，一个为人和睦，名叫亚历山大·福赛思的苏格兰牧师又继续研究，经过若干年的试验，发明出一种用锤一击即炸的雷汞，炸时火星通过火门，引燃枪管中的发射药。1814年，才开始用这种雷汞制造火帽，火帽的材料先用铁、锡，最后是用铜。后来，火帽就慢慢地成为枪、炮点燃发射药的基本装置。开始时火帽与子弹是分开的，使用者须将火帽安装在武器击锤下方的火门上，后来就和弹壳、弹头合成一体了。  
　　大约直到1860年，发现了级进式燃烧的原理，火药本身才有了真正的改进。将粒状药压缩成密度更大的药粒后，发现火药在枪膛内的燃烧速度和膨胀气体的压力可以延缓。因为压缩的药粒开始点燃时空气接触面小，燃烧初期瞬间产生气体较少，当弹丸沿膛壁前进时继续产生气体，所以初速较大，最高膛压较低。这一发现继续推动着普通黑火药的改进，黑火药仍然是该世纪轻武器的基本发射药。线膛炮的发明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既定口径的条件下，线膛炮能够发射较重的炮弹。延长炮身可加大初速。结果在19世纪末，火炮初速几乎达到每秒钟3000英尺，射击距离有了相应的增加。  
　　火药缓燃和无烟火药的发展伴随而来，并且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应用。使用新无烟火药的好处，除不易暴露炮阵地外，如上所述，因燃烧较慢，形成推力型动力，用于线膛炮，效果最好，因持续的膛压较小，可造较大的火炮。长形弹丸比球形实心弹精度较高，在空气阻力条件下能维持较高初速——射击距离较远时，尤其如此。  
　　该世纪后期，主要通过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努力，新炸药TNT、三硝基苯(替)甲硝胺、苦味酸、季戊炸药和旋风炸药等的性质及爆炸技术已为人所知。日俄战争(1904-1905)中第一次用了苦味酸炸药，而TNT炸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成为标准军用炸药。  
　　这里还需提一下化学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其他应用，那就是整个的化学毒剂、内燃机、火箭和喷气发动机以及20世纪的改良高爆炸药。顺便提一下与此有关的问题，即由于缺少硝石而引起的火药短缺的老问题得到了解决。首先在印度和智利的硝酸盐矿中发现了丰富的硝石资源，后来发明了从空气和炼焦的副产品中提取氮的新工艺。  
　　大家认为，十六世纪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尼科洛·塔尔塔利亚是弹道学的创始者之一，他曾写了两篇关于炮兵，一篇关于筑城的论文，想根据动力学理论推导出算表来计算火炮距离。但是他缺乏军事经验和火炮的技术知识。他对后人最有用的贡献是发明了射手象限仪，这是测量火炮仰角的仪器。许多塔尔塔利亚学术上的继承者对于他的基本理论写了许多文章，提了很多改进意见，但未能改正他的错误(一些根本性错误)，因而益处不大。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伽利略把弹道学作为他研究物理和动力学规律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全新的革命性探讨。他沉迷于弹道的理论，把研究当时的火炮作为验证他数学理论的最好方法，从研究中他发现了抛物线理论(1638年)。虽然这理论本身并不正确，但确实纠正了塔尔塔利亚理论中大部分根本性错误。然而当时人们却普遍相信塔尔塔利亚的理论，直到1674年出现的伽利略的观点普及之后，他的理论才在18世纪象真理一般被广为接受。  
　　但炮术和火炮设计的技艺和实践仍未受弹道学的影响，教科书上的弹道学理论，不论其科学准确性如何，对当时战争关系很小。火器全然不统一，弹丸飘忽不定，无法预测其飞行弹道，进行分析就显得毫无意义。十八世纪的一个英国数学家名叫本杰明·罗宾斯，曾试图进行实验，发现在800米射击距离上，炮弹向左或向右偏离射向约100码，弹丸首次触地的距离变化多至200码。只是在17世纪的战争中，迫击炮使用愈来愈多的情况下，理论和实践似乎才有所联系。但即使如此，从炮兵的观点看，由于当时资料不完善，这些科学家的理论并无用处。  
　　但是，本杰明·罗宾斯确实第一次提出了成功的办法，为炮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不仅研究以前所有的理论性题目——外弹道学，并且研究了内弹道学(弹丸在火身管内部的运动)和末端弹道学(弹丸在飞行末端的情形)。罗宾斯了解伽利略和牛顿的理论中有许多错误，如忽视了气流的作用等——从而完善了卡西尼1707年发明的弹道摆，成为测量弹丸初速的有效仪器。  
　　到19世纪科学弹道学才获得胜利，那时冶金学和机械学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在武器设计制造方面规格尺寸已相当准确，并能预测其性能，从而提供了科学分析的基础。科学弹道学对于军事技术的影响，从新冶金学对于19世纪军事革命的影响中可得到最确当的了解。  


出现电子通信  
　　迄今(1980年)为止，谁曾被纯军用电子武器所杀死，很值得怀疑，虽然这种潜力无疑是存在的。通观历史，电子设备在军事上的作用一直是为了提高其他武器的杀伤力。最早的电子设备用于异地间传递命令、情报和射击诸元传递中不受声音、目视信号、通信员的传统生理条件所限制。  
　　最早的电子设备是商用电报机，约于1830年几乎同时出现于欧洲和美洲。这种电报机用单根导线连接通信地点，一端或两端装有电池，并有人工操纵的开关，用以连接或中断电池和导线之间的接触。另有一圈导线，缠绕在一根铁棒上，电流通过线圈，铁棒磁化，吸住可移动的铁片，二者相接触，产生的嗒声，接收一端的操作员将的嗒声记录下来，并加以解释。接收一端的的嗒间歇声和发送一端开关发出的完全一样。密码即可将的嗒声顺序译成字母。这种机器每分钟可发送50个字母。两个电台可通过中间站“接力”进行通信，所以，它可以在无限长的线路上传递信息。电报在军事上首先用于克里米亚战争。海底电报约于1851年始用于多佛和加来之间，然后发展到一方面用于伦敦和巴黎之间远距电报通讯，另一方面又用于协约国克里米亚战争的瓦诺基地。美国内战双方曾广泛使用电报，到1866年，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已经沟通。电报出现时所处工业环境，对电报的发展并无多少支持。导线(裸露线及绝缘线)，电线杆绝缘子和电池都是后来发明的。电报方面的仪表器具也生产很少，不足以促进新工业生产结构的形成或新工业品的生产。倒是电灯出现后，生产了上述所需设备，开发了新的工业途径。  
　　当电话和无线电出现之后，因为效果更好，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使电报黯然失色。不过近来，由于电报应用了电传打字的方式，设备更为精良，尚能独立支撑下去。无线电在处理信息方面比口头语词的形式远为迅速，而且那也将是机器人之间的自然通信方式，机器人在军民两方面的用途要逐渐增加。  
　　象电报一样，电话几乎同时出现于欧、美各地。实用机型完成于1876年，通常却把这功劳归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当电话出现时，已有现成的电子工业支持其发展。电子工业绝大部分由电灯行业及其发电系统行业转化而来。当时关于电流流经长途导线的数学理论，也已开始形成，这是努力改良电报的结果。  
　　无线电能传送电报、电话或更为复杂的信号。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输电波信号不用导线，因此在架线困难的地方也能通信。在机动电台之间和固定电台之间亦可通信。1885年德国的海因里希·赫兹第一次论证了无线电现象，但约在1908年才被古列尔莫·马科尼用于通信。与电报和电话不同，无线电大部分是应军事当局的主动要求而发展的。不过无线电虽然大多出于军事需要而发展，研究工作却几乎全在私人工业实验室进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丰富多彩的技术发展使有时不太积极的军事专业人员扩大了眼界，提出了新的标准，以应付工业革命给战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工业化除具有革新、改进战争工具的直接效果之外，对战争指导也有重大影响。从一个基本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就是国家转而把大量人力投向武装力量和战争工业。比过去，国家可以赡养和供应一支更加庞大的军队。蒸汽车辆运输和电报的发展，便利了大部队的运动和指挥。  
　　然而新技术的最大效果还是体现在武器的改进和大量生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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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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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海历06年2月5日 23:40  资料  短消息  加为好友  QQ
20．伟大的变革：帆船->蒸汽船；木->钢铁；舷炮->炮塔(公元1800-1865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海军革命  
纳尔逊和特拉法尔加  
海军新军械  
蒸气动力的出现  
埃里克森、斯托克顿和美国舰船普林斯顿号  
锡诺普  
弗吉尼亚号和班长号  






海军革命  
　　 18世纪后半叶，英国海军霸权引起的政治、经济后果使全欧洲各国领导人明白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打破了海军战术老框框的霍雷肖·纳尔逊对海军战略思想有巨大影响，犹如拿破仑对陆战的影响。但是，凭藉纳尔逊的天才，海战艺术的实践，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已达到了最高限度。工业革命的到来，使海军摆脱了对于风力、对于原始而粗糙的舰炮的依赖，以至最后摆脱了对于旗语的严重束缚。  
　　从特拉法尔加到汉普顿路战役的56年间，海战发生了革命，其变化速度比过去的三个世纪要快，比随之而来的一个世纪的变化也不慢。纳尔逊于1805年10月21日在特拉法尔加用以击败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维莱努夫的战舰与两个世纪以前霍华德和德雷克在英国海峡击败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战舰并无多少差别。1862年3月9日在汉普顿路作战的不论那艘船本来都能够单独消灭纳尔逊和维莱努夫的联合舰队。  


纳尔逊和特拉法尔加  
　　 1805年，两国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准备在战争高潮中对阵一搏，以彻底夺取为其斗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和世界殖民地统治权。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27艘战舰组成整列舰队，拦截了沿西班牙特拉法尔加海岬20英里处维莱努夫的33艘战舰。  
　　原在加的斯的维莱努夫正按拿破仑命令驶往直布罗陀和地中海途中，当时这位皇帝正拟对奥地利发动胜利的乌尔姆-奥斯特利茨战役，要法国舰队攻击奥地利盟国那不勒斯以支援此战役。维莱努夫知道英国舰队离得不远，但他希望到达直布罗陀，在地中海实施支援之前，纳尔逊不至于识破他的意图。然而富有战略见识的纳尔逊立即掌握了这位法国海军上将的意图。当两舰队相望时，纳尔逊处于上风位置，法海军已无法回避战斗。  
　　纳尔逊知道，在木质战舰对阵，舰队整列舷炮开火的情况下，要夺取决定性胜利是困难的。他在等待法国舰队的同时，一直思索着战术上如何对付此役。他曾给舰长们写过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以迫使敌人接战的方式获得决定性胜利……”这样一个总的战术计划。他对舰长们说，自由而灵活地向敌舰开火似乎最好，英国舰队成两列纵队，一队由他指挥，一队归副司令洛得·科林伍德海军上将指挥。纳尔逊准备攻击他设想的法军横列队形中部，并“赶在敌先头舰队进行援救之前压倒其后尾舰队。”纳尔逊在备忘录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总结了他的战术：只要情况容许，副司令指挥舰队航行时应尽一切可能保持队形紧密有序，舰长们应把他们的特定队形作为集合点，如果见不到或不完全了解信号，舰长们就应指挥战舰与敌舰并进，这样做基本不会犯重大错误。  
　　有两位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写道：这备忘录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充满着进攻精神，信任下级，简单明了，对胜利怀有充分信心。这备忘录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对英军海军战术家们关于混战对列阵战长期不休的争议，有所结论。纳尔逊发挥两者所长，他保持了战舰列阵的队形，有控制地接战，但他采用二列横队，以混战派所主张的形式打破敌编队，以最大火力袭击敌舰队中的部份兵力。  
　　两个舰队互相靠近时，纳尔逊所在胜利号舰率英北线纵队冲向法国整列舰队的前卫，使法国人以为这是传统的一路纵队攻击。当时在桁端还挂起了信号旗表示：“英国希望每个士兵各司其职。”然后，当舰队将靠近目标，接近其火炮射击范围之际，他命令改变航向，冲向法军舰队中心，并发出了另外的信号：“靠近击敌”。  
　　胜利号桁端上的信号旗一直张挂着，在激烈的战斗中才被打坏。在帆船时代，纳尔逊的战术已属完好，正象他在备忘录中写的那样：“与别的相比，海战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确有把握的。”战斗结果，英国俘获了18艘法国和西班牙战船，而英国舰船未受损失。  
　　然而英国亦遭受了可悲的损失。纳尔逊受了致命伤。二小时的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就死去了。但是这损失也是英国的胜利。一个英雄在胜利中光荣战死，他的英名将永远生辉。但他的死去，对英国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纳尔逊已经歼灭了法国海军，历史上，无论从战略和战术上讲，英国在最具有决定性意义胜利的大海战中，已建立起海上霸主的地位。  
　　再者，工业革命引起了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将很快消灭纳尔逊式的舰队，但消灭不了英国的海上霸权。1783年，法国第一次成功地在索恩河下水一艘蒸汽船，在特拉法尔加后不到二年，罗伯特·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船克莱蒙号在赫德森河上纽约、奥尔巴尼之间来回航行。  


海军新军械  
　　工业革命对于海战的重大影响不是在造船领域，而是首先在重型海军军械方面。最富有革命性的发明是环箍炮或套筒炮，与后一阶段发展的膛线相结合，开始了向20世纪威力强大的海军火炮的过渡。  
　　早在1829年，法国海军军官A·蒂埃里用铁箍紧套铸铁炮管，获得成功。1843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特雷德韦尔教授用此法为美国政府制造了几门套筒炮。这环箍技术使炮管大大加强了应压强度，应力与发射药爆炸瞬间所产生的膨胀力和热力相对抗。仅用50或100多年前的铸造或锻冶技术来造这种炮是不可能的。并且，如果没有金属特性和膛内弹道学发展方面的知识，连套筒的作用也不会明白。看来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知识增长、技术进步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迫于某种特殊需要而产生的，需要不是这项发明的缘由。  
　　然而海军并不乐意采用套筒炮，却愿意用改进型铸铁炮。1851年，美国海军司令约翰·A·达尔格伦发展了一种五年后被海军采用的铸铁炮。达尔格伦炮是一种前装滑膛炮。它的明显特征是外形象啤酒瓶，那是因为设计上需要，在压力最大的部位使用了最厚的金属。1860年，美陆军少校托马斯丁·罗德曼，发明了空心铸件工艺，即围绕型芯进行铸炮，再以流水进行冷却，这是一个使炮膛内部先行硬化的方法，是早先套筒炮试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外层金属冷却时向内缩拢，向已经硬化的内层继续加压。这样，发射药的爆炸力就为炮膛四周的整个厚金属层所吸收，而不是层层向外膨胀。空心铸件工艺曾应用于制造达尔格伦炮，在美国内战及以后的20年里，用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部份美海军其它重型铸铁炮。达尔格伦大炮和罗德曼滑膛炮口径达15英寸，能有效地击穿美国南部邦联装甲舰的钢板。因而，在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炮。  
　　 1859年，英国海军部为对付即将下水的法国装甲舰光荣号，从著名的威廉·阿姆斯特朗炮厂定购了一大批40磅、70磅级的套筒炮。阿姆斯特朗炮具有三个先进特点：后装、套筒、有膛线。这种炮的炮弹上缠绕着软金属凸纹——螺旋突纹，啮合于来福线的凹槽之内。来福线提高了弹丸命中精度和末速，所以普遍认为线膛炮是对付装甲的一种办法。  
　　套筒炮当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然而，来福线和套筒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来福线的设计主要用于提高命中精度，但因弹丸紧卡在来福线上，发射药爆炸时，炮管管壁的压力大为增加，炮管的拉伸张力更为紧张。细长形弹丸，是来福线的自然匹配物，使用细长形弹丸是为了增加射击距离，提高命中精度，位于发射药前的这种弹丸，惯性质量大于同直径的球形实心弹，结果，早期火炮常发生膛炸。炮管需要造得更为坚实，套筒炮制造术是个解决办法，虽然这一点一开始还不太明显。  
　　大概就在这时，在埃森的克虏伯公司率先发展造炮钢铁，完善了酸性转炉炼钢法，他们提供的渗碳钢对发展新型火炮进一步作出了贡献。  


蒸气动力的出现  
　　与此同时，18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世界各国海军开始试验蒸气发动机。海军人士除了传统上的保守主义外，还有两个原因阻碍着海军采用蒸气机。第一，18世纪40年代以前蒸气舰船的动力来自船体两侧的大型蹼轮。蹼轮不仅挤占了约三分之一的装置火炮的位置，而且推动蹼轮的机器往往暴露在外，易遭敌炮火损伤。其次，蒸气船装一次燃料只能航行数百英里，而帆船能数月不进港，航行数千里之遥。  
　　当1812年战争之际，罗伯特·富尔顿曾设计了一种蒸气船，企图解决第一个问题。当时为突破英国对美国大西洋海岸的封锁，美国船迪莫洛格斯号设计成双船体间夹单蹼轮型式，蹼轮外层壁厚达五英尺。但该船在战争结束时尚未完工，从未在海上使用。以后二十多年，没有一家海军再要蒸气船，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叶，出现过一艘样船，是把蒸气作为篷帆的辅助手段设计的。  
　　然后，在1837年，出生于瑞士的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发明了螺旋桨。这样就及时解决了前述蹼轮问题，并容许将机器装置于舰船吃水线以下的舱室。美国海军上尉罗伯特·F·斯托克顿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当英国海军部拒绝试用螺旋桨时，斯托克顿劝导埃里克森到美国去帮助他设计一艘新型蒸气船。  


埃里克森、斯托克顿和美国舰船普林斯顿号  
　　美国舰船普林斯顿号是世界上第一艘螺旋桨战舰，也是第一艘将机器置于吃水线以下部位的战舰。斯托克顿为普林斯顿号设计了装置两门十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在当时，至少在理论上这艘舰船的火力最为强大。聪明、乖僻，美国军事史上争论不休的人物斯托克顿拒绝就任泰勒总统的海军部长，目的是为了完成普林斯顿号和其他强大武器装备的制造。  
　　埃里克森尤其才华横溢，可能是海军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家。他不仅发明了螺旋桨，成为军舰建造上的革命性创举，而且首次生产了大块锻铁和套筒炮——那就是装在普林斯顿号后甲板上的12英寸“俄勒冈”炮。他后来发明了大炮炮塔，并使美国第一艘铁壳舰班长号进入战斗，从而完成了战舰制造上的革命。  
　　不久，这两位不寻常的人物之间产生了磨擦的火花，争论使他们后来的关系疏远了，主因是普林斯顿号上其余12英寸火炮的设计和制造问题。这种炮，斯托克顿称作“调解人”，埃里克森反对斯托克顿用锻铁加工“调解人”炮管，认为那种方法会留下隐患而危及火炮。斯托克顿专横地撤销了埃里克森的职务，完成了火炮制造。当刚服役的普林斯顿号驶向华盛顿南边的波托马克河时，斯托克顿邀请了首都主要官员参观“调解人”火炮试射。  
　　射击时火炮爆炸，当场炸死了国务卿、海军部长以及几名议员，而爆炸时站在炮旁边的斯托克顿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难。泰勒总统也未罹难。他在舱下正与贵宾们交谈，而夫人们正在斯托克顿准备的豪华餐室中便餐。调查委员会开脱了斯托克顿的罪责(他应负有责任)，授予他准将衔，成了海军的高级军官。他在墨西哥战争中，征服和平定加利福尼亚时与斯蒂芬·W·卡尼将军进行了剧烈的对抗。  
　　尽管埃里克森的俄勒冈炮试射早巳成功，但美国海军还是禁止使用锻铁和套筒炮，冶金技术和火炮设计都遭受了严重挫折。  


锡诺普  
　　然而到18世纪50年代中期，铸铁炮逐步改良，与炮弹的改进相结合，使海军军械的威力大为增强。这在下述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1853年11月20日，装备有新型炮弹火炮的俄国海军中队，在锡诺普歼灭了土耳其舰队。这事件触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表明改良的海军武器具有摧毁性的潜力，暴露了木船在这些武器的射击下的无比脆弱性。那场战争中，双方都匆忙成立了装甲浮动炮群，这些炮群后来都参加了克里米亚海战。按演进的规律，法国制造了装有装甲铁板的木船光荣号。当她1859年服役时，在英国引起一片恐慌。英国海军部被迫匆忙地制造了第一艘装甲战舰勇士号。到1860年，铁壳装甲舰才下水，并参加了次年的战争。  


弗吉尼亚号和班长号  
　　 1862年3月8日，美国南部邦联军的一艘装甲舰才无可挽回地敲响了木质战舰的丧钟。  
　　当弗吉尼亚号1861年4月脱离北军时，美国南部邦联军占领了诺福克海军军港。此港停泊着海军最现代化的舰船，装有50门大炮的蒸气动力护卫舰梅里麦克号，因蒸气锅炉尚未起动，此舰未能逃脱，船上官兵将船凿沉而逃，但南军把该船打捞出水面，以法国光荣号、英国勇士号为榜样，加强了该舰的结构，在船顶上装置了装甲炮塔，重新命名为CSS弗吉尼亚号。  
　　在爆发内战的刺激下，美国海军研究了法国和英国的发明。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及其顾问们获悉南部邦联军在诺福克将梅里麦克号改装成弗吉尼亚号的情形后，很快认识到这种新装甲舰可能会冲破北部对南部的封锁，甚至沿波托马克河上驶威胁华盛顿，从而可能赢得战争。面对这个挑战，海军部迅速通过了约翰·埃里克森提出的全新舰艇设计方案。  
　　埃里克森的设计是：军舰的船型较小，比较低矮，铁壳结构，具有装甲和装甲甲板，单个旋转的炮塔上装两门口径11英寸的达尔格伦滑膛炮。它比弗吉尼亚号上三门9英寸达尔格伦和两门6英寸、两门7英寸的线膛炮，威力还要强大。1861年9月中旬，吉迪恩·韦尔斯和埃里克森签订合同，在不可置信的101个工作日中，命名为班长号的新舰竟然落成。她在2月25日服役，3月6日自纽约出发进行试验巡航，这也是她投入切萨皮克湾战斗的试航。据悉，弗吉尼亚号几乎已准备就绪，所以，班长号拟参加北部联邦舰队对诺福克和詹姆斯河进行封锁。  
　　正如所料，3月8日，弗吉尼亚号在海军将军富兰克林·布坎南——前美国海军司令指挥之下，驶出诺福克，进入汉普顿，大约在三个小时占压倒优势的战斗中，弗吉尼亚号击沉了装有44门大炮的篷帆护卫舰国会号，21门炮的小型护卫舰坎伯兰号，以及重创其姊妹舰有五十门炮的螺旋桨护卫舰明尼苏达号，在这之前，她已搁浅。50门炮的螺旋桨驱逐领舰罗阿诺克号，44门炮的篷机护卫舰圣·劳伦斯号以及其他封锁中队的较小舰只命运相似，都逃到门罗堡警戒炮台附近的浅水区了。弗吉尼亚号用加农炮弹对敌轰击了整整一个下午。她本来能够经受住岸上炮兵的火力，但因装甲重量大，吃水深，南部同盟军舰队司令不愿意让舰船靠岸太近，而况，当弗吉尼亚号撞击国会号时，国会号下沉迅速，使弗吉尼亚号撞角断裂，稍有漏水，两门炮口的突出部撞击后已损坏，于是弗吉尼亚号回到诺福克，修复轻微损伤，加燃料后，准备于9日再次出击，以完成歼灭北部联邦海军封锁中队。  
　　那天晚上，班长号从纽约到达。这艘新舰航行颇为艰难，事实证明，她并不完全适宜于航海。上午九点，班长号在汉普顿与遭受攻击的北部联邦军舰船会师。于是，这战场象舞台，上演着将要永远改变海战样式的战斗话剧。班长号舰长中尉约翰·L·沃登，把自己的舰船抛锚停泊，利用军港直接保护搁浅的明尼苏达号。  
　　第二天早晨，弗吉尼亚号出战，希冀突破包围，在班长号封锁之下寻求逃路。后四小时中，这两艘舰船在明尼苏达号附近机动，以大炮在直射距离上互相轰击，双方都未遭到严重损伤。班长号机动力超过笨拙的弗吉尼亚号，互射中似略占优势。最后，弗吉尼亚号搁浅了。如果此时，沃登中尉不是恰巧在低位驾驶舱狭长观察孔被击中受伤，南部舰只可能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获。事实上，弗吉尼亚号总算有了逃脱的可能，乘联邦舰只驾驶室暂时混乱之际，严重漏水的弗吉尼亚号退出战斗，缓慢费力地驶回了诺福克。  
　　从战术上讲，这次战斗是一场平局，但从战略上看，班长号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联邦军又重新组织了封锁，而且从此再未遭受严重损失，但南部同盟军已注定要灭亡。  
　　在内战中，海军首次使用另外两项发展成果很有意义。第一项是潜艇，南部同盟军海军工程师对潜艇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直到该世纪交替之际，发明了汽油发动机和蓄电池，水下推力问题才不再是障碍。  
　　第二项发展就是水雷(原称鱼雷)，也是在内战期间普遍使用的。南部用水雷保卫军港，加强海防，以对抗北部舰船，很奏效。南北双方都曾将水雷系在潜艇或其它小船的吊杆一端进行攻击。该世纪末，这些系在吊杆一端的鱼雷已改用自动压缩空气推进，就更具有威胁性，已成为现代鱼雷的原型。随后，世界各国海军出现了快速然而脆弱的鱼雷艇，紧接着出现了更大型更快速的鱼雷快艇驱逐舰。  
　　美国内战中海军最重要的发展成果是班长号及其炮塔的建成，使海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年下半年，不适于航行的班长号在哈特拉斯角附近暴风雨中搁浅，而其它装甲舰已参加了联邦海军。埃里克森和其他海军设计师把班长号上的旋转炮台，装置到适于航行的具有装甲船壳的其他舰船上，这样就很快解决了问题。  
　　美国内战的经验打破了职业海军人员对于以铁代木建造舰只的怀疑和抵制，实际上完成了早在内战爆发前早就开始的从篷帆向蒸气的转变。美国内战是首次现代战争，战争中在海军建设、海上战争方面所表现的趋向，在下一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将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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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来福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公元1800-1875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来福枪的出现  
新炮  
新武器对战术和编制的影响  
美国内战  
莫尔特克(毛奇)的影响和普鲁士总参谋部  
铁路和战争  






来福枪的出现  
　　十九世纪影响陆战很有意义的最早的技术改革是发明和应用火帽，情形已如前述。几世纪以来，在战场上使用手中火器时的射击动作本身，是所有动作中最不可靠的。火帽出现后，就消灭了这种现象。燧发枪大约每射击七发子弹，要瞎火一发。火帽的应用，就使瞎火子弹降为低于每两百发出现一发。  
　　然而，更为革命性的改进是圆柱锥形子弹，这使高度精确的远射程来福枪最终替代了精度差、射程近的滑膛枪，成为基本的步兵武器。在发明新子弹之前，来福枪的射击速度比滑膛枪慢，因为装弹很困难。由于火药气体对铅弹弹底凹部发生作用，使弹丸具有膨胀的特性。子弹形体小，便于装填，但射击后体积膨胀，紧嵌入枪管来福线中，获得最大转速以保持精度。弹丸形体改进后，减少了空气阻力，又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和增大了射程。  
　　如要使滑膛枪与来福枪射击效果相当，在200步距离处射击，前者需费相当于后者二倍的子弹，300步处五倍，400步处至少十倍。超过400步射击距离，滑膛枪已完全失效，而来福枪在800码处还可射击军队队形等大目标。在1000码处，弹丸还具有足够的末端能量，可穿透四英寸厚的软质松木板。  
　　在1850-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后的新武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当然，如果现在战场上出现战术核武器，估计会有更大的影响，但在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对当代产生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当时的来福枪。  
　　主要理由是：因为轻武器与火炮和冷兵器相比，它的杀伤力突然提高了，除了山头或者山瘠挡住视线是个限制外，等于每个握有来福枪的步兵有了一门具有同样有效射程和最大威力的火炮。况且，炮兵人员更易受步兵火力杀伤。当然，若在防御工事坚固的炮台中是例外。因而炮兵再也不能持续发扬火力，象在拿破仑的战场上那样支配一切了。  
　　早期火器的另一特点是后膛装填，此法当时久已废弃，19世纪的科学技术让它在古时无所作为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传统上，后膛武器的困难在于金属部分装填接合不严密，燃烧火药产生的气体和火焰从后膛的缝隙中喷射出来。为了与19世纪后膛武器的发展相适应，终于发明了金属弹药筒，它连结弹丸、火药和火帽于一体。这种子弹用特制铜和其他软金属制成，爆炸受热后就会膨胀，能有效封闭向后逃逸的气体。后膛装填法使步枪手能够快速装弹，免得在敌火下站立或暴露。  
　　后来轻火器最重要的基本进步是发现了连发射击和自动射击的原理。此原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应用极为广泛。自动武器并非发源于新冶金学的进步，而是由于机械学方面的发明。当然，早期的冶金学和弹道学上的进步，的确提高了自动化武器的效能。  


新炮  
　　 19世纪的新冶金学、化学和弹道学，是在火炮、尤其在重武器的发展中最终获得了辉煌效果的，至于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是20世纪的事了。意大利的卡韦利于1846年制造第一门线膛炮获得成功，该炮后膛装填，炮管中有两条旋转的来福线，使用圆柱形炮弹。稍后，一个英国的重要制炮商约瑟夫·惠特沃思，也生产了一门“线膛炮”，也是后膛装填，用的是盘旋的六角炮膛以代替旋转的来福线。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证明拿破仑三世的线膛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绝对优于奥地利的滑膛炮，但多数军队直到该世纪70年代才不再依赖滑膛炮。主要因为滑膛炮比试验中的火炮造价便宜，更加可靠。实际上，由于战场上新炮的有效射程受炮手视力限制，制造这种新炮并不真正合算，除非观察距离能大幅度增加。在美国内战中，线膛炮、滑膛炮，南北双方都用过，双方都同样喜好前装滑膛青铜“拿破仑”炮。这种便于使用的火炮，实际上是在欧洲早已过时，在美国寿命也不长的12磅级榴炮。青铜性质较软，这一直是个严重缺点。人们将新的冶金技术结合膛内弹道学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利用了钢的坚硬和耐久的优越性。  
　　来福枪本身既不是新冶金学又不是新弹道学的产物，因为靠来福线增加精度和射程的原理早已众所周知。但是十九世纪线膛武器的发展大大得益于上述两门知识的增长。随着技术的改进，又有了金属加工机械，就能空前提高镗孔精度，并在身管中刻划来福线。几世纪以来，制造手枪常常是熟练军械匠的任务，每一件武器他都是作为个人产品生产的，往往是一件艺术品。造枪的基本金属材料是锻铁，所用工艺通常是在芯管周围绑扎或焊接铁条。十九世纪，在纽约雷明顿枪炮厂，第一次用铸铁镗孔，制造出带来福线的身管。生产装备线也是雷明顿枪炮厂第一家发展的，它的基础是该世纪早期伊莱·惠特尼和其他人创导的零部件通用互换原则。人们运用弹道科学，设法对这个时期的新线膛武器进行了系统的试验，从而迅速积累并总结了对于弹丸性状等各方面的知识。  


新武器对战术和编制的影响  
　　随着作战武器经历了深刻的技术革命，射程增加，精度提高，射速加快，显然在编制、战术和后勤支援方面也需要作相应改进。在拿破仑发展了军、师编制之后，在编制和战术方面，如果说不是倒退的话，起码经历了相当长的停滞时期。1815年到1845年之间著名的一场冲突——即俄土战争(1828-1829)中，所使用的陈旧步兵战术就是明显例子。俄国人放弃了拿破仑的集中兵力的战术和战略原则，同样，法国和英国部队仍然坚持阅兵式的操练而损害了战斗训练。  
　　编制和战术适应武器的变化较为缓慢，大部分原因在于新武器要求战场兵力配置分散，而职业军人却害怕一旦部队分散会失去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问题在于如果士兵分散到让敌人难以发现，自己的司令官自然也一样很难观察到他们。如果中层指挥官未能改变战术机动动作以适应清楚而容易识别的友军的部署，那么和友邻协同也非常困难，甚至令人恼火。因此，要求战术跟上武器的发展，就要涉及到工业革命的另一个范畴，即电和电子。  
　　在那时的军事专业文献里和各国军事指挥部门的上层圈子里，对于新武器发展的讨论相当透彻，有时甚至很激烈。但主要由于担心战场失去控制，该世纪中叶大部分职业军人不同意改变基本的编制和战术。骑兵的作用未受影响。现在回顾起来就很明白，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军事专家们对明显的问题竟熟视无睹，这一点，到后来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时期，欧美作战各国的大多数军队，旅、团都不是战术基本单位，而师是便于管理和机动的标准建制。“师”这个词用得不严格，一般按中世纪习惯是指部分战线，或者指一支大于旅、然而在规模上还是模糊的步兵或炮兵部队(事实上，这个词仍然使用得很松，没有什么标准)。  
　　英国和美国有保持师一级的法律和条例，但在和平时期，两国都不保持大于团的现役编制。在战时，这些团或多或少还可任意编成旅或师，到战事结束，就又解散。和平时期的参谋人员，不能按扩编需要保留那么多，所以在战时，参谋军官担任严峻的任务往往缺少实践机会。  
　　但在上述军队里，和平时期也有保持师和军的建制的，它们的编制和参谋人员从现代标准看还很幼稚。普鲁士虽然主要集中精力于军一级的编制，但在参谋总部的建设方面也已跨出了很大的步子。其他各国军队的参谋人员，主要担负行政和后勤供应任务，而不进行计划和指挥作战，认为那是司令官和战争委员会的特权。司令官只要求下级指挥官提供建议(而不要求参谋人员提供意见)。如普鲁士新任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1864年所说，这种做法在普鲁士司令官中也无一例外。  
　　从理论上讲，在一切现有或预期要建立的军队中，师是个合成军队单位，主要包括步兵、炮兵、骑兵，有时还有编制的或临时配属的工程兵支援部队。一般情况是一个师包括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战斗支援问题各国不一样，甚至各师之间也不一样。在法国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个作战师的实力通常不多于5000人，不少于2500人。然而在俄国和普鲁士，师的实力达12000人，甚至更多。因此，实力数字不大可靠，就是在有些国家里勉力按文件或编制配足了兵员的部队，也会迅速减员，从而低于规定的编制数，原因是生病、开小差、掉队和战斗伤亡。研究这时期的战斗，障碍往往在于很难断定实力数字是真的呢还是纸面上的？  
　　这时期最重要的冲突对抗是美国-墨西哥战争(1846-1848)、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美国内战(1861-1865)、奥普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  
　　欧洲对墨西哥战争其实未加注意，它的主要军事意义在于当时人数不多的美国陆军军官具有罕见的高度军事素养，决定性地击败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墨西哥军队。  
　　克里米亚战争的大部分经验教训都是反面的。在武器装备、编制和战术方面没有剧烈的变革，甚至连温和的变革也没有。事实上，双方的战术水平一般都很糟糕。当时几乎没有察觉到野战筑城对武器的防御还卓有成效，这一点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表现了出来。该战役历时12个月，英、法用2,587门炮共发射了2,381,042发炮弹，消耗大，战果较小，与当时军事上的要求不相符合，只引起了内行人一阵短暂的兴趣。以电报为方式的电子通讯的出现也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内战  
　　许多历史学家把美国内战说成是最后一个老式战争和第一个现代战争，这并未言过其实。这次战争中发生了武器和战术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导致了1914年的血腥大战——虽然当时欧洲士兵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战争开头，双方军队主要装备各种型号和口径的前装火帽滑膛枪。北部联邦军队最后普遍装备的步兵武器是斯普林菲尔德0.58吋口径步枪，也是火帽前装枪，射击小型圆锥形弹丸。南方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也成了同盟军的标准步兵装备，他们从国外购买少量来福枪作为补充。从北军缴获部分装备也有助于南军的发明创造。  
　　象海勒姆·伯登上校的两个一等射手团这样的特别部队，装备了0.58吋口径的夏普后膛枪。内战的最后两年，北军骑兵越来越多地装备了夏普后膛卡宾枪、斯潘塞卡宾枪和亨利弹仓卡宾枪。步兵部队也装备了一些斯潘塞步枪。南军缴获这些武器后并不适用，因为南方没有这种枪使用的金属边缘发火弹。  
　　新固定式弹药对所有武器的使用都有影响。炮兵方面，三英寸口径的锻铁前装线膛炮，逐渐在南军中得到普遍使用。具有火帽和时间引信的低杀伤力炮弹双方也已普遍使用。榴霰弹的使用也已广泛。双方并广泛应用大口径火炮作为对抗炮兵作战的火力。双方还普及了地雷，尤其当战争接近结束时，武器杀伤力日益提高，双方被迫分散配置兵力，在采用野战筑城的情况下，更注意使用地雷。  
　　美国内战时期，自始至终采用线式战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不少明显的变化。在早期战斗中，双方兵力向前配置，靠拢对方，用排枪射击或任意射击，直到其中一方发起冲锋，以白刃格斗决定胜负。随着来福枪使用的增加，这类冲锋代价太大，所以防御时兵力分散配置已成常规。战争末期，攻方还试验了渗透战术。战壕战已成习惯，为攻防双方机动提供了发扬火力的基点。这些虽然没有条例和规范的认可，却是双方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因为火器的杀伤力日益提高，先在墙壁或篱笆后隐蔽，后在速成野战工事中隐蔽，最后在完善的筑城工事里隐蔽。在维克斯堡、彼得堡、里士满和诺克斯维尔的战斗中都是如此。由于双方都重视了隐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美国内战中火器杀伤力提高的效力。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步兵战术发生的变革并未得到官方认可。  
　　战争第一年底，北军曾重新编制为师、军。每军由二到三个师组成，每师由二到三个旅、每旅由四个(偶尔三个)团组成。炮兵，通常每师编有四个炮兵连。每个军配备一个骑兵团，这个团有时将一个骑兵连或骑兵中队配到师一级。但是直到战争结束，编制上还有两个例外。第一个是骑兵终于归并到各该军、师，这大大增进了骑兵的使用价值(当然，这和拿破仑集中使用兵力的观念是抵触的，但与现代装甲兵的使用可以相比拟)。另一个例外也是违犯拿破仑逻辑的，即军和集团军一级编制了炮兵预备队，这极大地加强了火炮的作用。  
　　 1861年冬-1862年，南军组成步兵师。师和旅都缺乏统一编制。师可以包括2-6个旅，每旅则可包括3-6个团。偶而也可能将一个炮兵连配属给旅，但通常这种武器又归军部或“侧翼”司令部使用。在南军西翼，军又往往组成临时“侧翼”，置于某一师长的指挥之下，直到1862年后期，才正式采取了永久性的军的编制。  
　　整个战争中，南、北两军步兵的基本战术单位是配置成一线的旅。南军首先倾向于集中使用骑兵和炮兵，并屡次表明这样使用相当成功。北军也采用了这种配置方法。这次战争并未使师的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而师编制本身也未直接影响战争指挥。  


莫尔特克(毛奇)的影响和普鲁士总参谋部  
　　在历时七周的奥普战争中，后膛枪首次受到了全面考验。尽管设计上还有严重缺点，但普鲁士后膛“针枪”(因有很长的撞针，所以称“针枪”)在危急的克尼希格拉茨或萨多瓦战斗中却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各国军队中反对后膛枪的意见，从此悄然无声。  
　　但是，毛奇认为普鲁士骑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与下级指挥官未能果敢派遣骑兵在陆军前面进行警戒和侦察，这对为时一周的克尼希格拉茨战斗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普鲁士军队盲目地跋涉通过波希米亚山垭口时，其中一部分前卫部队在波希米亚北部外围与奥地利军队不期遭遇而发生战斗。此后，毛奇提醒各级指挥官要注意骑兵的重要性。因为骑兵可以进行侦察，与敌保持接触，不间断地监视敌人活动；骑兵亦可用于屏护主力，防止敌方骑兵侦察，获取类似情报；骑兵前出作为警戒分队，可以滞迟或骚扰接近之敌。  
　　毛奇还发现了普鲁士炮兵武器和炮兵学说上的缺点，这点也很重要。就武器而言，普鲁士炮兵应尽量加快完成钢质、线膛、后膛装填的技术转变，这一点是清楚的，但问题的根本是这些大炮的使用。普鲁士习惯于把炮兵配置在行军纵队的后尾，因为大家都了解，除了预备队和后卫部队外，炮兵往往配置在所有步兵的后方位置。这就意味着，从山垭口涌出来的普鲁士军与山脚下的奥军遭遇作战时，就全然脱离了炮火支援。虽然还不是那样严重，但在克尼希格拉茨主要战场上出现了炮火支援战斗分队迟缓的问题。从此，所有用得上的普鲁士炮兵都及早投入了战斗。普鲁士率先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即炮兵的预备队就是弹药。  
　　普鲁士人把1866年的教训彻底应用于军队，投入普法战争(1870-1871)，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思想等方面比当时任何陆军都准备充分。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占有压倒优势，战胜了法国皇帝。  
　　法国和普鲁士一样，已经认识了1859年、1861-1865年和1866年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对这些教训有错误的解释。从美国内战和奥普战争时膛线防御火器的破坏性威力中，他们推论出适宜的战术是阵地防御，让敌人面对膛线火器，消耗自己。普鲁士也已经注意到了防御的威力，但作了进一步推论，认为指挥有方的战术防御不仅是对弱敌的适当攻击基地，而且在逻辑上是战略进攻的结果。  
　　由于新步枪射程远，使用精度高的圆锥形子弹，毛奇在奥普战争之前就已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效能。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要求普鲁士陆军采用德赖泽后装针枪，以便与提高精度、增加射程相结合，发扬最大的火力。后来又在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中，他了解到丹麦防御普鲁士进攻时的火力效果，或许再加上美国内战的报道，使他相信一场武器杀伤效果的真正革命正在进行。  
　　于是，他在1865年年中时写道：  
　　很明显，对阵地攻击比之防御更为困难，防御战斗的第一阶段往往具有压倒优势，巧妙进攻的任务也包括迫使敌人攻击我方选择的阵地，当敌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疲惫不堪时，我们就进行战术进攻……，我们的战略必须是进攻性的，战术是防御性的。  

　　毛奇的著作反映出他对美国内战兴趣甚少，似乎还没有可靠权威肯定他说过：“南北两军都是武装暴徒”这样轻蔑的话，这种话是有争议而不足凭信的。他自己1864、1866和1871年的经历也证实了内战的大部分经验。在上述战争中，步兵的线膛枪导致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伤亡，而炮火造成的伤亡只占总伤亡数百分之九到十。这与19世纪初叶的情况明显不同。后来的美国墨西哥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火炮杀伤的人员占总伤亡数将近百分之五十，步兵火器杀伤的人员占将近百分之四十。这证明了步兵轻武器日益增大的杀伤力，使总的伤亡率大大高于19世纪早期，比拿破仑时代血腥战斗的伤亡率还要高。  
　　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在与奥地利爆发战争之前，还来不及把上述概念上升为有效的战术理论(这理论象促使它形成的武器变革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虽然毛奇在判定克尼希格拉茨包围战计划时，可能有过这种想法。不过战场和其他战场所显示的火力效果进一步证明上述战术概念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即把它总结上升为理论。  
　　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都装备了后膛枪，普鲁士还装备了针枪。法国则装备了.51毫米口径的夏斯波枪，它的枪机附有橡皮圈，射击时可封闭枪膛，防止漏气。这种枪象普鲁士武器一样，它使用装在纸药筒上的圆柱锥形子弹，除射速之外，各方面都比针枪优良，尤其在精度和射程方面。  
　　普鲁士野炮虽然全部是克虏伯后装线膛钢炮，法国却仍然依靠前装线膛炮，此外，法国还采用一种摇柄操纵的机枪，但他们严格保密，使人难以捉摸，所以使用这种机枪应采取何种战术并无发展。法国把这种机枪作为火炮而不是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这样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灾难，因为它造成了法国高级司令部的盲目优越感。他们把机枪作为火炮使用遭到了惨重失败。但不幸的是许多观察家错误地解释了这种失败(德国除外)，因此在英、法军队中推迟了使用机枪。这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遭受了严重挫折。事实上，英国士兵在19世纪末叶曾推荐使用机枪，但考虑到费用昂贵，议会拒绝为研制机枪拨款，结果，英国陆军只依赖使用标准步枪进行速射操练。这种做法，在1914年使有些德国人误以为驻蒙斯地区的英步兵正规军已装备了机枪。与此同时，英国人认为德国在机枪问题上也同样存在争论。德国采用机枪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其预备队射击能力上的缺陷，但当时德国正规部队也已装备了机枪。  
　　骑兵在大多数陆军中仍然是一支精锐部队。1866年骑兵的失败并未影响其在冲锋中的传统作用。1870-1871年，普鲁士曾适时而果断地把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但在新式步兵武器面前，骑兵遭到了失败。尽管如此，大部份陆军中的骑兵仍然认为其失败是由于对他们的使用不当，而不是在致命武器面前易遭杀伤这一固有的弱点。  
　　普鲁士军队的编制，虽然毛奇作过调整，还改良了总参谋部，但基本上还是1866年作战时的编制样式。法国编制着重于把陆军的军这一级作为行政机动作战单位。每个军编有二个师，每师编有二个旅，每旅二个团，每团配属有炮兵，一般四个炮兵连。其严重缺点是在总部和野战军中缺乏中心协调参谋机构。  
　　双方用的都是纵队、横队相结合的线式战术，当部队需要时或接敌前，就从一种队形变换成另一种队形。部队训练是按这种设想安排的。法国继续使用大群散兵，他们在过远的距离上射击，因而往往影响效果，难以在有利情况下发起攻击。  
　　毛奇的“战略的进攻性、战术的防御性”这一概念，表述准确，是战术方面极有意义的发展。这是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特和色当战役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两次战役中，毛奇在骑兵帮助下进行巧妙的掩护和侦察，在大包围圈中，沿着法军交通线，在法军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进。法军别无选择，只有立即进攻以防止普鲁士军队的伏击。普军主要依靠防御火力的优势赢得了战斗。  
　　毛奇把步兵配置在能够发扬战术防御火力、对抗翼侧或后方敌人的位置上。这个战略概念或进攻性机动，事实上并不新鲜，这个概念是李和杰克逊在1862、1863年的第二次马纳塞斯和昌斯洛维尔战斗中首创，而格兰特经历了1864、1865年早期在里士满附近的残酷战斗后又加以改进的。美国内战中，北军将军还曾出色地运用这种战术把李将军最终驱赶到阿波马托克斯。  
　　这一时期诸兵种合成师的编制及其应用，在战略战术上对战争指导未见明显效果。从1845年线膛枪大量使用到1878年后装线膛枪的推广，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那只是技术上的变革，还不是编制和战术上的变革。火帽击发线膛式步枪确实把炮兵逐出了步兵阵线，迫使火炮也采用线膛和后装。这就最终广泛地加强了战场上炮兵的作用。线膛枪以及后来的线膛后装枪，使线式战术在战斗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在美国内战的教训中，显示得最为清楚。但密集队形的线式战术仍被坚持运用，这使部队遭受了不必要的巨大伤亡。  


铁路和战争  
　　在接近19世纪中叶时，出现了铁路，它成了新武器得力的后勤输送手段，因而军队很快就利用铁路以迅速运送人员及装备。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法军于三个月内用铁路输送了604,000名士兵和129,000匹马。  
　　美国内战表明，保证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铁路起到了主要作用。毛奇透彻地研究了这种新运输方式的潜在作用。在他的鼓励下，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后来又在1870-1871年间广泛地利用了铁路。19世纪末，铁路已日益显示其重要性。19、20世纪交替之际，各国都动用了大量军队，如果没有铁路，就无法动员、机动及保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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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列舰->无畏舰->航空母舰(公元1865-1945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战舰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畏战舰和潜艇  
电子通信  
海上空中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  






战舰的兴起  
　　美国内战以后的八十年中，海战变革的剧烈程度与19世纪前55年几乎相同。海战连续变化的关键是1862年约翰·埃里克森的班长号战舰的出现。该舰装有旋转装甲炮台。该世纪末，这艘战舰是海上霸王，但不久，约翰·费希尔的无畏号及其后继者却发挥了最大的潜力。  
　　这几十年中，蒸气动力已成为国家大战略计划需要考虑的紧要问题。加煤站地点不只是殖民扩张方向和扩张程度的限制性因素，而且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由于缺乏加煤站，海军上将乔治·杜威靠现场购买英国运煤船上的煤碳，他的舰船中队才从香港开到了马尼拉。美国军舰俄勒冈号从旧金山绕过合恩角到古巴海域，与那里的舰队会师，这次长途巡航约13000海里，使美国后来获得了巴拿马地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  
　　与舰船设计和蒸气推力装置的革命性发展并驾齐驱，武器装备也经历着急剧的变革。  
　　 18世纪60年代初，大型线膛炮暂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与射击球形弹丸的滑膛巨炮相比，似乎在穿甲效能上较差。对于相隔臼炮时代不远的海军一代来说，他们很明白，球形弹丸比之同口径的长形炮弹，装药要多，因而在短距离上打击力更大。这在美国内战中达尔格伦炮和罗德曼斯炮与南军装甲舰作战时，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事实上直到18世纪60年代慢燃火药发展之后，重型线膛武器的充分潜力才得以发挥。使用慢燃火药比瞬发火药能推动重量更大的长形弹丸，初速更大，射程更远。  
　　约在同时，阿姆斯特朗套筒炮正风行一时，英国上尉A·T·布莱克利发展和总结了加固炮身的方法，即在炮身应力最大处热装环箍以及应用不同张力的同心炮管技术。大家看到，由于廉价的酸性转炉钢的出现，钢炮更为普及，也生产出了合金钢锻铁和铸铁，使用的是环箍和套筒造炮技术。约在1881年以后，随着马丁炉炼钢法的完善，已能完全控制钢的质量。这样，钢的使用就普及起来。从此，威力最强大的海军炮有铸钢、锻钢套筒炮管或铸钢环箍加强炮管。钢铁冶炼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火炮的强度；慢燃火药，推力大，对膛壁压力小，可以减少对火炮强度的要求，于是就有可能制造细长的、前所未有的大威力火炮了。  
　　 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无烟火药，因此，连发射击时视界仍然清楚。发展了制造短后坐炮架的技术，才有可能进行快速射击。当时新炸药也促进了炮弹的发展，使用高爆弹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炮兵的最后重要作战手段。  
　　 19世纪中叶，战斗中一路纵队(舰船成单一纵列)仍是正常的战术编队，使用舷侧炮火，大家认为最适宜。然而，1866年7月20日，在利萨，双方拥有装甲舰的第一次舰队作战中，认为较为弱小的奥地利一方却赢得了胜利。奥方利用锲形队形向意大利舰船纵队队形的间隙处集中兵力突击。奥地利海军上将威廉·冯·特格特霍夫再次表明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海上同陆上一样，是可行的。这和纳尔逊61年以前在特拉法尔加的突击是相似的。  
　　但是，这些大胆偏离常规的海军战术例子，只不过是制造或者利用了意外的机会而成功的，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采用阵线严密、指挥得当的一线纵列队形，进行集火射击，就有得胜的机会，如编成其他队形，则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海军炮射程增大，一线纵队集火射击的能力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另一次重要海战中，即1894年9月19日鸭绿江之战，日本海军上将伊东佑亨所指挥的舰队与丁汝昌的中国军队实力悬殊，约略相当于利萨战斗中意、奥双方的实力。战斗开始，情况如常，日本人以一线纵列队形开进，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不大整齐的锲形队形。丁将军采用这种队形的部分原因是，他想用最大的两艘战舰上的最大舰炮先敌开火；还希望有机会以战船的撞角撞击日舰舷侧。丁将军似乎也受到了利萨之战中特格特霍夫将军的影响，或者无意识地追随了影响过特格特霍夫的某种战术理论。但是伊东佑亨将严密控制的一线队形的火力与机动相结合，以两个中队的实力在远距离上击沉了大部分中国较小的舰艇，逼迫丁将军幸存的重型装甲舰撤回中国海岸。  
　　同时，美国虽然在内战结束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装甲舰队，现在竟听任其舰队衰退败落。内战后20年，美国海军军官都羞于见到南美小国的军官，因为这些小国的海军比美国的现代化， [ 注：波特和尼米兹所著《海上力量：海军历史》340页。 ] 而且数量也比美国多。  
　　但是从18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多半因为受到海军上校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作的影响，美国海军事务变化极大。1898年两次意义重大的西班牙-美国海战中，由于美国舰船新型，水兵称职，指挥官熟练，美国面对的敌人虽然很勇敢，但技术落后，所以美国海军在兵力数量和火器威力上都占压倒优势。1898年5月1日，乔治·杜威上将在马尼拉湾战斗中的胜利，证明了美国是太平洋的强国。1898年7月3日在圣地亚哥湾，威廉·T·桑普森上将的舰队表明了美国海军在西半球也处于霸主地位。  
　　 19世纪后期，出现了鱼雷、鱼雷艇和驱逐舰，但无论如何，纵列编队仍然是战斗舰队最乐意采取的队形。要“越过敌人的T字队形”是新的强调重点。那就是把舰船纵列横向敌纵列队形前端，这种机动和帆船时代的“纵射”相似，让横向队形的舰船集中火力射击敌先头舰艇，而敌先头舰艇只能以前炮射击射程之内的横向舰船。快速的鱼雷艇式驱逐舰可以同时或独立地攻击敌队形内的个别舰船，进行骚扰。  
　　 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上将占优势的舰队，有效地运用了这些新战术，摧毁了季洛夫·P·罗杰斯特伦斯基指挥下的波罗的海舰队。日本鱼雷快艇和驱逐舰分割了俄国舰队队形，起到了一定作用，然后较为快速强大的日本军舰越过罗杰斯特伦斯基的T字队形时，击败了为数众多的俄国军舰。  
　　一当俄国纵列队形被打乱，残存的俄国军舰狼狈逃窜，大部分舰船当晚被日本装甲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所击沉。  
　　这次日本占压倒优势的胜利，加上陆上战事顺利，立即制止了俄国的殖民扩张，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在海上、陆上入侵亚洲的军事行动，几乎无不获胜的局面从此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畏战舰和潜艇  
　　 1906年2月10日，英国无畏号下水，这是一艘具有厚重装甲、安装了12门同类大口径(12英寸)火炮、且能全向射击的战舰。相比之下，以前建造的所有战舰都显得陈旧了。结果大国都被迫陷入海军军备竞赛。海军舰船设计家们力求将火力和机动相结合，很快制造出了战斗巡洋舰，装备的火炮与无畏号不相上下，但缺乏装甲保护层——作出这点牺牲以获得较快的速度。战斗巡洋舰和大多数混合舰只在1916年的日德兰半岛战斗中证明效果不佳，立刻在世界海军中消失了。  
　　日德兰半岛海战标志着海战中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次敌对双方在目视距离之内恶斗的最后一次大型舰队战。数量众多的英国舰队利落地打败了顽强灵巧的德国人——虽然不是决定性胜利。若不是英国杰利科上将较为谨慎，德国人可能被消灭。象陆战一样，海上敌对双方直接接触，战力不相上下，则往往以兵力数量多寡来决定胜负。但指挥的英明与否往往决定胜利成果的大小。  
　　 20世纪初期，海战中意义重大的发展是出现了改良型潜艇，作为封锁反封锁武器加以使用。英国海上霸权只受到过一次挑战(在日德兰半岛)，且未受严重危害，但在1917年，德国U型潜艇进攻英国商船后，几乎使英国屈膝投降。潜艇击沉商船，企图使英国挨饿而降，后来成立了配备有美国驱逐舰的护航队，才使英国摆脱危机。  
　　协约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虽不象德国潜艇封锁英国那样壮观，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德国经济的慢性扼杀，在战争最后年月很有意义。引起厌战情绪的德国人民要求和平，而协约国拒绝与德皇政府谈判，是为了推翻君主政府达成停战。继续封锁就迫使勉强的德国政府和饥饿的人民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条款。  
　　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的只有8万人兵力的海军主要关心的是反潜和护航活动。由五艘战舰组成的分队参加了英国大舰队。另三艘在爱尔兰洋面与海上入侵者作战。总计，美国有79艘驱逐舰担负护航任务，135艘猎潜舰艇就在欧洲近海活动。美国海军还撒布了总共7万个水雷中的5万个，形成了从苏格兰伸向挪威的北海水雷带。这是美国参加战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困住德国潜艇所作的部分努力。海军航空中队沿着比利时海岸轰炸德国潜艇基地，也发挥了作用。  


电子通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线电的发报装备和初级接收机虽然不大可靠，但它是挫败德国海上侵略者的重要因素。为了在远距离上收发电报，军舰后面拖着长长的天线，有些长达一英里或者更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子技术空前发展，尤其发明雷达及改良无线电通信，在海战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发展了三极管，用以产生和控制发射机的功率。以较小的三极管型号为基础的放大器已应用在无线电接收机中，长天线已不再需要，原来几百英里的通信距离需几千瓦电能，现在几瓦电能就足以进行全球通讯。有了三极管及其更为复杂的后代产品，就能够在无线电上发射传输声音，而这一点，陈旧的电花式发射机就做不到。  
　　与电报、电话相比，无线电大部分发展为军用，这方面的努力美国海军处于领先地位。海军舰队里对无线电方面的发明似乎无人反对，一旦有效即被采纳。因为这解决了公海上的通信问题。这一点，海军战略、战术家们早已深感需要。当蒸气动力出现以后，他们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的行动安全问题，通信的需要更为迫切。在日本海战、福克兰群岛海战以及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事件中，完全表现出了无线电通信的优越性。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是在无线电通信出现了十余年之后发生的。  
　　无线电通信出现后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雷达就完全为了军事的需要而得到发展。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转为民用。它是无线电研究的副产品，它发射高频信号，从远距离目标上反射回来，然后用强方向天线接收反射信号，以光的速度(或无线电波发射的速度)比较回波到达的时间，测出目标的角度和距离。  
　　约在1938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第一次作了雷达的实际试验，但是，约在一年以后，英国人在雷达技术研究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罗伯特·沃森-瓦特发明了磁控管，这是和三极管在原理上全然不相同的真空管，它能产生短促的高频高能脉冲信号。1940年夏、秋，英国战役情况危急，皇家空军获胜诸因素中，恐怕雷达的意义最为深远。雷达在空中和海上使用时，成效卓著，但当时对陆战尚无显著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武器、运输、通信方面的进步改良，给战术和作战技巧带来了极大变化，对海上、陆上的后勤支援本身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美海军支援组解决了海战中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即舰船必须返回陆上基地进行加油、供应和维修的问题。海上快速运输辎重舰和浮动修理所都成了特混舰队的组成部分，这样，海军战斗单位即使必要时撤出战斗，也不过是几天或几个小时的问题，而不需要几星期或几个月那样长的时间了。  


海上空中力量  
　　对海战特点和现代舰队组成影响最大的是飞机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飞机在北欧战场进行战斗支援以后，对于飞机的能力，尤其飞机能使水面大型舰船沦为废物这一点，成了争论的题目。大部分人赞成美国陆军航空兵少将威廉·米切尔的坚定见解，认为飞机出现后，战舰和其他大型舰只再也不能生存。对于飞机炸沉停泊舰只的能力，在1921年和1923年进行过试验。试验后，许多有影响的人士相信米切尔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大型舰只却继续建造，海军战略家们另辟途径，把飞机移到海上，以迅速利用飞机击沉舰船的能力。这首先要用大舰装载飞机，然后从舰上把飞机弹射飞出去，把老式的船体改装成发射平台，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从巨型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前出到远离舰队的前方去攻击敌船，从而使舰对舰的作战编队陈旧过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  
　　以陆上为基地，或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轰炸机、鱼雷机对水面舰攻击，颇有效果。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很明显。从而人们很快明白，不论双方水面舰船实力如何，有了空中优势，自然也就有了海上优势。引人注目的中途岛海战的情况表明，上述观点是无可怀疑的。那次战役中，日本舰队的航空母舰被击沉，才保证了规模较小的美国舰队取得了胜利。  
　　战争早期就明显看出，以航母为基地的飞机，不仅是海军水面部队的支援者，而且实际上是首要的海上攻击分队。航空母舰提供武器歼灭敌水面部队，这是明显的火力延伸，这样航母就很快取代了战列舰作为主力战舰的地位，此刻正是具有各式大炮的、超无畏级军舰的火力已达顶峰。一些令人生畏的战舰，如德国俾斯麦号，1941年12月建造的最大的日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对她们进行炮击也不能造成损伤。大和号装载9门18.1英寸口径火炮，射程42000码，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军舰。她的姊妹舰武藏号建造于1942年7月。  
　　从战列舰拥有的海上支配地位向航母和舰载机转移，始于日本航母攻击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后二天，英国军舰声望号和韦尔斯王子号，在马来西亚近海被击沉，说明水面舰艇无力对抗猛烈准确的陆基或舰载飞机的空中突击。  
　　二次大战结束前，海上大规模的争夺战往往是在空中用舰载机轰炸或发射鱼雷获胜的，而双方舰只并不照面。1942年5月7日和8日，在珊瑚海第一次发生了这样的航母战，整个战斗期间，双方根本看不到对方舰艇。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些海战仍是以水面舰艇的炮火决定胜负的。普拉特河战役、科曼多尔群岛战斗就是著名的例子。而苏里高海峡战斗本身，就是一场水上机动和火力的竞赛。它是大规模的莱特湾海战的一部分。在这场海战中，舰载机发挥了主要作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的所罗门群岛之战是现代海战的缩影，因为日本海军凶猛而徒劳地企图孤立在瓜达卡纳尔岛的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自17世纪英荷海战以来，还未见两支强大的海军进行过这样长期的、激烈的毁灭性海战。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潜艇已成为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商船。德国的大西洋潜艇战几乎总是对纳粹有利。在太平洋，日本虽拥有技术上最先进的“长矛”鱼雷，但并不了解潜艇的战略使用，在战术使用上效果也不好，尤其在中途岛战斗中是如此，所以一直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反潜原则。结果，美国潜艇战扼杀了日本海运商船。从这场对抗中，看出了一个合理的前提，即进行潜艇战，无论是攻是防，象当时的所有军事行动一样，都要求官兵具有高度专业水平和远见卓识。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吕宋战斗之初，第一次企图利用潜艇突破洋面封锁。这个战法，日本以后在南太平洋曾加以高度发展。水下潜艇运载人员物资，配合快速驱逐运输舰执行同样任务。  
　　用海军火力支援登陆作战是水面作战的突出发展。英、美在欧洲外围和横越西太平洋区域的作战中，火控和瞄准装置都有改良，所以当登陆部队的突击火炮登岸之前的敏感阶段，英美海军飞机常在此刻或先于此刻，对最有效的敌炮兵支援火力进行压制。  
　　雷达，尤其声纳，以及其他电子通讯等方面的技术发明，广泛而巧妙地改善了指挥控制系统。截获无线电报已成为普通常事，破译密码极大地影响了大西洋作战中潜艇和反潜部队的行动。  
　　发展电子技术的重要结果是出现了指挥舰。在海战中，在主力战舰上的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从此不再是麻烦的累赘。两栖登陆战中，水上指挥所可以使海军和地面指挥官密切合作。海军指挥官负责运送地面部队上岸，陆地指挥官一当登陆部队在滩头立足，立即负责指挥控制。  
　　中太平洋、南太平洋的跳岛战略，要求迅速发展两栖作战的有效战术、技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波利大败后，海军理论家一直把这特种形式的战斗作为研究的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几个月，日本军队在一些地方登陆，很少遇到抵抗。但进攻日本的主要作战样式是海军及其陆战队或海、陆军在敌火下向滩头阵地联合大举登陆。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这种作战样式中规模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核能正在发展为实用的动力能源。世界各国海军面临着新能源的应用问题。这种新能源的潜力，远远胜过前两次能源的转变。那两次是从划船奴隶向风帆转变，又从风帆向蒸气转变，这种转变推动了海战的革命。  
　　这样，不到一个世纪，海军舰船的动力从风帆转变为由煤、油烧出的蒸气，又转变到由核裂变产生的蒸气。世界上海军武器装备的变化大于陆军，因为冶金学、重型机械发展了，就有可能将木船换成厚装甲舰，舰上安装的大口径大威力火炮，在陆地上不易操纵。  
　　但是，十九世纪海军战术变化不大，而陆战的战术变革比海战普遍，这很可能是由于从出现装甲舰的美国内战到该世纪末缺乏海战机会所致。海军战术家准备作战，舰队模拟打仗，研究两栖作战、研究侦察、封锁以及舰队作战时各型舰艇的协同等等，这些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很少进行的，实践就更少。总之，从1860年到1914年间，重要的舰队作战只发生过两次。  
　　人们曾经仔细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及随战争而来的技术发展。在1939年就可看出，世界各国海军对于世界大战所作的准备比起25年前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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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堑壕、铁丝网、机枪和高爆炸药(公元1870-1918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战术和军事学说的落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武器  
装甲车辆的出现  
德国新的战术原则  
　 1．突然性  
　 2．突破弱点  
　 3．扩张战果  
　 4．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援  
　 5．维持攻击的势头  
德国人1918年的进攻  






战术和军事学说的落后  
　　美国内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技术上的发明接踵而至，武器的潜在杀伤能力大为增加，对当时陆上战术学说的旧有形式有所冲击。有个美国人翻译了法国上校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的《战斗研究》一书，书中精当地估量了战争中的人类行为。这位美国译者在1902年引述了阿登特·迪·庇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不久写的一封信并评论说，所写内容，今天看来仍象当年一样正确。信中写道：  
　　上一世纪，在步枪和野炮改进以后……近来普鲁士在战斗中获胜，部分原因是上述武器有了发展。我们发现所有军队里肯动脑筋的人都自问道：“明天将怎样打？”我们尚未有作战的理论，而各种对立的战法(那些都是作为建议提出的)把军界人士弄得糊涂不堪。  

　　那些话如写在1950年或1980年，其实也可以。  
　　普法战争后(阿登特·迪·庇克在这次战争中战死)，技术上除其他发展之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1885年完善了无烟火药，这样就消除了暴露己方阵地，妨碍观察敌人的烟云。对于19世纪末美国战备的情况无需作进一步评论，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在西班牙同美国战争中，美国用的是黑火药子弹，而所谓“颓废分子”西班牙人却有了无烟火药。  
　　这半个世纪中，陆战最重要的发展是，炮兵又逐渐恢复了1850年前所具有的支配战场的地位。此外，出现了线膛枪。这次又摇摆回来，是因为军事技术上有了许多新发明，或者采纳了一些原来的革新方法，例如无烟火药、膛线、后膛装填、反后坐装置和无后坐炮架等。上述革新互相结合，就能够使火炮射击精确、射程远、射速快。1886年首次出现高爆榴弹，证明比老式黑火药弹杀伤力高得多，摧毁硬目标也更有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英寸口径的标准榴弹爆炸后形成初速很高的上千块破片，而美国内战时期的黑火药炮弹只炸成2-5片，到普法战争时，可炸成20-30片。  
　　快速发射火炮之所以能成为战场上的支配性武器，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通信技术的改进。依靠配置在视界最好位置上的观察员的及时报告，新型火炮利用其弯曲弹道和较远的射程，可进行超越射击，对步兵进行间接的火力支援。火炮可离开前线，配置在山后或树木等遮蔽物后的阵地上。  
　　一当步枪在美国内战时期占支配地位后，那暴露在外、缺少防护、易遭杀伤的炮手应撤离步兵线，很清楚，这样是必要的。显然，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火炮射程远，弹道弯曲这个特点。但要找到火炮的瞄准方法，以便从不能通视目标的阵地上打击敌人。早在1794年曾试验过利用气球，美国内战时还认真使用过，但成效不大。后来又试用过新式电报、回光通讯机以及基于莫尔斯电码改编本的旗语。但是这些通讯方法都很缓慢，回光通讯机又受天候条件限制。旗语和战争的资格同样老，双旗旗语技术能快速传递准确的信息，20世纪初就曾广泛应用。站在山顶上能看到敌人的观察员，通过旗语讯号人员向隐藏在山后遮蔽物中的火炮发出射击命令，然后观察员往往通过信号员发出补充命令，修正对目标的射击。  
　　这时又出现了野战电话，给火炮技术的改革带来了新成果。观察员从此不必通视目标和火炮，射击指挥命令传递也不再因旗语的来回翻译而被耽误。而且通过电话，数炮或数个炮兵连可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集火射击。在火力控制和射击指挥上这样灵活，又加上火炮和弹药的改良，使火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比拿破仑时代更占有优势地位。  
　　在1886年和1900年之间，大多数陆军已放弃使用配有软铅黑火药子弹的单发步兵武器，采用了德国毛瑟式连发步枪。这种步枪是机柄式，弹夹装填，并用无烟火药发射弹丸。弹丸裹以硬金属，口径在8到10毫米之间，或者大约等于十分之三英寸，叫做0.30口径。新子弹弹丸飞行速度加快了一倍，从大约每秒1300英尺加快到每秒初速2800英尺，超过音速。初速越快，弹丸打击目标的力量越强，对击中的身体或其他目标造成的损伤越大。有了机柄式装置，步枪手只用一个动作就可抛出弹壳，同时把新弹推进枪膛，这样就大大加快了装填子弹和射击的速度。  
　　 1885年到1900年的同一时期内，现代机枪作为军事上的发明出现了。生产连发火器的意图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制造自动机枪需要等待金属子弹完善之后才可能。第一支灵验的机枪是多管加特林机枪，曾为美国内战时期北军所采用。这种机枪用手摇机柄操作，但可自动装退子弹。其实可以把这种机枪称为“半自动”，假定当时使用这个名词的话。全自动现代机枪是利用枪的后坐力(约于1885年出现的马克沁机枪)或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1897年出现的霍奇基斯机枪)来装退子弹和射击的。完善的自动机枪理论射速要高于机柄式步枪许多倍。机柄式步枪每分钟最高射速为30发。  
　　同四十年前一样，武器杀伤力方面新的技术进步一般并未引起战术上的相应改革。南非战争(1899-1902)和日俄战争(1904-1905)明显表现了机柄式步枪、弹合装弹、战壕和速射火炮的战场效果。对于夺取主动权，发动无坚不摧的大规模进攻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和实际效果，虽有上述例子，也未能促使军方重新加以充分估量。  
　　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克劳塞维茨曾经写道，防御是“更有效的作战方式”，但他告诫要使战斗胜利告终还需进攻。在18世纪60年代，毛奇发展了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的概念。毛奇也懂得掌握主动的重要性，并知道在激励人心的指挥官指挥下，纪律严明的大量士兵进行强攻，无论对于防者、攻者所产生的心理作用是何等强大。  
　　一方面由于毛奇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因为具有参谋部体制，德国人对于新武器的估量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更为客观，对新武器的效能有所了解。在20世纪初，德国的战术较为灵活；按人均计算，他们的机枪和火炮数量比其他各国陆军多。他们还记得1864年普鲁士人在杜佩尔战斗中冲击成功，赢得了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对1870年法国人在圣普里瓦特的冲击基本获得成功，也还记忆犹新，对法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当·迪庇克强调军队士气重要这一点，有深刻印象。他们也非常了解法国上校福熙和格兰梅森在本世纪初提出的进攻理论。但是，就是德国的战术理论，也未能把新武器的强大火力与战争心理因素的关系，作出充分估计。  
　　 1914年前的四十年间，欧洲国家在武器装备、士兵动员的数量、质量方面竞相争夺优势。除英国外，各国都采取了国家短期征兵制。所有强国都建立了各种样式的总参谋部体制。各参谋总部一般都这样设想，由于新式武器威力强大，如果发生战争，将是短暂的，战争的进程将为英勇的突击进攻所决定，在战备中缺乏经济方面的筹划，正是反映了短期作战的设想。  
　　理论家们对下一次战争的描绘与1866和1870年的战争惊人地相似。那两次战争都是经过初期突击就成定局，败者决无挽回余地。于是这些理论家们从历史上的战例出发争辩说，所组建的庞大军队似乎只能按历史上战例的样式来进行作战。 [ 注：德国人象英法军队一样，制式步兵营只配备两挺机枪，但在军直属部队和军属骑兵师，增编几个狙击营，每营配六挺机枪。西奥多·罗普《现代世界战争》(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204页。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六强中的五个强国(法、英、俄、德和奥匈帝国)作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成员，都把他们长期准备的作战动员计划付诸实施(意大利保持中立。他是钻了同盟国条约的空子，拒绝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合，否则必须对英国宣战)。这些计划没有进行一场长期消耗战的设想。  
　　根据德军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1905年提出的战略原则，经过修改之后，制订了德军作战计划。这计划曾主动设想未来战争可能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点很有意义。施利芬害怕战争僵局，主张在东线用少量部队抵挡动员缓慢的俄国人，用德军主力横扫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以便包围粉碎法军。施利芬相信用这个办法可以防止出现僵局。但由于小毛奇对施利芬原来的原则修改不当，加上体现上述原则的战术与新武器并不适应，所以德国计划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施利芬曾想竭力避免的长期血腥的僵持局面。  
　　按照修改过的施利芬计划，德国人越过比利时入侵法国，战斗就此爆发。英国长期服役的正规野战军，虽然人数不多(10万人)，但训练有素，装备了李-恩菲尔德步枪，射击技术精良，在法、比边境的蒙斯战斗中，德军的连续冲击都被击退，德国人还误认为是机枪火力。而英国高级司令部却因此而低估了机枪的必要性，不愿立即大批购买。  
　　蒙斯的士兵因不能装备机枪，很快就完蛋了，英国头三个月的兵力损失，毙、伤、俘共85000名。同期法国损失854000名，德国损失6770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机枪、现代步枪以及德、法两国的速射火炮的杀伤能力表现得十分充分，僵局延续了三年。  
　　从1915-1917年期间，协约国常常企图从西线突破僵局，但伤亡惨重，进展甚少，双方对峙的战壕一直从北海伸展到中立的瑞士边界。因没有翼侧，要进攻就是对强固野战工事的直接正面攻击。工事内有隐蔽的机枪(英国陆军每营有32挺)，并装置有刺铁丝网加以防护，这样就增大了士兵伤亡。  
　　由于指挥进攻的方法不当，进攻未能保持突然性。例如从兵员物资的集中到长达两星期的火力准备中，就可以清楚看出突击方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估计出攻击的时间。针对这些迹象，防御一方显然就要采取对策。往往把预备队集结于离被威胁地段一、二天的行程之内，进行纵深配置，适时进行反冲击。1916年7月到11月的索姆进攻战中，英国伤亡惨重(共计伤亡41万，第一天伤亡就将近6万)，为此英国议会和公众进行了抗议。1917年法国将军尼韦尔指挥的埃纳进攻战，代价沉重，在法军54个师中掀起了逃亡的浪潮。进攻中，尽管进行了炮火准备，伤亡数往往还是比防者高出一倍。  
　　指挥官们认为要进攻成功，威力强大的火炮是必须的，但为什么又得不到火力上的优势呢？原因是火炮自身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能发挥更好的效果。炮火与铁丝网和机枪相结合，迟滞了进攻者的速度，使攻者更加暴露在炮兵火力之下，高爆弹就大大杀伤，这种情况下，就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部队也要受阻。反炮兵火力用重型、中型炮企图摧毁防御火炮，或至少暂时压制对方，但总是不能完全取得成功。防御一方的炮火往往能够滞迟进攻的部队(起码1918年8月以前的情况是如此)，然后等待预备队及时赶到增援受威胁阵地，于是进攻部队突破阵地的一切希望破灭。  
　　用榴霰弹杀伤行进中(在战壕掩体之外的)、或在战壕中的士兵，特别有效。军语中经常被用错的莫过于“榴霰弹”一词了，就是知识较多的专业人员也如此。因此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它怎么被用错的，会有些用处。  
　　 19世纪初期，一名外国炮兵，名叫亨利·施雷普内尔研制了一种新颖的葡萄弹，那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主要用以杀伤人员的炮弹，把小铁珠用布、网状织品或木匣子包装在一起，用炮射击出去，就是葡萄弹。用这种炮弹杀伤开阔地形上行进的步兵，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其主要缺点是射程近，对利用起伏地形之敌，杀伤效果不大。后来，施雷普内尔把葡萄弹作了些改进。把弹珠(通常小于葡萄弹的铁珠，常用铅而不用铁制造)安装在炮弹内，装上定时引信，使其在敌步兵上空飞行时爆炸。这样就克服了上述葡萄弹的两个缺点：炮弹在引信引爆之前已飞行相当距离，而在开阔地上的部队无法躲避空中爆炸后飞溅下来的弹丸。但是这种以它的发明者姓氏命名的新弹药，有它严重的固有缺点，如很难让引信在准确的瞬时引爆；就是引信工作性能完好，也只有高度熟练的炮手，综合考虑距离、方向、敌上空爆炸高度等诸元以后才能进行射击。所以榴霰弹尽管成效卓著，在19世纪使用尚不普遍。  
　　有一种炮弹弹头的铁皮较厚，爆炸后它的破片杀伤效果和榴霰弹铅球相似，但由于引信和其他技术问题，这种炮弹也未普遍使用。况且，炮手需要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步兵时，才可使用早爆榴霰弹或其他早爆炮弹，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敌人靠近时，则用葡萄弹射击较为方便和有效。当亨利·施雷普内尔死后第五年的1847年，据说扎卡里·泰勒曾在布埃维斯塔说过这句话：“还要点葡萄，布雷格上尉！”(实际上更为可靠的引述应是“布雷格，加倍开炮，让他们够呛！”)这句话，为他当上美国总统，帮了点忙。  
　　 20世纪初期，出现间接瞄准射击，榴霰弹原理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战僵持期间，榴霰弹威力特别明显。而威力大得多的弹头引信高爆弹对付战壕里的部队，效果并不好。但是榴霰弹片象倾盆大雨似地落在战壕里或开阔地的士兵头上，却具有致命的效果。尽管引信的可靠性大为增加，空中爆炸却还有问题。空中爆炸过高，弹珠飞散了，杀伤效力就小；爆炸过低，则杀伤力更小。要想使用榴霰弹成功，观察员需要娴熟的技术，以便调整火力，使之命中目标。1914-1917年双方对峙期间，陆军中炮手们时间充裕，炮弹数量几乎不限，实践机会很多，使他们的技术有了提高。  
　　后来在战争中发现，高爆弹以同样引信在空中爆炸，效果比榴霰弹还好，那锯齿状的弹片比榴霰弹打击力量大，破坏效果好。步兵不了解榴霰弹丸与炮弹片在技术性能上的差别，以前只知道凡空中爆炸的，都是榴霰弹，凡空中爆炸弹致伤的，都叫“榴霰弹伤”，治疗这些伤兵的医生也同样把这些炮弹一律称为“榴霰弹”。由于装有弹头引信的高爆弹的破片与空中高爆弹破片效果并无不同，凡是上述弹片所致伤口都称作“榴霰弹伤”。这种用词不当的现象存在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来，就是有位老炮兵要来纠正这个错误，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种火炮，是人所共知的德国远射程“巴黎炮”。或者有时人们误称它为“大伯莎”(这是德国18英寸的强有力的攻城迫击榴炮，射程较近，但在列日、那慕尔和安特卫普各次战斗中，使用初期都很成功，所以被使用者亲昵地称呼为大伯莎)，借以对刚刚继承克虏伯家业的豪富，大伯莎夫人表示尊敬。  
　　巴黎炮口径9英寸，炮管长117英尺，于1918年3月23日的战斗中首次使用，所有火炮中，它的炮管最长。凭借炮管长，装药多——药柱长10英寸，该炮最大射程可达80英里。这种炮共有7门，在1918年3月到8月之间服役。炮弹第一次袭击巴黎时，引起了恐慌，因为头上未见飞机，战线在70英里之外，已知火炮最大射程不过30英里。但法国军械专家迅速而准确地分析了弹片，利用日益精湛的反炮兵侦察技术，很快侦察出火炮阵地，使用自己的大炮在靠近前线的阵地上进行了反炮兵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武器  
　　武器方面除上述发展以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出现了三种很有意义的新武器，即飞机、毒气和坦克。不过毒气和坦克都未能成为赢得战争的决定因素，因为技术不完善，数量不足，使用时又没有适当战术，而且因为缺乏预备队，武器首次使用时获得的短暂优势，未能加以充分利用并扩大这种优势。  
　　而飞机对于军事行动的指挥具有重要意义。1915年末，飞机已成为侦察的主要手段。因为自北海延伸到瑞士，都挖有战壕，地面侦察的效果受到了限制。飞机用作炮兵观察和远程骚扰轰炸也很有用。1918年，飞机对地面部队进行直接支援，成了地面战斗的重要参加者。  


装甲车辆的出现  
　　坦克是差不多同时在英国和法国发展的。发展坦克有其单一而特殊的目的——即为步兵在前沿向战壕和铁丝网后的步枪、机枪冲击时开辟道路。因此，坦克是仅仅作为突破工具而发展和应用的。在海军部长温斯顿·邱吉尔的热情支持下，英国在1916年9月15日，首次将这种新武器用于战斗，希望借此重新发动在索姆地区陷于停顿的进攻。  
　　当时英国派到法国的有两个坦克连的60辆坦克。但这两个连的官兵中很少有人参加过战斗，坦克分散配置在9个师三英里长的战线上，竟不顾及坦克连自身的编制。60辆坦克中开出车场的49辆，其中36辆到达了进攻出发线，在步兵前面或和步兵一起发起了冲击，局部战绩很好。但只有9辆依靠自己的能力又开了回来，其余都因为机械故障或翻在沟里而动弹不得，被德国人的炮火所击毁。  
　　英国坦克投入战斗前的七个月，最早的坦克提倡者之一，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提出了装甲兵使用原则，有如下几点：  
　　 1．除通过伴随步兵的有线电话外，还应另外设法沟通司令官和坦克之间的通讯联系，斯温顿明确地设想过无线电通讯，但当时技术不够完善，还不能将无线电通讯设备安装到坦克里面去。  
　　 2．坦克最忌火炮和地雷，前者应使用支援飞机或反炮兵火力予以攻击和压制。  
　　 3．为了保密，这些坦克不要零星使用，应当作好充分准备，乘员在接受大规模协同作战训练之后，才能投入使用。(斯温顿激烈抗议9月15日的坦克进攻，他认为那样做是不成熟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4．要仔细选择攻击地段，以减少对于坦克的限制，加强坦克的战斗力。  
　　 5．从集结地域运动到进攻出发线应在夜间进行，距离以不超过二英里为宜，坦克进攻应在拂晓进行。  
　　 6．冲击时坦克应先于步兵，在步兵到达攻击目标之前，应与步兵保持一定距离，把敌步枪、机枪火力集中引向坦克。  
　　 7．一当步兵到达，坦克即向下一道战壕进发，对敌进行纵向射击，并轰击敌预备队和向前沿行进的部队。  
　　 8．坦克应持续而不停顿地攻击前进，突破敌炮兵阵地(约12公里)。  
　　 9．要在一次进攻中深入突破敌阵地，并维持攻击势头，必须仔细计划后勤支援事宜，以便持续地充分供应油料弹药和其他必须物资。  
　　 10．要尽最大可能利用烟幕来掩护坦克进攻。  
　　对于今天的装甲兵军官来说，这些战术观念是很粗浅的，但在1916年及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提出这些原则还是大胆而激进的，因为它所依据的理论还未被证实，当时战争的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事实上，当时斯温顿似乎过高估计了坦克的能力。  
　　 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英国坦克兵在六英里宽的阵线上对有限的目标发动了进攻，这是一次把理论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机会。450多辆坦克中，有300辆到达进攻出发线。头12个小时战斗中，已有一大半伤残毁损，所剩坦克，大部分不是因机械故障而未能坚持到24小时结束，就是因驾驶员精疲力竭而无法开动，只剩少量坦克，集中起来又进行了一天的战斗。第二天攻占了宽度低于12英里的突出部，当时坦克已突入德国领土6英里。这是从1914年以来在西线最成功的一次突破，而这突破又是在不可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的。  
　　英国高级司令部因不重视坦克在战术变革上的价值又未能将康布雷之战打成一场胜利的突防战而受到了严厉批评(主要批评者之一是J·F·C·富勒少将，他作为参谋官，参与制定了康布雷作战计划，他对高级司令部未能抓住有利战机感到失望)。有些批评比较轻率和感情用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坦克的机件性能还不能维持长期战斗，也还缺乏必要的速度和行程进行非常深远的突破。通讯方面除目视联系外，还没有其他通讯联系方法，因而要实施计划之外的大规模战场机动就不可能了。也有些批评者好象是以1940年的坦克性能的标准来评价1917年的坦克使用的。但J·F·C·富勒的批评并不是这样的，他不同意把他的批评扩大化，也不同意夸大反批评的意见。  
　　康布雷战斗最好的教训或许是认识了坦克的首要功能，那就是坦克有控制地面的能力而无需占领地面，但这一点，许多年来却未被军界所认识。后来明显不顾安全和集中的传统原则，大胆利用坦克扩张战果，是以上述认识为基础的。  
　　确实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条经验是坦克进攻对士气有巨大影响。如富勒在评论康布雷地区的坦克作战时曾说：“坦克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士气的影响，武装部队的真正目的是威慑而不是摧毁敌人。”这确实是一条深刻的教训，虽然在开始不免失之过窄。1939年当时所有准备参战的国家中，只有德国和苏联把这一条教训写进了装甲兵条令——苏联是从1925-1933年与德国人的七年密切协作中学到了这一道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要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为时尚早。但自动武器和速射火炮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人们所期望的一切，因为工业和技术带来了后勤系统的更新和改进，不仅提供了武器所需的弹药，而且为武器的使用者——几百万士兵提供了食物、燃料、衣服以及其他许多物资和各种服务。各军能够长期互相对峙，有了铁路运输是个主要原因。铁路与最庞大的马车队相比，火车运输的食品更多，距离更远。火车还要运输由工厂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几百万磅弹药。  
　　内燃机也有助于武器杀伤力的利用提高。假如没有卡车，那么铁路终点站就好象瓶颈卡住了口子。因为用马车运输，需要大量饲料，这就限制了向前方运送物资。而卡车则能够将物资运达战区的物资分发站，再用马车从分发站运到前线，进行最终分发。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境内英军所需的卡车、火车所用之燃料以及马匹本身的运输，差不多占去了他们供应吨位总数的一半。  
　　 1917年末，德国在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和罗马尼亚，这样就可从东线机动出大批部队。德国拥有大量经过训练的人员；法军、英军已精疲力尽；加上德国攻击英国潜艇获得胜利，这三者结合，对德国高级司令部来说，出现了干脆战胜或谈判逼和以结束战争的机会。德国人需及早作出决定，因德国军队士气和素质不断下降，美国又介入了战争，协约国海上封锁导致德国经济萧条以及反德国潜艇战的成功，这些因素都逼迫德国及早作出抉择，而且压力越来越大。  
　　德陆军军需兵司令埃里希·鲁登道夫(实际上是参谋长)认识到只有通过进攻才有可能获得积极的军事结果，不能满足于消耗战的战略，只有对英、法致命的战略要点实施深入突破，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以前，尽管双方作了种种努力，动用了部队，使用了武器，在前沿发动过进攻，但哪一方也未能深入突破。英国在康布雷的坦克冲击，也是收效甚微，大胆的德国人一反击，就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德国人在最近的将来能否发动一场坦克进攻，他们自己也是无从设想。他们看到英国发明坦克后，也仓促生产坦克，只是数量很少，把从协约国缴获来的坦克也算进去，仍是寥寥无几。  


德国新的战术原则  
　　鲁登道夫和他的参谋总部认为在战术范围内决战决胜是可能的。他们对1917年情况作了认真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战术体系。认为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各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突然性，然后是找出敌防御阵地的薄弱点，并进行突破，避免对强固防御设施进行持久攻击，要迅速、猛烈而深入地扩大突破口，要自始至终的进行火力支援，以维持攻击的势头。  
　　德国人为在战场上造成上述因素，采取了如下战术：  


1．突然性  
　　 (1)采取措施，把表示攻击发起时间的征候，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避免长时间的航空火力准备，炮火准备不得在攻击发起时间的四小时之前进行。  
　　 (2)限制新到炮兵连的检验射击，以隐蔽攻击地段的炮兵集结情况。  
　　 (3)攻击部队只能在晚上向前运动，然后隐蔽在攻击地段后方的集结地域。  
　　 (4)在前线其他地区佯装战备活动，以进行伪装欺骗。  


2．突破弱点  
　　 (1)要把“避实就虚”的渗透战术思想灌输给部队。攻击后向前推进要有一定限度，只有当敌抵抗微弱或无效时才紧接着进攻。这一原则对于从班排到野战军各级都是适用的。  
　　 (2)攻击部队应绕过坚固支撑点或坚固设防地区，留待下一步后续梯队加以“扫清”。  


3．扩张战果  
　　 (1)突破成功后，突击部队不管大小，应迳直向前强攻。  
　　 (2)跟随突击队的部队应向突破地区两翼施加压力，以扩大突破口，进而包围其翼侧。  
　　 (3)团、师扩大突破口间隙时，与最初攻击时一样使用避实就虚的渗透战术。  


4．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援  
　　 (1)步兵班(在德国军队中相当于半个排，14-18人)可得到一支自动步枪(或一挺轻机枪)和一门轻型迫击炮的支援(自动步枪一般是指20磅重的马德森步枪。也用过伯格曼枪和22磅重的帕拉贝吕姆步枪。)自动步枪和迫击炮是班里步枪手进行机动时的火力基础。  
　　 (2)掷弹筒(近来从法国的维维安枪榴弹射座改装而来)每步枪班装备一支，每个士兵的手榴弹分配数应增加。  
　　 (3)除标准的炮火支援技术装备以外，步兵营应配属轻型火炮，以提供直接近距火力支援。  
　　 (4)营机枪连应靠近集中于步兵突击部队之后，还可指定少数火炮前移，进行隐蔽，然后以超越射击或从步兵编队间隙射击的方式进行火力支援。  
　　 (5)轻型、中型和重型支援火炮，不要按习惯严格地作线式配置，而应在隐蔽阵地上作不规则配置。炮兵连和炮兵营应准备跳跃式地向前变换阵地，以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  
　　 (6)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也要提供直接的火力支援。应攻击进行顽抗的小块孤立地区及向前行进的敌预备队等临时目标。而侦察机应协同修正火炮弹着点。  


5．维持攻击的势头  
　　 (1)装备有架桥器材的工兵应配属突击部队，以保障伴随火炮和供应车辆前进。  
　　 (2)不要给先头突击部队指定目标点，仅指示其照直攻击前进，不要理睬翼侧的迟滞干扰。  
　　 (3)增援和补充，尤其是自动步枪和迫击炮的增援和补充，要用从后方到前线直接补充的办法予以满足。疲惫不堪，伤亡减员的突击部队的补充增援，也以同样方法完成。  
　　 (4)使用紧跟的步兵预备队，发扬机枪和火炮火力，迅速而猛烈地扩大局部战果。  
　　前面所说，好象是现代战场的战术总结，如果有这个印象，那就对了。鲁登道夫1918年有所创新，尤其在编制、装备和班以上战斗编组、战术运用上的创新，是现代编制和战术的基础。现代战斗队的概念是鲁登道夫的班这一级编制的扩大。至于战斗队的战术，也是鲁登道夫班战术的更大规模上的运用而已。  
　　如果德国的一些军官不提出抗议的话，他们的陆军还不会采纳上述新的战术原则。首先，陆军认为强调半自主小部队的独立行动，就有离心的倾向。这似乎与德国长期坚持的严密控制的原则相违背。其次，让下级军官、军士和个别士兵负起重大的战术责任，这对许多德国军官来说是一种侮谩。但是德国陆军兵力不足(他们比其他国家陆军早几年编成三三制步兵师)，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早就表示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于1917年9月的里加进攻战中，运用了上述新的战术原则获得成功。同年10月、11月，在卡波雷托与意大利军作战中，又获辉煌胜利。因为冯·胡蒂尔首先使用这套战术，所以很快被称为“胡蒂尔战术”。  


德国人1918年的进攻  
　　鲁登道夫深信他已掌握战术上致胜的秘诀，他和参谋部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战术在1918年赢得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断定在萨温谷地英、法军接合部是协约国一方最薄弱部分。英国第五军兵员不足，配置稀疏，在该处突破，对巴黎和英国远征军所依重的海峡港将构成威胁。进攻的结果，自然是法军退守巴黎，英军退而保护其交通线。由于英、法军分路撤退，突破战也就成了持久战。  
　　冬天，德国人从战略、战术上积极进行准备。所有35岁以上的士兵从现役作战师调往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把35岁以下的士兵从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中调到现役作战部队。所有师，包括东线师，在1917-1918年之交的冬天，实施了紧张的新的战术训练。训练中强调渗透作战并不光是专业部队的任务，而是所有步兵的任务。此外，炮兵不仅训练从遮蔽物后进行射击，而且还在使用前进观察员改进讯号的情况下，进行按地图试射，和以一分钟40米的速度进行徐进弹幕射击的训练。  
　　 1918年3月21日，在努瓦荣、阿拉斯之间，德国与英第5军、第2军、第1军作战时用了“胡蒂尔战术”。攻击前进行了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对炮阵地、指挥所、交叉路口、停车场以及后方的其他敏感地区，施放了百分之五十剂量的毒气。大约两小时后，主要火力转移，轰击英国一线阵地和供应线。又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步兵跟随徐进弹幕前进。这种徐进弹幕射击是由专门指定的炮兵连负责实施的，所以不会突然中断火力，表示步兵突击正在进行。  
　　这次战斗中，德国各步兵班如预料，表现正常。但遇到了浓雾，迟延了计划中的空中支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枪和近距火炮的火力支援。使用新战术的最后结果是，在15天中德国人突进了对方阵地，最深时达40英里。这样，德军第二军就进到了离重要交通枢纽亚眠仅9英里处。从1914年9月以后，还未见过各交战国在西线上有如此深入的突破。  
　　如果德国人的运输和后勤支援能力与新战术的发展相适应，或许德国还有可能达成他们的战略目标。到4月5日，德国军队终于停止前进。此时进攻部队已精疲力尽，弹尽粮绝，且已远离其炮火支援的范围。  
　　德国在运输和后勤上出现的问题，一般认为是由于他们进攻时选择地点不当。他们这次所选的作战地域，也是他们自己在1917年向兴登堡防线撤退的地域。由于撤退时把这里洗劫一空，今天已找不到一草一木来支持或帮助他们进军，而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在弹坑累累、战壕纵横、铁丝网密密层层、道路缺少、泥泞不堪的地区负重前进。  
　　在以后几个月里，鲁登道夫又发动了四次进攻，也都失败了。其原因不仅因为德国火炮依然无能，后勤供应跟不上步兵，而且还因为德步兵遭受损失后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紧急关键时刻，协约国一方最后任命了费迪南·福煦为最高司令，他了解德国人的意图和行动，能迅速采取充分的反措施。  
　　尽管德国人在1918年的进攻中战略上失败了，但在战术上给协约国司令官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当年7月，协约国将德国战术稍加修改，与空军和坦克相结合，转而自己发动了进攻。这场进攻持续到11月11日停战时才结束。战后，所有陆军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以1918年的德国战术为基础来更改编制的。  
　　战术革新的显著特点也许是对班这一级的运用，有革命性的创造。1918年以前，班这一级不过是部队内部的一个小单位，主要为了便于基层行政管理和机动中纵横队的变换。1918年以后，步兵班才以一件或数件自动武器为火力基础，以火力和运动相结合，在排、连建制内成了一个战术单位。鲁登道夫及其参谋人员首创的班一级编制及其战术，后来被扩大运用到营、团、师，所以每一级都成为一个战术单位，能够在其自己的基础火力支援之下进行机动。1937年，美军在莱斯利·J·麦克奈尔准将指挥下，进行野战实验以后，美国陆军采用了三三制编制师。师本身是个战斗单位，又可以分成具有特定战斗能力的更小的战斗单位。  
　　大家确认1918年鲁登道夫的战术改革具有革新的性质，对陆地作战的影响可以与马其顿的方队、古罗马军团、瑞士进攻中的长矛兵集群、英国防御中的弓箭手集群、西班牙方队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横队的影响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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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建立新军种到闪击战(公元1919-1945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协约国一方的估量和军事行动  
德国人的估计和军事行动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敌手  
采用闪击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新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各国军队都乘机将战争中出现的武器方面的进步加以吸收，尤其注重坦克和军用飞机。吸收的方式就是以1918年德国人的战术革新为基础的那种原则，我们称之为20世纪战斗队。这原则就是火力队和实施机动的突击群相结合，每个战斗群相互之间和总的作战计划之间互有关联。1939年的装甲师、空中突击队、英美登陆队都是火力队和实施机动的突击群相结合的例子。这是充分发挥空运、战斗航空兵、装甲车辆、登陆艇、海军火炮等各种军事装备和军事手段作用的一种方式。联合勤务特混部队的组成就是企图将海、陆、空部队的进攻能力和支援能力相结合，以执行单一的任务。  


协约国一方的估量和军事行动  
　　两次大战之间，西方各国关于装甲兵的军事指导思想存在着矛盾心理。象英国著名的J·F·C富勒少将及其信徒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和法国的J·B·埃斯蒂安纳少将等热情支持者都明确预言装甲兵将有巨大作用，虽然他们的理论有些言过其实(富勒承认这一点，但并未将这一点报告关键的领导人)。上述三位军人作风细致，但脾气急躁，在坦克方面所提主张，往往过于轻率而容易引起争议。这种种情况可能影响了他们的上级，从而低估了装甲兵的潜在能力。还有一点很重要，军事领导人往往并不愿意将尚在试验中的东西，贸然取代成熟的武器及其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协约国在革新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冷漠情绪，这点不可否认。例如在法国，当国防部长保罗·雷诺想在1935年组建装甲兵部队时，遭到了军、政界人物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他们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胜利的关键是防御而不是进攻。  
　　作这样一般的回顾就像一般的概括，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反对装甲兵的观点含有多种因素，有些是基本因素，有些是从一国国情和政治衍生而来的。法国依重防御工事，认为防御火力效果可靠。英国相信，依靠其海空军力量能够避免卷入未来的欧洲大战，保证其岛国安全。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惨重，人们厌战情绪遍及四方，形成了强烈的和平主义潮流。尤其在英国和美国，许多人直截了当地主张国际间交往应排除与战争的任何关系。在美国，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情绪有关。孤立主义的基础是该国与世界各大国隔着广阔的大洋，具有安全感，让别人打他们自己的仗去，美国自己资源丰富，再也不必介入战争。  
　　西方国家并不是要放弃坦克，只是把坦克仅仅看作是突破的工具，起到辅助步兵的作用。这个观点不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而且还留下数以千计的剩余坦克可资证明。当时坦克速度慢(每小时4-8英里)，限制了行程(12-25英里)，机械性能不可靠，装甲防护力弱，武器不足，这样就把装甲兵的发展局限于与步兵同步，并接受了步兵的战术思想。这种状况延续到所有老坦克都磨损报废才停止。  
　　坦克在设计和性能上的改进，成果丰硕。30年代制造的新式坦克就是这些成果的体现，其中坦克悬挂装置、装甲、发电和传动装置以及车辆自身之间的通讯联络最为重要。此外还有液压气动装置，可增大火炮威力而不增加后坐力。陀螺稳定仪，在理论上讲可使坦克在行进中进行稳定射击。斯温顿所预见的装甲车辆无线电通讯系统也是成果之一。虽然上述成果在理论上还未达到预想的要求，30年代的坦克也远非富勒所想像的那样理想，但与1918年笨拙的装甲车相比较，是一种很大的改进。就像1906年的无畏号战舰是1862年班长号的改进型一样，进步很大。坦克改进后，车速、行程增大，在通行性能，机件的坚牢度，单车和集体的机动性等方面都日益提高。  
　　但是，从理论上人们仍然把坦克归结为步兵支援武器，把坦克武器限制在与杀伤人员的自动武器和小口径炮的同样水平上。虽然研究装甲兵理论的人赞成坦克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将引起坦克对坦克的作战，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陆军中具有反坦克能力的坦克却很少。从法国加厚坦克装甲，英国提高坦克机动能力的情况看，各国已经从一般意义上模糊地预见到坦克战的可能性。对此，美国决策人员却并无多少印象，美国步兵、骑兵之间内部争吵不休，法律限制坦克只能作为步兵武器使用。  
　　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留了坦克部队，但实力大为减少。他们沿着两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坦克：一是发展归属坦克部队并在其中作战的“巡洋坦克”，二是发展在步兵控制之下直接作战的“配属坦克”。美国在1928、1930年的演习中试验了机械化诸兵种合成部队，1932年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组建了第七骑兵旅(机械化部队)。为完成组建任务，美国陆军把机械化部队的坦克称作“轻型装甲车”，这权宜之计虽然荒谬，但也必要，因为这样可以巧妙应付把坦克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法律限制。法国保留坦克营的唯一目的是支援步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开始组建装甲师。组建之后，也很难抵制要把坦克分往各步兵部队的要求。  


德国人的估计和军事行动  
　　在德国，需要坦克的理由很多，上层也有发展坦克的眼力和胆识，但情况与其他各国完全不同。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队不超过10万人，特别禁止德国拥有装甲车和战斗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半由于工业条件限制，德国很少使用坦克。战后，在汉斯·冯·泽克特将军领导下，偷偷地加强了军事训练，重点放在装甲兵及其理论的训练和学习。德国起先注重机械化以代替被凡尔赛和约所严加限制的兵力。德国总参谋部认真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结合装甲车辆在野战训练试验应用中的经验，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满足替代人力不足的需求，这在军事上震撼了全世界。  
　　德国隐蔽试验计划需在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监督之下进行，这个委员会负责执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条款。德国人竟然和俄国进行秘密合作，以欺骗控制委员会。德国陆军部队以其建制的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发展为装甲师。自行火炮的发展较慢，近程步兵突击炮的发展较快。训练开始用的是卡车车身制作的假坦克，以代替凡尔赛条约禁止的真坦克。德国人在突然袭击和装甲部队快速作战理论方面的发展比协约国原来想象的都要先进。  
　　德国装甲兵得到发展，并不是因为大家已经认可，也不是出于军事统治集团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装甲兵的热情支持者也遇到了许多类似的阻力，如隋性、狭隘观念以及职业军人团体的公开反对等。但在德国具有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某些有力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国并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继承过有关坦克的特殊理论，也没有如协约国那样拥有过剩的旧坦克那种累赘。德国以其参谋总部研究分析军事问题的传统习惯，比较易于接受改良的新坦克及其使用的战术理论。当德国能够购买或制造坦克时，他要求坦克设计先进，操作运用的理论也要先进。当德国坦克出现时，无线电报话已经发展，司令部门已经能够借以对装甲部队进行控制和指挥。  
　　和协约国相比，虽然德国在战术理论和编制方面具有远见，但仍然把装甲兵仅仅看作是突破的工具。协约国倾向于把这个工具作为步兵的助手，德国却认为，要圆满贯彻坦克使用原则，必须把装甲兵集中，组成装甲兵师、装甲兵军，并与摩托化步兵师一起作战。摩托化步兵师是为扩大快速行进坦克的战果而专门组建的。由于缺乏建制的自行火炮，德国空军考虑用俯冲轰炸机能否提供与机动火炮相等的火力以支援快速行进坦克。  
　　 1935年德国空军亮相，开始试飞容克Ju-87俯冲轰炸机样机，试飞成功，驳回了许多德国军官的反对意见。1937年出现了首批实战的容克Ju-87，这些飞机列入编队，在有关空军大队长指挥下，以代替机动火炮。后来，这些飞机安装了叫啸装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富勒所强调的鼓励或瓦解士气的作用。飞机与坦克协同并不始于德国，斯温顿在他的1916年装甲兵概则草稿中就已提到过飞机的使用问题。1918年8月英国进攻亚眠时，就把双座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型飞机一个中队配属坦克部队，进行紧密火力支援，使用一个中队的索普威思骆驼型飞机，试验能否起到反坦克火炮的作用。富勒在《野战条令(三)》讲义(1932年)中写道：“坦克和飞机是互为补充的，从长远看，只有其一，而无其二，则不可能安全地进行作战……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和飞机的协同将远比坦克和步兵的协同重要。”然而在作战需要，又要进行野战试验的双重压力下，真正发展了“坦克-飞机协同作战”的是德国人。  
　　 30年代早期，德国陆军秘密发布命令制造装有37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和装有75毫米口径的中型坦克，并要求以低碳钢制造，而不用装甲钢板。在总部参谋官海因茨·古德里安中校的鼓励之下，于1931年，一支坦克部队逐渐组建完成。1932年德国又把从英国购买的卡登-劳埃德履带高射炮架为底盘制造了一些训练坦克。这就是1939-1940年间实际参加作战的一型坦克。  
　　希特勒当总理后，他不仅赞成和支持年轻的装甲部队的宗旨，而且在1934年下令，公开制造装甲完善的、设计方面符合新战术要求的坦克。这次任务十分紧迫，终于在1935年10月15日德国首批建立了三个坦克师。坦克师的编制如下：  
　　一个坦克旅，包括二个坦克团，每团二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十五辆坦克，全师共有240辆坦克。  
　　一个摩托化步兵旅，包括一个步兵团和一个摩托车营，步兵总数约3000名。  
　　一个反坦克营，包括三个连，起先装备了37毫米炮。  
　　一个装甲侦察营，每营有二个装甲车连，一个摩托车连，一个混合连。装甲车总数约有50辆。  
　　一个炮兵团，每团二个营(每营六个炮兵连)，装备有牵引轻型榴炮，每师72门。  
　　一个摩托化通信营。  
　　一个摩托化轻装工兵连。  
　　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中，对于装甲兵及其学术理论的考验，一般较为失望，得失并无定论。德国人却把装甲兵的失败归因于缺乏经验，坦克乘员不全，指挥失当和友邻部队的缺点等等，这是正确的。他们对于空中侦察的结果和利用俯冲轰炸机对付炮兵表示满意。总的来说，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编制和学术理论的正确性已为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所证实。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敌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除有将近一百个步兵师之外，还集中了六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意在扩张战果。在骑兵的坚决要求之下，还组建了三个轻型师遂行传统的侦察和搜索警戒任务。波兰战役中，装甲师被用作突破的工具。从战役的性质来看，装甲部队扩张战果的潜力并未充分发挥。  
　　 1939年波兰战役之后，装甲师有了加强，计增编了一个高炮营，一个航空侦察中队，一个供给营，原有工兵连扩编为营。发现轻型师战斗力不强，机动力不足，不宜继续存在，所以三个轻型师在波兰战役之后，全部改编为装甲师，第二年冬天又新组建一个装甲师，所以在1940年入侵法国时，德国已有十个装甲师。  
　　这十个装甲师装备2574辆坦克，其中135辆用作指挥车。2349辆作战坦克有四种是德国型号，两种是捷克型号。其中装备20毫米火炮的德国马克II型数量最大(40%)。  
　　 1939-1940年秋天之际，当时指挥19军的古德里安将军强烈要求使用装甲部队开辟突破口并扩张战果。虽然他的意见与总参谋部计划局长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完全相同，但对于他们的建议，陆军高级司令部感到怀疑。在1940年2月7日和14日的两次重要的图上演习中，古德里安应用他的部队扩大战果，获得明显效果，他和曼斯坦因战胜了昔日的怀疑论者参谋总长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曼斯坦因在阿登地区的闪击突破计划和古德里安的突破的观点都被采纳了。1940年5月古德里安实施进攻时，势如破竹，15天内就打到了英吉利海峡。  
　　德国在准备坦克战中，将物质因素和原则理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自拿破仑全盛时代以来，还未见到这样完美的结合。法国和英国在30年代后期才迟迟开始组建装甲部队。法国认为装甲兵仅仅是支援步兵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直到1938年9月法国才成立了第一个装甲师。这个师包括四个重型坦克营和二个配有初级支援分队的摩托步兵营。每二个坦克营又组成一个团。1940年1月组建了第二个装甲师，同年5月又组建了第三、第四个师。此时每个团又重新改编，编有一个重型坦克营，配备34辆坦克，一个轻型坦克营，配备45辆坦克。全师共有坦克158辆。摩托化步兵分遣队减少到一个营。炮兵减为二个群，每炮兵群配属12门牵引炮。1940年5月投入战斗时，这些师装备不全，训练不足。而且，大部分装甲兵部队只进行逐次突击，收益甚微。英国是激进而精明的坦克战倡导者的故乡，但在发展坦克师方面竟然比法国还落后。尽管英国已对各种类型的机械化部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试验，直到1938年才组织了装甲试验师，作为机械化骑兵师使用。英国在1939年4月才开始组建现代意义上的装甲师，这种师包括轻重型坦克旅各一，每旅三个坦克营，全师共有坦克321辆，一个摩托化步营，一个“支援大队”。这个支援大队由一个摩托化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连组成，炮兵团拥有16门炮。战争爆发时，这个师装备不充分，所以当德国人首战获胜以后，才调到法国，且未接战。  


采用闪击战  
　　德国关于装甲兵编制和战术的观念，对于积极大胆使用装甲兵及其与支援飞机密切协同的观念，大家从1939年的闪击战就已看清楚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940年欧洲西部的战役，这是战争史上一次势如破竹的胜利。冯·龙得施泰特的A集团军的装甲兵先头部队尽力通过阿登地区，15天内到达了海峡地区，然后北向比利时，与冯·伯克的B集团军会师，把盟国部队困在两个集团军和海峡之间。在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的全力支援下，大部分英国远征军进行了“奇迹般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军的重装备被悉数抛弃。6月5日英军从敦刻尔克完全撤退之后，重新集结的德国陆军南下越过索姆地区，迫使法国在三星期内投降。就这样，闪击战的型式形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新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中，技术上出现了惊人的发明和改进。例如无线电引信、“锥形装药”、火箭筒(反坦克火箭的原型)、无后坐力炮、火箭(消失了一个世纪，又回来了)以及伴随出现的炮火瞄准和控制方面的改良。机动军用器材、快速坦克、自行反坦克火炮和其他越野车辆的广泛改进，结合在一起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了机动作战的能力。  
　　从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以来，美国陆军在加强炮兵火力方面的发展，意义最为重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的野战炮兵学校发展了集火射击技术。单一的射击指挥所能够在宽阔的阵地上迅速而准确地指挥许多炮兵连，或许多炮兵营的火力进行转移，因而炮兵火力效果增强了许多倍。火力集体转移的能力和对单一目标的多炮同时弹着集火射击技术，形成了瓦解士气的强大摧毁力。美国在战场上的火力优势确非其他国家可比，不过苏联同样重视火力，他们以数量充质量，即以炮的数量代替技术改进的不足。  
　　德国人偶尔发现其高初速88毫米高射炮用以反坦克非常有效。事实上，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炮，在平地或起伏地形上亦可用于常规的火炮支援，在那种地形上，低伸的弹道不构成障碍。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在北非沙漠中使用88毫米火炮的效果最好，他积极调遣88毫米炮与装甲兵一同前进，形成威胁性极大的火力基地，基地周围的坦克迅速向前机动，使英军惊恐万状。  
　　 1941年美国、英国同意在两国分工生产当时还在设计之中的新武器。美国负责发展英国首先设计的无线电引信。英国科学家曾致力于设计测试大气电场变化的设施，但美国科学家断定这种静电设施不如雷达引信有前途，所以在最后发展中，用的是雷达引信。这种引信是装置于普通炮弹顶端的小型雷达。当小型雷达感知附近导电体时，炮弹即行爆炸，临近固体目标时，如树林、地面或飞机时，就触发引信，一般在离目标20英尺到50英尺时在空中爆炸，形成数百片具有杀伤力的散射弹片。  
　　无线电引信第一次用于布尔基战的地面战斗中，不久之后就在英国用以抗击V-1火箭，效果很好，在太平洋战场上曾用于高射炮弹。使用这种引信，不再需要调整空中爆炸的高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曾研究过炮弹空中爆炸问题，遇到很多困难)，瞄准飞机，也不必如定点射击时那样精确。但是据《布尔基战斗》作者休·M·科尔说，那种作用“被严重夸大了。”  
　　战前，英国、美国和日本各自独立地设计武器、装备，研究技术以改进突击登陆战。三国都发展了浅水艇和斜板卸载登陆艇，使登陆部队能够靠近滩头，卸载迅速。在战争期间，英、美制造了如坦克登陆艇、步兵登陆艇等远洋舰船，把突击部队运送过海洋，把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运往敌方滩头。  
　　 19世纪在陆战和海战中都用过火箭，但是从效果看，壮观有余，杀伤力则不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箭型导弹才真正成为有效的军用武器。从1945年以来这类武器都有迅速改进(见第27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罗伯特·H·戈达德博士在实验室进行试验和计算表明，燃烧液体化学混合剂所获推力和末速要大于以前使用的固体推进剂。戈达德博士发明的火箭是具有简单高压推进系统的自由飞翔器，他除了在美国提供了描述其试验和成果的技术文献之外，在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通信时，也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  
　　这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尤其在德国是得到了承认的。德国火箭学会成立于1927年。在奥地利、英国和俄国也进行了液体推进火箭的实验。希特勒很重视火箭式导弹的潜力，他建立了工程师、科学家专门小组来加以研究发展。他为此花了无数金钱，并深信如用以攻击英国，会摧垮英国人的战斗意志，因为这种火箭会导致严重破坏和巨大伤亡。  
　　 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后，德国亚音速脉动喷气式V-1火箭第一次发射，它精度很差，易被侦察发现，也易于被飞机或高炮所击落。更大型的超音速V-2火箭是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弹道导弹，其弹道计算的基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巴黎炮”是一样的。火箭发动机燃烧酒精或液氧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使V-2火箭能运载半吨重的高爆炸药弹头，射程达200英里以上。1944年初，虽然希特勒已拥有数千枚V-1弹道火箭，但直到六月他才下令使用。从九月初到1945年初，对英国和海峡港口发射了大量V-2火箭弹，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希特勒把这种火箭看作复仇武器，用以摧毁非军事目标，作为向盟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的报复。  
　　德国V-2火箭大约燃烧二吨液氧和酒精，产生20000磅推力，持续62秒或一分钟多一点时间，起飞重量约8吨。在燃料燃烧时所产生的能量可将火箭推到约80英里的高度。在“燃料燃尽”时，火箭的初速可达每小时3000英里，或四倍音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以后陆上、海上使用的战术火箭，当然比V-1和V-2火箭小得多，并且用的几乎全是固体推进剂。第一枚“火箭筒”和防卫伦敦的防空火箭，是用无烟火药作为推进剂的，改良的速燃硝化纤维推进剂，具有足够推力以发射无后坐力炮炮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比赛机动力、人力和后勤支援能力的战争。这次战争中作为机动出发点的工事——不论是永久的或是临时的，再次证明还是有价值的。至于包围战，除了心理作用之外，并无明显效果。空军作为战斗力量与陆军、海军已处于同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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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空军(公元1935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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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空战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战  
空军的热心倡导者  
技术和飞机的发展  
德国空军和闪击战  
英国和美国空中支援的基本原则  
防御空袭  
航空武器与地面目标  
空军和后勤  
空降作战  






空战起源  
　　从神话和民间的传说中证明，自人类进行有组织的战争之后，从空中进行攻击一直是人们渴望的梦想。骑上飞马的勇士，训练有素的天鹰运载着部队，这样的故事难以数计，更不必说骑着炮弹飞越敌人阵线的那些过于夸大其词的神话了。  
　　自从1782年热空气球首次飞行成功以后，专业军人和军事学的初步涉猎者梦想把部队或弹药从空中运往敌后方敏感地区，就有了实现的可能。1794年在莫伯日的法国革命战争中，气球首次用于军事。美国内战中，气球广泛应用，但成效不大。当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被围四个月，共有65个气球在巴黎煤气厂充气后，执行向城外单程空运任务，共运输了23485磅急件，164名人员和381只信鸽。  
　　正是这次任务表明战争中不能用气球进攻，因为这样做几乎肯定要失败。许多巴黎气球降落在德国阵地之内，有些飘落出海，至少有一个气球已飘到挪威。很清楚，气球必须有了更加容易控制上升和推进的方法之后，才能梦想飞到敌人后方去。  
　　 1903年莱特兄弟的发明找到了更好的路子。从第一次动力飞行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间隔11年时间，飞机已发展成为战斗武器。第一架飞机意在补充信鸽进行通信和加强骑兵侦察。1907年美国陆军为此目的建立了陆军通信兵所属航空小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战  
　　从一开始，美国军人和军事航空人员就在考虑使用飞机遂行直接作战任务的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军队都想使用飞机。从仅能进行观察的侦察机演进到战斗机，是在飞机上装置机枪之后不久的事。机枪可以由驾驶员或观察员射击。这样，虽然军用飞机的主要用途仍是侦察，但飞机已具备了积极作战的能力，从此在战场上获得制空权就成为机载武器的任务了。  
　　飞机里安装机枪的想法在战争中双方早有酝酿，但当时的飞机和武器有许多缺点，机枪需装置在螺旋桨翼旋转的半径之外，如装置在机翼上下，但这样很难进行有效地射击。解决的办法是把机枪安装在驾驶舱飞行员的旁边，这样飞机头部和武器可同时瞄向地面或空中的敌人。但是麻烦在于机枪子弹碰击螺旋桨，会很快把桨翼打坏。  
　　法国人临时想出了一个原始的解决办法，即在螺旋桨翼上包一层钢板，这样本来要穿透桨翼的子弹就可弹跳出去。德国人从缴获的法国飞机上看到了这粗糙的防弹装置，进而在福克尔型单翼机上安装了性能良好的固定机枪，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处于领先地位。德国机枪射击时与螺旋桨旋转同步，子弹可在旋转的螺旋桨翼之间射出。后来在此基础上，法国人在纽波尔特飞机上安装机枪时，又作了改进。机枪装在机翼上的做法，当时还很少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三种不同的军用飞机：即侦察机、战斗机和更为笨重的轰炸机，轰炸机通常装置多个发动机。大多数是双翼机，也有三翼机和少数单翼机。  
　　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队长休·特伦查德将军于1917年发展了合成战斗轰炸机，这是最重要的进步。把战斗机稍作改动，携带四颗轻型(25磅)炸弹，用以支援地面战斗，而战斗机的性质未变。这样，战斗机夺取空中优势的主要目的达到之后，就可以单独使用机枪，也可投掷轻型炸弹以支援地面部队。1918年使用战斗轰炸机，对于德国大规模进攻获得初胜是有贡献的。英国的战斗轰炸机在抑制德方进攻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国的索姆河反攻(1918年8月)和美国的圣米耶尔进攻中(1918年9月)，首次大规模使用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进行航空火力准备。  
　　空军领导人员，尤其特伦查德将军强烈要求组建独立的空战军种，就象陆战有陆军，海战有海军一样。1918年初，特伦查德将军获得如愿，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改编成了独立的皇家空军。当然，应否独立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争论的，但采取空军独立方针的英国和别的国家，总的看来，更加有利于灵活而大胆地使用空军。  


空军的热心倡导者  
　　 20年代、30年代关于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军事理论家当中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等学英国的样子，建立了独立的空军，使空军与陆、海军平起平坐。但大多数国家还是把军事航空部队作为陆军的组成单位，在多数情况下，如像在美国，把军事航空部队分别编入陆军、海军。  
　　虽然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创建了独立的空军，皇家海军却坚持要继续控制海上的飞机，尤其是舰载机。所以海军航空兵隶属于皇家海军，而不是皇家空军的组成部份。美国海军同样坚决要求控制海上空中力量，因美国的其他军事航空部队仍然置于陆军控制之下，这个问题争议不大。  
　　最著名的空军倡导者是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杜黑。他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空中指挥》。有些人把他比拟为伟大的美国海军倡导者——称他为“空中的马汉”。世界上的空军人员，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空军人员是同意杜黑下述论点的：即在未来战争中，将依靠空军取胜，空军需要袭击敌国后方地区和地面战线。早在严阵以待的敌方地面部队作出反应之前，敌方工业国家的作战能力已被破坏，人民受到恐吓，继续作战的意志已被摧毁，杜黑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中，空军占据第一位，而陆、海军已沦为空军的支援部队。无怪乎大多数将帅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空军人员和一些军事战略方面的文职著述家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有趣的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际，美国空军虽然还在陆军控制之下，却像英国皇家空军人员一样，热情地采纳了杜黑的主张，同样有意思的是，德国空军虽然是个独立的军种，但只作为陆军和海军(一定程度上)的助手在使用，从未真正试验过杜黑的论点。许多英国人把特伦查德的理论，许多美国人把米切尔的理论和杜黑的论点是等量齐观的。  
　　事实上，诚如我们所见，空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指挥和结局的影响，比大多数将帅在战前的估计要大，但还达不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料的那种程度。事实很显然，如果武器的杀伤力能够达到极大数量级，战略空军理论才能成立。高爆炸药可以造成惊人的破坏，但炸药本身还不能如杜黑所言，可以摧毁某个国家及其作战能力。原子弹的使用(这一点杜黑并未估计到)才给他的理论赋予了真正的意义。  


技术和飞机的发展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技术进步，尤其在发动机和飞机结构上的进步，明显增大了飞机的速度、航程和运载能力。这期间出现了现代高速战斗机和近程、远程轰炸机样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殖民地边界战争或种族战争中把飞机看作是一种效果极好的惩罚性武器，使用飞机不仅对地区暴乱能作出快速反应，而且常常因此而避免了代价高昂的地面讨伐战。  
　　英国的飓风，尤其是喷火式战斗机是下单翼单发动机的典型机种，在德国，梅塞施密特Me109是典型机种。庑┓苫诨砩习沧傲硕啻?挺或8挺机枪，改装后并可运载轻型炸弹，起到轰炸机的作用。其飞行速度每小时达350到400英里。  
　　双发动机的下单翼轰炸机(道尼尔、海因克尔、布伦海姆等各型号)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现代轻型、中型轰炸机的样机。这些飞机的航程、速度、载荷量都有提高，可以装载更多的杀伤武器，航程可达500英里。这些飞机在当时已可大批量生产。  
　　 1935年，美国生产了战略轰炸机样机，设计者意在实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言的那种战争。B-17或“飞行堡垒”是第一种现代化的四发动机远程轰炸机。B-17和基本相似的B-24“解放者”和更先进的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在击败德国和日本时起了主要作用。  
　　 1939年，英国雷达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战斗机的引导方法。无线电通讯和控制中心发展后，就能够十分有效地使用战斗截击机。新引导系统增大了英空军单机或多机作战的效果，为英国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英国喷火式战斗机的质量稍优于Me-109，实际上在英国战役中，喷火式战斗机尚未充分发挥潜力。大部分喷火式战斗机装备有甚高频无线电，但因有些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和大部分飓风战斗机中队尚未装备无线电，所以只能以高频通讯实施无线电指挥。  


德国空军和闪击战  
　　新型战斗机和轻、中型轰炸机性能日益提高，为创建第一支现代战术空军——德国空军提供了手段。西班牙内战为地面武器及其原理的发展提供了试验场地，同样也为飞机和空战提供了试验场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对于飞机的战术运用都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时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将军的西班牙“叛乱者”；苏联帮助“忠于共和政府者”部队。后来，德国空军与装甲师、步兵师互相协同，才得以快速蹂躏波兰、法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和苏联西部。德国进行闪击战，几乎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就能决胜。  
　　当然，闪击战大大得力于德国人有效而彻底地改革了战术空中支援。他们从闪击战的原理出发，把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组合成一个战术武器系统进行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和英国都试验过战斗轰炸机空中战术支援的原则。但实施这个原则最成功的第一个战例还是德国入侵波兰之战。德国人在此次入侵中，飞机和装甲车辆的协同也是成功的。这一点早在20年前就为某些英国人如斯温顿和富勒所预见。  
　　在飞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支援之下，装甲纵队的包围行动体现了战术空军的三个基本功用，就是：(1)击败空中之敌，摧毁和压制敌空军基地以取得空中优势；(2)遮断交通线以断绝敌方增援和供应；(3)用航炮对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火力支援，攻击战场目标。德国起先最强调第二方面。因为德国第一个对手在空中只能进行微弱抵抗，而德国空中武器对于暴露的静止目标最为有效。经过西线八个月的“假”的战争僵持局面之后，德国继续对荷兰、比利时、法国进行了同样的闪击战。上述战争中斯图卡和梅塞施密特飞机大力支援地面部队行动，尤其对于交通中心和车辆集中地区是个致命的威胁，这些飞机还承担侧翼掩护的任务。  


英国和美国空中支援的基本原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也想要发挥空中支援的潜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空中支援方面最重大的发展是在中东战场。1943年英空军在阻止隆美尔向埃及进攻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空中和地面部队之间灵活协同的程序由英国战场司令官制定。司令们在这时候才能第一次搞清楚德国人早已实施的战术空中支援三大任务。英国和德国在方法上的主要不同点是空、地指挥关系问题。按德国的体制，空军指挥官隶属于地面指挥官，并按地面指挥官的要求部署部队。如无重大空战，这样也无多大问题。但英国人发现在与凶恶之敌较量中，若要夺取或阻止敌人取得空中优势，空军将顾不得地面战斗如何，只能把夺取空中优势作为第一位目的。因此，空军指挥官必须从最适宜于空战的原则出发来部署和使用部队，对地面目标则顾及甚少或不予关照。  
　　美国参战后，起先是按德国的体制行事的，但在突尼斯早期空战和地面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之后，美国采取了英国体制，成了美国认可的空战原则。战后，根据飞机的急剧变化，对于上述原则是否正确，又引起了许多争论。不过从1942-1945年的飞机和武器情况看，当时采取这种原则，无疑是最好地发挥了现有能力。  
　　在对日本的战争中，确定战斗机的首要任务从未象在北非和欧洲作战中那样成为严重问题。部份原因是，经过几个月的交锋之后，日本在空中的抵抗不象德国在西线那样激烈。因而在太平洋和亚洲大陆战场上，陆军飞机、海军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作用与早期欧战中德国空军的战术支援作用十分相像。太平洋地面战斗中飞机的最佳使用是对敌滩头防御实施猛烈轰炸和支援两栖登陆。在中太平洋作战中，航空火力准备的任务以及随后对地面战斗的紧密火力支援，主要由舰载机执行。  
　　在西南太平洋，空中支援任务通常由第五航空队的战斗机执行，其机场在离滩头堡500英里之内。只在霍兰迪亚和莱特湾登陆战中，突击部队起初依靠舰载机支援。两次登陆战斗空中支援效果都很好。只是莱特湾海战时，日本陆基飞机在滩头与虚弱的美国舰载航空部队较量中，一度短暂地占有空中优势。由于美军快速改建了岸上机场，陆基战斗机迅速到达，加上航空母舰的增援，形势立即有了改变。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再未遇见严重的空中抵抗。  
　　在缅甸和中国作战中，1941年底和1942年初，日本具有空中优势，但到1943年，情况有变化，主要因为日本被迫把绝大部份空中力量部署在太平洋上以对抗美国，这样盟国完全控制住了缅甸上空，盟国飞机在华南和华中上空也很少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两类主要武器(空中格斗武器除外)与对地战术空中支援有关。第一类是防空武器，这是地面部队用以回击进攻飞机，以限制其夺取空中优势；第二类是飞机用以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这有助于夺取空中优势。  


防御空袭  
　　首批防空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兵的步枪和机枪，用以对抗扫射的战斗机。这些武器一般用处不大，仅仅对维护受到惊吓的部队士气有所帮助。后来使用了特别装配的0.3英寸和0.5英寸口径的机枪，附有粗糙的瞄准装置，可以使机枪对攻击飞机作“前置瞄准”。也还使用了附有类似粗糙瞄准装置的轻型火炮。这些火炮发射装有瞬发引信和定时引信的高爆弹。可是这些防空武器效果仍不理想。  
　　两次大战之间，所有国家的高射炮都有极大改进。由于加强防空的需要，军用电子技术大为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有了较为精巧的计算装置(与现代光学设备相结合)，可以精确追踪飞机，预测飞行路线，测算距离、高度和高爆弹到达拦截射向点的飞行时间。通过这种计算装置可以电动调整火器的左右高低射向。这些改良，对于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确是致命的威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飞机性能已有提高，那些改进后的武器，精度相对又显得差了。所以这次战争中飞机损失率虽极高，原因还不在于此。  
　　无线电引信或者延炸引信的发展(见第24节)，大大增进了高射炮的杀伤力。由于雷达跟踪设施和电子装备的发展，高炮对于低空飞机的杀伤力进一步增大，然而为抵销新技术效果的反措施又跟着出现。如1943年盟国轰炸机进攻时，撒布“金属干扰带”或者无数金属箔片以干扰德国电子防御设施。具有“机载导航雷达”系统的飞机，高速、高空飞行能力日益提高，能够用雷达发现并指示目标。这就大大抵销了新的防空技术的优势。  
　　防空武器的近期发展包括大型火箭发射的自动寻的导弹或电子制导导弹。  


航空武器与地面目标  
　　谈到空对地武器，至少直到50年代，主要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两种，即机枪火力和小型杀伤高爆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增加了很重要的两种，即凝固汽油燃烧弹和火箭。这两种武器增强了空中支援的实际效果，亦有助于增长己方士气和瓦解敌军士气。  
　　空中对地面目标的袭击效果，就摧毁杀伤力而言，不能尽如人意，而人们对一架较小的飞机能集中装载数量惊人的武器弹药，曾寄以更大的希望。飞机历来在发现和攻击远距离目标时精度差，飞越目标时速度高，飞机作为射击平台与地面相比不太稳定。不过当炮兵支援有限，或火力不能有效打击目标时，飞机常常在支援地面部队时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支援飞机对地面部队的士气影响极大，对被攻者可使其士气消沉，对被支援者可使其士气振奋。  


空军和后勤  
　　飞机的后勤支援潜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尚未被完全认识，但使用运输机进行空降突击，许多国家在战前就认识到了，德国人和俄国人曾进一步发展了空降作战原则。使用运输机对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后勤支援，大量地面部队的战略性空中转移，日常的和大规模的空中后送伤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美国人在英国大力配合下首先实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缅、印战场上，最广泛实施的是空中运输。史迪威将军在北缅的作战部队(最后战斗实力超过六个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全由空运解决供应。能远程突进温盖特的钦迪特旅全是依靠了空军进行突击、空中战斗支援和空中后勤支援。斯利姆将军的第14军在中缅进攻的胜利高潮中，主要依靠的也是空中供应。与此同时，在更靠北的地区，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是靠空中供应进行作战的。上述种种显示了飞机惊人的空中后勤支援能力。  


空降作战  
　　空中突击部队如同装甲师，是属于20世纪型的部队，它的特点、训练、武器和技术等方面都需从特定任务出发加以考虑。部队的使用原则必须和其特点和所执行的任务相一致。不仅空降部队内部要协同，还必须和执行共同任务的其他作战部队协同。例如在空降突击的情况下，有一条主要原则是：空降部队必须迅速和配备有重武器的常规部队会合，这就是协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机件不可靠，载荷能力有限，起飞性能不稳定，这样，作战中就不能用飞机运载部队作战术上的调度。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普通的和驾驶员专用的降落伞才得以改进完善，这种降落伞能快速张开，便于携带，牢固结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部队进行空运的必需条件已开始趋于成熟。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结束，美驻法勤务部队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已准备于1919年进行空降作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德两个政治上具有明显侵略性的国家曾坚持不懈地试验过空降作战，或许这也是自然的。苏联在1930年就进行过试验。德国自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也跟着进行试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德两国已拥有师规模的伞降部队和空运部队。  
　　当时其他西方国家这方面的进步不太显著。美国在1928年的陆军训练中，曾用降落伞投降过少量人员和装备，随后，还偶尔进行伞降训练，但直到1938年才将空降作战列入陆军条令，到1940年才开始整编和训练空降部队。英国虽然早在1927年已进行试验，但也是到1940年才组建了空降部队。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空降部队。  
　　俄国在空降部队的发展方面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虽然就空降作战而言，他们是微不足道的。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接着1940年，空降部队在芬兰的作战也令人失望。所以大家都不再重视空降作战，直到1940年和1941年德国分别在荷兰和克里特岛空降成功，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也使苏联恢复了对空降作战的兴趣。德国对苏侵略时(1941年6月)苏联有三个前出的军，每军配属了一个空降旅，装备齐全。以后几次主要作战中，苏联空降部队屡遭挫折加上飞机缺乏，作战又有紧急需要，所以就把空降部队作为常规地面部队使用了。  
　　 1940年以后，德国空降部队的发展情况很少透露，但成效显著。德国在大战之初，空降战获得成功，不仅因为实事求是地估量了空降部队的局限性，而且还能冷静地对待任务和客观地估计他们的能力。所以除一、二次例外德国人一般不给仅装备轻武器的空降部队分配不适当的任务。他们在条令上规定空降部队应与装备重武器的常规部队迅速会合，条令中最后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突然性的作战原则。  
　　 1940年春天，德国以经过训练的空降兵4500人组成第七空降师。该师隶属于空军，而不归陆军领导。德国空降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一个通信营、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高炮营。辅助部队和其中的一个步兵团是由滑翔机运输的。  
　　德国为增进空军空降师的能力，将陆军第22步兵师(12000多人)进行了机降训练。用来进行空降作战、投伞空运、滑翔机牵引和部队运载的飞机都是容克52式运输机，这是一种能装载22名武装士兵的三引擎单翼机。1940年时的滑翔机是DSF230式，能载9名士兵。  
　　从现代意义上说，上述两个师中只有一个才是空降师，另外的一个步兵师可以机降，这就是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西线进攻时所拥有的全部空降力量。考虑到德国空降部队人数不多，其所获战绩已很辉煌，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富有胆识，战术上足智多谋。例如德国人用了投降假伞兵的办法把敌方注意力引离实际投降地域，并在这些地域造成增大实力的印象。另外一个办法是对空降地域实施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有可能时，也进行炮兵火力准备。1940年5月10日德国实施空降战，主要针对荷兰，只留下500名士兵的预备队用于比利时。对荷兰实施空降战的主要目标是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莫尔地克的桥梁。海牙只作为第二位目标。四个伞兵营、一个空降团进攻三个主要目标，获得完全成功，损失极小。一个伞兵营、二个空降团进攻海牙，伤亡惨重而导致失败。  
　　德国在比利时的空降作战获得险胜，但战绩出乎意外地辉煌。此次作战的目标是“马斯特里赫特附属地”以西阿尔贝河上的两座桥梁和埃邦埃米尔堡，该地扼守空降地域翼侧。攻占运河上的桥梁和要塞是场漂亮仗，并不费事。但荷兰人成功地炸掉了马斯特里赫特的默兹桥，滞迟了自东而来的会师部队，但并未影响最后结局。  
　　此外，德国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进行了四次空降作战，其中克里特岛是一次大规模的空降战，是历史上唯一仅由空降部队进行的主要战役。德国空降部队和飞机的损失十分严重，从此再也无法进行重大的空降战。  
　　进攻克里特岛是由第7空降师在希腊第五山地师支援下进行的。按计划此次登陆战可以立即得到舰载部队的支援，但海上支援遭受英国海军阻挠。该岛英国战斗机的防御十分微弱，空降第7师着陆是在德国空军严密掩护下进行的。但空降部队着陆后受阻，遭受严重伤亡，于是决定第5山地师着陆。若不是冒着英国人的炮火，在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山地第5师的增援也要失败。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为最后进攻获胜奠定了基础。  
　　德国空降战虽有局限性，但对所有参战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以后又为盟国的经验所印证。空降作战中突然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达成突然性，就必需迅速猛烈地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和作出反应的机会。  
　　空降作战中陆军和空军各自分开指挥会造成困难，因为伞兵和滑翔机降部队不可能装备齐全，以对付地面的顽强防御，尤其缺乏装甲车辆和反坦克武器，使情形更为困难。所以，空降部队着陆后，必须迅速在短时间与常规部队会师，这一点对于取得胜利十分重要。最后要注意，空运要和地面部队的行动相适应。  
　　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英国在进攻中经常实施空降。部队经常由飞机空运，然后伞降到地面，或者由滑翔机运载，进行“摔机”着陆。  
　　在海上，飞机对于水面部队的支援，其原理与陆上相似，虽然在某些重要细节方面有不同之处。两次大战接近结束之际，专家们对于空军能力及其局限性的看法，意见极为分歧，但空军已成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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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从登陆队到联合特混舰队(公元1940年迄今)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两栖作战的来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作战和加利波利失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栖登陆战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栖作战  
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  






两栖作战的来历  
　　自从人类开始“上船下海”，不论他干什么“海上营生”，在航行中总是要牵涉到在外方陆地登岸的问题，而在陆上的人们又往往企图阻止船上人员登岸，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传统的对抗形势就形成了，船上人员进行登岸的战斗，而岸上的人进行反登陆战斗，对于守在岸上的人来说，进行这种战斗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对于登陆者，战斗就比较特殊。有关的水手就要从船上活动过渡到生疏的陆上战斗，这是很棘手的问题。但多半情况是水手留在船上，作为船上乘客的士兵就要承担登岸的任务，并要求其登上岸后立稳脚跟。从乘客转变为战斗员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转变时期，使得登陆作战——近来才称为“两栖作战”，变得既复杂又危险。为减少危险，把麻烦减少到最低程度，规定操纵船只，运载士兵(或者也就是其他水手)上岸，是水手的责任，为了使士兵上岸后迅速方便地到达滩头，登陆还应选择在岸上人员抵抗较微弱之处。所以很显然，作战若要成功，船只操纵人员和参战人员之间需有相当的计划和协同。  
　　纵观历史上无数登陆作战，成功的固然很多，但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水手负责船只操纵和运载士兵上岸，士兵上岸后负责战斗。这两种人员之间在计划和准备阶段，除少数情况外往往意见不一致。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水手、士兵之间观点不同，在进行复杂的登陆作战中，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水手们要保证船只不搁浅，希望不要在无准备情况下被不意出现的敌方舰队卷入海战，士兵则希望不湿衣服就能上岸，希望在全部上岸摆开阵势之前不要遇见敌人。这种希望也是不奇怪的，但对立的愿望很少能够完全得到调和。所以，很自然，士兵和水手只要可能总是回避两栖作战或登陆作战。历史上，20世纪之前这是通常的情况，只有少数重要例外：如古希腊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在爱琴海上和在岩石重垒的海岬之中几乎感到同样舒适而习惯。北欧海盗又以他们善于在海上、陆地以及海陆之间的滩头上作战而自豪。  
　　到17世纪末，士兵和水手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常常转化，有时甚至已经消除。例如在军官和高级船员之间尤其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舰队入海，船上战斗人员及其指挥官都是军人。那时大多数海军将领往往是原来的陆军将领。但火器改良完善之后，出现了海上作战的帆船，海战陆战就各自向专门化发展而区别越来越大。随着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军舰“海上将军”布莱克和蒙克号的出现，后甲板上、马背上——即海上、陆上指挥官相等的时代就此结束。  
　　往后250年，海、陆军事专业进一步分野并趋于专业化，当需要进行登陆作战时，协同更加困难。也有例外：如1759年沃尔夫将军和桑德斯海军上将在魁北克，1801年海军上将基思和艾伯克龙比将军在阿布基尔都曾进行协同。尽管在协同过程中有些摩擦和误会，甚至常常提出临动议，但英国陆、海军司令官们在上述两次战斗中，至少是努力合作的，他们真正共同计划，共同努力作战。  
　　上述例子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迫使皇家海军和陆军在两栖作战中进行协同。这种被迫协同的因素多于自觉的因素。19世纪，英国作战中胜败参半。1814年打算占领华盛顿的登陆作战，以及后来1815年新奥尔良之战都失败了。  
　　在该世纪，美国也吸取了一些教训。美国早期最能干的两栖登陆战实践家是温菲尔德·斯科特。由于他的1813年安大略湖乔治堡之战和1847年墨西哥湾维拉克鲁斯之战获胜而名声卓著。(第一次作战是和海军准将奥利夫·哈泽德·佩里合作，第二次作战是和他的弟弟马修·加尔布雷思·佩里合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美国内战中，在北卡罗莱娜的开普菲尔河口的菲什尔堡是北军发动数次两栖作战的战场。1864年12月，在愚昧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指挥下，打过一仗失败了。一月之后，艾尔弗雷德·H·特里将军和戴维·D·波特海军上将协同之下，共同计划，共同指挥作战，获得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作战和加利波利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两次登陆战失利，这表明英国和美国需要维持和发展海上力量。登陆战原则应与当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充分地保持同步。1914年11月在坦噶，德国将军保罗·冯·莱特欧·沃尔贝克打退了英国登陆部队。这是他连续四年在东非所获一连串胜利中的首次胜利。然而那是1915年4月和8月，在加利波利的失败才使英国最清楚地暴露了陆、海军之间的差距。  
　　英国的经验，事实上导致当局认为面对现代精锐陆军，两栖登陆战不可能获胜。防者凭借野战工事掩护，处于有利地位，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进行射击，这对于蹒跚上岸、处于开阔滩头上的攻者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其他军事分析家对于加利波利的结局又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了解他们争论的性质及其结果，理应回顾一下过去。  
　　 1915年2月，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进攻流产，这是个预先警告。土耳其在德国奥托·利蒙·冯·桑德斯指挥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集结部队，并在可能登陆地区建筑了工事。1915年3月底，一支规模巨大的协约国舰队，集合在靠近海峡出口的希腊群岛上，防御者也迅速作好了应战准备。  
　　出乎意料，由于英军措置失当，土耳其赢得了更多的战备时间。当英国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命令部队做好登陆准备时发现，部队已上了运兵船，装备和枪炮已装在货船上。如果平时行动，无疑人员和装备分船装运比较方便，但对于两栖登陆，却十分不利。于是船只开回亚历山大，按单位进行战斗装载，人、枪、弹药、装备在同一船上运载。  
　　与此同时，利蒙·冯·桑德斯充分多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组织指挥大约6万人进行弹性防御，尽可能作好准备，以对付英国可能沿长达几百英里海岸线上任何地点进行登陆。  
　　 4月23日，登陆战开始，登陆部队由各种不相匹配的小船装载，形成杂乱的纵队进行登陆，舰炮进行火力支援。尽管损失重大，英国人仍夺取了两个主要据点，并很快就要占领两个能够鸟瞰整个半岛和海岬的制高点。但由于动作十分迟缓，加上指挥无方，竟失去了取胜的机会。而迅速集中的土耳其人却占领了高地，并在狭窄的滩头四周挖壕据守。  
　　战后，研究这次作战的分析家认识到，英国没有取胜，并非由于土耳其火力猛烈，虽然土耳其的火力也使英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分析家注意到火力优势是在英国一边，英国能够突然集中重型大炮火力射向选择的登陆点。而土耳其人并不知道英国将在何处发动攻击，所以把绝大多数人员和武器作为预备队配置，直到英国人发起攻击才投入使用。所以当英国部队靠岸时，尽管据守若干滩头的土耳其部队以战壕为依托，重创了英军，但开始时的火力对比，英国占优势。并且，英国部队登岸后，其增援部队要快于土耳其预备队的陆上增援。英国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原则，缺乏计划，缺乏协同和缺乏果敢的指挥。  
　　 1915年仲夏，已登陆英军陷于半岛一端的几个令人烦恼的浅滩之中，英国人决心在新到的一个步兵军共25000人的增援之下准备再战。  
　　 8月6日晚，新到的步兵军在苏夫拉湾上岸。目的是重新夺取全局的主动，解除来自筑垒环形防御的压力。登陆时间预定22点30分，恰值下弦月亮上升之际，作战由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指挥，他被选定担当这个重任，并不是因为他英明果断，而是因为资格老。他和他的部队均无作战经验，他的下级指挥官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对于此次作战的特殊战术问题一无所知。而海军已把许多舰船，包括威力最强大的战舰调遣回国，所以不能提供足够的炮火支援。  
　　在夜暗中登陆成了组织指挥和没有经验的官兵的沉重负担。单位建制互相混杂，官不能指挥，兵难于受命，因为谁也弄不清他在和谁对话。敌人火力又加剧了混乱，后果自然是一片惊慌，失去控制。  
　　其实，射向一片混乱的登陆人员的敌人火力是微弱的，但那么微弱的火力也被证明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登陆部队经过一夜惊吓，变得死气沉沉，第二天天亮，也不能使士兵们有所振奋，要沿着海滩连接的盐碱地直到远处的高地，用靴子把士兵们踢醒过来。少数勇敢的士兵已向东边攻打过去，大量的还在离水边不远处纹丝不动地耽着。斯托普福德将军上了一艘英国战舰，似乎也无法恢复对部队的控制。他的师长们既无指挥也无引导，实在是等而下之。土耳其部队却向前靠拢，固守鸟瞰海湾的山瘠。这山瘠本来英国人早在7日就应抢占，哪怕没有海军炮火支援也必须抢占。加利波利的希望成了泡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大规模登陆战告吹，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栖登陆战原则  
　　从加利波利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变化剧烈，引人注目。历史清楚地表明，不研究这个时期中两栖登陆战的曲折发展过程，就无法叙述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在大战的最关键时刻，欧洲轴心国控制了欧洲大陆的海岸线。日本则占据着包括西太平洋海岸的整个环形地带，只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留出了一条海上通道。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胜，只有在一个战场上从海上入侵欧洲大陆，在另一个战场上一环一环地夺回日本人设防的群岛和环礁岛。日本人在这些岛上严密设防，抵抗敌对力量以保卫本土。  
　　同盟国执行了上述任务。在恢复战局过程中，同盟国的两栖攻击从未失败，这看来似乎是个奇迹。因攻击部队人员易被杀伤这个固有特点仍然未变，防者往往具有强大的火力优势。那么登陆战为何又能获胜呢？这种现象只能作如下解释，即两次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理论已发展健全，火力支援包括航空火力支援有了改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了新的、专门设计的登陆车辆和舰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的两栖登陆战原则，大部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22-1935年之间发展的。虽然大部队实际投入两栖攻击战时，这些原则要作大量修正，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原则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军事思想家约米尼的一个格言的修正而已。约米尼说：“在选定登陆点方面要欺诈敌人，选择滩头时，在水形和地形条件上要有利于攻击者，要使用海军炮为部队开路，要尽早将火炮搬运上岸，抢占能扼守登陆地区的高地，把攻击推向前进。” [ 注：杰特·A·艾斯莱和菲利浦·A·克劳尔著《美国陆战队和两栖登陆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页。 ]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试行教范》(1934年)强调了海军炮代替陆上火炮的支援作用。在步兵进攻时应当有陆上炮火的支援。教范重点强调了人员、供应品的战斗装载规则，作出了先登陆、先卸载、在岸上先使用的安排。部队各单位应靠拢，以维持统一指挥。需研制能在船首开门，使部队和装备能快速登岸的低吃水线的登陆舰，滩头调整哨分队应首先登陆，对滩头进行标示，维护通向舰船的交通，指挥各部队单位离开登陆地域，这样可避免登陆地域的拥挤和混乱。教范认为，空中优势要达到三比一的强度，这个比例是进行成功突击所必须的。还需解决空对舰船、空对地面的通讯联络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栖作战  
　　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栖作战的原则作了修正和改良，然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首先运用。比较重要的最新改进有：(1)重点强调对登陆地域敌防御设施、敌部队集结地域、公路、铁路，尤其对滩头后方地域要进行火力准备。(2)大力改进支援火力的组织指挥，大力增加舰炮火力数量。(3)制造一批船身较低的中小型登陆舰，要求速度更快，防护力更强，性能高度可靠，以保证统一运载，是一种真正的、具有两栖作战特点的、更加新型的先进登陆艇。(4)发展另一类远洋运输舰，最有代表性的是坦克登陆舰。它具有紧闭的舰首翼门，可直接向海滩卸货(人员、重武器和供应品)，从而更便于在滩头阵地集结力量，加强攻击，船对岸的后勤供应大为简化，火力支援大为增强。登陆部队进攻，可以与航空火力和舰炮的火力的准备准确地同步进行。所有这些，都能震撼防御部队。无线电话通讯的发展对上述进步也是至关重要。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30年代都曾试验过平底登陆船，并各自发展过具有防弹性能前跳板的类似舰船，这种船在接近滩头时有防护能力，一旦船首在水边搁浅，放下跳板，船上人、货、装备可迅速登岸。日本也曾试验类似舰船，在和中国作战时，曾实际应用。日本人还建造过比英美更大的舰艇和驳船。最早在侵略马来亚和爪哇战争中使用过这些舰船，这样就引起了英美仿造的连锁反应。1944年8月13日，罗斯福总统在提到这种舰只时曾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我们在二年半以前还未梦想过的全新的登陆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大批量生产登陆舰船，生产登陆舰并不是由佛兰德和敦刻尔克失败的刺激而引起，而是发生在珍珠港灾祸之后。  
　　另外，生产弹药也十分重要。攻击前的火力准备所需弹药，往往比预计的要大得多。“贾法尼”作战(1943年入侵吉尔伯特岛)之后，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上将不得不电告海军说，这短暂一战竟耗尽了他60%的弹药，这些弹药本拟用以对付整个战争。  
　　两栖攻击部队或登陆队，在开始登陆时与空降作战肯定有相似之处，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却与其他步兵进攻相反。突击部队最终到达战场之后，易受防御者火力杀伤，而自身武器因不能发挥作用而几乎无能为力。这方面单个空降兵比登陆队士兵就更加孤立，在敌火下更加暴露。登陆队士兵在登陆艇中对敌火还有所防护，也还有同伴。空降兵突然自天而降对敌士气有更大的瓦解作用，而登陆艇公开向敌海岸靠近，缺乏突然性，对敌士气瓦解的作用较小。空降兵具有突然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它不利的一面。然而，登陆部队不仅有运载自己上岸的舰上固定机枪的掩护，也还受到支援舰火力的掩护，包括外海舰重炮和近距火箭炮火力的掩护，他们还能观察到对敌防御阵地摧毁性航空火力准备的情形。  
　　然而当第一突击波到达海滩时，步兵此时是精神上最脆弱、肉体上最疲劳的时刻，登陆虽然亦可能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在水上接敌时，一般不易遭受损失。但事实上，他们的体力疲劳和害怕紧张肯定要比岸上驻守部队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不管火力准备的效果如何，防御部队凭借普通的土木工事，经受空中和舰炮的“饱和”火力袭击，而仍能保持有效的战斗力。  
　　登陆部队由于在船上拥挤、晕船，加上陆地进发过程中对于前程的长期忧惧，所以往往病员猛增，一旦遭受射击，他们又无能为力，无法作出反应。美国联合特混舰队对欧洲、北非沿海和太平洋、地中海诸岛的突击差不多有数百次之多。其中许多次攻击避开了严密设防的滩头，但其他多次攻击却遭到了防者水线瞄准火力的致命射击。其中较重要者至少有三例，即中太平洋的塔拉瓦之战，意大利的萨莱诺之战和诺曼底的奥马哈滩头之战。这些战斗开始时，对于结局如何，攻方是极为焦虑的。往往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而结局仍然是成败未定。这三次登陆若被击退，对于美国是骇人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但每次都获得了险胜，原因是在不同程度上攻者受到了四种援助：在盟国占空中优势的背景下，空中支援得力；准确有效的舰炮火力支援；攻方越过滩头的增援部队比防者数量多、行动速度快；部队按两栖登陆战的原则受过很好的训练，指挥官又都信奉这些原则。  
　　两栖登陆战原则中的关键因素是作战的目的，这点谁都能理解。就是说登陆部队的作战目的不仅要通过水线，而且要通过滩头到海滨沙石地区，进而到达岸边高地。行进时尽可能队形严密，武器、主要供应品尽量齐全。加利波利战斗证明，登陆部队如在滩头被困住，就会彻底失败，如能到达滩头，并前出到道路出口，就能如其他野战一样，进一步以火力和运动相结合，来分割和攻击敌军。1933年，共同博德出版社出版的登陆战旧教范中叙述两栖登陆战发展到上述阶段后，和其他作战的区别只是“登陆战事实上不过是对有组织的防御之敌的阵地攻击，只是以舰炮火力支援代替师、军和集团军炮兵火力，以一般的海军飞机的支援替代了陆军飞机的支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需要在北非、大西洋、地中海欧洲沿岸、东南亚沿岸和太平洋岛屿进行登陆战，但小型两栖登陆舰未能满足这种需要。结果作战原则普及了，但遇到某些具体问题却拿不出真正的标准。如从舰到岸的车船一次载运量是多少；攻击舰波中究竟应使用何种型号的舰艇，要多少；要多少非编制的支援火力和装甲车辆，用以掩护靠岸中的营基本登陆队。  
　　处理这些问题的规则是尽可能使用现有物资器材。在欧洲，直到最后一次登陆战，营登陆队都以希金斯舰船——即步兵登陆艇、车辆人员登陆艇、坦克登陆艇和水陆车辆来装载登陆人员和装备器材。这些舰船都很引人注目，却无装甲防护，因为实在拿不出别的舰艇来满足需要。但是到进行太平洋战争时，除上述基本舰船之外，真正的两栖登陆车辆的数量日益增多。如鳄鱼式(履带式，无装甲防护)，水牛式(履带、有装甲防护，炮塔上装有一门37毫米炮和二挺机枪)，还有普遍应用的“鸭子”式水陆两用运载车。这些目标小、防护能力强的登陆车辆，攻击舰波能携带多少，每个战役也大不一样。其数量多少并不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而要根据美国工厂能生产多少，并可以送过大洋供应战场。  


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  
　　舰炮火力支援和战术航空轰炸的样式和数量，也是各不相同的。火力支援要看对于突然性的强调程度如何，参战的战舰有多少，基地和目标之间的距离远近，以及司令部对周密炮火准备中的目标递减律的估计如何等等而定。  
　　要提供火力准备的样板是没有的，但带有启迪性的战例是有的。两栖登陆战中有两个例子表明，火力支援固然重要，但火力支援再猛烈，其本身还不能保证对防者取得战斗优势。  
　　 1943年11月，“贾法尼”作战的火力准备中，第七航空队对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和马金岛二个目标反复地进行了轰炸，轰炸的时机是在发起直接攻击之前的一个星期，当舰载部队向目标进发之时。后来发现只有敌表面工事有所损毁，军事人员伤亡甚少。1943年11月20日，海军舰载轰炸机就先于舰波直接对马金岛进行了轰炸。对海岸炮兵阵地的重型高炮、发射点、仓库和人员投掷了每枚重一吨或半吨炸弹，轰炸长达一个半小时。轰炸完毕，相对而言，工事破坏不大，只在工事中间及其附近发现四个弹坑。  
　　与此同时，在塔拉瓦环状珊瑚岛主岛贝蒂奥的两次分阶段登陆战中，舰炮进行了大力支援。这两次登陆战，一次是在黎明时分，另一次则在上午稍晚的时候。火力计划规定射击14英寸口径的炮弹1990发，8英寸炮弹1645发和5英寸炮弹7496发。这些炮弹是从四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上发射的。在首批突击部队到达海滩前的四个小时，差不多有3000吨舰炮炮弹倾泻到敌人阵地上。(实际突击前的炮火准备时间稍少于三小时。)  
　　这次大规模轰击的目击者，尤其在旗舰上和武装运输舰上的人员，比之拥挤在旋转小艇里的人员观察得要清楚，他们确信敌抵抗能力已完全被摧毁。攻击主岛的火力支援大队的指挥官霍华德·F·金曼少将说：“贝蒂奥岛上还有人生还似乎已无可能。”但他的这种印象是一种错觉。轰击后的主要影响是通讯设施破坏，防御体系解体，道路被毁，雷达设施和铁丝网被破坏，日本人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守卫分队除大多数有地下工事掩护的以外，留下的已被炸死。表层工事结构已被破坏或颠覆，但战壕工事和土木强固支撑点未被触动。事实上对攻者而言，在有限时间里，目标太多，炸不胜炸，而且许多炮弹都炸在空旷野地里浪费了。  
　　攻占塔拉瓦一役，估计歼灭日本人达4690名，陆战队伤亡人员达3178名。马金岛战斗结束，毙俘敌550人，(除一名外，其余俘虏全是朝鲜劳动部队人员)，美军总伤亡218名。这样，总共每亡三名士兵，就有二名美军士兵或伤或亡。这数字表明，火力准备的杀伤能力并未严重影响防者的抵抗能力。在两个岛上剩下的警卫部队，从数量和士气看，还可以与同等规模的进攻部队作战，并能抵御得住。这次攻击所以获胜，因为有得力的支援和攻方有预备队的增援，而防者却得不到增援。  
　　尼米兹上将的中太平洋部队的下一个主要目标是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环状珊瑚岛。该岛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轰炸，也没有自然地形可用来防御海上火炮的轰击。这里除少数礁岩外，几乎全是平地，土层很浅。此岛平均高出海面一人高。日本人在岛上清除地面、建造基地及修筑道路网之后，植被亦不复茂盛。在岛的一端，除了保护海岸炮兵的工事之外，没有明显的水泥建筑。该岛屿长2.5英里，大部分地区平均宽800码。夸贾林岛就是这样一个仅有1.5平方英里面积的、没有自然地形可资利用以限制高爆弹爆炸威力的小岛。  
　　夸贾林岛之战的前一个“燧发枪”战役，美国人有充分时间从吉尔伯特的新机场对目标进行系统的陆基轰炸，也用舰载机进行了轰炸。1943年12月21日，美第7航空队首次轰炸夸贾林岛时，4架B-24型飞机投掷了6吨炸弹，1月份又炸了9次。在这个环状珊瑚岛上，共投下了200吨炸弹。  
　　 1944年1月29日开始，第59特混舰队的海军轰炸机对该岛轰炸了2天，共有4批独立的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及700架舰载飞机参加了这次攻击。  
　　 1月31日是大规模进攻之日，那天一早，近岸炮轰恢复，战列舰开到了靠近本岛1500码距离之内。美官方陆军史描述，当时所形成的火力“在数量和威力上是空前的”。每秒有2颗炮弹在夸贾林岛上爆炸，共约7000颗舰炮炮弹(口径分为14英寸、8英寸和5英寸)，把该岛从一端到另一端耙了一遍。从附近的卡尔森岛有五个营的野战炮兵，又对夸贾林岛发射了29000发炮弹，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炮击最为密集的一天。6架解放者轰炸机，就在炮弹飞行轨迹上空飞行，对同一目标投掷了15颗1000-2000磅的炸弹，袭击了岛上的重型火炮设施，接着又有18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轰炸机攻击岛的一端，同等数目的战斗机以机枪和火箭扫射岛的另一端。总计，此役共有96架次飞机从6艘航母上起飞参加作战。  
　　一天过去，该岛已成废墟。即使见识过其他战场的经验丰富的人看来，夸贾林岛上似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已经消灭。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是当时美军火炮和炸弹造成的最混乱的惨景。当夜，在废墟瓦砾堆中还燃烧着熊熊大火。  
　　 2月1日，美军第7步兵师两个团从小船登上夸贾林岛南端，越过沙滩，仅遇到微弱抵抗，几乎是跑步进入有效防御火力圈之内的，然后一步步打到北端。到此，已是2月7日，战斗结束，卡尔森岛刚近的5个炮兵营，直接的全股支援火力跟着进攻线延伸，未曾懈怠。  
　　战斗第三天，对散布在大约六英亩面积上的敌军尸体进行力所能及的检查，以确定死因。从伤口的性质、尸体附近的弹坑，加上一定限度的误差率综合考虑，以抽样抽查为基础，计算出大约70%以上的地表面敌人死于陆军野炮或迫击炮的火力。从检查的地表面敌尸体看来，这些敌军显然是死于美军登陆之后。  
　　这次战役和其他战役证明，估计只有4%的日军伤亡为海、空火力准备所造成。虽然伤亡不大，但生还者惊魂未定，足以影响防御者的意志，待攻者上岸之际，日军已无力集体抵抗。随后的抵抗比起塔瓦拉岛的情形也大为不如了。对夸贾林岛按计划实施三天火力准备，规模大，火力猛，比起仅实施了三小时火力准备的塔瓦堡岛战斗，在削弱日本的抵抗能力方面，作用要大得多。  
　　对贾夸林岛的野炮射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战中是最猛烈、最得法的一次。目标很适合于运用逐次弹幕射击，以掩护步兵在战场上向纵深前进。这是个较小的目标，总面积大约为4,500,000平方码。倾泻在它上面的105毫米、155毫米的炮弹共65000发，这意味着平均每69平方码就爆炸一发炮弹。在攻击发起前的火力准备期间，大约每100平方码就有一发炮弹或一枚炸弹爆炸。但结果证明，就是这样猛烈的火力还不是“饱和”轰炸，躲在战壕、防空洞或水泥掩体里的士兵，如不被直接命中，也还能生还，可能受点小伤或者被震昏过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所有火力的杀伤效果，使登陆队达到了登陆和建立滩头阵地的目的，但即使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对于防御者的杀伤率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到五，那就意味着95%以上的防御人员并未遭受火力准备的杀伤。但每次战斗中，火力准备已足以压制和瓦解敌军，而保证登陆成功。火力准备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打乱防御者的通信系统。大规模轰炸对防御士兵个人会引起震惊、混乱和士气低落，防御的效果估计要降低一倍半到三倍，这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蔓延到极为广泛的地区，许多战斗涉及到两栖作战，因此联合特混舰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虽然军种间的矛盾，使得合同指挥的原则很难向战略的高度发展，但联合军种的战术原则是得到了证明的。从前，各海战、陆战严格分家的现象消失了，一种新的陆、海、空协同的“立体战争”，对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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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导弹、核武器及其威慑作用(公元1945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广岛和长崎  
战术核武器的出现  
对核战争作战原则的探索  
关于技术的发展  
武器和战略核战争问题  
海上核战争  
核时代的空中力量  
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抗与武器控制  






广岛和长崎  
　　 1945年8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是一颗原子弹，其威力超过了2万吨梯恩梯当量。”  
　　 1942年12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底下，建成了一座著名的实验型核反应堆，它具有一个反应系统，其输出功率仅0.5瓦。这样小功率的输出，后来却证明它具有大功率核反应堆的生产潜力。当时，首次从这个实验堆，制造出了0.5克钚。而这种钚是以化学方法，由铀所产生的裂变物蜕变而成。用这种方法较适应于进行批量生产。制造原子弹最突出的课题是，核材料要便于大量采集和加工，零件便于组装，弹体的形状和重量要适宜于运载等问题。而这一切又是要通过秘密的科学工程和科学管理来实现的。经过短短的30个月，原子弹的研制获得了成功。  
　　在早期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曾刊载过人们对人类有着重要影响的这一新发展的评论：“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或者是人类本身的结束。” [ 注：英国下议员M·P·罗伯特·布思比著《世界新闻》1945年8月，伦敦出版。 ] 在核时代必将出现运用核武器于战争的前景，成为各国政府和有影响人士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主宰着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方针政策。  
　　关于核武器的评论，自然是从评述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投在日本的这两颗原子弹的性能和威力入手的。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实际威力，显然要小于杜鲁门总统最初的报告所宣布的2万吨梯恩梯当量，估计约1万5千吨梯恩梯当量；而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其威力显然要稍大一些。  
　　据调查统计，这两颗核弹爆炸，其后果是令人吃惊的。广岛约有3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8,400人，而伤亡竟达144,000人(其中死亡约68,000人)，长崎约有2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5,700人，伤亡竟达59,000人(其中死亡约38,000人)。在广岛大约有67%的建筑物，在长崎大约有40%的建筑物被摧毁或被损坏。核弹爆炸后，这两个城市瞬时火焰蔓延，浓烟翻滚。在广岛的火焰扩展到了市中心，在长崎的火焰比较小。  
　　核弹爆炸后之所以产生了这样大面积的、毁灭性的火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炎热，天气晴朗、干燥，伤亡者衣着简陋、单薄；加上在爆炸后极关键的48小时内，大多数伤员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据调查统计，伤员中约有70%是由于爆炸冲击波效应而受的伤(几乎全部是由于间接效应或物理效应引起的)；约有65%是由于光辐射效应而受的伤，约有30%是由于放射性效应而受的伤(不计因放射性效应而引起的后遗症患者)。还有许多伤员是由于多种效应而受的伤，所以，统计中的百分数超过了百分之一百。在室外受伤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1.3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在室内受伤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0.8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  


战术核武器的出现  
　　在战场上如何发挥核武器的作用，那是1945年以后的数年间才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感到奇怪，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抑制了战术核武器这一概念的发展。原子弹在战争中首次运用，有它特殊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重点是用作战略轰炸。最初所研制的原子弹是较笨重的，需要用大型轰炸机来携载，而且当时只试制了有限的几颗，是准备用于对付极为重要目标的。1946年，美国以旧海军舰船作为目标，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进行了一次核弹爆炸试验，但这次试验并未展现出新的远景。  
　　 1950年，曾对这种新型武器作了些改进，使其自重减轻，威力增加数倍。当时，美国空军装备中出现了喷气式飞机。这样，轻型的武器用较小型的快速飞机来携载才成为可能。于是，才开始认真考虑研制和发展战术核武器的问题。  
　　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进行战术核武器设计时，为给它稍留“余地”，得到了军方的协助和支持。当时曾决定由海军和空军资助，共同致力于战术核武器的研制。同时，也由于陆军和海、空军共同分担了战术核武器的研制经费，才决定将260毫米口径炮(1949年发展的)改为280毫米口径炮。这种炮及其运载的车辆是按常规火炮设计的，只增设了一套辅助操作规程，使其具有可以发射原子炮弹的战斗性能。1951年和1952年所试制的弹丸(原子弹头)试验成功，设计方案被验收获准。陆军参谋长上将J·劳顿·柯林斯，对这样一个能机动转移的庞然大物十分重视，并主张军队必须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原子炮兵。虽然，当时所研制的280毫米原子炮注定将会早日被废弃，但它却成了美国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现代炮兵的先驱。  
　　美国在致力于将核装置的重量减轻，体积缩小的改进过程中，同时加紧研制战术核武器。195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两次核爆炸试验，证实了苏联曾早在1949年进行过核试验，于是，苏联人也有了“原子弹”。  
　　在这以前，早已开始研制具有更大杀伤威力的核装置，这种核装置是以核聚变反应，而不是以核裂变反应为基础的。经杜鲁门总统批准，1952年11月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这次氢弹试验是在埃尼威托克岛上进行的。试验结果，证明其威力很大，试验中心点是选定埃尼威托克附近的一个小岛，爆炸后该小岛消失，海底炸成一个直径为一英里，深为175英尺的大弹坑。1953年苏联也爆炸了一个核聚变装置。这两次特大功率的核聚变爆炸试验，表明美、苏两国已拥有能产生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核武器的能力。  
　　当地面部队为适应核武器时代对编制上和战术上的要求时，又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各种复杂的考虑。这就是在朝鲜是否会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曾进行过多次没作定论的专门讨论。(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这个问题就已解决了。即当时得悉杜鲁门总统暗示有可能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时，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仓促的访问华盛顿之行中，对此深表惊讶，这时美国就作了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  


对核战争作战原则的探索  
　　考虑到未来战场将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一事实，军界开始对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在战术和作战原则方面同时进行了探索。美军曾确定：要求“扩大疏散配置间隔，提高作战机动性，节制后勤补给，加强小部队作战的独立性”这一作战原则，曾把一些师改变成若干独立作战的部队，以利于达到上述作战原则的要求。  
　　可是，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作战的实际考虑，战争是否可在核条件下进行。无论参战的某一方，一旦使用战术核武器，是否会使问题更加恶化，使战争突然升级到“大决战”的程度。  
　　 “总体战”这一术语，往往和“核战略”这一术语混同使用。“核战略”的含义是表示用核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即用远程战略轰炸机携载核弹，或用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等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进行核武器抗衡将会导致十分可怕的恶果。可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一直在发展核力量，以便相互进行核对抗。虽然，英国、法国以及中国也先后发展了核武器，使问题复杂化了，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两极对抗的态势。  
　　在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结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同签定了华沙条约。  
　　美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好象在其盟国的领土上撑开了一把“核保护伞”。50年代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公布了一项原则，对于来自任何一个华约国家的进攻，将以战术核武器回击。但如何执行这一原则却并未部署就绪。当时认为只要申述这一原则就能抑制苏联的侵略。因为北约国家比华约国家拥有更多的战术核武器，美国比苏联又拥有更多的战略核武器，所以战争要升级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70年代末，关于核武器的战术使用问题，是决策者和分析家所关注的一个论题。但无论怎样议论，究竟用不用战术核武器问题，实际上仍没有解决。  


关于技术的发展  
　　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且在美国和苏联开发宇宙空间计划的推动下，武器的技术加工能力迅速提高，促使旧式武器普遍更新换代。新型武器装备的出现，对战争性质有着极大影响。由于形势急剧变化，有些新型武器几乎是刚一使用，就被淘汰。但由于不了解新型武器的数量，也由于许多国家对新型武器都严加保密，所以对此尚不可能详加论述。一般来说，美国和苏联发展新型武器的想法大同小异，所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也相类似。在其它国家，虽然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为数较少，但情况也相同。美国研制新型武器倾向于较为“公开化”，其中某些武器，或多或少是作为某种通用武器型号的代表而公布的。  
　　各种类型的导弹，在新型武器中名列前茅。导弹弹头既可以是核弹头，也可以是高能炸药的普通弹头。导弹种类包括从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到单兵反坦克火箭，其射程几乎可遍及全球。由于控制系统和导引装置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这类新型武器命中目标的概率。人们常把这类精确制导武器叫作“灵巧炸弹”。要达到增大射程，连续跟踪目标，首要的问题是要研制出具有更高能量，更为稳定的推进剂。从制导理论上说，要研制出攻击多个目标的新型武器是可以实现的。  
　　导弹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地地导弹(包括潜地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战后，美国最初研制的惯性制导型导弹，是美国陆军曾装备过的“下士”导弹。它具有以固体推进剂作燃料的助推器，并具有以液体推进剂来维持运转的发动机。这种导弹于1945年9月末，在新墨西哥州怀特沙漠试验场，利用固定发射台，首次发射成功，弹体是沿着一条很高的抛物线轨道飞行。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美国发展了带有末段制导的、改进的大型防空武器，它在大部分航程内，是沿弹道式轨道飞行。这是美国陆军曾装备的一种远程战术武器。其中象“中士”地地导弹，是一种取代“下士”地地导弹，带固体推进器的弹道式导弹。这种导弹在机动性、可靠性和精度等方面作了许多改进。接着，美国还研制了具有多种作战性能的另一类新型武器。如“红石”地地导弹、“诚实约翰”地地导弹、“长矛”地地导弹等等。  
　　当时，根据美国阿伯丁试验场1947年2月28日的报告书证明：高射炮弹尽管其飞行时限大约为40秒钟，但若用它来打喷气式飞机，弹丸需要30秒钟飞抵目标，则用高射炮弹就无效。要有效击毁喷气式飞机，需要用火箭型的防空导弹。于是，在原来固定发射的“下士”地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了“奈基”I型地空导弹，并在1953年开始装备使用。与此同时，美国又发展了全部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新型的“奈基”II型地空导弹。它比“奈基”I型连续飞行时间长，射程更远，毁伤能力更强。不久，美国在其国境周围所部署的防空武器中，绝大多数用“奈基”II型防空导弹取代了“奈基”I型防空导弹。  
　　自从1945年以来，许多采用固体推进剂的各类防空和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早已陆续研制成功。在1970年和1973年期间，苏制的地空导弹实际上已在越南用于对付美国飞机，以及在中东用于对付以色列飞机。据以色列和埃及双方的评论，部署在以色列机场要地周围的美制“霍克”地空导弹，其毁伤目标的能力，至少和阿拉伯人使用的苏制地空导弹一样高；或者“霍克”地空导弹命中精度要更加高些 [ 注：参见表5，表中各项表示在十月战争(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所使用的导弹和火箭的性能(选自《难以理解的胜利》第610-611页)。 ] 。  
表5 1973年10月阿以战争中使用的导弹和火箭性能表 [ 注 ]  
国别  名称  代号  全长(厘米)  直径(厘米)  翼展(厘米)  最大速度(马赫)  发射重量(公斤)  战斗部重(公斤)  战斗部类型  推进器  制导  自动导引  射程(公里)  发射台  射高(公里)  
第一类：空空导弹  
以色列  蜻蜓    260  16  60  2  93  11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红外  红外    幻影F-4    
以色列  响尾蛇  AIM-9  284  12.7  60.9  2  75  11.4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红外  红外  3.24  幻影F-4    
阿拉伯  环礁*  K-13A  280  12  53  2  69.8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红外  红外  2.74  米格-21    
第二类：空地导弹  
以色列  白星眼  GW-MK-1  344  38.1  114.0    499  385  高能炸药  重力推进器  电视  雷达波束    A-4、幻影F-4    
以色列  小牛  AGM-65  246  30  71    209  59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电视      幻影F-4    
以色列  小斗牛  AGM-12  320  30.5  139.7  2.0+  258    高能炸药  液体火箭  无线电波束  无线电波束  17  A-4、幻影F-4    
以色列  标准反雷达导弹  AGM-78  457  30.5  139.7  2.0+  826    高能炸药  双重固体推进器  被动式雷达    25+  幻影F-4    
以色列  百舌鸟  AGM-45  304.8  20  91.4  2  177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被动式雷达  被动式雷达  16  A-4、幻影F-4    
阿拉伯  鲑鱼*  AS-5  940    46        高能炸药        320  TU-16    
第三类：地地导弹  
以色列  杰里科  MDO-660              高能炸药        450      
阿拉伯  蛙*    900  55  105    2,000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陀螺仪    60  PT-76    
阿拉伯  飞毛腿*    1,100  85    5  6,300    高能炸药  液体火箭  惯性    280  转动运载装置    
第四类：地空导弹  
以色列  霍克  MIM-234  512  35  12.2  2.5  580  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35  自行式载车  11.6  
阿拉伯  导线*  SA-2  1,070  70/50      2,300  13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50    18.6  
阿拉伯  小羚羊*  SA-3  670  60/45        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30      
阿拉伯  有利*  SA-6  620  33.5      550  40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60/30  自行式载车  18  
阿拉伯  杯盘*  SA-7  125  7          高能炸药    光束  热自动导引    肩射、装甲战斗车    
第五类：反坦克导弹、火箭  
以色列  陶  BGM-71A  117  15.2    278米/秒  18  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有线制导  光踪  3.75  M-113装甲输送车    
以色列  劳  M-72  65.3  6.6    145米/秒  1.25      固体火箭  直接瞄准    0.25  便携式    
以色列  超级反坦克火箭炮  M-20A1  153  8.9    148.9米/秒  3.31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直接瞄准    0.15  便携式    
阿拉伯  甲鱼*  AT-1  113  15    89米/秒  22.25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有线制导  目视导引  2.3  手提箱    
阿拉伯  耐火箱*  AT-3  88  12    120米/秒  11.3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有线制导    3  装甲战斗车    
阿拉伯  反坦克火箭筒  RPG-7    4/10            固体火箭  直接瞄准  目视导引  0.3  便携式    

　　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是用作地对地反击坦克的导弹。这种导弹首创于法国。它是在原来基础上，经过改进后发展起来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其自重约54磅(24.516公斤)，可以从吉普车上或在三脚架上发射。若装填充足的火箭燃料，在两英里(3.213公里)范围内能准确命中目标。当该导弹发射后，其后面拖带两条细导线，用以传输脉冲信号进行有线制导。其制导的基本过程是：当发射后，射手操持发射瞄准装置，始终保持瞄准装置中的十字瞄准线对准目标；同时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及时把信息转换成制导指令，启动弹上的火箭舵，并适时校正其飞行轨迹。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用直升飞机作“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用直升飞机作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在发射中要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这样却又易遭受地面火力的毁伤。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除埃及人使用的类似有线制导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外，还有改进后的火箭筒型式的反坦克武器——RPG-7反坦克火箭筒。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使用过两种空对地自动寻的制导炸弹。其中一种是“灵巧炸弹”，这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其光电系统和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跟踪目标和自动投弹，当炸弹下落时，借助其重力使其信息存储器启动和控制弹的尾翼，保持弹体始终对准目标。另一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激光束从载机上射向目标，炸弹自动跟踪激光束朝向目标下落 [ 注：译者注：这类炸弹叫作“激光制导炸弹” ] 。这两种制导系统的炸弹，可以由高速飞行的飞机投掷。对于轰炸小的点目标，比用不带制导的散落性炸弹轰炸，命中精度高，投弹量少，因而每枚弹重也较大。  
　　 70年代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老式B-52轰炸机可携带20枚空地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实际上是按预定飞行程序，朝其预定目标，在大气层飞行的无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其制导系统是利用地形匹配，并装有含电子计算机的雷达系统。导弹发射后，制导系统开始工作，导引其按预定航迹飞行，它飞行于离地面约100英尺(30.48米)的高度，弹上雷达不断将实测的地形参数，与预先贮存在弹上微型计算机中的三维地图的目标参数，适时进行比较，以不断修正其飞行轨迹。  
　　美国海军装备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是在实战中攻击敌方飞机的第一种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装有红外自动寻的制导装置，用于从海面到50,000英尺(15,240米)以上高空中，搜索和击毁敌方高性能飞机。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中国台湾省的国民党，曾使用“响尾蛇”空空导弹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米格”飞机。这种“响尾蛇”空空导弹装常规弹头，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其飞行速度为2.5马赫数。  
　　美国海军所装备的许多火炮，已经显得陈旧，多已换装成具有巨大威力，以传感器或其它装置进行制导的导弹。美国已有了“鞑靼人”舰舰导弹，“小猎犬”和“黄铜骑士”舰空导弹，以及“阿斯罗克”反潜火箭(即火箭助推反潜鱼雷)、潜射火箭等反潜武器。苏联也有类似的武器。  


武器和战略核战争问题  
　　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苏联和美国已研制出远射程、高精度多种型号的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在美国，“宇宙神”和“大力神”这类型号，是早期研制的，采用液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洲际弹道导弹；后来又研制了“丘辟特”和“雷神”这类型号，这是中程地地弹道导弹；再后又新研制了采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现代化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并以它逐渐取代“宇宙神”和“大力神”等洲际弹道导弹。  
　　此外，美国还最先采用带多弹头的导弹。1970年末，美国和苏联在其武器装备中，都有了这类多弹头导弹。多弹头导弹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集束式多弹头。它是当导弹抵近目标区域时，弹头散开。采用集束式多弹头，借助弹头瞬时散开爆炸，比以一个同等当量或更大当量的单弹头，将可产生更大爆压，提高杀伤威力。有的集束式多弹头还带有假弹头，当其在空间散开后，可使敌方雷达不易分辨真假弹头，以提高其突防能力。第二种类型是分导式多弹头。它是当助推火箭脱落后，弹头各自沿不同弹道，自行校正导向不同目标。为了使弹头达到按预定程序理想分离，可以附加再入飞行器。  
　　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已有“北极星”和“海神”等型号，它成了美国一支重要的威慑力量。装备这类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可以在水下潜航几个月，航行于世界各海域。该艇设有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用于在作战中适时从水下发射导弹。  
　　导弹的发展是十分惊人的。现在导弹的攻击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而且还可携带核弹头，命中精度也非常高。不久前，美国和苏联两国为了防御对方导弹的攻击，不得不致力于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反击来袭导弹，欲得到命中的机会是极小的，因为只要有一枚来袭导弹穿过拦截，就将会摧毁整个区域。所以，对于拦截来袭导弹颇感失望。随着相控阵雷达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在远距离侦获目标(即来袭导弹)的能力。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装置，能分辨真假弹头和火箭助推器，以及飘浮在空间的干扰物，并能适时跟踪和导引拦截导弹，有效地击毁来袭导弹，但其所需费用十分昂贵。  
　　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反弹道导弹导弹的研究，建立了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该防御系统究竟是用以防卫人口稠密的重要城市和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呢？还是用于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而这种防卫力量对于敌方企图发动战争，将是一种最有效的威慑。1972年，美国和苏联首次举行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达成了部分协议，双方同意限制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协议规定：苏联仅保留已经部署的“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用来保卫首都莫斯科；美国在两个重要城市所保存的反弹道导弹导弹，限制不超过200枚。  


海上核战争  
　　在海上，由于核动力技术和火箭技术的紧密结合，推动了舰船动力装置及其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迫使舰船结构也同样急速发展变化。核动力水面、水下舰艇，如果能定期从流动的补给站，及时补充军需物资和军火，则无需添加燃料，也能长时间航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  
　　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仍然是海上武力的王牌。虽然某些观察家对其在海上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装备有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却空前增强了其对陆地目标攻击的能力。对许多海军人员而言，核动力导弹潜艇是未来主力舰船的典型。  
　　通常认为：一旦大战爆发，常规登陆作战必将被核武器所挫败。对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小规模两栖作战，利用直升飞机似乎是一种作战手段，这主要是指以垂直攻击来代替地面纵深攻击，但直升飞机又有易遭击毁的弱点。所以，在当代战争中，掌握制空权，成了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迫切的问题。  


核时代的空中力量  
　　空中力量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核导弹的作战能力。如何正确选择空中力量，有人主张：似乎应取决于自由世界造成空中威慑的效果如何。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直存在分歧。  
　　当前，由于空中力量在技术上的迅速发展，促使导弹和有人驾驶飞机进一步提高了速度和距离。飞机的航程和爬高率也随之增加。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空中侦察的高度日益增加，武器系统的威力进一步提高。但要求空中和地面部队，象战术分队那样，必须相互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情况并未改变。  
　　但是，要达到地面和空中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客观事实是：在固定翼飞机用于近距火力支援时，存在如下更为复杂情况：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增大，在极短瞬间就会超越目标。这样将会限制其火力效能，也将会大大降低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对目标的辨认能力，并有碍火力的发挥。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影响了高速飞机进行侦察的价值。另外，由于地面防空武器在射程、火力控制和指挥等方面，普遍有了提高和改进，这样又使空军用于支援地面战斗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了。如果要取得空中优势和封锁战区(一个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广阔区域)，就必须有高度自动化和可靠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这样，也必然进一步增加作战中的复杂性。因为指挥通信是在对抗条件下进行的，它们所采用的电子对抗设备，和己方所采用的电子通信设备同样精良。  


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抗与武器控制  
　　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对其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也带来重大影响。  
　　在19世纪，曾有过许多设想，企图在一些国家中，制定某些约章，以便控制和限制使用武装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认真而巧妙地进行了军备控制，这一点，和19世纪所处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核武器的使用，将可能对人类带来灾难，将破坏人类文明，因此，深切感到迫切需要控制这类武器的使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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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各个时代兵器的杀伤力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冷兵器时代  
黑火药时代  
技术变革时代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冷兵器时代  
　 黑火药时代  
　 技术变革时代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发明者的身份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所有的兵器，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杀伤力，即使人致伤，如可能则使人毙命的能力。战争的历史，就是一些集团的人们，通过比敌方更为有效地使用兵器，或换言之，充分发挥或者接近发挥兵器的最大杀伤力，力图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些集团的人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回顾。  
　　当然，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一把剑，有人操之能置对手于死地，那末我们说没有什么比这把剑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了。然而，剑的杀伤力却要受时间、距离、乃至持剑人的身体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假如我们给这些或者其它因素赋以一定的数值概念，便可将剑的杀伤力跟氢弹、坦克或其它任何兵器加以比较。显然，能在较短时间里歼敌越多的兵器其杀伤力也就越大。表1(见第12节)和图2表示了各个历史时期中有代表性的兵器的杀伤力。这些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是用标准公式计算所得之结果(见表1)，并用半对数方法加以图示的(见图2)。  
　读者从图表上不难看出，在我们称之为“冷兵器时代”的整个历史时期中，表示杀伤力的曲线相当平直，但从启用黑火药兵器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开始，曲线便急剧上升。  
　　为了提高兵器杀伤力，促使人们采取两项重大的做法。第一，人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型兵器的效能；第二，人们同时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手段来限制敌方使用新型兵器的效能。  
　　这两者相互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补充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兵器的效能以打击敌人，同时又限制敌人兵器效能的发挥，导致了我们所说的战术的发展，即作战中用兵技巧的发展。这些战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火力，或称杀伤力；(2)运动，旨在使部队及其兵器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的阵地，或者说运动到敌方对我方具有最小杀伤力的阵地，或者实现这两种要求的某一结合；(3)军队的部署，即要达到下述之双重目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我方使用兵器的效能，同时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兵器的效能。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从本书前面所述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战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在技术方面的变化使兵器发生了变革，并进一步导致战争中战术的变化。但是，尽管有着这样一些变化和变革，战争仍然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特性，而且，这些不变特性跟那些变化和变革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战争的不变特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的目的不变，即使用致命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第二是进行战争的方法不变，这些方法可归纳为一套原则，通常称为战争之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人的本性不变。  
　　如表1和图2所示，在以往的整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只有过很少的几次重大提高，并且主要是在大约1850年之后。每次杀伤力的大提高均可看成是足以改变战争特性的新飞跃。这种飞跃属于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随之能引起一系列的革新。革命和革新是不容混为一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用后坐力来带动的带式送弹马克沁机枪是一种兵器上的革命，而后来出现的一些机枪虽然性能更佳，但却只能算作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革新而已。一种新型兵器的出现，只有当它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因而引起战术及作战时的军事编制的变化，或者在使用原有兵器来对付它或用它进行作战而引起战争的重大变革的时候，方能充分估价其真正的影响和意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组建了装甲师并投入实战，便表明坦克这种新型兵器已被成功地吸收作为德军的制式装备，并由此带来了兵器技术及战术的许多重大的进步。  
　　相对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兵器技术和战术的突出进步是为数不多的。现用下面几页篇幅先介绍一下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设法提高长矛的杀伤力，并通过建立方阵(约公元前355年) [ 注：这一时间顺序可能被颠倒了。 ] 使长矛的作战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以来，直至发明原子弹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兵器及其杀伤力的十八项重大进步。  


冷兵器时代  
　　马其顿长矛：公元前359年后不久，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下令增加矛的长度，因此这种长矛要比同时代的矛明显地长一些。它曾用于由4096名训练有素的专职长矛兵组成的方阵作战，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极其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方阵队形，它近似于现代的一个师。  
　　短剑：公元前250年左右的一种古罗马短剑，长度为两英尺，系一种沉重兵器，主要用来刺人体的要害部位，造成当场死亡或致命的感染。它的重量和宽度还使之适合于作为手斧来使用。古罗马短剑兵通常编成120人左右的小队，作战时可按预先规定的简短指令灵活编队，这样就可以在作战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进行运动或战斗。每个短剑兵都经过专门的训练，他既能单兵作战，同时又是协调良好的整个战斗机器中的一员。这种小型编队，再加上轻步兵和轻骑兵，便组成4500人左右兵力的作战部队，即所谓的古罗马军团，它差不多也类似现代的一个师。  
　　英国长弓：公元1200年前 [ 注：有迹象表明，约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就已经出现了长弓的完整的雏形。而英国弓来源于威尔士的说法也是有疑问的，也许本来就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 ] ，威尔士山民发明一种可以快速放箭的长弓。它用紫杉木制成，据说它的箭头能射入栎木四英寸的深度。弓箭兵必须从小开始训练才能熟练地使用这种兵器。虽然长弓的杀伤力要比欧洲所有其它种类的弓箭强得多，但实际上却并不比制作较为粗陋，使用不大灵便的石弓好。石弓在欧洲出现比英国长弓大约要早一个世纪。直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时期，长弓才在作战中真正得到有效的使用。他们选用大量长弓兵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火力基地，并由弓箭兵、轻重步兵及小股带盔甲的精锐骑兵紧密有序地配合作战，从而实施一种能攻能防的战术。  
　　蒙古弓：一种反射式弓，用动物的角和木头制成，样子与普通弓差异颇大，长度则与英国长弓相近。射箭是骑在马背上进行的，因此弓箭兵从小就要苦练骑马和射箭的本领。蒙古弓箭兵按照成吉思汗建立的完善的作战指挥系统进行编队，在权威首领的指挥下，手持性能大大优于所有对手的兵器，与全身披盔带甲的长矛骑手协同作战。在十三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蒙古军曾所向披靡，称雄一时。  


黑火药时代  
　　黑火药本身只是一种危险性属于中等的炸药。欧洲人直到1250年才懂得使用它，在中国则可能要早一些。当时，人们花了50至75年的时间才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内并进行点燃，便具有杀伤力。但黑火药兵器被正式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则化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到了15世纪中叶，黑火药兵器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才清楚地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最早的火炮：公元1326年，黑火药被用来在城堡门楼上发射小型弹体。这种发射装置尽管十分原始，但已经属于一种火炮了。它使黑火药成了能够使人致命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是使黑火药具备杀伤力的一次带根本意义的飞跃。  
　　火绳枪：在出现火炮后约120年，发明了最早的安全可靠的枪。到了15世纪中叶，又在此基础上制成了火绳枪。由于这种枪的射击速率很慢，在射击完毕装填子弹时，射手既不能射击又不能防卫，因此使用起来很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由长矛兵来保护容易受到攻击的火绳枪兵，二是将火绳枪兵编成十列横队，当第一列打完一发子弹后，便退回最后一列去装子弹，接着后面各列依次轮流射击。16世纪初的西班牙方队便是采取这种战术的最好例证。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兵器的改进：这位国王改进了当时的兵器，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些兵器成了他全面改革后的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战术以及军事编制方面的改革则成了后来三个世纪中欧洲军事实践的基础。他通过改进子(炮)弹(第一次大规模采用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思路)，大大提高了滑膛枪和火炮的射击速率。为了发挥步兵的火力，他发明了“线式战术”，将士兵编成行数较少的队列，而不是象西班牙方队那样密集的队形。为了发挥炮兵的火力，他设法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改进炮队的编组，使之比当时其它军队的炮兵具有大得多的战术机动性和效能。  
　　燧发枪和刺刀：这两种兵器组成了一种更简单更可靠的枪械。枪上带有可进行肉搏战的装置，这样，当枪在射击之后仍然具有杀伤的能力。由于使用了环套固定的刺刀，因而结束了黑火药兵器很长的一段过渡时期，从此，不再要由长矛兵来保护手持空枪的士兵了。在欧洲，约从1700年起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组合式兵器，直到下一世纪仍是部队的制式装备，前后经历了约125年时间。燧发枪和刺刀在杀伤力方面完全可与线式战术和滑膛枪相匹配。  


技术变革时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兵器的杀伤力比之黑火药时期的早期兵器有了一个量的飞跃。由于这些兵器近代才使用，又有较好的资料记录，兵器在哪种情况下发明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取得了哪些进步等情况都比较清楚，因此分析起来比较容易。  
　　圆锥形步枪子弹(1849-1860年)：即通常所说的米尼枪弹。这种子弹用于前装枪，由能防风雨的火帽引发，其初速快，有效射程相当于当时的滑膛枪，而精确度则大大优于老式燧发枪。采用这种子弹的步枪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主要步兵武器，当时战斗中的大部分伤亡是这种兵器造成的，同时它还导致了步兵战术的重大变革，不过这种变革进程比较缓慢。由于采用圆锥形子弹的步枪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因此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兵器革命，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是如此。  
　　后装枪(1848-1864年)：这种枪的特点是射手可以俯伏射击和俯伏装弹，因此它使前装枪过时了。后装枪的技术思路并不新，它的雏型早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在实战中使用了。1848年普鲁士军队率先将这种枪大量用于步兵作战，但直到1864年丹麦战争时才公开撞针枪的秘密。  
　　后装线膛炮(1845-1870年)：虽然1845年左右就已制成可供实战用的后膛炮雏型，但此后的25年内却一直没有得到广泛采用。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在普-法战争(德国操纵)中显示出它比老式的法国前装炮要明显优越。由于它的射程更远，发射速率更高，因而杀伤力就更大。  
　　马克沁机枪(1883年)：这种用后坐力来推动的带式送弹机枪是现代自动化兵器的雏型。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机枪是黑火药出现以来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效果最好的一种兵器。  
　　榴弹(1886年)：装有烈性炸药的轻型火炮炮弹能够在爆炸点周围20英尺的范围内产生1000多块具有杀伤力的弹片。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用的老式黑火药炮弹只有2-5块弹片，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所用的炮弹也只能产生30块弹片。因此，仅从爆炸所产生的弹片来推算，理论上榴弹的杀伤力是普通黑火药炮弹的35至200倍。  
　　机柄弹仓式步枪(约1895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军队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弹仓式步枪，但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过大量改进的毛瑟枪成了各国军队标准的步兵步枪的原型。这种枪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其主要原因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美国的M1903型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是这类枪中的佼佼者。但是，主要由于财政上的原因，大约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枪才逐步被半自动步枪(系机关枪原理的改进)所取代。  
　　坦克(1916年)：这是一种内燃机驱动的环状履带车，它使机枪和轻型火炮具备了越野机动能力并得到了装甲的保护。这就使之比没有装甲保护的人背马驮式兵器具备了大得多的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当时一些兵器杀伤力的提高，曾经形成了战术上的一种僵持局面，坦克的出现从机械化的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向前迈进了一步。  
　　战斗轰炸机(1917年)：这种飞机在作战灵活性，航程以及将相对来说把较大的炮弹(或机枪子弹)射向点状目标所用的反应时间等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请注意，在特定条件下也可在作战中使用中型和重型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使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可以说是短暂却又成功的反常现象，并不能说明飞机的杀伤力得到多少提高，因为作战环境有可能变得对这种飞机的活动十分不利。)  
　　弹道导弹(1944年)：这是一项德国人的发明 [ 注：主要是在美国人罗伯特·H·戈达德(1882-1945)的火箭理论基础上发明的。 ] 。(此情于1944年披露)由于这种导弹射程远，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并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弹头的杀伤力。这种导弹是导弹家族的雏型，这导弹家族正在引起战术和军队编制的变化，即使射程大幅度地增加，也就大大提高了杀伤力。  
　　原子弹(1945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全世界都知道原子弹首次用于战略轰炸，同时也因为人们承认它具有极其强大的杀伤力，因此，尽管原子弹尚未用于战术目的，但它在促使战术和军事编制的改变方面已经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何对核武器作出恰当的应变，也许是当今或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军事课题。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要了解战争的演变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清杀伤力的提高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作用。当然，给敌人造成伤亡的是兵器，因此兵器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工具。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兵器的实际杀伤能力一直是受辅助性技术进展的影响并因此而得到相应提高的。  
　　正因为历史上兵器本身的杀伤力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真正重大的提高，因此，对兵器杀伤力起着直接影响的辅助性技术的进展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尽管这些进展数量不多，却也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  
　　下面列举辅助性技术的19项重大进展。这些进展看来确已对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正如武器本身一样，这些进展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技术革命时代出现的。  


冷兵器时代  
　　盔甲：史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袭击，开始使用原始的兽皮制成的盾，后又改为木制盾。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士兵曾用过最原始的盔甲，后来希腊人制成了金属头盔，护胸铁甲和金属盾，使盔甲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到了基督纪元初期，锁子甲的使用使盔甲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在12和13世纪期间，锁子甲一直是士兵用来保护身体和四肢的主要防护具，直到14世纪，金属片盔甲开始取代它为止。当然，盔甲的作用在于抵御敌人兵器的伤害，而它的保护作用又能使士兵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以便更勇猛地，并以更大的威力使用手中的兵器。  
　　马镫：在亚洲一些地区也许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开始使用，但在欧洲则到6或7世纪才得到推广。当使用长矛兵器时，马镫能把马和骑手的全部重量变作挥刺长矛的合力，大大提高了长矛的威力；而在使用弓和剑的时候，马镫使骑手能够安全稳当地骑在马上使用手中的兵器，因此也提高了弓和剑的杀伤能力。  
　　由于以上的技术进展，在当时形成了一支披盔带甲的骑兵部队。在后来的800年内，直至长弓和瑞士长矛相继发挥威力之前，它们一直是称雄称霸于欧洲的军队。  


黑火药时代  
　　稳定性黑火药(即粒状火药)：约在公元1450年，有人发明了一种黑火药，它能长期保持爆炸特性，不会分解成原来的配料成份，因此使用起来非常可靠，效能很高。  
　　火绳枪点火装置：15世纪西班牙人研制成一种火绳枪的点火装置，它使射击更加安全，射手也可用枪进行瞄准，因此提高了射击的精度，当然也就提高了枪的杀伤力。  
　　燧发枪点火装置：这是用于滑膛枪的一种更安全，更准确，速度更快的点火装置。这种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上原有的点火装置。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是：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件相撞击产生火花，使火药池内的火药点火。这种装置提高了滑膛枪的效率，在夜战中不致暴露枪的点火动作，避免了射手的危险；另外，它使枪在雨天也可进行射击。士兵在遭到突然袭击时可以更快地出手还击。  
　　铁制推弹杆：据有些历史学家称，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采用了一种铁制的推弹杆，以代替原先容易折断的木制推弹杆。普鲁士步兵经过训练后使用这种新工具(枪的本身未加改动)，每分钟平均射击速率至少提高了一至二倍。 [ 注：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射击速率的提高，几乎完全是由于加强了训练和提高了纪律性的结果。 ]  


技术变革时代 [ 注 ]  
　　蒸汽机(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随之又出现了铁路和机车，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兵员的运输，并能按数量要求将弹药及时送上前线，使士兵能以更高的射击速率来使用兵器。蒸汽动力也引起了海军作战的革命性变化，它实现了兵器的大批量生产，用以武装大规模的部队并使舰队具有了空前大的动力。  
　　火帽(约1851年)：19世纪初，美国人本杰明·肖发明了火帽以代替燧发机。它除了应用于滑膛枪外，还为1835年发明柯尔特式自动左轮手枪准备了条件。  
　　电子通信：19世纪中叶，用电首次达成了远距离瞬间通信，从而实现了对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  
　　 (1)电报(约1840年)是电信发展中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曾广泛应用于大部队的战略战术指挥。  
　　 (2)更近一点，用野战电话首先实现了瞬间话音传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得到大量应用，主要作炮兵通信，用来将炮兵观测员的射击数据和修正数据传达给炮位。  
　　 (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早期的无线电话。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便成了战略战术指挥的主要通信手段。它既可以作为有线电话的补充，而且在远距离高度机动部队的作战指挥中完全取代了有线电话通信。  
　　带刺铁丝网：它原先是农民用的一种对人无害的器材，在军事上用来将射击目标限制在火力范围之内，并把目标与支援的武器及人员隔离开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自动武器的杀伤力。这种器材最早于1874年被用于此类军事目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才充分认识到了它的作用。  
　　无烟火药(1887年)：使用这种火药后，射手一面能以稳定的速率进行射击，一面还可以连续地观察射击的目标，因此，无烟火药的启用标志着兵器杀伤力的一次重大提高。而且由于射击时不产生烟云，不致于暴露自己，所以不易受到对方反击的伤害。  
　　内燃机(1887年)：在可供实用的内燃机问世后不久，人们很快就用它制造坦克和飞机，并因此而产生了全新的战争概念。当它被用来驱动卡车和履带车后，步兵、炮兵和补给机车等便具备了在道路上和越野的机动能力。  
　　带后坐装置的高速射击火炮(1890-1910年)：要充分发挥后膛炮的效能，必须找到炮架承受后坐力的办法。有了这种炮架，就不必在每次发射炮弹后再用人力将炮送回原来的位置并重新确定射击方向和距离。在发明了先进的后坐装置后，这个问题便随之解决了。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火炮，其特点是射程远，射击的精度更高，特别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此外，还有一些象套筒炮管这样的重炮结构方法也在提高火炮杀伤力上发挥了作用。到1914年，由于火炮杀伤力的大提高，终于使“线式战术”过时了。  
　　侦察机：于1907年研制成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得到充分的利用。侦察机能发现过去来说隐蔽而无法发现的目标(主要供炮击用)。  
　　空中摄影：照相机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又一项技术进展，它与侦察机相结合(主要是空中摄影，但不全是)，成为发现敌人目标的基本手段。  
　　雷达：它实质上是发出脉冲信号，在遇到目标时将脉冲反射回来的一种电子设备。其用途有：  
　　 (1)用于防卫(1938年)：雷达为侦察人员提供了发现和识别空中、地面及海上目标的全新手段；在确定目标之后就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手中兵器的杀伤力。英国最先懂得了它的作用，并用之于防空系统，这便是他们取得1940年不列颠战役决定性胜利的主要原因。  
　　 (2)用于进攻(1944年)：无线电变时引信或称近发引信，它运用雷达原理，能在接近目标时引发高爆弹。以往只采用带定时装置的引信对炮弹进行空中引爆。这种引爆方法比较费钱，并需进行复杂的有时还不太可靠的计算，因此定时引信在作战时只能说是勉强有效。如果给引信装上一个微小的雷达装置，那末，当炮弹飞过地面上规定的一段距离，或者碰到地面上突起的目标，或者遇到明确指定的空中目标，比如一架飞机，就会引爆。因此，只要炮弹对准任何一个目标并在越过目标时靠到足够近的距离，就能使高爆弹发挥最大的潜在杀伤力。  
　　惯性制导和无线电制导：这是两种制导或导航方法，可以为远程弹道导弹、飞机、海军舰艇以及地面车辆提供精确的方位和距离。  
　　电子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1940年)：最早供军用的近代电子计算机雏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破译德军密码电报而研制成功的。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仍然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这种可以用来进行计算和存取信息的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轻的电子设备所蕴含着的巨大潜力。  
　　人造地球卫星：把这项技术进展放在这里叙述很没有把握，因为从战争角度来说，这项技术并无历史基础，况且人造卫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弹道导弹技术引伸发展的结果。不过卫星与导弹毕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人造卫星在侦察、通信乃至作为武器的空间发射台等方面的潜在能力将会给未来战争带来明显巨大的影响。因此，似有在此略加提及的必要。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19世纪前，提高兵器的杀伤力并利用这种成果的工作是一些发明家独自进行的。这些成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偶然性。到了19世纪时，即从19世纪30年代燧发枪被逐步淘汰起，欧洲和北美列强便开始设立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研和管理机构，从事开发“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即发明方法的创造发明。” [ 注：此文引自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5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著《科学与当代世界》一书第141页。 ]  
　　那时对科研工作的新兴趣，加之从事科研工作的各种机构之间能够很好地互通信息，使得军事思想家们能够比以往更好地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成果。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科技变革便开始初见成效了：兵器的杀伤力有了提高，战术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了与兵器杀伤力及战术发展相适应的军队组织体制。不过这些成效在起初的阶段来得较慢，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军事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处于落后状态的。  
　　奇怪的是，技术革命时代的重大技术进展的时间都是紧挨着连在一起的。圆锥形步枪子弹、高效后装枪和线膛野战后膛炮相继出现于1841至1849年之间；近代机关枪、高爆弹、机柄弹仓式毛瑟枪、无烟火药以及近代速射火炮等先后于1883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问世；坦克和战斗轰炸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个年头的时间里(1916-1917年)出现的，而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着的二年之内相继发明的。  
　　 19世纪新兵器的技术进步是在和平时期取得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的雏型是在上几次重大战事结束后大约十五年的和平时期里出现的。为何存在这样一个时间上的间隔呢？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时财政预算上的困难；二是由于战时化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因而使人们对发展技术产生了某种冷淡态度；三是需要有一段时间让人们进行考虑和试验。  
　　 20世纪兵器杀伤力的提高(如坦克和战斗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都是战争时期的科研成果。每种兵器装备的发展，其基本思路产生于和平时期，但是往往缺乏推动力。总要等到国家安全危在旦夕，因而出现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方才着手进行研制。1911年奥匈联军曾经拒绝制造一种可供实战的坦克；而美国国会在两次大战中间的年头里也肯定会否决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几十亿美元经费的提案。  


发明者的身份  
　　近代，究竟是谁从事着提高兵器杀伤力的研究工作呢？是个人还是集体？是私人机构还是政府科研部门呢？大体上说，从事轻兵器，火炮和弹药研制工作的是文职科研人员，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个人单独进行的。当然也有不少军事人员在从事这种工作。由于火炮及其弹药的研制需要铸工厂、化工厂以及金属加工机床，因此，在英国由私人厂家，在法国和德国则由政府兵工厂负责牵头从事这种工作。  
　　直到1900年，黑火药兵器尚有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兵器太重，冒烟，后坐力，射击的速率、射程，引信，弹片的数量以及精确度等。(当时由于已经发明了整装式金属弹壳制的炮弹，因此后膛装填兵器的封闭或密封问题就早一步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已是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当时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动提出想要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有人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课题的机会，于是搞出了一些发明创造，并把它们奉献给政府。在解决上述技术课题的过程中，政府兵工厂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小的，充其量不过是少量火炮的研制工作。当时通常的情况是个人发明家将他的新发明卖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主动要求发明家研制新的和具有更大杀伤力的兵器倒是鲜见的事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兵器的发明过程开始有所变化。不论是飞机还是坦克，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原子弹，都是由最初的设想先变为科研人员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军队和地方科研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个或几个政府科研机构的努力，最终研制成可供实用的新型兵器。这就是从小型私有工业向大规模政府科研机构的一种转变。  
　　就国家来说，1914年前的大多数发明项目差不多都是法、德、英三大工业强国分别着搞出来的。近代机关枪的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原是美国人，但在当时美国的一种潮流影响下，他移居到了英国，与著名的维克斯兵工厂合作从事科研工作。三大工业强国非常清楚它们需要高效能的兵器装备，又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有足够的预算经费，因而为发明家和生产厂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前景。1917年后，美国开始跻身于三国集团，从此便在兵器的科研生产上始终占据着领先地位。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例如，在坦克和飞机出现之前约450年的时候，伦纳德·达·芬奇就已经提出了这两种装备的设想，在这同一时期，还有人进行了后膛炮和高爆弹的试验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当然有的发明家可能并不知道某些思路设想早就有了)，然后再对它们作一些大的改进。从形成设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从研制出最初的后膛炮到生产可供实战使用的安全火炮至少花了400年。而后来改进成法国75毫米火炮则仅花了51年。从1795年第一架小型的飞机样机上天到1903年制成莱特兄弟驾驶的载人飞机，中间共经过了108年，而到1917年制造出战斗轰炸机则仅仅花了14年时间。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我们看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了，但是，兵器被军事系统所吸收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快。  
　　以往发明一种可供实战使用的新型兵器后，并不能保证立即有军队来购买，即使买，也不能保证买走足够的数量作为军队的制式装备。1776年英国少校帕特里克·弗格森发明了一种后装枪，(法国和奥地利早在50年前就已试验了后装毛瑟卡宾枪。)但是过了60-70年后，也就是弗格森死后约80年，那些大国才迟疑不决地开始采用这种兵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购买了只够装备一小部分军队的后装式连发枪，而大部分军队却仍然使用单发前装枪。直到1866年的七星期战役时，前装枪才真正从它的实用军事装备清单上被后装枪取代。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还须记住，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经费预算问题以及大批过时的装备物资告诉人们，在1914年前出现的两次兵器杀伤力的大提高中，为什么第一次的提高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约15至20年的时间里，而第二次的提高则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里。  
　　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曾有一位大物理家这样说过：“试图说服反对者而使新的科学真理取胜那是办不到的……但只是因为反对者终将寿终正寝，而了解科学真理的一代新人会成长起来实现其使命。” [ 注：此文引自1949年纽约出版的马克斯·普朗克著，F·盖纳译的《科学传纪文学和其他论文》一书第33-34页。 ]  
　　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处处适用的，但在采用新兵器时各国却并无明显的固定的做法。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因为某些做法，使得某个大国未能及时采用某种新型兵器。不过这仅仅是个情况而并非典型事例。俄国曾经十分重视用刺刀而在使用机枪方面落后了；德国则强调用机枪而没有及时采用英国发明用来对付德国机枪的坦克。想从这些例子中就各国采用新兵器的做法得出点什么结论，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危险的。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一种兵器，要成为军火库中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长和潜在效能，总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那种新型兵器装备，按照常规都必须先进行试验，看一看怎样才能使它达到最佳的战斗状态。况且和平时期进行的试验，不管搞得如何逼真，都无法代替严格的实战环境。这个间隔时间的长短还要受当时军事思想模式的影响。该模式总是力图使新型兵器去顺应已有的战术。而战术的变化则往往又要等到新型兵器允许或者要求进行这种变化的时候而姗姗来迟。  
　　从火绳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这样的典型情况。火绳枪是经过充分的研制后最早被大量使用的枪械。它于16世纪下半叶得到广泛采用。最初是以当时密集的步兵常用的齐射方式来使用的。在射击过程中，士兵无法防卫，在装填子弹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对战斗无所作为，反而要大批长矛兵来保护他们。后来大约过了50年，才想出后退装弹的办法，即排在第一列的士兵射击，射击完毕便走到最后一排去装子弹，其余九列士兵依次照办。  
　　这是最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来解决单兵使用黑火药兵器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从此以后，只要发明了新型枪械，就可以很快在战场上得到有效的使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使用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找到兵器的最佳战术使用方法需要20至30年的试验过程。同样，19世纪末炮兵武器最初给作战带来的重大变化也是如此。坦克和战斗机是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或用于作战的同时人们就要求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了，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挥其应有的杀伤力。弹道导弹从一开始实际上被当作远程火炮使用的，它被吸收到作战理论中去的过程却是缓慢的。核武器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有关战术的根本概念性质的难题，这些问题和影响使用高效黑火药轻武器的那些问题是相类似的。就目前来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会变得更容易和更快些。  
　　很明显，在核时代的初期，核武器在发明和公开之后，直到制定出在作战中使用核武器的条令，这中间要相隔一段时间。1945年，最早的两颗原子弹是作为大规模的毁灭性恐怖武器来使用的。1948年实施柏林封锁的时候，使用战术核武器成了现实可行的一件事。但是，当时的美国既没有确定地面作战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策略和战术，也没有制定出有关的条令。事实上，直到下一个年头，即1949年，美国才开始考虑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战术、条令及军事编制如何进行重大的修改。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根据观察和记录，如果一种兵器的威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还没有处于最佳的使用状态，就极容易肯定这种兵器没有被吸收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当然，要确定一种兵器事实上已经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并且成了军事建制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那也是不难的。但是，若要断定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过程完成于何时那就并非易事了。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人们含含糊糊而又犹豫不决地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为此，我们就新型兵器是否已被采用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规定下列几项标准：  
　　 (1)能够按照条令，保证新旧两种兵器配合使用，采取与两种兵器特性都适合的方法，熟练地使用新兵器。  
　　 (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以便充分利用优势的作战指挥和/或武器装备等有利条件。  
　　 (3)能够有效地对付预料中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对方反击。  
　　 (4)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使用新兵器士兵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大得多的损失。  
　　从历史上看，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或新的军事思想被采用需要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要有熟悉军事业务的聪明而又博学多才的领导，对现行军事体制的性质及背景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处理军务的卓越能力。  
　　 2．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资源。  
　　 3．能对新型兵器进行战场试验，以作为评价和分析其性能优劣的基础。  
　　当这些条件齐备后，新型兵器从试用到成为部队的制式装备之间大约还需20年或者一代人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兵器或兵器的改进型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面所说的那个间隔时间却并无多大改变。倘若三项先决条件不具备(1830年前常有这种情况)，那末新兵器被采用为制式装备的过程还会更慢。  
　　新兵器或者兵器的改进通常要等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者士兵确感条件成熟时才能着手进行研制。一种新兵器专门用来解决某个战术课题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  
　　假如不经过严格的实战检验，就大量启用从未试用过的新型兵器，并很快改变战术和编制，这当然是人们所不情愿的。某些非结论性的事例表明，在这方面采取鲁莽冒失的行动是要付出可观代价的(就象普鲁士采用撞针枪的例子那样)。尽管人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尽管不经过实战检验就把新兵器当作制式装备来使用是不妥当的，但是，新兵器越来越快地发明出来迫使军事部门不得不迅速地改变作战战术和军队编制。  
　　大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于1840-1942年之间)，起初是普鲁士，后来是德国，始终在军事上(指陆地作战)处于稳固的领先地位。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在智力、科学或者作战等方面处于优势，而是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工业革命使兵器以及使用兵器的方法变得愈来愈复杂，因而对战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普鲁士人则比别的国家更早地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而不是靠偶然的机遇来获取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需要的第一、二两项先决条件。这种有计划的组织工作也使他们能够充分而又及时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有关新型兵器战场试验的成果。  
　　德国和别的大国的经验(这些大国在关于参谋总部建设的思想以及把军事跟国民社会结合起来等方面曾仿效德国)，向人们提出了在20世纪中期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应具备的其它先决条件。  
　　 (1)必须设置工业的、开发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2)这些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来从事科研、开发及试验活动，以便科研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  
　　 (3)这些科研机构在相关的研究课题上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尽其力。  
　　显然，系统地开发新的威力更大的战争手段所需要的费用已经变得十分可观了。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科研工作的最佳成本效能比，必须以最有效的方法使科研机构的工作能够很好地互相协调配合，并使科研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不过有一个问题尚不清楚，即我们和平时期的兵器试验手段，比如复杂的实战模拟演习，计算机分析评价以及精心设计的野外测试等，是否确实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战场试验(即第三项先决条件)。人们有充分理由确信，就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不能达到目的。 [ 注：参见1979年纽约鲍勃斯-梅里尔公司出版的T·N·杜普伊著《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 ]  

  图2 各历史时期兵器杀伤力和士兵分散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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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光”作战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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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战争时期的伤亡也一直在趋向于增加，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和残酷了。  
　　不管战争变得如何恐怖，有一个问题却是清楚的，即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时受到了一些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以及战例研究分析家的注意。但是，在历史著作中，在军事理论方面，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战例分析研究时，却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必然会造成对近代战争的严重曲解，并往往会对未来战争作出同样严重的错误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测定杀伤力的数量值，那末也就无法对杀伤力与伤亡之间或者对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真正令人满意的比较。对于那些声称杀伤力属于一种无法度量的质量特性的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将杀伤力用直观的数量来加以表示了。不管我们会怎样地对此持有异议，但事实上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同意兵器的杀伤力是提高了。而“提高”这个词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表示一种事物比较的标准以及某种形式的尺度或程度。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对于那些坚持说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也都避开杀伤力的数量化问题的人，我劝他们最好读一读或者反复读一读《战争论》、《格言录》这两本书和拿破仑书信集。很少有人象拿破仑那样具有敏锐的数学头脑，而克劳塞维茨则喜欢以有关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事物加以比较。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两位军事思想家常常表示的这样一种见解，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弱点是随意的和不可预言的。但是他们都根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测定杀伤力尺度的确切结论。下面引用一段克劳塞维茨的话，便是上述观点最好的说明：  
　　倘若我们……排除交战中因战争目的和战争环境所引起的各种可变因素，同时不计(或排除)交战部队(系一给定之数量)的作战能力，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交战这个单一的概念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乃是双方军队的数量。  

　　故而军队的数量将决定交战双方的胜负。……在某一特定的交战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销所有别的因素。  

　　这……对希腊与波斯，英国与马哈拉塔邦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来说概无例外。 [ 注：引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的《论战争》一书第三卷第八章。 ]  

　　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也较多地研究过那些影响战争结局的可变因素的数量表示问题。这类可变因素有助于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人们反复无常的行为里所能看到的典型情况。 [ 注：参阅T·N·杜普伊的下列著作：《数字、预言和战争》(1979年纽约出版)；《战争之天才——德军及其总参谋部》一书的附录；《1807-1905年和难以捉摸的胜利》的有关内容(1977年恩格尔伍德·克利夫出版社出版)；《1947-1974年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一书(1978年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出版)。以及《陆军》杂志、《武装部队杂志》、《国防》杂志和《历史、数字和战争》一书等等。 ] 借助这些数量就能够找到回答我们疑问的合理、满意而又非常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样借助这些数量，则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或者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依赖数量就能使我们预言未来，或者象那些不可信赖的几何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数量关系的本身就能够作出预言。从拿破仑时代起，未来行为的不可知性始终没有减少过。同最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情况一样，光靠人的本性，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不能使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一一作出预言。我们可以估计事件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可以根据统计数据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行为的大致轮廓，但是，分散孤立的事件和单个人的活动总是无法预知的。  
　　脑子里带着这些数量可能具有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让我们看一看在杀伤力、伤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这些数量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一公式(已在别处作过说明 [ 注：引自1979年纽约出版的T·N·杜普伊著的《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 ] )来计算兵器的各项性能，其结果如表1所示(见第12节)。这些数字——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S——考虑到了兵器的下列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袭击目标的数量，相对失效率，有效射程(或称射击初速)，精确度，可靠性，战场上的机动能力，活动半径以及易损性等等。  
　　为了得到杀伤力的精确数字，还必须将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单位数量的兵器对付的目标密度联系起来进行计算。表6表示的是从古代到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地面部队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例子。从中我们看到，如果说古代战斗序列中每10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系根据我们所知的古代军事编队作出的合理估算)，那末到十月战争时就是每4万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也就是说士兵分散率提高到原来的4千倍。如果将表1(见第12节)中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用表6中对应的士兵分布系数来除，得出的数值就叫做杀伤力的作战指数，它表示不同历史时期兵器在战场上的杀伤力的相对数值。表7列出了计算的结果。杀伤力的作战指数(简称OLIS)也叫“试验场”数值。这是因为，当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当时的士兵分散率相除后，即使把气候、地形、防御态势、部队的机动性和易损性等战场上的可变因素给兵器造成的性能下降也考虑在内，杀伤力的作战指数仍然是最理想的和最佳的数值。图2中，表示兵器杀伤力曲线的上方所附加的一条曲线，是用来表示战场上士兵分散率与兵器杀伤力同步变化的情形的(见第29节)。  
表6 历次战争中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举例 (兵力为100,000人的集团军或军)  
  古代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3年十月战争  
部署100,000人的部队所占据的面积(平方公里)  1.00  20.12  25.75  248  2,750  4,000  
前沿阵地(公里)  6.67  8.05  8.58  14  48  57  
阵地纵深(公里)  0.15  2.5  3  17  57  70  
每平方公里的人数  100,000  4,970  3,883  403  36  25  
每人占据的平方米  10  200  257.5  2,480  27,500  40,000  

表7 相对的作战杀伤力指数  
历史时期  古代或中世纪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5年  
士兵分散系数  1  5  10  20  25  250  3,000  4,000  
兵器名称  TLI值  OLI值  
肉搏战兵器  23  23  4.6  2.3  1.1  0.9  0.09  0.007  0.006  
标枪  19  19                
普通弓  21  21                
长弓  36  36  7.2  3.6            
石弓  33  33  6.6              
火绳枪  10  --  2.0              
十七世纪滑膛枪  19  --  3.8              
十八世纪燧发枪  43  --  8.6  4.3  2.2  1.7        
十九世纪初期步枪  36  --  --  3.6  1.8  1.4        
十九世纪中期步枪  102  --  --  --  --  4.1        
十九世纪末期步枪  153  --  --  --  --  6.1  0.61  0.05    
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步枪  495  --  --  --  --  --  1.98  0.17  0.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3,463  --  --  --  --  --  14  1.15  0.8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4,973  --  --  --  --  --  --  1.66  1.24  
十六世纪12磅炮弹火炮  43  43  8.6              
十七世纪12磅炮弹火炮  224  --  45.0  22.0            
格里比弗尔12磅炮弹火炮  940  --  --  94.0  47.0  38.0        
法国75毫米火炮  386,530  --  --  --  --  --  1,546  129  97  
155毫米通用引信火炮  912,428  --  －  --  --  --  3,650  304  228  
105毫米榴弹炮  637,215  --  --  --  --  --  --  219  164  
155毫米军舰中央主炮  1,180,681  --  --  --  --  --  --  394  2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  34,636  --  --  --  --  --  139  12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型坦克  935,458  --  --  --  --  --  --  312  23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31,909  --  --  --  --  --  128  11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1,245,789  --  --  --  --  --  --  415  311  
V-2弹道导弹  3,338,370  --  --  --  --  --  --  1,113  835  
两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49,086,000  --  --  --  --  --  --  16,362  12,272  
一百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695,385,000  --  --  --  --  --  --  231,795  173,846  

　　实际上，战场上的士兵分散率要比兵器的杀伤力提高得更快。就一支10万人的合成兵种部队来说，从古代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兵器杀伤的人数平均增加到了2000人。(当然许多兵器的杀伤力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在典型的现代军队中，10万人中有半数以上是卡车驾驶员、文书、炊事员、无线电报务员等，而在古代军队中则纯粹是作战的士兵。)这就是说，兵器对大规模军事编队的杀伤力提高到原来的2000倍，而士兵分散率则提高到4000倍。  
　　鉴于这一情况，则图3所示16世纪以来作战伤亡的变化趋势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伤亡率的下降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士兵分散率的提高超过了兵器的杀伤力。图中还反映了其它的一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是士兵分散率跟杀伤力的比例关系。  
　　表8所示实际战例的年和日伤亡率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反映了上面这样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包含着相当多的意义。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方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师级部队的日伤亡率平均每天下降百分之二左右。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伤亡率要比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再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伤亡率要比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低得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种旷日持久而又你死我活的战斗却造成了很高的年度伤亡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日伤亡率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年度伤亡率(虽然战斗是同样的旷日持久和你死我活)则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数字的比较，显示了战争中的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后面我还要回过头来加以论述。  
表8 战斗伤亡人数统计举例(估算数据)  
战争名称  每年投入战场兵力的百分比  带代表性的交战中每日伤亡百分比  
美军  墨西哥战争  14.5  安提塔姆战役  公开数字17.7  
内部数字28.9  
南北战争  23.3  葛底斯堡战役  公开数字9.8  
内部数字12.5  
西班牙-美国战争  1.0      
菲律宾暴动  1.2      
第一次世界大战(6个月)  51.0  每师平均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  21.3  每师平均  0.9  
朝鲜战争  17.3  每师平均  0.8  
越南战争  20.6      
苏军  1944年(12个月)  82.0  库尔斯克战役  3.0  
中东战争  每次冲突的百分比    
1967年  以色列(6天)  2.2  平均  2.8  
埃及(3天)  6.2  平均  6.0  
约旦(3天)  5.7  平均  5.6  
叙利亚(2天)  3.0  平均  4.0  
1973年  以色列(19天)  3.9  平均  1.8  
埃及(19天)  8.0  平均  2.6  
叙利亚(17天)  6.8  平均  2.9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 [ 注：参见罗普著《当今世界的战争》一书第314页。 ] 。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 [ 注：参见1946年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温斯顿·S·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一卷本中的表A、B和I。 ] 。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 [ 注：参见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第66页。 ] 。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 [ 注：参见毕比和德巴基著文的表4B，其中只是比较了战斗中的死亡人数而不是全部伤亡人数，因此避开了不同的医疗条件引起伤亡的问题。 ] 。可是人们不能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图3 1600-1973年间三万至七万兵力的战役平均伤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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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和思想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场。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军采取了老毛奇提出的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采取战术防御后，机关枪和高爆弹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但是德军的组织体制和它的进攻性战术跟1870年时候的一套仍然相差无几。英国军队还是采取以往那种用小批严格训练的来复枪士兵进攻法军侧翼的打法。而法国军队由于过分相信进攻战的精神作用，因此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它大力改进了炮的质量性能，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步兵战术，以适应机关枪和高爆弹杀伤力性能大幅度提高这一新的情况。  
　　当时德国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土木工事、机关枪和高爆弹三者相结合的强大防御能力，而德国的对手协约国对此则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在西欧战场上，曾经出现了三年的战术僵局。由于协约国对兵器发展情况的无知，加上遭到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协约国向德国发动了5次重大进攻，而德国只发动了一次。它们主要采取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的正面突击战。协约国伤亡惨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战果。德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寻求结束这场僵局的办法，为打破这种僵局所作的不成功的努力而付出的代价，也有所减少。最初，英法一方只是单纯采取一种作战机械——坦克。决策者只增加了坦克，但没有改变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而德国则决定改变其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但忽略了坦克的重要性。  
　　德军接连迅速地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它采用了三三制师的作战体制，接着又采取在基本火力网和机动部队的周围建立许多战斗队的办法，这些战斗队在战术上是独立的，但战略上又是互相协同的。在将机关枪和迫击炮作为基本进攻性武器使用时，三三制师是最早能够充分发挥自动兵器和高爆弹效能的作战编制。1918年，德军在采用这些战术后，战胜了协约国的防御部队，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突破，但是他们的后勤体制却又显得落后了。协约国在认清德军新战术的威力后，不仅立即将它拿来为己所用，同时还运用了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坦克。实战表明坦克跟这种新战术结合得十分理想。  
　　随后，所有列强都仔细研究了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德军总参谋部通过分析过去的经验和利用当时(1933年后)纳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下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军事上取得了比别国大得多的进步。负责制订计划的德军将领以1917至1918年发展起来的步兵战斗队作为新的战术体制的基础，精心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思想：那就是采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将装甲兵分队跟步兵分队编在一起)，并为炮兵提供经过很大改进的战术空军支援，或者在运动战中必要时用战术空军取代炮兵作战。由于采取了灵活分散的指挥体系，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多种战术协同的优越性。这种作战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明坦克和战斗轰炸机这两种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被融合于陆地战争了。  
　　自从手持式步枪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以来，1918年德国在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后，步兵的部署方式出现了第三次疏散展开。(前两次的展开，一次是古斯塔夫·阿道夫采用的线式体制，另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因兵器火力的加强促使步兵采取渐次散开的队形，但并未改变线式队形的概念)小型战斗队代替了过去的作战横队，并跟空中和炮兵火力支援结合了起来，战斗队充分利用自己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战术机动性，用火力对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进行饱和袭击，并将密集性(基本上是密集的火力)和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造成敌人防御上的判断失误，使他们不能及时进行还击。  
　　这些新的步兵作战思想以德国1918年的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的改革为先声，到1939年至1940年德国装甲兵和空军联合发动闪电战时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步兵作战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两种主要的合成军特遣部队作战(这对同盟国的最后胜利起过很大的作用)中，新的步兵作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一种是英美对德国以空降兵先行的作战方式进行了改革，另一种是英美对两栖进攻技术作了完善。说到底，尽管当时双方进行了大量独自的和平行的研究发展，但这些合成军特遣部队的作战方式都不过是德国战斗队基本战术改头换面的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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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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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作战原则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军事史向来是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纵观自古以来的战争经验，不难发现所有的军事将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借鉴前人总结的作战经验，采用前人的作战兵器、战术和战略，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新东西而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尽管好几个世纪中有关战争、战争的情况以及作战方法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试图对战争进行从理论上的总结整理，将战争涉及到的基本要素以及军事将领如何打仗和指挥部队进行条理系统的描述。  
　　近代，最早试图就战争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是拿破仑。虽然他并没有亲自把他的军事理论书写成文，但是他确实总结和升华了大量的军事格言，后人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拿破仑自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格言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得来的：  
　　对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所进行过的战例要认真学习，反复钻研，并以他们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军事将领和揭开战争艺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启发，从而摒弃那些与伟大军事将领所坚持的准则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  

　　很明显，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为此，许多有识之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根据他的言论，特别是根据他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根据拿破仑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一套军事理论的理论家最突出的有十位。由于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形成了最早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作战原则。  
　　亨利·约米尼：他曾试图解释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他对拿破仑的思想了解得十分透彻。然而，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的许多著作既没有能够抓住拿破仑军事思想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也未能提取其理论的精髓，结果成了战例的讨论、规章条文的罗列，再加上一些警句格言的大杂烩。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许他称得上是继拿破仑之后人类战争史上学识最为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不仅把握住了拿破仑的思想哲理，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但是，他跟约米尼一样，在从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哲理中提取理论精华时遇到了障碍。好比神学中的圣经，在军事上人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来证明他所想要阐明的一切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是位故弄玄虚或自相矛盾的学者，只是说，人们的引文往往是断章取义的。他也从未能将自己的著作汇编成一本总集刊印出版。  
　　有人常常指责说，克劳塞维茨喜欢讥笑那种认为世界上可能或者应该有一套固定的作战原则的想法。这是人们对他言论的断章取义的曲解。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用好几个章节讨论过战争理论的问题。他断言作战原则是确实存在的。他列举了我们公认的九条作战原则中的八条。但是他也明确承认，光靠《战争论》一书，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采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系统阐明战争的理论问题，这需要人们作进一步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想为战争制定一套精确无误的数学公式，让将军们在战场上按图索骥就会无往而不胜的可笑企图。  
　　丹尼斯·哈特·马汉：他是最早的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通过阅读约米尼的著作而成了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军事格言和原则编汇成册。他认为这本书十分符合美国军事理论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从未试图(从他已有的著作中看这一点十分明显)阐明过这样的美国军事理论。  
　　赫尔穆特·冯·毛奇：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组织者。他的关于必须把战术防御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论述是他在军事上的重大贡献。实际上他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杰出军事机构的化身。当时在普军中有一大批象他那样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  
　　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他是关于精神力量(即士兵的品行)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的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他的《战例研究》一书是少数真正伟大的经典军事著作之一，而且是这少数经典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当他的这部书还未编选入理论著作的时候，他就在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这对法国来说是极为不幸的。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是一位跟约米尼、他的父亲以及毛奇等人风格相同的军事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军事思想家，特别是在海军作战上他的成就更为突出。对于军事历史跟他当时遇到的军事课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而对现成的作战原则，他总是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修改后再有分析地加以运用。遗憾的是他从来不敢试图对军事理论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  
　　科尔默·冯·德·戈尔兹男爵：普鲁士总参谋部在毛奇和施利芬领导下的全盛时期，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日尔曼军事思想家，他就是其中之一。把他包括在这里所介绍的智囊团里，他也许当之有愧。但他的著作曾经在德国、法国、特别是英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他是又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从未试图从他那广博的军事史和当时战争的知识中提升精确而又抽象的理论。他既是士兵，又是将军，因此很可能要比毛奇高明些，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看起来，假如他在1914年负责统帅德国军队的话，那末他的作战计划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一番样子了。  
　　费迪南·福熙：他既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又是阿登特·迪·庇克的崇拜者。他是继拿破仑之后经过战火考验上升到高级指挥岗位的少数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跟别人一样，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比多数德国人理解得还要深)。但是，有一点却显得有些荒谬，那就是他误解了自己同胞阿登特·迪·庇克的思想。他尽量运用科学的和理论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和进行写作，他对军事理论的探讨有许多东西是可取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以及他对进攻战的精神作用的极端信仰，因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军队濒临毁灭的边缘。  
　　约翰·F·C·富勒：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也是克劳塞维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军事思想家。有意思的是他的早期著作常常贬低克劳塞维茨，但后来他开始认识到他自己正是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来探讨军事理论的。他曾经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比作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不过，他并未言过其实。是他最先把作战原则归纳整理成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公认的那个样子。他是最早的一位伟大的装甲兵战术家。富勒懂得，作为战争理论，除了战争原则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内容和更严密的科学性)，不过他在阐明这种理论时并不十分成功。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他们这些人进行了不很协调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战争理论，即作战原则。  
　　有些读者或许会奇怪，这里为何没有提到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有人一直指责我对利德尔·哈特抱有偏见，但我决无贬低他的意思。利德尔·哈特是靠窃取福煦的思想成果才骗取了军事理论家称号的。他确是位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的人，但是靠他自己的功劳他没有资格跟本书列举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相提并论。他写的一部蹩脚的福煦传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为格哈特·里特的一部有关施利芬的著作书写前言时，曾对施利芬和施利芬计划作过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和不正确的分析，他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说得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因此，这样一个人决不可以称作是具有军事才略或军事理论的杰出学者。  


作战原则  
　　现将作战原则的条文列举如下，这些条文跟正式的美军条令中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 注：这里列举的作战原则跟美军野战手册FM100-1中的顺序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具体概念则是用本书作者的话加以概括的。 ] 。近代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对于作战原则的反映和评价分歧十分尖锐，但是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公认的战争理论的最系统的总结。  
　　作战的目标：每次军事行动都必须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又可达成的目标。  
　　积极实施进攻：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一切力求简明：战时处处事事都有危难，繁琐必然会引起混乱、曲解和错误。  
　　加强统一指挥：要充分发挥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实施统一指挥(我喜欢把它叫做控制)。  
　　部队集结：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应投入最大限度的兵力；有人喜欢把这一作战原则称为集中优势兵力。  
　　节省兵力：为了保证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必须尽量减少次要地段上的兵力。  
　　努力实施机动：兵力的部署应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的战斗力。  
　　注重出奇制胜：奇袭可以使敌人仓促应战。利用意外的时间、地点、条件或特殊的方法手段均可达到奇袭的效果。  
　　安全保障：尽量不让敌人找到机会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一旦遭到敌人突袭，应极力设法减轻损失。  
　　作战原则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骨架。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预料。士兵、武器、气候、士气、将领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因素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相互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战争结果孰胜孰负，也都很难把握。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当代战争分析家和作战计划制订者的极大兴趣。对过去的战例进行分析研究，固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战争的规律，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从世间有战争以来，也许人们就开始搞战争模拟演习了。其中，现今人们仍然喜欢的国际象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最古老的一种。(中国的围棋和略有不同的日本围棋可能跟国际象棋一样古老。)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指挥人员都为每次战斗制订出作战方案，并在事先或事后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战斗进行的情况加以图解。运用沙盘研究战例或制订作战方案则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那是19世纪初普鲁士总参谋部所特别提倡的一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实战模拟演习进一步成了制订全面的作战方案特别是确定作战所需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的基本手段。这些以高深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模拟演习课题，经改成代表兵器和其他各种作战因素特性的数字后，(这些特性大多数是根据兵器试验程序或其他模拟演习结果而取得的)再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在目前运用的这些作战模拟演习中，只有一种完全是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取得影响战争的一切因素的。这就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QJM)，它基本上是一长串简单的代数公式，它不仅能够计算出决定战斗进展和结果所需要的兵力和兵器的数量，而且能够得到运用这些兵力和兵器所需的其他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是根据实战经验的有关数据研究出来的。  
　　但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并不能解决实际战争中的一切问题。虽然它可以把战争中的许多模糊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还有一些因素以及它们对战争的作用仍是很难捉摸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人们正在努力探索各种各样的未知因素，并深入研究广泛的作战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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